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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莉萨迷迷糊糊地躺在费莉查塔·谢苗诺芙娜的卧房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老两口、德罗科夫医生和女仆在旁边小声说着话儿。
空荡荡的斯文季茨基家里一片黑暗，只有在一长排穿廊式房间中间的小客厅里，有一盏挂在墙上的油灯亮着，向又长又直的穿廊的前后投射着昏暗的光线。
科马罗夫斯基在这条穿廊里来来回回走着，走的步子恶狠狠的，矫健有力，好像不是在这里做客，而是在自己家里。他时而朝卧房里望望，想看看里面的情形，时而朝房子的另一头走去，走过挂满银色串珠的圣诞枞树，走到饭厅里，饭厅里的餐桌上摆满了未曾动过的酒菜，有时窗外大街上有马车经过，或者有小老鼠在桌子上的杯盘中间溜过，那绿色的酒杯都要发出轻轻的叮叮声。
科马罗夫斯基一肚子怒气。他的心情十分矛盾。这是多么丢脸、多么不成体统呀！他简直要疯了。他的地位有危险。这件事会破坏他的声誉。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及时地防止和切断流言蜚语，如果这件事已经传播开去，那也要抓紧把流言扑灭。另外，他又感觉到，这个疯狂的、不顾死活的姑娘是多么迷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她身上总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是，看样子，他是多么明显地、多么严重地摧残了她的一生呀！她拼命地挣扎，反抗，搏斗，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各方面来看，都应当帮助她，可以给她租一套房间，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再碰她，而是要躲开去，离得远远的，连影子也别沾到她，要不然她这样一种性子，难保不干出什么事儿！
面前还要有多少麻烦事儿！这种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法律是要过问的。就在夜里，出事之后还不到两个钟头，派出所的人就来了两趟，科马罗夫斯基出去对派出所长做了解释，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越往下，事情会越复杂。需要有证据，才能说明拉莉萨开枪要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事情还是不能到此就了结。拉莉萨的罪过只去掉了一半，她还会因为剩下的一半受到法庭审判。
当然，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如果真的起诉了，他就要想方设法弄到精神病医生的鉴定，证明拉莉萨在开枪的时候神志不清、失去自制力，以求免予判罪。
科马罗夫斯基想过这些念头，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天亮了，一缕缕亮光从这个房间钻进那个房间，钻到桌子底下和沙发底下，像贼，或者像当铺里的估价人。
科马罗夫斯基进卧室看了看，看到拉莉萨的情形没有好转。他离开斯文季茨基的家，来到他熟识的女律师鲁菲娜·奥尼西莫芙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家。她的丈夫因政治问题流亡国外，她家的房子有八个房间，自己住不了这么多，而且经济上有点儿拮据。她租出去两个房间。其中有一个最近空了，科马罗夫斯基就给拉莉萨租了下来。过了几个钟头，就把发着高烧、神志模糊不清的拉莉萨送了来。她害的是神经性的热病。
鲁菲娜·奥尼西莫芙娜是一个进步女子，没有任何偏见，凡是她认为“好的和积极向上的”东西，她都十分关切。
在她的五斗柜上放着有作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墙上有一张照片，是她的丈夫，“我的好沃伊特”，在瑞士游公园时同普列汉诺夫合照的。他们两个人都穿着丝绸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菲娜·奥尼西莫菲娜一看见这个有病的女房客，就不喜欢她。她认为拉莉萨是故意装病。她认为拉莉萨那一阵阵的呓语全是故意说的。她可以发誓，拉莉萨是在仿效关在监牢里的格丽珍。
鲁菲娜·奥尼西莫芙娜表现得格外活跃，以表示对拉莉萨的轻蔑。她弄得房门砰砰直响，大声哼着歌，像旋风一样在自己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天到晚让那些房间的门窗敞着透风。
她的房子是在阿尔巴特街的一座大楼的上层。这一层的所有窗户，从冬日太阳升上来的时候起，就面对着明亮的蓝天，蓝天宽宽的，就像发大水时候的河面。有半个冬天这一层的房间里充满春天要来时的气象，在这儿可以先听到春天的信息。
暖和的南风从小窗孔里吹进来，车站上的火车头大声吼叫着，病中的拉莉萨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常常回忆遥远的往事。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难忘的童年时候他们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
他们坐着马车，经过一条条幽暗的胡同，穿过整个莫斯科，从车站来到旅馆里。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的路灯不断地把他们驼背的马车夫的身影投到一座座楼房的墙上。那身影越来越大，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把马路和楼房都遮住，随即就消失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数不清的莫斯科的教堂的钟声在黑暗中在头顶上回荡着，有轨马车在地上叮当叮当地跑着，但是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电灯也要把拉莉萨的耳朵闹聋了，仿佛橱窗和电灯像钟和车轮一样，也发着自己的声音。
旅馆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西瓜，是科马罗夫斯基迎接他们搬迁的礼物，那西瓜大得使她吃惊。拉莉萨觉得那西瓜是科马罗夫斯基的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科马罗夫斯基用刀咔嚓一声，把墨绿色的大西瓜切成两半，露出又凉又甜的瓜瓤的时候，拉莉萨吓呆了，但是她不敢不吃。她勉强吃着粉红色的香甜的西瓜，因为激动，西瓜瓤子常常卡在喉咙里。
吃贵重东西和见到夜晚的莫斯科时的那种胆怯，后来再度出现，表现为她对科马罗夫斯基的畏怯，这就是造成后来的事情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也完全变了。他毫无所求，不提到自己，甚至不露面。并且经常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慷慨无私地帮助她。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拉莉萨十分欢迎科洛格里沃夫。不是因为他高雅和庄重，而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生气和才思，他一来，他那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诙谐的谈笑，就使屋里显得充实、显得拥挤了。
他搓着两手，坐在拉莉萨的床前。有时叫他去彼得堡参加内阁会议，他同那些显赫的元老一谈起话来就是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可是现在躺在他面前的是不久前他的家庭成员，有点儿像他的女儿，同她在一起，就像同家里所有的人在一起一样，都是很随便地交换眼色和意见，这使他们亲密无间，成为一种特有的乐趣。彼此都知道这一点。他对待拉莉萨不可能像对待大人那样严厉和淡漠。他不知道怎样和拉莉萨说话，才能不使她难过，于是他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先笑了笑，说：“我的天呀，你怎么干起这种事儿？谁要看这种热闹戏？”他停住了，看起了天花板上和糊墙纸上的湿印子。后来，带着责备的意味摇了摇头，又接着说下去：“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会，展出的有绘画、雕塑和园艺品。我准备去。哦，你这儿有点儿潮湿呀。你打算一直这样游荡下去吗？这儿并不是什么自在的地方呀。这个沃伊特太太，咱们不妨私下里说说，她可是个够讨厌的女人。我认识她。你搬走吧。你也躺够了。病好了就行了。该起床了。换个地方住住，去念念书，把大学念完。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画家。他要上突厥斯坦去待两年。他的画室是用板壁隔的，实在说，这是一整套不大的住房。我想，他愿意把房子连同家具交给可靠的人看管。我去办办这件事，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说的是老实话。我老早就想这样，这是我不做不行的……自从莉芭……这一点点儿钱，算是她结业的贺礼……不行，请收下，收下……不行，你别固执……请收下。”
尽管她不要，尽管她都哭了，甚至推来推去有点儿像打架，他临走时还是硬要她收下了那张一万卢布的支票。
拉莉萨病好以后，就搬到科洛格里沃夫称赞过的那所新居里。这地方离斯摩棱斯克市场很近。她住的房间是在一座古老的二层石头小楼的楼上。楼下是商人的仓库。楼房里还住着几个马车夫。院子里铺的是鹅卵石，经常到处是撒落的燕麦和散乱的干草。鸽子经常咕噜咕噜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小群一小群的鸽子在拉莉萨的窗下低低地飞着，有时候还会有一群老鼠顺着院子里的石头排水沟跑过。
巴沙非常苦恼。拉莉萨病很重的时候，不准他去看她。他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拉莉萨想枪杀一个人，巴沙认为，那是跟她不相干的一个人，后来她却又得到这个人，这个枪杀未死的人的保护。而且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圣诞节夜里他们在烛光下的那次值得怀念的谈话之后！如果不是这个人的话，拉莉萨会被逮捕和审判的。他使她没有受处治。因为他，她依然留在大学里，安然无事。巴沙感到困惑不解。
等到拉莉萨病情好些了，她把巴沙叫了来。她对他说：“我是个坏姑娘。你不了解我，等以后我再告诉你。我说话很困难，你看，泪水憋得我直打呛。你离开我吧，把我忘掉吧，我不值得你爱。”
接着就是极其悲切的场面，而且越说越伤心。因为当时拉莉萨还住在阿尔巴特街上，沃伊特太太一看见巴沙哭，就从走廊里跑回自己的房间，倒在沙发上，笑得肚子疼，还一面说：“哎哟哟，笑死我啦，笑死我啦！这真是，可以说，真够受呀……哈哈哈！真是多情种呀！哈哈哈！多情郎呀！”
为了使巴沙不再苦苦留恋，为了使他死心，使他不再痛苦下去，拉莉萨向巴沙声明，她今后和他一刀两断，因为她不爱他了。但是她在说这话的时候，哭得很伤心，使人无法相信她的话。巴沙怀疑她有各种各样重大的罪过，一点也不相信她的话，本来要诅咒她和痛恨她，可是又爱她爱得要命，甚至因为爱她而忌恨她的一些想法，忌恨她喝水的杯子和她枕的枕头。为了不至于发疯，必须果断地、很快地采取行动。他们不再拖延，考试还没有结束，就决定结婚。婚礼原定在复活节后第一周举行，后来却又根据拉莉萨的要求延期了。
他们的婚礼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举行，这时候已经完全知道他们的毕业考试成绩合格了。主办婚礼的是拉莉萨同班毕业的同学杜霞·契普尔科的母亲柳德密拉·卡皮托诺芙娜。柳德密拉·卡皮托诺芙娜是个很漂亮的女人，高高的胸脯，低低的嗓门儿，唱歌唱得很好，门道儿特别多。她除了知道原有的一些迷信传说和谶语以外，还能当场随意编造很多新的。
在柳德密拉·卡皮托诺芙娜小声叨念着，给拉莉萨打扮着，准备上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候，城里十分闷热。教堂的金色圆顶和游玩场所小路上的新沙黄得耀眼。前一天砍下来过圣灵降临节的小白桦树的叶子，已经落满灰尘，无精打采地在寺院的围墙边耷拉着，一个个卷成了喇叭形，就像用火烤过似的，热得透不过气来，阳光照得眼睛发花。好像四周有几千对男女在举行婚礼，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像新娘子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所有的年轻男子也因为过节，把头发擦得油光光的，穿着笔挺的黑色燕尾服。所有的人都很兴奋，都浑身发热。
拉莉萨一踏上红毡，她的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拉戈季娜就朝她的脚下撒了一把银角子，为的是将来发财。柳德密拉·卡皮托诺芙娜出于同样的用意，劝告她，等举行仪式的时候，不要伸出光光的手画十字，而是要用袖子边儿蒙着手画十字，后来她又叫拉莉萨把蜡烛举得高高的，这样她以后在家里就可以占上风，但是拉莉萨却宁愿为巴沙牺牲自己未来的一切，所以尽可能把蜡烛拿低些，谁知结果还是无用，因为不管她怎样往下拿，巴沙的蜡烛还是比她的低。
出了教堂，就直接回到已经成为新婚夫妇洞房的原来的画室里参加婚宴。客人们高呼：“苦呀，苦呀！”另外一头的人就齐声响应：“来个甜的！”于是新婚夫妇就不好意思地笑着，接起吻来。柳德密拉·卡皮托诺芙娜给他们唱了喜歌《小葡萄》，把叠句“上帝让你们相爱，为你们做主”唱了好几遍，又唱了一支歌：“解开沉甸甸的大辫子，披散开金发。”
等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巴沙因为突然这么静，反而觉得不自在起来。拉莉萨窗外的电灯杆子上有一盏电灯亮着，拉莉萨不管把窗帘怎么拉，一道窄窄的、像锯好的木条子似的光线，都要从合不拢的窗帘缝儿里射进来。这道明亮的光线使巴沙不得安宁，就好像有人在窥伺他们。巴沙惊愕地发现，他光想着灯光，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拉莉萨，忘记了他们的爱情。
在这个长得像没有尽头的夜晚，这一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如同学们说的，这“少年郎君”和“红颜少女”，到达了幸福的顶峰，也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的猜疑和她的坦白招认不断地相互交替。他在问，她每回答一次，他的心就往下一沉，就好像他在往深渊里坠。他受伤的心跟不上新发现的事实。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巴沙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一夜里这样突然、这样明显的变化。早晨起来，他觉得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甚至有点儿惊讶，为什么别人还叫他原来的名字。
过了十天，朋友们就在他们的新房里为他们饯行。巴沙和拉莉萨两个人都毕业了，两个人成绩都很优秀，两个人都接到乌拉尔的同一个城市来的聘书，明天早晨就要动身上那里去。
又是喝酒，唱歌，说笑，但是这一次全是青年人，没有年长的。
在卧室和客人所在的大画室之间，有一面屏风，屏风后面放着拉莉萨的一个大网篮和中等网篮、一个手提箱和一个装餐具的箱子。角落里还放着几个口袋。行李很多。有一部分行李已经作为慢件托运了。差不多什么都收拾好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收拾好。箱子和网篮还没有装满、没有盖好。拉莉萨不时想起什么东西，拿到屏风后面，放进网篮里，在里面放好。
拉莉萨到学校里去领证件回来，和管院子的人一起拿着包扎行李的草席和一大捆粗绳子走进来时，巴沙已经在家里陪客人了。拉莉萨把管院子的人打发走，便围着客人转了一圈，和一些人握手，和另外一些人接吻，然后走到屏风后面去换衣服。等她换过衣服走出来，大家一齐鼓掌，叫嚷，纷纷就座，闹哄起来，就像十天以前在婚宴上那样。最活跃的人忙着给大家斟酒，许多只手拿着叉子纷纷伸向桌子当中的面包和盛菜肴的盘子。大家高谈阔论，喝酒喝得咯咯直叫，你争我抢地说俏皮话。有几个人很快就有了醉意。
“我累极了，”和丈夫坐在一起的拉莉萨说，“该办的事情你都办好了吗？”
“办好了。”
“我还是觉得很痛快。我感到很幸福。你呢？”
“我也是。我很快活。不过，这事儿说起来话长。”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和这一伙青年人一起参加了饯行宴会。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想说，两位年轻朋友一走，他就孤单了，他就会觉得莫斯科成了撒哈拉沙漠，但是他深深地动了感情，以至于抽搭起来，只好把被激动打断了的话又重复一遍。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和他通信，并且，如果他忍受不住离别后的寂寞，请允许他到他们新的居住地尤梁津去看望他们。
“大可不必了，”拉莉萨大声而若无其事地说，“而且，说什么通讯、沙漠之类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至于说上那儿去看望，就更用不着。没有我们，您照样过日子，我们可不是那么要紧，不是吗，巴沙？您会找到别的年轻朋友的。”
拉莉萨完全忘记了她和谁说话以及说的是什么，她想起一件事情，连忙站起来，走到屏风后面的厨房里。她在那里把绞肉机拆开，把拆开的零件分别塞到餐具箱子的几个角上，又填上碎干草。她在塞绞肉机的时候差点儿被箱边的尖木片儿划破手。
她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忘记了家里还有客人，没有听见他们在说笑，直到屏风那边响起特别响亮的叫闹声，才想起了客人。于是拉莉萨心想，醉汉总是喜欢拼命表现自己的醉态，表现得越生硬、越明显，就越是醉得厉害。
这时候，外面有另外一种特别的声音从开着的窗户里传进来，引起她的注意。拉莉萨撩起窗帘，探头朝外面看去。
有一匹绊住腿的马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蹦跳。那马不知是谁家的，大概是走错了路闯进院子里来的。天已经完全亮了，但是离出太阳还早。沉睡的、仿佛是空无人烟的城市沉浸在紫灰色的清晨的凉气中。拉莉萨闭上眼睛。不知为什么这种独特的、难得听到的绊了腿的马的蹦跳声把她带进了一种乡村的寂静与美妙境界。
门铃响起来。拉莉萨侧耳倾听。酒席桌上有人起来去开门。原来是娜加来了！拉莉萨跑上去迎住她。娜加一下火车就直接来了，她精神焕发，娇艳动人，好像浑身还带着杜布良庄上的铃兰花的香气。这两个好朋友站在一起，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大声叫着，搂抱着，搂得彼此都透不过气来。
娜加代表全家来向拉莉萨道喜和给她送行，并且带来了父母送的贵重礼物。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盒子，打了开来，把盖子揭开，拿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交给拉莉萨。
大家一齐惊叫赞叹起来。有一个已经有点儿清醒的醉汉说：“这是桃红滴玉。对，对，你们信不信，这是滴玉。玉石不比金刚石差。”
但是娜加说，这是蓝中带黄的蓝宝石。
拉莉萨让她在自己身边坐下来，给她斟了酒，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面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项链在盒子里的紫色软垫上堆成一嘟噜，光彩闪烁，明亮耀眼，有时像汇合在一起的许多水滴，有时像一嘟噜小小的葡萄。
有些客人这时候清醒过来。这几个酒醒的人又和娜加碰杯对饮起来，很快就把娜加灌醉了。
全屋子的人很快就进入梦乡。大多数人为了第二天到车站送行，就留下来过夜。有一半人早就胡乱躺在角落里打鼾了。拉莉萨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穿着衣服和已经睡着的伊拉·拉戈季娜躺到一起的。
拉莉萨因为耳边有人大声说话，惊醒过来。这是从外面来院子里找丢失的马的陌生人的说话声。拉莉萨睁开眼睛，觉得很惊异。她想：“这个巴沙怎么这样有精神，像根电线杆子一样站在屋子当中，不知道一个劲儿地在摸索什么。”这时候，她以为巴沙的那个人转过脸来朝着她，她才看出，这根本不是巴沙，而是一个可怕的麻脸大汉，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鬓角直到下巴。于是她明白，这是来了贼！来了强盗，她想叫喊，可是喊不出声来。忽然她想起了项链，便悄悄地用胳膊肘支起身子，侧眼朝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还在老地方，在面包屑和碎糖块中间，迟钝的窃贼没有发现混杂在残渣碎屑中的项链，只是在翻已经放好的衣服，在拉莉萨的网篮里乱翻。醉得迷迷糊糊、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拉莉萨看到自己整理好的东西被翻乱了，特别心疼。她气得又想叫喊，可还是张不开嘴，舌头也不能动弹。于是她用膝盖使劲朝睡在旁边的伊拉·拉戈季娜心口窝儿里捣了一下，伊拉·拉戈季娜疼得尖叫一声，这一下子拉莉萨也跟着她叫了起来。那个贼把偷得的一包东西掉在地上，就慌慌张张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有几个男客人连忙爬起来，好不容易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儿，便跑去追赶，可是那贼已经跑得不见影子了。
一阵骚乱，接着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醒来了。拉莉萨的醉意一点儿也没有了。客人们说要再睡一会儿，拉莉萨却不叫他们再睡，很快给大家煮好了咖啡，等大家喝过了咖啡，就让大家先各自回家去，等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再到火车站去。
等大家都走了，便又忙活起来。拉莉萨十分灵活地在一件件行李之间转来转去，又塞枕头，又紧皮带，要求巴沙和管院子的女仆别插手，不要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地收抬得妥妥当当。安季波夫夫妇按时上了车。火车慢悠悠地开动着，好像是在模仿挥帽为他们送行的帽子的动作。等到朋友们不再挥动帽子，老远地高呼了三声（大概是喊“乌拉！”）之后，火车就开快了。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的第二年秋天。第一年的胜利之后，紧接着就是节节失利。集结在喀尔巴阡山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去进攻匈牙利的，但是也受到总退却的影响，开始往后撤。俄军已经完全撤出了在战争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西亚。
日瓦戈医生，也就是以前的尤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叫他尤利·安得列耶维奇了，他站在妇科医院产科部的走廊上，在病房的门口，因为刚刚把他的妻子托尼娅送进病房。他和妻子道过别，就在等待助产士，以便和她约定，如果有什么情况，她怎样通知他，以及他怎样向她打听妻子的健康状况。
他非常忙，他急着要上自己的医院去，在去医院之前还要顺路去看住在家里的两个病人，可是他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看着阵阵秋风撩乱了的斜斜雨丝，就像暴风雨打乱的田野上的庄稼。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日瓦戈还看得见医院的后院、处女地上那些私人住宅的玻璃阳台、通向黑乎乎的医院门口的电车支线。
尽管风在怒吼，雨还是凄凄切切地下着，不紧也不慢，好像风的愤怒，正是雨的不着急惹出来的。阵阵狂风撕扯着缠绕在一座阳台上的野葡萄藤。狂风好像要把野葡萄藤连根拔起，吹到空中，掂量掂量，然后像摔一件烂衣服一样摔到地上。
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卡车从阳台旁边开过来，来到医院门口，开始把车上的伤兵往医院里抬。
莫斯科的军事医院本来已经拥挤不堪，特别是在卢茨克战役以后，就开始把伤员放在楼梯平台上和走廊上了。莫斯科医院普遍拥挤的状况也开始出现在妇科医院里。
日瓦戈转过身来，背朝着窗户，疲倦得打起哈欠。他的脑子里空空的。他忽然想起来，在他工作的圣十字医院的外科部里前几天死了一个女病人。日瓦戈认为她的肝里有绦虫。别人都不同意他的诊断。今天要解剖。一解剖就会真相大白。但是他们医院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知道他会搞出什么样的结果。
天很快黑了下来。窗外什么也看不清了。霎时间所有窗户里的电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
产科主任穿过病房与走廊之间的小小外室，从托尼娅的病房里走了出来。他是个高大的医生，别人问他什么，他总是用眼睛望望天花板，耸耸肩膀。他做这些动作，就是用表情告诉你，不论科学的成就多么伟大，还是有一些不解之谜，科学无能无力。
他从日瓦戈身边走过时，笑了笑，算是打招呼，并且用粗胳膊和肥厚的手做了几个游泳式的动作，那意思是说，要等，要耐心地等，便顺着走廊走过，到候诊室里抽烟去了。
这时候，妇科主任的助手朝日瓦戈走来，她和不爱说话的妇科主任完全不同，很喜欢说话。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回家去了。明天我往圣十字医院给您打电话。今天不一定会生。我看，生产会很顺利，不需要动手术。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骨盆小了点儿，胎位不大正常，没有阵痛，收缩不明显，这都使人有点儿担心。不过，现在下断语还早了点儿。一切都要看开始生产后的筋肉收缩情况。这是决定性的。”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问，医院的门房走到电话机前接电话，叫他不要挂话筒，便到里面问去了，让他等了十来分钟之后，很粗暴、很不讲理地告诉他说：“叫我告诉你，你把太太送医院送得太早了，应当接回家去。”日瓦戈非常气愤，要求叫一个比较了解情况的人来接电话。来了一位护士，对他说：“情况可能有变化，请不要担心，还要耐心等一两天。”
到第三天，他听说夜里阵痛开始了，黎明时候羊膜破了，从早晨起，剧烈的阵痛就一直没有停止。
他不要命地跑到妇科医院，来到走廊里，就从无意中半开着的门缝儿里听到托尼娅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就像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拖出来的压断了四肢的人的叫声。
他不能进去看她。他死死地咬着弯起来的手指头，走到窗前，窗外飘着斜斜的雨丝，跟昨天和前天一样。
一个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里面传出新生婴儿的啼声。
“好了，好了。”日瓦戈高兴地自言自语。
“是个儿子。是个男孩儿。母子平安，恭喜，恭喜。”护士曼声说，“现在还不行。等会儿我们让您看看。您得好好地慰劳慰劳产妇。她受苦了。头胎嘛。生头胎总是很苦的。”
“好了，好了。”日瓦戈高兴了。他不明白护士说的是什么，不明白她为什么向他道喜，好像认为这事也有他的份儿，他不明白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父亲，儿子——这样不费劲儿就做了父亲，他认为不值得骄傲，像这样从天上掉下一个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在意。要紧的是托尼娅，托尼娅曾经面临生命危险，终于安全度过了这一关。
他有一个病人离妇科医院不远。他去看了看这个病人，半个钟头以后又回来。从走廊进外室和从外室进产房的两道门又都是半开着。他自己不知不觉地溜进了外室。
穿白外套的妇产科主任就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挓挲着两条胳膊出现在他的面前。
“哪儿去？”他为了不让产妇听见，气喘吁吁地小声阻止他说。“您怎么，疯啦？她刚刚生产，流了那么多血，正在做防感染处理，更别说心理上的震动了。您真是的！还是个医生呢。”
“难道我……哦，我只看一眼。就在这儿，从门缝儿里看看。”
“噢，这可以。就这样。不过您要给我小心！要注意！要是叫她看见了，那我可不依你，我可是不客气！”
在产房里，两个穿白外套的女子背着门站着，一个是助产士，一个是看护。看护的手上托着一个哇哇直哭的软软的小东西，小东西一伸一缩的，就像一块紫红色的橡皮。助产士正在往脐带上扎线，以便把孩子和胎衣分开。托尼娅躺在能支起的手术台上。她高高地躺着。日瓦戈因为激动，把什么事都估计过了头，所以他觉得她躺得有站着写字的斜面高写字台那样高。
托尼娅高高地躺着，比一般人躺得都高，周围冒着热气，就好像累得喘出来的气。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就好像一艘船越过了死亡的海洋，满载着不知从哪儿迁来的新的居民来到生机蓬勃的大陆，刚刚下了锚，船上的人和货也刚刚下完，这船就停在港湾里。她就是刚刚载着一个这样的居民靠了岸，这会儿抛了锚在停着，因为卸光了载物好好地轻松轻松。那负荷过重的、劳累的缆索和复板也在休息，她还要恢复恢复昏迷的意识，回想回想她这艘船不久前在哪里，驶过了什么地方，是怎样靠岸的。
因为谁也不了解她停泊的国家的地理，所以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讲话。
日瓦戈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争先恐后地向他道喜。他惊奇地想：“他们怎么知道得这样快？”
他来到住院医师办公室。大家把这里叫作小酒馆或污水坑，因为医院里住满了伤员，到处拥挤不堪，现在穿着套靴从外面进来就在这里脱衣服，从别的房间里拿来的东西也往这里乱丢，烟头和纸屑扔得到处都是。
肥胖的解剖师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把手举着，正对着光线从眼镜上面仔细观察装在玻璃管里的一种浑浊的液体。
“恭喜！”他一面说，一面继续观察着，甚至对日瓦戈连看也没看一眼。
“谢谢。您真用心啊。”
“不值得谢。这不是我，是皮丘日金解剖的。不过大家都很佩服您。是有绦虫。都说您真有眼力！都在谈这件事呢。”
这时内科主任走了进来。他和他们两个打过招呼，就说：“真不像话。这不是办公室，是穿堂院，乱七八糟！哦，日瓦戈，您说得对，是有绦虫！我们都错了。恭喜您。再就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又重新检查了您的免役证。这一次留不住您了。前线太缺乏医疗人员。您要去闻闻火药味儿了。”
巴沙和拉莉萨在尤梁津的生活，比他们预料的还好。此地许多人一向对基莎尔一家的印象良好。这对于拉莉萨在新地方安家，减少了许多困难。
拉莉萨忙得不可开交。她要做家务事，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子卡秋莎。他们家的红头发女佣玛尔富特卡不管多么勤劳，还是不能代替她。巴沙的一切事情她都要过问。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书。她忙是忙，但是很幸福。这正是她向往的那种生活。
她非常喜欢尤梁津。这是她出生的城市。旁边就是雷瓦河，这条大河的中游和下游都通航，还有一条乌拉尔的铁路也经过这座城市。
在尤梁津，冬天要来的时候，船主们纷纷把自己的船从河里拖上来，用大车拉回城里，拉到自己的家里，让船在院子里露天过冬。尤梁津的一些人家里的底朝天的木船，就等于其他地方南飞的雁群或者第一场雪。
安季波夫家租的房子的院子里就有这样一艘木船，上了白漆的船底朝着天。卡秋莎常常在船下面玩儿，就像在凉亭里一样。
拉莉萨很喜欢这偏僻地方的风习，喜欢此地那些方言很重、穿毡靴和灰法兰绒棉袄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单纯。拉莉萨喜欢乡土气息，喜欢接近普通老百姓。
奇怪的是，巴沙这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习性难改的大城市人。他对尤梁津人的态度，比妻子要冷漠得多。他很看不惯他们的粗野和不文明。
到现在很晚才知道，他有非凡的才能，善于博闻强记。他以前部分由于拉莉萨的帮助，已经读了很多书。来到偏僻的尤梁津这几年，他读的书更多，以至于他觉得拉莉萨都是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了。他比同校的教师们高出一头，和他们谈不拢。在这战争时期流行在他们中间的官方的和有点儿陈腐的爱国主义，和他的表现比较复杂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是一回事儿。
巴沙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语文。他在中学里教的是拉丁文和古代史。但是他这个一向讲求实际的人，忽然又对数学、物理和精密科学热心起来。他靠自修，学完了大学里的这些课程。他希望，一有可能，就在州里参加这些科目的考试，取得一个教学方面的学位，便可以带着家眷迁往彼得堡。因为经常开夜车，他的健康受到了影响。他开始失眠了。
他同妻子的关系是很好的，但却不是非常单纯的。她对他体贴入微，处处关心。他对她说话处处谨慎。他时时提防，恐怕她把他的一些无意的话当成有意的暗指，比如，暗指她是贵族出身，他是劳动家庭出身，或者暗指她以前曾经失身。因为怕她多心，这样在他们之间倒是产生了虚假做作的成分。他们过分地互相敬重，反而使一切复杂化了。
有一天他们家来了客人，有巴沙同校的几位老师，有拉莉萨学校的女校长，有巴沙当过一次调停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参与者，还有另外几个人。在巴沙眼里，他们都是十足的蠢货。拉莉萨对所有的人都那么殷勤，他感到吃惊，他不相信拉莉萨真的会喜欢他们。
等客人们走了，拉莉萨打开窗子透气，把房子收拾了半天，又和玛尔富特卡一起把厨房里的餐具都洗了。后来，她看到卡秋莎的被子盖得好好的，巴沙也睡了，她很快就脱了衣服，把灯熄灭，就挨着丈夫躺下来，那动作就像一个孩子睡到妈妈身边一样自然。
但是巴沙只是装作睡着了，其实他没有睡着。近来他常常失眠，现在他又睡不着了。他知道，他还要这样醒着躺上三四个钟头。他想走一走，走累了好睡，也为了躲一躲客人留下的满屋子呛人的香烟气味，他轻轻地爬起来，戴上帽子，披上衣服，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明亮而寒冷的秋夜。薄冰在巴沙脚下清脆地响着。满天星斗的夜空像酒精的火焰，用摇晃不定的蓝色折光照耀着黑黑的大地和地上一团团的冻泥巴。
他们家住的房子，在码头对面的城市的一角上，在街道的尽头。再过去就是田野。铁路从田野上穿过。铁路旁边有一个守望亭。有一条道路从铁路上穿过。
巴沙坐在底朝天的木船上，望了望星星。几年来他时常想到的念头，突然又袭上心头。他觉得，早晚要把这些念头想出个结果，那就不如今天想个结果出来吧。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想道，“这一切应当早就预料到，他现在想起来太迟了。她为什么让他像小孩子一样迷恋自己，而且想要他怎样就叫他怎样？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冬天，她自己要他离开她时，他为什么没有决心离开她？难道他不明白，她爱的不是他，她爱的是她对他尽的一种高尚的义务、一种伟大的职责？这种热情的、值得称道的责任心，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糕的是，他至今仍然像过去那样热爱她。她依然美得迷人。也许，他这也不是爱，而是因为她的美和舍己为人精神而产生的一种迷惘和感激心情？哼，这种事儿你能弄得清吗？谁他妈的也弄不清。”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该怎么办呢？应当使拉莉萨和卡秋莎摆脱这种不像家庭的家庭生活。这甚至比自己摆脱更为重要。是的，但是如何使她们摆脱呢？离婚？跳水自杀？“哼，真没有出息！”他生自己的气了，“我永远也不会走这一步。所以哪怕只是想到这样的念头，也算是够没有出息的。”
他望了望星星，好像是征求他们的意见。星星不停地闪烁着，有密集的，有稀疏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蓝的，有色彩不停变化的。忽然星光渐渐暗了，院子和房子、木船以及坐在木船上的巴沙被一道奔驰而来的强烈亮光照亮了，就好像有一个人打着火把从田野上朝大门口跑来。原来是一列兵车喷吐着带火的黄烟，穿过交道口向西驰去。从去年起，这里日夜不停地奔驰着无数的兵车。
巴沙笑了，他站起身来，回去睡觉。他想找的答案找到了。
拉莉萨听到巴沙打的主意，愣住了，起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心想：“真是荒唐。他又在胡思乱想。不理他，过一阵子他自己就忘了。”
可是后来才知道，丈夫作准备已经有两个星期，兵役局已经批准，学校里已经找了代课教师，鄂木斯克军事学校也发来了入学通知。他动身的日期就要到了。
拉莉萨像乡下妇女一样，放声大哭起来，并且抓住巴沙的胳膊，跪在他的脚下。她哭喊道：“巴沙，好巴沙，你叫我和卡秋莎依靠谁呀？别干这种事，别干吧！现在还不晚。我去挽回。你还没有验过身体嘛。你心脏有问题嘛。怕丑吗？自己发疯，便拿家庭当牺牲，就不丑吗？要当志愿兵哩！你一辈子嘲笑罗季昂是个下流货，现在倒是学起他来！你也想挥舞指挥刀，去逞逞威风啦。巴沙，你怎么啦，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是胡闹，还是发疯？你行行好，告诉我，看在基督的面上，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实在话，俄罗斯当真需要你去当兵吗？”
忽然她明白了，问题完全不在这里。她不善于思考细节，却抓住了主要的关键。她猜出，巴沙是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珍视她这一辈子一直掺和在她对他的爱情中的母亲般的感情，他不理解这样的爱情超过一般女性的爱。
她咬紧嘴唇，像挨了打一样，浑身抽搐着，一声不响，默默地吞着眼泪，开始为丈夫收拾行装。
他一走，她觉得整个城里都冷清了，甚至天上飞的乌鸦也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喊她，她也听不见。“妈妈，好妈妈。”卡秋莎一个劲儿地扯着她的袖子喊着。这是她一生中最重大的失败。她的最美好、最光辉的希望一下子完了。
她从来自西伯利亚的信里知道丈夫的一切。他很快就清醒了。他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过了几个月，巴沙就提前毕业，成为一名准尉，并且同样突然地被派往作战部队服役。他十万火急地奔赴前线，远远地绕过尤梁津，在莫斯科也来不及同任何人见面。
开始收到他的前方来信。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比较饱满了，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忧愁了。巴沙很想好好地打几仗，以便立一个什么样的军功或者负一点轻伤，这样就可以请假回家看看妻子和女儿。打仗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军队在不久前进行了后来称之为“布鲁西洛夫大突破”的有名战役之后，便转入了进攻。巴沙的来信中断了。起初拉莉萨并不担心。她认为，巴沙不写信来，是因为战事不断地发展，天天行军打仗，不可能写信。
到秋天，进军停止了。部队进入战壕。但是依然收不到巴沙的任何信息。拉莉萨开始担心了。她到处去打听，起初是在尤梁津本地打听，后来写信到莫斯科去问，按巴沙那支部队原来的战地地址写信到前线去问。就像石沉大海，哪里都没有回信来。
拉莉萨和当地许多慈善的太太一样，战争一开始，就热心地在当地医院附设的军医院里帮忙。
现在她掌握了护理的基本知识，并且在医院里通过考试取得了护士的资格。
她以做护士为理由，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房子交给玛尔富特卡看管，自己抱着卡秋莎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儿交给莉芭。莉芭的丈夫弗里津丹克是德国侨民，和其他一些被捕的侨民一起被羁押在乌法。
拉莉萨知道靠书信寻找没有用处，便决定到不久前战斗过的地方去寻找。她怀着这样的目的，以护士的身份登上医疗队的火车，经过利斯基城，向匈牙利边境的麦佐-拉波尔奇进发。巴沙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那个地方发出的。
由十字会募捐装备起来的一列救护火车开抵前线的师部。这一列长长的火车由许多短短的货车车厢组成，只有一节客车车厢，里面坐的是前来向官兵赠送礼品的莫斯科的社会人士。其中有米沙·戈尔顿。他听说，他小时候的朋友日瓦戈就在这个师的医疗队里工作，这支医疗队就在附近一个村子里。
戈尔顿设法弄到在前线地区行动的许可证，拿着证件坐上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马车，就去拜访老朋友。
赶车的是个白俄罗斯人或者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差。又因为怕间谍，所以说起话来只能说一些老一套的冠冕堂皇的话。谈话要装得一本正经，谈也谈不起劲儿来。所以坐车人和赶车人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不开口。
师部里的人已经习惯用一百俄里为单位来调动军队和衡量距离，他们告诉他，好像那个村子很近，有二十或二十五俄里。实际上却在八十俄里之外。
一路上，在他们前去的方向的左边的那段地平线上，一直响着表示不欢迎的轰隆声。戈尔顿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地震。但是他判断得很对，那沉闷的、在远处隐约可闻的敌方的炮声，最像地震或火山爆发时的轰隆声。等天黑下来，那边的天幕上冒起一股股闪闪跳动的红色的火光，一直闪耀到天亮。
马车拉着戈尔顿经过一座座毁于战火的村庄。有些村庄里已经空无一人。还有一些村庄里，人们躲在很深的地窖里。这些村庄已经成了一堆一堆的瓦砾，瓦砾堆成排成排的，就像当初的房屋一样。这些毁于战火的村庄，一眼就能从这头看到那头，就像没有树木的旷野。在地面上慢慢蠕动着一些劫后余生的老奶奶，各人都在自己家的废墟上，在灰堆里挖着东西，还一个劲儿往什么地方藏，就好像别人看不见她们，就好像还有原来的墙遮着。她们用目光迎送着戈尔顿，好像在问：世上的人什么时候能清醒？什么时候能再过太平日子呀？
夜里他们碰上了侦察队。侦察队叫他们从大道上回去，再走一条弯弯的小路绕过这一片地方。赶车的不认识这条新路。他们瞎走了两个多钟头。黎明前有一个行路人把他们带到一个也叫那个名字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没听说有什么医疗队。一打听，原来在这个地区有两个村子是同名的，那一个才是他们要找的。天亮以后，他们才找到那个村子。戈尔顿来到村口，闻到药房里散发出来的甘菊和碘酒气味的时候，他想，不在日瓦戈这里过夜了，只陪他待一天，到晚上就回到火车站，跟其他一些同伴住在一起。谁知情况一变化，他留在这里住了一个多礼拜。
这几天战线移动起来。前线上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在戈尔顿所到的地区的南面，我方的一个兵团，由于所属一些部队的胜利进攻，突破了敌人的加强阵地。先头部队一面发展着攻势，一面向敌人纵深突进。增援部队跟在后面，不断地扩展着突破口。他们渐渐落在后面，离开了先头部队。因此先头部队都做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安季波夫准尉因为自己手下的半个连投降了，他也做了俘虏。
关于他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他已经牺牲，被泥土埋在炸弹坑里了。这种说法来自他的朋友、同团的少尉加里乌林。加里乌林说，在安季波夫率领士兵进攻的时候，他在观察点从望远镜里看见他好像牺牲了。
在加里乌林眼前是常见的部队进攻的场面。进攻部队要用几乎是跑步的快速度冲过两岸之间的一片秋天的田野，田野上长满了随风摇动的干篙和一动不动地直竖着的刺蓟。进攻者必须靠自己的勇猛顽强把对方战壕里的奥地利人引出来拼刺刀，或者扔手榴弹消灭他们。田野好像永远跑不到头。大地在他们脚下直晃动，就好像是在晃动不定的沼泽地上。起初安季波夫准尉跑在前头，后来夹在士兵中间，在头顶上挥舞着手枪，拼命张大了嘴喊着“乌拉”，虽然那喊声不论是他，不论周围跑着的士兵，都听不见。跑过一定的距离，进攻部队就卧倒在地上，然后又一齐爬起来，又高声呐喊着往前跑。每次都有一些被打中的人和大家一起倒下，但姿势不同，是像砍倒的大树那样，直挺挺地倒下，而且再也不起来了。
“炮弹打远了。请您打电话告诉炮兵连，”十分担心的加里乌林对站在旁边的一位炮兵军官说，“噢，不。他们把炮火转向纵深，做得对。”
这时候进攻的部队接近了敌军。炮火停止了。在突然来到的一片寂静中，站在观察点的几个人的心又快又激烈地跳了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安季波夫，已经率领士兵冲到奥地利人的战壕前，接下来就该看看自己是否有高度的勇敢和机智了。就在这一刹那，前面接连爆炸了两颗德国人的十六英寸口径的炮弹，两股黑黑的硝烟夹着尘土冒起来，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了。“完了！全完了！”加里乌林认为准尉和士兵们都牺牲了，他用发白的嘴唇小声说。第三颗炮弹就落在观察点旁边。大家把身子弯得低低的，急忙跑开了去。
加里乌林原来和安季波夫睡在一个掩蔽所里。等到团里认定安季波夫已经牺牲，再也不能回来的时候，就让和他最熟悉的加里乌林保存他的遗物，以便将来交给他的妻子。在他的遗物中有很多张他妻子的照片。
加里乌林不久前还是从后备军士官生中提拔的一名准尉，原来是个机械师。他就是季维尔津家住的院子里的看院子人基马泽特金·加里乌林的儿子，很早以前做钳工学徒的时候，常常挨师父胡多列耶夫的打，而现在提升为少尉，还是亏了这位过去常打他的师父。
加里乌林升为准尉以后，不知为什么出乎意外地被派到偏僻而温暖地区的一支后方卫戍部队里。他在那里率领的是一队半残废的老兵，每天早晨有一些同样老弱的有经验的士兵带领这些半残废兵操练。此外，加里乌林还要检查他们是否在军需仓库旁边配置好岗哨。这是不用操心的日子，因为再没有别的任务了。后来有一批由老年预备兵组成的补充队伍，从莫斯科来到他的队伍里，其中竟有他十分熟悉的老师父彼得·胡多列耶夫。
“啊，老朋友！”加里乌林阴沉地笑了笑说。
“是的，长官。”胡多列耶夫行了一个军礼，回答说。
事情是不能这样简单地了结的。在出操时一发现他做错了动作，加里乌林就大声把他训斥了一顿。加里乌林又觉得这个老兵好像不是用正眼看他，而是斜眼望着一边，就又狠狠地打了两耳光，并且关了两天两夜禁闭，不给吃不给喝。
现在加里乌林的一行一动都带着报复和算老账的意味。可是在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条件下，用这种方法来算账，纯粹是欺侮弱者，是不体面的。怎么办呢？两个人再在一起待下去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军官除了把自己的士兵送交惩戒连以外，又有什么权力和用什么借口能把士兵从自己手下调出去呢？从另一方面想，加里乌林用什么法子请求把自己调走呢？他终于以卫戍工作无事可干为理由，请求调往前方。他自动上前方，给人以很好的印象，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他又表现出色，证明他是一个很好的军官，因此很快就从准尉提升为少尉。
加里乌林在季维尔津家里那时候就认识安季波夫。在一九〇五年，巴沙·安季波夫在季维尔津家住了半年，那时候加里乌林（当时小名叫尤苏普卡）每逢节假日就常去找他玩儿。那时候他就在那里见过拉莉萨一两回。之后，他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等到安季波夫从尤梁津来到他们团里，加里乌林对这位老朋友的变化感到吃惊。他从一个像姑娘一样腼腆、爱笑、爱干净的顽皮孩子，变成了一个傲慢、博学、神经质的多愁善感的人。他聪明、勇敢，不爱说话，却爱讥笑人。有时候加里乌林望着他，简直就觉得在他那深沉得像黑洞洞的窗户似的目光中看到了另一个人，看到了他牢牢扎了根的思想，或者看到他对女儿的思念，或者看到他妻子的脸。安季波夫好像成了童话中的奇人。现在他不在了，留给加里乌林的只有安季波夫的书信和照片，还有他发生变化的奥秘。
拉莉萨的书信或早或晚总要来到加里乌林手里。他本来准备给她回信的。但正是十分紧张的时候。他又没有勇气照实地给她写信。他很希望她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好接受这等待着她的打击。就这样，他把准备给她写的一封详详细细的长信一直拖了下来，直到他听说她已经做了护士，亲自上前方来了。但是还不知道，现在给她写信该写什么地址。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每逢日瓦戈医生回到他们住的加里西亚农舍里吃午饭，戈尔顿都要这样问他。
“还问什么马不马？往前不能去，往后也不能去，你还要上哪儿去？四周已经一片混乱。谁也弄不清情况。在南面，我们在几处地方包抄或者击破了敌军，不过，听说，我们的几支零散部队在前进中陷入了重围。在北面，德国人跨过了一向被认为是该地区天然屏障的斯文达河。那是骑兵，人数有一个军。他们在破坏铁路和仓库，而且据我看，他们是要包围我们。你瞧，就是这种局面。可是你还要什么马。好啦，卡尔宾科，快点儿弄饭来吃，麻利点儿。今天咱们吃什么？噢，小牛腿呀。太棒啦！”
医疗队和诊疗所以及所属各单位都分住在这个奇迹般保留下来的村子里。村子里一座座房屋都完好无损，墙上朝西的多扇玻璃窗都亮闪闪的。
正是晴和的初秋，是温暖的金色秋天的最后几个晴朗的日子。白天里医生和军官们打开窗子，时不时地打打成群成群地在窗台和低矮的顶棚裱糊纸上爬的苍蝇，解开制服上衣，喝着热汤或者热茶，喝得浑身大汗；到夜里，就蹲在开着的炉门前，吹着烧不着的湿柴下面的奄奄一息的火炭，被烟呛得眯着眼睛，不住地骂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天夜里非常静。戈尔顿和日瓦戈面对面地躺在相对的两面墙边的长凳上。在他们之间有一张桌子，还有矮矮的、长长的、从这边墙直到那边墙的一个窗户。屋里烧得又热，烟气又大。他们打开窗户边上的两扇小窗子，把秋天夜里的凉气放了进来，凉气一吹，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
他们像往常一样闲聊着，这些天白天和黑夜他们都是这样。战线那边的天空依然红得像火一样，忽然在均匀的、时刻不停的隆隆声中，夹杂了几下更低、更清晰、更沉重的炮声，就好像是在远处擦着地板挪动沉甸甸的铁皮柜子。日瓦戈听到这种声音肃然动容，停止了谈话，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这是德国十六英寸口径的贝尔达重炮，重量有六十普特。”然后，他又想闲聊，却忘记了刚才聊的是什么。
“村子里这是一股什么气味？”戈尔顿问道，“我来第一天就闻到了。甜得腻人，非常难闻。就像是老鼠气味。”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很多大麻地。大麻会发出一股难闻的、很久不散的死尸气味。此外，在作战地区，要是有人死在大麻地里，很久没有人发现，就要腐烂。这地方常常可以闻到死尸气味，这是很自然的。又是贝尔达。你听见没有？”
在这些天里，他们无话不谈。戈尔顿知道了老朋友关于战争和时代精神的一些想法。日瓦戈告诉他，他听不惯那种互相残杀的血的逻辑，看不惯伤员们的那种惨状，特别是今天的战争技术，使幸存的残废者变成畸形的肉块，那种景象，实在惨不忍睹。
每天戈尔顿都要陪着日瓦戈上什么地方去，并且总会看到一点什么。当然，这样清闲地旁观别人是不是勇敢，别人怎样刚强地战胜死亡的恐怖，别人牺牲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冒险，他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他觉得，对于这种事空自叹息而没有什么行动的话，同样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应当适合所处的地位，要老老实实，要真诚坦然。
他到红十字会流动医疗队去了一下，流动医疗队就在他们西面靠近阵地的野外急救站工作。他亲身体验到，看到伤员们的惨状，能够晕厥过去。
他们来到一片大树林边上，树林有一半被炮火摧毁了。在人踩马踏、炮火打得乱糟糟的树林里，竖立着好几辆打坏的炮车。树上拴着一匹上了鞍的马。树林深处的看林人的木屋屋顶被掀掉了一半。急救站就在看林人的木屋里和两座很大的灰色帐篷里，帐篷就跨着木屋前的小路，搭在树林中心里。
“我不该带你到这儿来，”日瓦戈说，“这儿离前沿太近，只有一俄里半到两俄里，我们的几支炮兵连就在这树林后面。听见这是干什么吗？你别充好汉，我不相信。你的心现在掉到脚后跟上了，这是很自然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变化。炮弹可能会往这儿落。”
有一些年轻的士兵，大叉着穿了笨重皮靴的两腿，或仰或俯地躺在小路旁边的地上，他们浑身是灰土，疲惫不堪，军衣的胸前和背后都被汗湿透了。他们是一小支伤亡惨重的部队的幸存者。现在是叫他们从激战四天四夜的火线上下来，到后方进行短时间的休息。他们躺在地上，像石头一样，没有力气笑，也没有力气骂人，而且当几辆跑得很快的大车轰隆轰隆地来到林中路上时，谁也没有转头看一看。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马车在飞奔，不要命地在狂跑，在往急救站运送伤员，到急救站进行急救，匆匆包扎一下，如果伤势严重，就动手术紧急抢救。这些伤员都是在半小时之前炮火停顿的短暂间隙里从阵地上抬下来的。伤员人数多得惊人，有一半人已经失去了知觉。
大车来到看林人木屋门口，好几个救护兵拿着担架从屋里走了出来，开始把车上的伤员往下抬。有一个护士从下面掀着帐篷的边儿，探头朝外看着。现在不是她的班。她正闲着没事儿。帐篷后面有两个人在大声吵骂。他们的声音在空气清新的高高的林中显得特别响亮，但是却听不清他们吵的是什么。等到运伤员的大车一到，吵架的两个人就走上小路，朝木屋里走去。那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在向流动医疗队的一个医生发火，是想向他打听，原来停在这树林里的炮兵站搬到哪儿去了。医生一点也不知道，这事与他不相干。他请军官别缠着他，别大呼小叫，因为又送伤员来了，他还有事呢。可是军官不肯罢休，骂红十字会，骂炮兵部队，把什么都骂了个遍。日瓦戈走到医生跟前。他们握过手，就一起进了木屋。那个多少带点儿鞑靼口音的军官继续高声骂着，解下树上拴的那匹马，跳上马去，就顺着小路朝树林深处跑去。那个护士还在一个劲儿地朝外望着，忽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啦？”她朝两个轻伤员叫道。两个轻伤员不用别人搀扶，就从两个担架中间朝木屋里走，于是她从帐篷里跑出来，朝他们奔去。
有一个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伤得特别可怕，惨不忍睹。有一块爆炸的炮弹壳的底片，把他的脸炸得粉碎，把舌头和牙齿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弹片从炸开的一边腮上进去，陷入颌骨当中，然而却没有把他炸死。这个已经没有人形的人用细得不像人声的声音短促地、断断续续地呻吟着，使听到的人都觉得，他是在恳求，恳求快点儿把他打死，免得让他这样活活地受罪。
那个护士以为，那两个在担架旁边走的轻伤员是听了他的呻吟受不了，正准备徒手从他的腮里往外抠那块可怕的铁片。
“你们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呀？这要让医生来做，要用专门的家什。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做的。”
戈尔顿在心里说：“上帝呀，上帝呀，叫他死吧，要不然我就怀疑您老人家的存在了。”
过了一小会儿，在抬着担架上木屋的台阶的时候，这个伤员高叫了一声，浑身抽搐了两下，就断气了。
断气的这个伤员就是预备队的士兵基马泽特金，刚才那个在林中大喊大叫的军官是他的儿子加里乌林少尉，那位护士就是拉莉萨，戈尔顿和日瓦戈是旁观者，他们都来到一起，近在咫尺，有的是彼此没有认出来，有的是彼此从来不认识，有的是今后永远见不到了，有的要等下一次机会，下一次见面时才能互相认出来。
在这一带地方，有一些村子奇迹般地保全下来。这些村子就好像在废墟的海洋中意外出现的一个安然无损的小岛。傍晚时候戈尔顿和日瓦戈乘马车回家。太阳快要落山了。在他们经过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的人一片哄笑声中向上抛着一个铜币，强迫一个穿着长长的西服的白胡子犹太老头儿去接。老头儿老是接不住。那铜币不往他那可怜巴巴地挓挲着的手里落，却掉到泥里。老头儿弯下身去拾铜币，哥萨克趁势啪的一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站在周围的人一齐捧腹大笑。就这样来取乐。暂时还不是恶意的，但是谁也不能担保事情不会发生严重的转化。老头儿的老伴儿几次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来，哭叫着朝老头儿伸过手来，每次都又战战兢兢地跑回屋里。他的孙子、孙女们都在窗口望着爷爷，哭着。
赶车的觉得这很好玩儿，就让马放慢了步子，好叫两位坐车的先生开开心。但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过来，申斥了几句，叫他不要再捉弄人。那个哥萨克连忙回答说：“是，是，长官。我们都是大老粗，我们是闹着玩儿。”
下一段路上，戈尔顿和日瓦戈都没有说话。
“这真是可怕，”日瓦戈在看见他们住的村子时，开口说，“真难想象，不幸的犹太人在这次战争中受多么大的苦难。战争偏偏就在他们的居住区打。他们除了受苦受难，除了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除了穷困之外，还要遭受洗劫和凌辱，还要遭受指责，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爱国心。如果他们在敌人统治下能享受到一切权利，而在我们这里只能受到迫害的话，哪儿会有什么爱国心呢？仇恨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仇恨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使人仇恨的，恰恰是应该同情的。那就是他们的贫困、人口密集，他们软弱，不能反抗暴力。莫名其妙。可悲的就在这儿。”
戈尔顿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现在他们又躺在矮矮的、长长的窗户的两边，又是夜里，他们又在闲聊了。
日瓦戈在对戈尔顿讲他在前线上看到皇上的情形。他讲得很生动。
那是在他上前线的第一个春天。他所在的部队司令部驻扎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大山谷里，从匈牙利川地进山谷的山口由这支部队把守着。
大山谷的底部有一个火车站。日瓦戈对戈尔顿描述那地方的景致，那山，那高大的枞树和松树，那挂在树上的一缕缕白云，还有那灰色和黑色的岩石峭壁，一面面峭壁夹杂在山林中，就好像浓密的毛皮上出现了一片片刮掉了毛的光皮。那是一个潮湿的、雾沉沉的四月的早晨，一片灰色，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被高山锁住，因此十分沉闷。雾气腾腾。雾气在山谷之上缭绕，一股一股的雾气在往上升，火车头的烟气从车站上一股一股地往上冒，草地上的热气是灰色的，山是灰色的，山林是黑色的，云也是黑色的。
那几天皇上在巡视加里西亚。忽然得到消息，说皇上要来视察这支部队，皇上是这支部队的荣誉长官。
皇上随时可能到来。站台上已经摆好迎接圣驾的仪仗队。紧张地等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有两列侍从车一前一后开了过来。过了不大一会儿，皇上的专列开到了。
皇上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他小声致辞，表示问候，他说的每一个音节，都要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就像是震动了摇晃着的水桶里的颠簸着的水。
腼腆地笑着的皇上，比起铸在硬币上和勋章上的那相貌，显得苍老些，没有那样的神采。他的脸很呆板，有点儿浮肿。他时不时地带着惭愧的神情侧眼看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因为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大公恭敬地俯下身去对着他的耳朵，甚至不用说话，而是用眉毛或肩膀的动作，教他如何摆脱尴尬的局面。
在那个灰蒙蒙的、温暖的山里的早晨，日瓦戈觉得皇上很可怜，想到这样一个胆小、拘谨、腼腆的人竟是一个暴君，这样软弱的人竟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就觉得不寒而栗。
“他应该发表一篇演说，比如，就像德皇威廉那样，‘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或者这一类的话。不过，一定要说到人民，这是肯定的。可是，你要知道，他还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本色，可惜他还没有那样卑劣。因为俄罗斯人还不会那样装模作样。那是装模作样，不是吗？我还明白，在恺撒统治下的人民，比如什么高卢人、斯维夫人或者伊利里亚人，是什么样子的。打那以后，所谓人民，就成了空话，只是皇帝、国王和政客们演说时的辞藻：人民，我的人民……”他停顿一会儿之后，又说下去：“现在前线上到处是记者。他们记录‘见闻’，记录人民的警语，访问伤员，发表反映民心的新见解。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达里
1，是语言失禁的写作迷，写的东西都是臆想的。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另一种类型。发表零星言论、特写、侧记，怀疑，厌世。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乏味的一天，像昨天一样。从早晨就下雨，到处是泥泞。我在窗口望着大路。大路上走着望不见头的俘虏。还有运送伤员的车辆。大炮在响着。又响了，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每天、每小时都是这样响法……’你可瞧瞧，这有多么敏锐、多么俏皮呀！不过，为什么要抱怨大炮呢？要求大炮换换花样——这是多么古怪的想法呀！为什么觉得大炮很单调，自己天天发表千篇一律的文章，就不觉得单调呢？为什么天天要像跳蚤一样，忙不迭地发表许多冠冕堂皇的仁爱的言论呢？记者为什么不明白，不是大炮，而是他自己应该换换新花样，不要重复陈词滥调，为什么不明白，小本子里记载的大量无意义的东西永远不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明白，任何事实，都有人自己添加的成分，都有人的一定的随意想象和一定的编造成分在内？”
“这话真对！”戈尔顿打断他的话，“现在我来说说，今天咱们看见那件事，我有什么想法。那个哥萨克作弄那个可怜的老头儿，就像成千上万这类的事情一样，都是最普通的欺压人的事例，对这种事没什么道理好讲，应该打耳光子，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那就要讲讲道理了，一讲道理，就会发现道理在另外一方面。不过，我对你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的一些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都是来自你的舅舅。你会问：民族是什么？要不要时时刻刻想着民族，而有的人并未想到民族，却以自己事业的壮美和成就带领民族在前进，给民族增光，使民族兴旺，这样的人是不是对民族贡献更大些？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在耶稣时代，能谈什么民族呢？因为那不是普通的民族了，而是改变和同化的民族了，问题正是全在于变化，而不是信守旧的原则。就拿福音书来说吧。福音书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首先，福音书不下断语，只是说些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话。福音书是一篇天真而含糊的劝谕。福音书是说：你们想过幸福日子吗？希望精神快乐吗？于是大家都接受了劝谕，相传了千百年。福音书里说，在天国里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之分，这是不是只是想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不是的，这不需要福音书说了，因为在福音书之前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圣贤和旧约中的先知都说过了。不过福音书要说的是：在心里想出来的新的生活条件、社会形式中，即所谓天国中，没有民族之分，只有个人。所以你说，任何事实，如果不是人添加什么意义的话，就不会有意义。而基督教这个人的奥秘世界，正是应该添加到事实中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使人觉得事实有了意义。”他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又继续说下去，“咱们谈到过那些庸碌之士，他们从来没有从整体上谈过有关人生和世界的话，还有那些二流角色，他们的着眼点非常狭窄，他们天天谈的是一个什么民族，最好是弱小民族，弱小民族就会受苦受难，这样就可以大发宏论，百般赞美，就可以靠同情弱小而取得名声地位。犹太人就是这种灾害的完完全全的受害者。民族意识使他们保持着僵死的观念，他们要保持自己的民族，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死死地保持着他们的民族，而在这若干世纪中，由于当年来自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影响，全世界已经摆脱了这种有害的束缚。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呀！这又怎么解释呀？这了不起的事，这摆脱庸俗束缚的见解，这从世俗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却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他们的民族。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为什么却又错过了呢？他们为什么会无视这个如此高尚、如此伟大的人物？怎么能设想，和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神奇人物在一起，他们会学不到他的精神？谁需要他们这种自愿的受苦受难，谁需要他们世世代代受嘲笑，谁需要那么多有灵魂、有感情的无辜老人、妇女和儿童流血？为什么所有民族的主张尊重民族的作家不来写写这些东西？为什么犹太民族的有影响的作家只不过写写世界性灾难的表象，只不过发发俏皮的议论呢？为什么他们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尽管责任很重，压力很大，就像胀得要爆炸的蒸汽锅炉，却还是要抓住这支不知为什么奋斗也不知为什么挨打的队伍不肯放手？为什么那些人物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要再叫原来的民族了。不要再挤成一堆，分散开吧。跟大家住在一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好的基督教徒。你们不要做你们当中的坏人和弱者希望你们做的那种人。’”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你一个劲儿急着要走，叫你念咒念坏了，现在非走不可了。我可不能说‘一路平安’，因为敌人又攻过来，打得我们够呛，还能说什么平安？敌人是从西面压过来的，东面还有退路。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都要转移。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撤走。往哪儿去，还不知道。喂，卡尔宾科，戈尔顿先生的衣服呢？不用说，没有洗。老是这一套。大嫂，大嫂，问他是哪一个大嫂，他自己也不知道，蠢货。”
他没有去听勤务兵怎样嘟嘟哝哝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理会戈尔顿，戈尔顿正觉得很伤脑筋，因为已经把日瓦戈的衣服穿脏了，还要穿着日瓦戈的一件衣服走。日瓦戈又说：“唉，咱们的行军生活，就像茨冈人流浪。我们刚来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劲儿：炉子不像炉子，顶棚这样低，又脏又闷。可是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想不起以前住的地方了。我望着这炉子的一角，望着瓷砖上的太阳和在炉壁上晃动的树影，就好像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
他们不慌不忙地开始收拾东西。
夜里，轰隆声、叫喊声、枪炮声、奔跑声把他们闹醒了。村子被火光照得亮堂堂的。窗户上阴影乱晃。隔壁的房东一家人都醒了，动了起来。日瓦戈喊道：“卡尔宾科，到街上去问问，外面乱糟糟的，是什么事？”
很快就弄清了情况。日瓦戈匆匆穿好衣服，又到医疗队去问了问，证实情况是确实的。德国人在这一地区进行反扑。火线已经离村子很近，而且越来越近了。村子已经在射程之内。医疗队和各单位仓促撤退，不再等撤退的命令。一切要在天亮之前撤退完毕。
“你跟着第一队走，有一辆大马车就要出发了，但我叫他们等你一下。好，再见吧。我送你去，看看有没有座位。”
他们朝村子的另一头跑去，有一支部队正在那里整装待发。他们弯着身子，贴着墙跑，跑过一户户人家。子弹在大街上呼啸着。在通向田野的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可以看见一颗颗爆炸的榴霰弹像张开的火伞。
“你怎么办？”戈尔顿一面跑一面问。
“我等一会儿走。还要回去拿几样东西。我第二批走。”
他们在村边握手告别。大车队出发了，好几辆大车和一辆有座大马车互相掩了几下，就渐渐排成了一条线。日瓦戈向渐渐远去的朋友挥了挥手。一座烧起来的棚子的火光为他们照亮。
日瓦戈尽量贴着墙，在墙的掩护下快步往回走。再过两户人家，就到他住的人家了，这时候一阵爆炸的气浪把他冲倒，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日瓦戈倒在街心里，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野战医院撤退到西部边境靠近铁路的一个小城里，离大本营很近。这是温暖的二月下旬。日瓦戈在军官病房里养伤，根据他的要求，在靠近他的病床的地方开了一个窗户。
吃午饭的时候快到了。伤员们各用各的办法打发饭前剩下的时间。他们听说，医院里新来了一个护士，今天就要第一次来他们这里上班。躺在日瓦戈对面的加里乌林正在看刚刚收到的《论坛》和《俄罗斯言论报》，看着因新闻检查留下的天窗，十分气愤。日瓦戈正在看在军邮局里积压了很久，现在一股脑儿送来的托尼娅的很多来信。风沙沙地吹动着信纸和报纸，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睛看去。走进来的是拉莉萨。
日瓦戈和加里乌林都认出她来了，虽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认识她。她并不认识他们。她说：“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子？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里乌林跟前。
“您怎么样？”她一面问，一面抓住他的手，按他的脉搏，但是马上就把他的手放开，坐到他床边的椅子上，露出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面，拉莉萨·费多罗芙娜，”加里乌林说，“我原来和您的丈夫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个团里，我和他很熟识。我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呢。”
“不可能，不可能，”她一连声地说，“这多么巧啊。您认识他吗？那您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死了吗？进了黄土吗？一点也不要隐瞒，不要担心。反正我知道。”
加里乌林没有勇气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她。他决定对她撒个谎，让她放下心来。
“他被俘了，”他说，“他在进攻的时候带着自己的队伍拼命往前冲，孤军深入，被包围了。他只好缴械。”
但是拉莉萨不信加里乌林的话。这场意外得使人惊愕的谈话，使她十分激动。她控制不住涌上来的眼泪，又不愿在外人的面前哭。她很快地站了起来，走出病房，到走廊里去镇定一下自己。
过了一会儿，她装得十分镇静地走了回来。她有意不朝加里乌林那边看，免得大哭起来。她径直走到日瓦戈的床前，漫不经心地、机械地说：“您好。您怎么样？”
日瓦戈看到她的悲痛和泪水，想问问她，是怎么一回事，还想告诉她，过去他见过她两次，一次在她是中学生的时候，一次在她是大学生的时候，但是他想，这样有点儿像套近乎，她可能会误解。后来他忽然想起在棺材里的死去的安娜·伊万诺芙娜以及当时托尼娅的痛哭，就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只是说：“谢谢您。我自己是医生，自己可以照料自己。您不必管我。”
“我哪儿得罪了他？”拉莉萨心里想着，很吃惊地看了看这个一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翘鼻子的陌生人。
好几天都是时阴时晴，天气变化不定，夜里刮着呼呼的、暖洋洋的风，风带着潮湿的泥土气味。
在这些日子里，时常从大本营里传来奇怪的消息，不时地从国内飞来令人担心的传闻。和彼得堡的电报联系常常中断。在各个角落里都谈起政治方面的事。
拉莉萨每天值班都要在早晨和傍晚查两次病房，同加里乌林、同日瓦戈，以及同其他病房的病人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她心里想：“日瓦戈这人真怪，真好奇。人很年轻，却很不亲热。鼻子翘翘的，不能说很漂亮。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他很聪明，头脑灵活，挺招人喜欢。但是，这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赶快结束这儿的工作，调到莫斯科去，可以离卡秋莎近些。到莫斯科要请求解除护士职务，回到尤梁津自己家里去，再去中学教书。巴沙的情况已经全清楚了，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样就再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当战地女英雄了，这就是寻找了他一场。”
现在卡秋莎在家里怎么样呢？可怜的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呀（于是她哭了起来）。最近这段时候，各方面的变化多么大、多么厉害呀。不久前，报效祖国、军人的英勇、崇高的社会义务感都是很神圣的。可是战争打输了，这是主要的灾难，就因为这个，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什么都不神圣了。
忽然，一切都变了，语调变了，空气变了，不知道该怎么想，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直被人牵着手走路，现在忽然放手了，说：“你自己学着走吧。”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亲人，也没有可信赖的人。这时候真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信赖生命力，信赖美或真理，让这些东西，而不是让那些已经被打翻的人为的章法支配自己，让这些东西完全支配自己，超过以往在已经没落的、过惯了的和平日子里。但是拉莉萨及时地想起来，在她的情况下，卡秋莎就是她的目的和依靠。现在没有了巴沙，只有拉莉萨这个妈妈，所以要把全部力量用到卡秋莎这个没有父亲的可怜孩子身上。
日瓦戈从来信中知道，戈尔顿和杜多罗夫不经他的允许就出版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得到广泛的赞誉，很多人说他在文学上将有远大的前途。他们在来信中说，莫斯科现在很热闹，人心惶惶，贫苦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现在正是重要变革的前夜，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要到来。
这时候正是深夜。日瓦戈十分疲倦。他时睡时醒，他觉得自己没有睡，觉得自己精神紧张了一天，所以睡不着。睡意蒙眬的风在窗外困倦地喘着气，打着哈欠，翻来覆去。风好像在哭，喃喃地说：“托尼娅呀，小舒拉呀，我多么想你们呀，我多么想回家，想去工作呀！”伴随着风的低语，日瓦戈睡睡又醒醒，一会儿觉得幸福，一会儿觉得痛苦，一会儿急切盼望，一会儿惶惶不安，就像这时阴时晴的天气，就像这不安定的夜晚。
拉莉萨在想：“他显得那样关心，还保存着可怜的巴沙的东西，可是我都没有问问他是什么人，是打哪儿来的，真不应该。”
第二天早晨查病房的时候，她为了补救自己的失礼，详细地询问了加里乌林的一切，并且不住地叹息起来：“天啊！噢，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维尔津家，还有一九〇五年冬天闹的革命！尤苏普卡？不。请原谅，尤苏普卡我不认识，也许是忘记了。不过，那一年，那个院子我可是记得！是真的，确实记得那个院子和那一年！啊，我记得多么真切呀！我还记得那时候在街上放枪呢！啊，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什么事儿，印象真深啊！请原谅，请原谅，少尉先生，您怎么样？是的，是的，您已经对我说过了。谢谢您，噢，多么感谢您呀，少尉先生，您使我想起好多事、好多人呀！”
一整天地都在想着“那个小院子”，一直在叹息着，几乎要把心里想的说出声来。
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啊！现在又在打枪了，可是比那时候可怕多了！这不是“小孩子放枪”了！那时的小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他们，还有那些院子，那些乡村里的普通人都在这里当兵了。变化多大呀！变化多大呀！
旁边几个病房里的一些能起床的伤员和病人，纷纷拄着棍子或拐杖，跑了进来，并且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喊起来：
“特别重要的消息啊！彼得堡街上打起来啦。彼得堡城防军转到起义者方面。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