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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约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后迁居郑州。郑州有商隐祖坟祖产，故商隐也视郑州为故乡。他早年习业玉阳王屋山。据元耶律楚材《王屋道中》诗：“行吟想象覃怀景，多少梅花坼玉溪。”又据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故山峨峨，玉溪在中。”可推知玉溪即在王屋山，《玉溪生诗集》命名缘此。唐文宗开成中，商隐移家关中，居住长安京郊樊南。他在《樊南甲集序》中自称“樊南生”，又云：“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后即以樊南命名其文集。
商隐自述“我系本王孙”，确是事实。他是晋凉武昭王李暠的苗裔，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第七代孙，可见家世曾非常显赫。而从他高祖李涉起，几代人都官卑职微，门庭衰落。他父亲李嗣，曾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后为镇浙者辟为幕僚。商隐就出生在这式微的书香门第。他从小颖悟，“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家境贫寒，随父宦游飘泊。十岁时父亲去世，境况顿显狼狈。《祭裴氏姊文》述当年情状：“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商隐奉母护丧回郑州，其间从堂叔某处士受经习文。商隐十二岁父丧除服，为养家糊口，“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卜居东都洛阳，靠替人抄写文书和出卖劳力谋生，相当艰辛。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商隐十八岁。三月，令狐楚任东都留守。商隐登门献文，大为令狐楚赏识。令狐楚让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往，切磋艺文。同年十一月，令狐楚任天平军节度使，招商隐为幕僚，辟署巡官。从此“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奠相国令狐公文》），商隐依傍恩师令狐楚习吏习文。当时官场文书通行今体（即骈文），令狐楚是今体章奏高手，商隐得令狐楚悉心指点，很快精于此道，且能青出于蓝。他又感激，又自豪，以为从此取青紫如拾芥。不料从太和六年（832）起，他屡次应试，屡次被黜，颇感愤愤不平。
太和七年（833），崔戎任华州刺史，很器重商隐。次年崔戎改任兖海观察使，辟商隐至幕府，掌章奏。不久崔戎卒，商隐痛失所依。开成二年（837），令狐父子作奥援，商隐得中进士。《上令狐相公状》（五）就表达了他的感恩之情。当年冬，令狐楚卒，商隐驰赴兴元，护丧归京师。途中写下名篇《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开成三年（838），商隐二十七岁，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厚爱商隐，后商隐娶其女为妻，琴瑟甚谐。王茂元属李德裕党，而令狐楚则属牛僧孺党，其时牛李党争激烈，商隐投靠王茂元，由此跌入不能自拔的政治漩涡，遭牛党谗忌，终其一生厄运缠身。当年商隐试博学宏词科即被某中书抹名，他有感而作《安定城楼》诗，有“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之句。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正式登上仕途，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即调补弘农尉。审案时因不愿株连滥杀而邀功，活囚数人，大拂观察使孙简之意，遭训斥。商隐愤而作诗《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欲辞职不干。后姚合取代孙简，商隐才继续留任。不过“俸微五斗”的九品尉职备受屈辱，所以商隐于开成五年（840）移家关中后辞尉从调，赴潭州刺史杨嗣复之招，游江潭，数月后回京。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李德裕秉政。商隐以书判拔萃，授秘书省正字。遽遭母丧，回家守制。会昌四年（844）返故乡营葬，后移家永乐县。会昌五年（845）十月，商隐服阕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第二年春，武宗驾崩，李德裕遭贬，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秘省清资，可通天阶，一因母丧，一因驾崩，失尽时机，商隐懊丧不已：“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茂陵》）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商隐三十六岁。二月，李德裕亲信郑亚遭贬外任，出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等使。郑亚辟商隐入幕，奏掌书记。是年冬，商隐奉命出使南郡。二年正月自南郑归，摄守昭平郡事。虽然是临时代职，商隐却极其认真，有施政雄心。这是商隐一生唯一一次独当一面的行政机会，虽因时间短暂而未见实绩，但从他写的《异俗二首》中可见其胆识与勇气。二月，郑亚再贬为循州刺史，商隐留滞荆巴。冬初还京，选为周至尉。
大中三年（849）十月，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镇徐州，招商隐入幕，奏为判官，直至大中五年（851）卢弘止卒于镇。时令狐绹官至相位，商隐写文求情，被补为太学博士，“在国子监太学，始主事讲经，申诵古道，教太学生为文章”（《樊南乙集序》）。这年秋初，妻王氏卒，商隐心灵留下一道伤痕，不少情真意挚的悼亡诗即由此而发。时柳仲郢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奏辟商隐节度书记，后又改判上军，旋检校工部郎中。冬，商隐被差赴西川推狱。
商隐在东川幕，“五年从事霍嫖姚”（《梓州罢吟寄同舍》），虽宾主尚相得，生活亦安定，仍感孤独落寞，心境苍凉空寂，渐耽禅悦。《樊南乙集序》云：“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他常与衲子往来吟唱，还在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自出财俸，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花经》七卷，虔心礼佛。商隐还精于书法，令狐绹曾令他“书元和旧诗”（《上兵部相公启》）。《宣和书谱》收商隐作品《正书月赋》、《四六本藁草》，赞云：“字体妍媚，意气飞动，亦可尚也。”《玉堂嘉话》载：“李阳冰篆二十八字，后有韦处厚、李商隐题。商隐字体绝类《黄庭经》。”《金石录》也载商隐所书碑数种，惜皆已不传。
大中十年（856），柳仲郢入朝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商隐随柳进京，任盐铁推官。为执行公务，商隐于大中十一年（857）游历江东，感六朝兴亡而多咏史。大中十二年（858），盐铁转运使易人，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时人伤悼，赋诗吊唁。崔珏《哭李商隐》七律二首，其警句为：“词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赞誉备至。又云：“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才高命蹇，商隐九原有知，读了也当唏嘘呜咽。
晚唐社会情势岌岌可危。与李商隐“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刘蕡，于文宗太和二年（828）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对策道：“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决非危言耸听。李商隐为数不多的现实政治诗，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
敢于直言极谏的刘蕡还在对策中猛烈抨击“黄门太横，将危宗社”，力主“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宦官专权误国，成为中晚唐一大弊病。“自元和末，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庶政。”（《旧唐书·刘蕡传》）唐宪宗、敬宗皆为宦官所弑。刘蕡的对策博得士林的震惊和感佩，然而触怒黄门，刘蕡被黜，后遭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含冤死去。李商隐闻讯后，冒风险，披肝胆，接连写四诗哭奠刘蕡。如：“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哭刘蕡》）“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哭刘司户蕡》）“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哭刘司户二首》）颂扬刘蕡，为他鸣冤叫屈，同时揭露朝廷昏聩，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
《旧唐书·文宗纪》载，“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太和九年（835）十一月，在文宗授意下，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伏兵内廷，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帝令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诸内臣往视，想乘机将阉竖一网打尽。不料机事不密，反遭其祸，李训、郑注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臣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株连者千馀人，酿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祸，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慑于淫威，一班文人学士大抵噤若寒蝉，三缄其口。商隐独具风骨，既撰文，又作诗，鲜明表达对“甘露事变”的见解。《邵氏闻见后录》载商隐佚文，并评论道：“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商隐不仅文章难能可贵，还有不少诗分析评价这一时事，肯綮而犀利，如《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等，指斥宦官的凶残屠杀，对无辜受害者则深表同情，对唐文宗则惋惜其用人不当，功亏一篑，对首事的李训、郑注之流则基本持批判态度。《有感二首》是直接反映“甘露事变”的政论性佳作。
晚唐的另一心腹之患是藩镇割据，商隐诗对此亦颇关注。藩镇崛起，中央政权衰弱，双方对峙或激战。这一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中央政权的腐败、权力再分配的角逐等，都有可能导致“官逼官反”，而新王朝的建立也往往肇始于割据。唐王朝的最终覆灭，藩镇割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希望和平稳定，反对割据分裂，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商隐同样如此。他早年的《韩碑》诗就用浓墨重彩颂扬贤相良将平定淮西之役的煌煌战功。太和元年（827）横海军节度副使李同捷抗命，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助乱，唐文宗命七道兵马征讨，旷日持久，直至太和三年方臻厎平。商隐《随师东》诗反映了这一事件。对由于王师的腐败，造成“积骸成莽”百姓遭殃的严重后果，李商隐有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杜甫有些战争诗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吻合。商隐还认为：“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意谓朝廷小人秉政，致使藩镇猖獗，也是诛心之论。但就总体而言，商隐还是赞同中央政府平叛的。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镇刘稹拒旨反叛，朝廷用兵，商隐积极声讨。《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诗：“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可谓旗帜鲜明。相反，如果朝廷对藩镇姑息迁就，商隐则予以讥刺。开成二年（837），唐文宗命寿安公主下嫁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意图联姻怀柔。商隐当即直言此举荒唐：“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
晚唐边患未靖，吐蕃、回鹘、党项先后入寇，朝廷穷于应付。原因固然很复杂，国势衰微是根本，边帅侵扰滋事也是导致纷争的重要缘由。会昌五、六年（845-846）间，党项反，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武宗发诸道兵征讨，至宣宗大中四、五年（862-863）连年无功，戍馈不已。最后党项虽平，而国家元气也大伤。商隐对穷兵黩武持厌恶态度，《汉南书事》诗云：“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与杜甫诗《兵车行》嘲讽“武皇开边意未已”主旨一脉相承。
宦官专权、藩镇抗命、四郊多垒，唐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对这一时期作忠实、全面而深刻反映的力作，不能不首推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题中西郊指京西凤翔府。映入眼帘的农村景象是触目惊心的，一派荒芜凋敝。王畿尚且如此，外府州县当然更甚。诗歌不仅描绘现象，更通过一个老农之口夹叙夹议，深层次地揭示出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社会危机。大要有藩镇闹事，王权旁落；外族入侵，御侮乏术；官吏贪酷，税赋繁重；上层穷侈极欲，下层受冻挨饿；官逼民反，盗贼蜂起，等等。应当说这些揭示都相当真实、尖锐和愤激，跳动着诗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诗人感叹是人为因素造成这一切混乱局面，多少地看到了那个动荡社会的症结。这首诗落笔如椽，在广阔的背景上综述一代时事，巨细毕现，情理交织，不愧是一幅气势恢宏的时代长卷图。它是继杜甫《北征》、《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又一长篇诗史杰作。
咏史诗是准政治诗，可看作是政治诗的一个分支，因为咏史的归宿往往在于讽今。商隐的少量咏史诗也不例外。如唐明皇与杨贵妃事，白居易写《长恨歌》，哀感顽艳，虽有戒讽，但大意还在于颂扬明皇对于贵妃的痴情。商隐则不然，《华清宫》云：
华清恩幸古无伦，
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
只教天子暂蒙尘。
在轻松幽默的揶揄中，包含极严肃的批判主题，几乎直接将唐明皇与周幽王、杨贵妃与褒女划上等号。如此吟咏当朝至尊，除唐代而外，历朝罕见。这当然缘于唐代政治较为宽松开明，但更主要的还是李商隐的胆识与勇气，这种毫无顾忌“指斥乘舆”的诗毕竟在唐代也并不太多。题旨与此相类的尚有《马嵬二首》，讥笑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商隐对于亲历的晚唐诸帝如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当然不便直露指斥，则借咏古帝王史事以讽。他的《咏史》警句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世君王奢靡之风敲响的警钟。如唐敬宗少年继位，童昏失德，只知夜猎、击球、宴饮。唐文宗初即位时下诏有“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之语，显指前帝敬宗常别诏需索此类喜好物。综合上述各点，再来看商隐《富平少侯》诗，不难发现，诗中的“富平少侯”明显是在替敬宗画像。集中一些咏古帝王醉生梦死之作如《吴宫》、《北齐二首》等，大抵影射敬宗。
晚唐诸帝或虔奉释典，或笃信道教，而疏于任贤使能，即商隐《贾生》诗所讽“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以唐武宗为例，在禁中筑望仙馆，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召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入宫，封以高官厚禄，师事之。武宗崇道黜佛，会昌五年（845）下诏拆毁天下寺庙四千六百馀所，招提、兰若四万馀所，二十六万馀僧尼还俗。他还服食金丹膏药，企图长生，结果是年仅三十三岁即短寿夭折。商隐《汉宫词》“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茂陵》“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等，都是专讽学仙妄求，有很强的针对性。
商隐还有些诗吟咏古迹名胜，兼感慨史事，也有很深寓意，如七律《井络》咏诸葛亮八阵图，咏蜀君杜宇、先主刘备，结句最为警策：“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这是对藩镇割据蠢蠢欲动而发的警告。清屈复《玉溪生诗意》述此诗云：“以山川之险，武侯之才，昭烈之主，尚不能一统天下，而况其它哉！所以深戒后来也。”清田篑山也评论道：“足褫奸雄之魄，而冷其觊觎之心。”（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可见玉溪生的咏史诗并非逞才矜博的泛泛之作，而是融入了批判现实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与他的政治诗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上述诗反映的是现实世界，虽然也很可观，但就其深度广度而言，毕竟要逊杜甫一筹，还不足代表商隐诗的主要成就。商隐诗最擅胜场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发掘与开拓，把对生活、理想、爱情、婚姻等方面的丰富感情表达得婉曲尽致，他不愧是位抒情大师。
李商隐善写梦。人生如梦，梦也如人生，商隐把这两种境界搅动得水乳不分，将梦与人生打成了一片。这其实是很可悲的，现实的窒息与碰壁，使他不得不在梦中求得慰藉与解脱。如他的写梦名作《过楚宫》：
巫峡迢迢过楚宫，
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
只有襄王忆梦中。
这是在借咏襄王的酒杯，浇自己心头的垒块。宋玉《高唐赋》中的襄王并不如此可怜巴巴，除了云雨梦，他还有许多可以想象的人间乐。缺少人间乐，而苦忆梦境中悲欢离合的，只能是商隐自己。商隐一生有许多梦。早年有颇为自负的青云梦：“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中年寄人篱下，四海飘泊，又颇多思乡梦：“归期过旧岁，旅梦绕残更。”（《五言述德抒情诗》）还有名心未泯的乞怜梦：“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梦令狐学士》）晚年则心境枯寂，不乏禅梦：“炎方忆初地，频梦碧琉璃。”（《五月十五夜忆往岁秋与彻师同宿》）很明显，这些都是在借梦抒情。梦可能有真有假，而寄托的情则是绝对的真。商隐的七言长诗《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何焯批语：“述梦即所以自寓。”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也笺道：“假梦境之变幻，喻身世之遭逢也。”商隐的梦诗，大抵皆可作如是观。
商隐也还有绮梦。他学仙玉阳时，曾与女冠有过恋情，《燕台四首》、《常娥》诗所咏均与此有关。后又与洛中里娘柳枝相爱，好事未谐，柳枝为东诸侯取去，商隐赋《柳枝五首》并有长序，俱道其事。此外尚有“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等绮诗。因而商隐时有“春梦乱不记”（《乐游原》）、“别馆觉来云雨梦”（《少年》）等绮梦也在情理之中。他最奇特的一首记绮梦的诗是《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脾，
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
却是同袍不得知。
闺中少妇在同衾裯的丈夫身边做了一个风流梦，与她的情人幽会寻欢，丈夫虽然近在贴身，却全然无知。是的，禁锢形体容易，禁锢思想万难，恋情是如此，亲情、友情、宦情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就“闺情”而言，此诗“这个题材，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施蛰存《唐诗百话·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可见商隐对绮梦非凡的想象力与开拓力。
说到绮情，商隐最为人称道和最为聚讼纷纭的，就是他的无题诗。以“无题”命诗，是商隐的独创，尤多用于七律。凡叙写爱情、艳遇、隐衷、感遇，或对时事政治、社会生活诸方面寓以寄托，作者不愿显言或不便明言的，则有意隐讳，画龙而不点睛，概以“无题”命篇。此类诗集中共有十五首。有些诗仿效《诗经》，摘取诗篇首句开头二字命题，如《锦瑟》、《碧城》之类，似有题而实亦无题。此类诗集中有近三十首。这些无题诗，在作者避实就虚不落痕迹，固是别出心裁绝顶聪明的处理；而在读者，在逆反心理驱动下，偏要猜透哑谜就虚坐实，想当点睛手，却难免弄巧成拙。无题诗同商隐其他诗一样，“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葛立方《韵语阳秋》引杨亿语）。正因为无题诗神秘莫测，愈益激发起历代学人才子如痴似醉地探赜索隐，笺注阐说连篇累牍，歧见百出莫衷一是，于是形成一门积淀深厚的“无题诗学”。
其实，商隐无题诗大抵皆叙恋情，而又多为失恋的单相思。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如此无望，如此痛苦，却又那么执着，那么充满哀伤的美感。试看以下无题诗名句：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春心莫共花争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千百年来不知被多少人兜上心头，传诵着，咀嚼着，品味着，在它的巨大魅力中倾倒、镇静、反思、缓解。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感受，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普遍引起共鸣，有无穷的生命力。商隐无题诗中的优秀作品，堪称爱情之绝唱。
然而，无题诗也绝不仅仅是恋情诗。商隐曾多次在诗文中表白自己的诗歌有底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清纪昀云：“《无题》诸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足以感人。”（转引自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是很有斟酌、很有分寸的评论。因此，商隐的无题诗，又可说是无题之《离骚》。
商隐另有一类咏物写景诗，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同样将它浸染上浓厚的心灵色彩，不但重在神似，而且重在抒情。早年在崔戎兖海幕中，商隐赋《初食笋呈座中》七绝，对食用“嫩箨香苞”的新笋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与不平：“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新笋不受剪伐，即能凌云挺拔，以比喻才士不受摧抑，自能展翅青云。唐人常称年轻而有才的人为“玉笋”（见《新唐书·李宗闵传》），则此诗咏物与咏人已密勿无间。名篇《蝉》诗，咏物不即不离，借蝉之清高悲嘶托寓自己襟怀，备受后世激赏，清朱彝尊曾誉此诗为“咏物最上乘”。另一首名篇《流莺》曰：
流莺飘荡复参差，
度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
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
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
凤城何处有花枝？
末句从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化出。诗当作于客乡异地，思念京城，眷恋功名，可惜“凤城”（即京师）不借一枝栖息，故“伤春”而哀苦。一片流落飘荡之情，借咏莺和盘托出。汪辟疆《玉溪诗笺举例》云此诗“义山借流莺寓感也”（《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极为中肯。商隐的咏物诗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确乎是上乘之作。
商隐的写景诗也有上述特点，寓情于景，借景摅情。他的五绝压卷之作《乐游原》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瑰丽之景，寓衰飒之情，既是大唐帝国回光返照的绝妙写真，也是老骥伏枥、前途无望的自身境遇的艺术再现。浅显白描的语言蕴含如此形象深厚的情愫，使人叹为观止。商隐对描写黄昏情有独钟，因为斜阳西下，韶华转瞬即逝，他既留恋惋惜，又惆怅无奈，与他的遭际与心境最为吻合。所以他的写景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落花》）、“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河清与赵氏昆季讌集得拟杜工部》）等，都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举一可以更三，商隐诗的景语大抵皆含情语，着有我之色彩。
以上择要介绍了商隐反映现实与反映心灵的两大部分诗作。以下简要归纳一下商隐诗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
秾艳绮丽的外衣包裹着愤懑凄苦的内核，这是商隐诗的基本风格。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诗自道“我有苦寒调”、“听我苦吟诗”，准确地为他的诗歌创作定下了基调。他深深挖掘内心世界的种种创伤，给予精致包装，让人隽永回味。外在形式的美与思想感情之苦在商隐诗中得到了有机的、和谐的统一。对于商隐诗的秾丽，前人也有非议，敖陶孙《诗评》云：“李义山（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自然。”这其中有的是误解，有的则是对商隐少量齐梁体格的艳体诗的批评。诗歌发展到晚唐，齐梁声色内容又渐渐回潮，这与衰世耽溺淫乐有关，也与朝廷倡导有关。《云溪友议》载：“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文宗）曰：‘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以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上行下效，在世风趋会中，商隐难免浸染，也确有如“百宝流苏”、“要非自然”的瑕疵。但从总体上看，商隐诗是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完全适用于题旨的表达。正如范元实《诗眼》所说：“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
商隐少量诗用通俗质朴白描的语言直抒胸臆，也不失为佳作。但他偏爱（或不得不）创造朦胧曲折的诗境，费人猜详，很难一眼破译，甚至永远无法破译。他的朦胧诗与白居易“老妪能解”的通俗诗有着强烈反差，然而各有独诣，各领千秋。有人则对商隐“半明半暗”的朦胧诗风持否定态度。清毛奇龄《诗话》引张杉（南士）语说：“生平不喜观李商隐诗。旧谓商隐堆垛辏砌，号獭祭鱼，此病犹小。其最不足处是半明半暗，近通近塞，迷闷不得决。”如果朦胧而至于晦涩，甚或不知所云，那末张杉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可是商隐的朦胧诗决非空洞无物的故弄玄虚或文字游戏，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核，撩开云幌雾纱，自可睹见国色天香。张杉的“迷闷”，其考语施之于商隐，可谓无的放矢。
造成诗意朦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意象的不确定和多义性，意象间难以捉摸的跳跃性等。意象的多义性，体现了商隐诗多用比兴的另一特色。贺裳《载酒园诗话》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朱鹤龄笺本序也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由于比兴的大量运用，由《诗经》而引出“诗无达诂”的著名论断。商隐诗托物寓意，言此意彼，很难切实准确把握其脉搏，也可归入“诗无达诂”之列。
钱锺书先生以为：“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引自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前言》）道出了商隐以骈文入诗的一大特色，它正如韩愈以散文入诗一样，备受世人瞩目。商隐诗多律体，严格注意音韵、对仗，选声设色，极有讲究，带有明显的骈文胎记，这与他是骈文高手密切相关。以骈体入诗，还表现在商隐诗大量用典，有些诗“一篇之中，用事者十七八”（黄彻《䂬溪诗话》）。商隐用典还有避熟就新、活用反用巧用等特点，使之推陈出新，境界顿异。用典也是造成商隐诗含蓄隽永、朦胧曲折的重要原因。商隐用典高明贴切，为历代所叹赏，也为历代所诟病。叹赏者膜拜规摹之，如北宋初西昆诸公。诟病者则指责商隐，谓“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冷斋夜话》）。其实，对于商隐用典盲目崇拜，亦步亦趋，流于以学问为诗的恶果，不啻买椟还珠，不足为训。至于抓住其少数篇章用事堆砌僻涩而予以全盘否定，未免因噎废食，有失公允。当然，用典过多，造成读者阅读和理解上“隔”的弊端，商隐诗也难辞其咎。
宋初杨亿《谈苑》云：“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獭祭鱼”说因而成为商隐诗文创作的定评。事实上这恐怕是杨亿的臆测或夫子自道，商隐未必在创作时“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商隐学富五车，才情具赡，不会如村学究般文思蹇涩，临渴掘井。佐证有三：其一，《安平公诗》：“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其二，《咏怀寄秘阁同僚二十六韵》：“自哂成书簏。”其三，《旧唐书·文苑传》：“自是（商隐）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细味之，商隐自诩“书簏”，又“博学强记”，实无需“獭祭鱼”式枯涩创作。杨亿厚诬，后人沿波众喙一辞，恐是一宗错案。
商隐诗特色简述如上。从承传关系来看，商隐诗“比兴”取法《诗经》，“香草美人”仿效《离骚》，继承了古典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对商隐最有直接影响的当数杜甫。商隐诗中从内容、制题到句律都有意追慕杜甫，不仅临摹得真，而且得杜家神髓。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当非虚誉。商隐对后世多有影响，晚唐韩偓的《香奁集》已露端倪，大量模仿商隐艳体诗。到了宋初，商隐诗备受尊崇。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僖中，杨大年（亿）、钱文僖（惟演）、晏元献（殊）、刘子仪（筠）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子仪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贵重之如此。”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倡导，“西昆体”曾风靡一时。但它生吞活剥，模拟剽窃，专注词章秾艳和堆砌典故，正所谓得其皮毛而遗其精髓。西昆之失，其咎不能怪罪于商隐，因而将商隐视为西昆鼻祖，一并加以攻讦，显然有失偏颇。
现存李商隐的诗集，由北宋人搜求编订为三卷，刊刻为《李义山诗》和《李商隐诗集》。为其诗集做注亦从宋代始，如刘克注（见宋人蔡絛《西清诗话》载），后明代有张文亮注（见明人张觐《延州笔记》载），惜皆佚失。
至清初，李商隐诗得到了重新审视，王夫之、钱谦益、朱彝尊、叶燮、宋荦等一批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对李诗作出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认为义山接过了杜诗的衣钵，为晚唐第一诗人。“少陵之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词，此风人、《小雅》之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然而，李商隐诗命意幽深隐晦，用典繁复僻奥，诸如《无题》等诗颇难解读。杜诗于宋代即有千家注之盛况，而义山诗在清代以前竟一直没有完备的注本，以致元好问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明代著名批评家胡震亨也说：“唐诗不可注也。……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及王建宫词自有当时宫禁故实者，并须作注，细与笺释。……而商隐一集迄无人能下手，始知实学之难，即注释一家，亦未可轻议也。”（《唐音癸签》卷三十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本完整的李商隐诗集注本——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注》应时而生。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号愚庵，又号松陵居士、松陵散人。江苏吴江（今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明诸生。颖敏好学。明清易代之际，“闭户著书，长于笺疏之学”（《松陵文献》卷十）。除了《李义山诗集注》，他还有一本力作，就是《杜工部诗集辑注》。
《李义山诗集注》的成书，应该说和当时的文坛巨擘钱谦益有很大的关系。在朱鹤龄之前，已经有两种义山诗的注本，一种是释道源的注本，一种是钱龙惕的《李义山诗笺》。两位注者是同时人，且都与钱谦益有密切关系。道源是钱氏好友，多有交往。钱龙惕（1609-？）字夕公，号子健，乃钱谦益之侄。他注义山诗，先是受到钱谦益的影响，后来结识了也正在注义山诗的僧人道源，便互相切磋，并有意识地做了分工：道源注以释词意为主，而钱注以笺疏史实、创作背景为主。道源注成书后，钱谦益有《注李义山诗集序》，但一直没有机会刊印，道源死后，书稿亦为钱氏收藏，后佚。《李义山诗笺》成于顺治五年（1648），三卷，计46首，国内未见其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沈氏抄本。
朱鹤龄先是专注于注杜诗，一直有心注杜诗并且已经开始草创工作但又因故中断的钱谦益，于顺治十一年（1654）看到朱鹤龄出示的杜诗注本后，对朱可谓一见倾心，不仅主动把朱推荐给同乡著名的藏书家毛晋（汲古主人），更是在第二年便将朱鹤龄延至家中任私塾老师，一直待到顺治十四年（1657）。正因为如此，朱鹤龄得以很方便地见到道源注本和钱龙惕的《李义山诗笺》，并且使得之前已经开始的李商隐诗集的注释工作得以顺利而迅速地完成，并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年，1659）刊印。
作为李商隐诗集第一部笺释完备的注本，“刻成即风行海内，几于家有其书，是真足为玉谿生功臣”（汪增宁《李义山诗集笺注例言》）。朱注以简要为宗，“习见者简之”，对于义山诗的旨意亦不作深度疏解，以免穿凿附会。但是，对于诗中涉及的史实、地理等，朱注则考释精审，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书中援引道源注和钱注之处，皆标明作者，绝不掠美。正因为如此，道源注也有幸得以保留了174条。
此次整理，我们以清摛藻堂本《李义山诗集注》为底本，参校以《重订李义山诗集注》（程梦星删补，乾隆九年东柯草堂刻本）。朱注的引文我们尽量找到原文加以校核。凡是校改之处，错衍之字标以（），校改及补字标以〔〕，如需特别说明，则加以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