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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与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尝试分析探索诸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口规模等不同家庭特征与其风险态度或投资风险容忍度之间的可能联系。然而，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却不甚一致。如Grable & Lytton（1999）、Chang et al.（2004）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投资者会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Yaoetal.发现，投资者的年龄大小与其风险容忍度负相关。Barsky et al.（1997）、Halek & Eisenhauer（2001）则认为，女性的风险厌恶程度一般会明显高于男性的，家庭规模越大有可能其投资风险容忍程度越高等。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也会越高（WangandHanna，1997）。虽然性别和婚姻状态对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有显著影响，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投资者风险容忍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Anbar and Eker， 2010; Ayuub et al.，2015）。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其他特征因素对投资风险态度的影响。例如，Brown&Taylor（2014）最早利用英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考察了人格特征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特定的性格特征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投资行为，如外向型性格会显著地鼓励家庭的负债行为或投资更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国内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李涛和张文韬（2015）研究发现，不同的人格特征会影响中国家庭的风险态度，受访户的价值观开放程度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其股票投资行为和风险资产持有状况，即价值观越开放的家庭，其投资风险容忍度会越高。
对于家庭财富与风险容忍度之间的关系，Arrow（1965）在其研究中指出，“绝对风险厌恶程度随着财富的上升而下降，相对风险厌恶程度随着财富的上升而上升”，即贫穷会使得居民或家庭更厌恶风险（Bardhan et al.， 2000），并且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在投资方面有着更高的风险容忍度（Hallahanetal.，2000）。张琳琬和吴卫星（2016）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居民的财富状况与其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居民所拥有财富的数量改变，会改变投资者所可能面临的背景风险水平，进而会影响到其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态度和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是否拥有产权住房会影响家庭总财富的积累状况，因此产权住房既会增加家庭的总财富，也有可能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态度或投资中的风险容忍度。然而，已有相关研究能够证实的是家庭风险态度会显著影响到其对产权住房的财富效应的感受，即风险态度不同的家庭，对同等价值的产权住房的财富效应的反应是有明显差异的。例如，纪晗（2016）、王聪和周利（2016）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受访户的风险厌恶系数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研究涉及产权住房的拥有情况是否会影响到家庭在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容忍程度（或风险态度）。
理论上，不同家庭在投资方面的风险容忍度，会由于其所处环境、所受代际影响、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家庭的人力资本特征会导致家庭投资风险偏好方面的差异（赵颖，2017）。在德国，通过对1000个成人样本的IQ测试结果的分析，Barskyetal.（1997）发现，认知能力越低的个体，一般情况下会表现出越强的风险规避倾向，并且两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非常显著。不仅于此，Dohmenetal.（2010）也在研究中指出，个体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认知能力，而一般情况下，认知能力越强的人对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也相对越高。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或接受金融教育的水平，也会影响到其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态度，或影响其投资风险容忍度。周弘（2015）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得到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教育对不同风险偏好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或不同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中性或风险偏好的家庭，其受金融教育程度越高，则会越倾向于持有高风险的金融资产。不仅于此，一般情况下，明显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也有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而良好的信贷可得性则会提高家庭的风险容忍度（段军山和崔蒙雪，2016）。
除上述因素之外，受访者的职业、宗教和文化等特征因素也在研究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的相关文献中被不同程度地加以关注。受限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及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通过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及数据来源，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及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对其风险态度或风险容忍度的影响，并且，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及受访者的认知水平等因素也在相关研究中被加以关注。这些研究无疑对我们深入理解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从研究结论来看，已有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或观点并不一致。并且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中国家庭的投资风险容忍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还相当缺乏，国内的已有相关研究大多从不同风险态度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探讨两者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家庭特征、财富积累等变量与投资风险容忍度之间关系的文献。正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实际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家庭特征、财富积累、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认知等因素与中国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之间的潜在关联。
与已有文献大多使用定性的风险态度变量相比较，本文利用实际调查中受访户对能接受的最大投资损失比例问题的回答结果，来间接量化家庭的投资风险容忍度，因此衡量结果更为客观和可靠；并且，在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的其他解释变量选择上，除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外，本文还引入了户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的风险认知水平变量，以考察其对家庭投资风险容忍度的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