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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在所有问题上都适用的工具，并事事插手。正因如此，在这些随笔中，一有机会我就会使用它。当面对我并不熟悉的问题时，尽管我会尝试判断，像蹚水过河似的，脚远远地伸出去，但我发觉水太深了，那我就待在岸上；承认不能判断正是判断的一种成功，是的，甚至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成功。然而，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尝试去寻找关于组成其主体的材料，然后会支撑并支持它。有时，我用此方法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一般的道路因为人走得多，处处变得通畅坚实，所以出于必要，它必须走另一条路：在这个例子中，判断的工作是采取看似最佳的策略，也就是从一千条小径中决定一条最佳的道路。我把选择观点看成是幸运女神的眷顾，视为她赐予我的第一份礼物；这些礼物对我而言是相似的，但我从未打算用完任何一个，因为我从未参透任何一个：忠实地展示给他人的观点也是如此。事物都有方方面面，有时我只抓出一面端详它，有时找出一面摸一摸，有时深入骨髓：我扎了它一下，不是很广泛，但尽可能深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喜欢抓住问题未曾被讨论的方面。如果某个方面我还不熟悉，我会隐瞒自身的无知并敢于深入探寻事物的起因；但要说到这里漏了一句话，那里落下一个词，其实都源于从一些作品中截取了片段，并无意间散播了出去。我不打算做什么，所以不对它们负责，也没有责任使其围绕我的主题，更不需要限制我的自由和愉悦。我心里觉得怀疑和不确定，自己仍是老样子——无知。
人的活动会暴露自己。在法萨罗之战集结和指挥过程中，恺撒的内心昭然，从他安排休闲和艳情活动中也看得出来。判断一匹马是否良马时，不仅要看马奔跑的速度，还要观察它的每一步，甚至还要观察它在马厩里的站姿。
人的内心活动有些是低级自私的，看不到这一面，就不算对人心有彻底的认识。可能在平静中反而容易看清楚，激情之时，人心往往显得很高尚。另外，每遇到一个问题，它就会整个扑上去，全力以赴，决不会一心二用。而且不是根据问题本身，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如果就事论事，世间之事也许都有各自的价值、标准和形态；但在我们心里，就会按自己的意愿将这些特点任意修凿。死亡对西塞罗来说是可怕的，对加图来说是自愿的，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无谓的。健康、良知、威望、知识、财富、美丽，还有与之相反的东西，在踏入心灵的瞬间都要剥去外衣，换上心灵赐予的新衣，染上心灵喜欢的色彩：褐的、亮的、绿的、暗的、刺眼的、顺眼的、深的、浅的，以及它们各自喜欢的色彩；它们没有向惯常的风格、标准和形态低头——每一种都是自己领域的女王。所以，我们不要再找事物的外部品质当借口了，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的品质好坏，取决于我们自己。烧香许愿，不如许给自己，而非祈求命运女神：她对我们的品行无能为力。恰恰相反，我们的品行会影响命运，烙上自己的印记。我为何不能评评那个在宴会上一边聊天，一边胡吃海喝的亚历山大呢？为何不看看，下棋这项愚蠢幼稚的娱乐触动拨弄的是他的哪根心弦呢？我讨厌下棋，因为下棋算不上娱乐，玩起来过于严肃，我可以把干正事的精力用到更好的地方。他在组织他那光荣的印度远征时，也没有这么忙过；另一位亚历山大，在解析一段与人类永福有关的《圣经》时，也没有这么忙过。人的内心将这种可笑的娱乐看得多么重要；不是说可以全力以赴了吗！在这件事上，它是多么慷慨地给了我们直接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机会！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更加全面地看待和审视自己。在这件事上，哪一种感情不折磨人呢？愤怒、怨气、仇恨、急躁，还有在最应该接受失败时流露出的强烈好胜心。看重荣誉的人，不应在鸡毛蒜皮上展现他的旷世奇才。在这个例子中，我所说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事情：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昭示自己，表现自己。
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是两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发现人生是可笑且徒劳的，他从未出过国却拥有一副奚落的、眼带笑意的神情；而赫拉克利特和大多数人一样，他总是带着悲伤的眼神，含着泪说：
抬脚出门时，一位总是充满快乐，另一位则满怀悲伤。
——尤维纳利斯
或者，正如伏尔泰所说：“对于思考的人，生活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生活是一出悲剧。”
我更喜欢第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欢乐比哭泣更讨人喜欢，而是因为它比后者传达了更多的蔑视和谴责。我认为，从所有的报应看来，我们受到的蔑视还远远不够。我们在对一件悲悼之事怀有的怜悯和悲哀中，却夹杂着几分尊敬；然而，我们对于应该嗤之以鼻的事，却又无比珍视。在我看来，与其说我们不幸，不如说我们徒劳无功；与其说我们狡猾，不如说我们愚蠢；与其说我们非常辛苦，不如说我们非常无用；与其说我们悲哀，不如说我们卑鄙自私。因此，蜷缩在木桶中度过一生，无视亚历山大大帝，认定我们简直就是苍蝇或臭皮囊的第欧根尼，在我看来，是比人称“愤世嫉俗者”的泰门更为尖酸、刻薄，也更为公允的鉴定人，因为他将人之所恶留在心间。
最后一位是人类的公敌，他盼望我们灭亡，避免同我们交往，认为那是与恶人为伍，危险而又堕落。前几位则对我们不屑一顾，所以同我们接触既无法扰乱他们，也无法误导他们。他们丢下我们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不屑于同我们交往；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既干不成好事，也干不成什么坏事。
当鲁图怂恿斯塔蒂里让他参与反对恺撒的阴谋，他的回答如出一辙。他觉得做这件事没错，错的是做事的人，他根本不屑于为之效力；根据埃吉齐亚的学说，哲人做一切事情都只为了自己，因为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让别人替他做事；而根据泰奥多尔的学说，让哲人为国家利益去冒险毫无道理，为了几个傻瓜牺牲很不明智。
我们的人生既荒谬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