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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民穷财尽，是久矣的事情了。武宗时，江西、湖广、广东、四川，就盗贼蜂起。而山东盗刘六、刘七，剽掠畿南和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徽等省，为患尤深。后来幸而削平。世宗时，北有俺答之寇盗，南有倭寇之侵扰，海内更弄得凋敝不堪，到处民愁盗起。张居正当国，盗贼总算衰息，神宗亲政以后，纲纪依旧废弛，又信任中官，派他们到处去办矿。“以阻挠诬官吏，以盗采陷富豪”，“良田美宅，则指为下有矿脉”。“勘无所得”，也要勒派百姓取偿。又派中官到各省去做税使。不论水路旱路，隔几十里，就要立一个局。到处收奸民为爪牙，肆行敲剥。又立了个“土商”的名目，无论“穷乡僻壤”，“鸡猪盐米”，都要勒捐。这个骚扰，更可以算得无微不至。至于田赋，则武宗正德九年，因建造乾清宫故，始加征一百万两。世宗嘉靖三十年，因边用故，又加江南、浙江赋一百二十万两。清兵既起以后，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年，共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又加赋一百六十万两，共六百八十万两，谓之辽饷。后来又加练饷、剿饷，先后共加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人民负担之重如此，而事情却没一件不是越弄越坏，明朝这个天下，自然是无从收拾了。
崇祯初年，陕西大饥，流寇始起。明朝命杨鸣鹤总制三边以剿之。公元1631年，陕西略定，流寇入山西。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为之魁。朝廷乃改命曹文诏节制山陕。到公元1633年，山西几于肃清，而他们又流入河南、湖广、四川。命陈奇瑜总督诸军以讨之。明年，蹙流寇于车箱峡 （在如今陕西的安康县—编者注：今安康市） ，其势已如瓮中捉鳖了。而陈奇瑜信了他们假投降的话，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出峡，就纵兵大掠。于是逮陈奇瑜治罪，代以洪承畴。流寇南窜，陷凤阳。旋又分道，迎祥、自成从河南，献忠从湖北，共入关。乃命卢象升专办东南，洪承畴专办西北。公元1636年，迎祥为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擒，自成走甘肃，献忠也为卢象升所败，走湖北，又为左良玉所扼，伪降，其势颇衰。而公元1638年，清兵又从墙子岭 （在迁安县北—编者注：今属河北省迁安市） 、青山口 （在抚宁县北—编者注：今秦皇岛市抚宁区） 分道入犯，陷近畿州县四十八。明年正月，南陷济南。诸将皆撤兵入援 （卢象升战死） ，五月，张献忠就复叛于谷城。李自成亦走河南。献忠旋为左良玉所败，入川。自成亦走郧阳境。公元1640年，自成再攻河南。这时候，河南大饥，“民从之者如流水”，其势遂大盛。明年，陷河南府，东攻开封。陕西派兵往救，不胜。先是六部尚书杨嗣昌，主张加练饷、剿饷以平流寇，到这时候，饷加了，其势反日盛一日。嗣昌觉得说不过去，只得自出督帅。刚刚张献忠又想东犯，从四川走到郧阳。晓得杨嗣昌的军械粮饷，全在襄阳，用轻兵出其不意，把襄阳袭破。嗣昌弄得无法可想，只得图个自尽。公元1643年，李自成陷潼关。孙传庭战死，自成遂陷西安。明年正月，在西安僭号。出兵陷太原。分军出真定，攻直隶，而自引兵从大同、宣府攻居庸关。守将迎降，自成遂攻京城。三月，京城陷，毅宗吊死在煤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