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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有一次亚历山大·格罗麦科送给安娜·伊万诺芙娜一个旧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的。这个黑木头衣柜非常大。如果不拆开，什么门都进不去。因此，是拆散了拉来的，是一部分一部分搬进房里的，然后再考虑往哪里安放。放在比较宽敞的楼下几个房间里，派不上用场，不合适，楼上房间又太狭小，放不下。因此，为了安放衣柜，把主人卧房门口的楼梯平台腾出来一部分。
管院子的马尔克尔安装衣柜。他把六岁的女儿玛琳卡带来了，给了她一块麦芽糖。她的鼻子哼哧着，嘬起糖和沾满了糖的手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着爸爸在干活儿。
起初一切都顺顺当当。安娜·伊万诺芙娜眼看着衣柜渐渐装了起来，只剩下柜顶没有安装了。这时候，她忽然想起要帮帮马尔克尔的忙。她站到衣柜的高高的顶上，因为身子摇晃了两下，她就扶了扶仅仅靠槽销支撑着的侧板。马尔克尔匆匆安起来的衣柜一下子散了架。安娜·伊万诺芙娜和木板一起栽倒在地板上，摔得很疼。
“哎呀，太太，”马尔克尔连忙跑过来说，“好太太，你这是何苦呀。骨头没摔坏吧？您摸一摸骨头。要紧的是骨头，皮肉没关系，皮肉破了容易长好，就像俗话说的，只是给老娘们儿装门面的。”他又朝哭了起来的玛琳卡喝道：“你别哭，死丫头！你把鼻涕擦擦，找你妈去。”又朝安娜·伊万诺芙娜说：“唉，太太呀，不用您帮忙，这个衣柜难道我装不起来吗？乍一看，我不过是个管院子的，可是说实在的，论本事我可是个木匠，常常干木匠活儿呢。您不相信，这些衣柜经我一收拾，就漂漂亮亮，能给有钱人家的新娘盛嫁妆。全怪我平常爱喝老酒。”
马尔克尔推过一张安乐椅来，把安娜·伊万诺芙娜搀过去，坐下来。安娜·伊万诺芙娜一面哼哧，一面抚摩着跌疼的地方。马尔克尔又开始安装衣柜。等到把柜顶安好，他说：“好啦，再把门儿安上，就漂亮了。”
安娜·伊万诺芙娜不喜欢这个衣柜。论形状和大小都很像灵车或者皇帝的墓，常常使她产生迷信的恐惧。她把衣柜叫作“阿斯柯里德的坟墓”。实际上她指的是大力士奥列格那匹给主人带来灾殃的马。安娜·伊万诺芙娜乱七八糟地读了不少故事书，把相近的东西混淆了。
安娜·伊万诺芙娜的这种郁闷心情，渐渐成了肺病的根源。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里，安娜·伊万诺芙娜一直没有起床。她害的是肺炎。
尤拉、米沙·戈尔顿和托尼娅明年春天就要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了。尤拉学的是医学，托尼娅学的是法律，米沙是在哲学系学语文。
尤拉在思想上完全变了，他的观点、习惯、志趣都很独特。他的感受力特别强。他的一些见解极其新颖。
但是不管他多么喜欢艺术和历史，他在选择终生事业时却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不能把艺术当作事业，正如不能把天生的乐观和多愁善感当作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并且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以前，他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期他整天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学习解剖尸体。他顺着弯弯的阶梯走下地下室。解剖室里有许多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有的站成一堆，有的单独站着。有些人把许多骨头摆在身边，翻着破烂的教科书，死记硬背；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在角落里解剖着尸体；还有一些人在说笑打诨，追赶停尸间的石头地上一群一群跑着的老鼠。在黑乎乎的停尸间里，有许多白白的尸体像磷光一样隐隐闪着亮光，有不明原因的死者，有不明身份的自杀的年轻女子，有保存完好的溺水女子。因为注射了明矾，都显得年轻而丰润。把尸体剖开，切开，做成标本，不论切得多么碎，人体的美依然如故，所以，在把一具完整的美人鱼般的尸体粗暴地摔向镀锌的解剖台时，会感到美得令人吃惊，等到把胳膊或骨头切下来时，依然会感到美得惊人。地下室里充满了福尔马林和碳酸的气味，充满了神秘感，所有这些僵直了的尸体的不明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本身是神秘的，就像回家或者来到自己的大本营里一样来到这地下室里的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
这种神秘的声音压倒其余一切的声音，时时萦绕在尤拉的心头，在解剖时常常打搅他。但是就像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打搅他一样，他对此已经习惯了，这种诱人的干扰打动不了他的心了。
尤拉善于思考，也善于写作。还在中学时期，他就想写散文，写一本传记形式的书，他可以把所见到的和想到的最惊人的东西当作隐藏的爆炸物写进去。但是他还是太年轻了，写不好这样的书，所以他没有写这样的书，而写起了诗，就好像一位画家，为了画一幅构思好的巨画，画了一辈子草图。
尤拉之所以敢于写诗，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有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尤拉认为这两个特点，即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是艺术的现实性的标志，而缺乏现实性的艺术，全是空洞无物的，是无益的。
尤拉明白，自己性格中一些主要特点，都是来自舅舅的影响。
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住在瑞士的洛桑。他在那里出版了一些俄文著作。他在这些著作及其译本中，阐述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关于历史的见解，认为历史是人类为了回答死亡现象而借助于时间和记忆的现象所创造的另一个宇宙。这些著作的灵魂是重新理解的耶稣教，其直接结果是新的艺术思想。
这一类思想影响了尤拉，更影响了尤拉的朋友米沙·戈尔顿。米沙就在这种影响下，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在哲学系常常听神学课程，后来甚至想转到神学院去。
舅舅的影响，把尤拉往前推进了，使他得到了解放，然而却把米沙束缚住了。尤拉明白，米沙由于着迷而走极端，这和他的出身很有关系。尤拉因为小心谨慎，并没有劝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打算。不过他常常劝米沙做一个脚踏实地、不脱离实际的人。
十一月底的一天晚上，尤拉很晚才从学校回来，一天没有吃东西，感到非常疲惫。一回来就听说，今天着实慌乱了一天，安娜·伊万诺芙娜不住地抽风，来过几位医生，建议去请神父做死前祈祷，不过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现在她好些了，已经清醒了，并且吩咐，等尤拉一回来，就叫他马上到她那儿去。
尤拉听了这话，连衣服也没有换，就来到她的卧房里。
在卧房里还可以看到刚才忙乱的痕迹。一个助理护士轻轻地在床头小柜上收拾着东西。周围到处都是揉成团儿的餐用纸和冷敷的湿毛巾。洗杯盆里的水被吐出来的血染成了粉红色。盆里还有不少注射剂玻璃管的碎片和在水里泡得胀大了的棉花球儿。
病人浑身是汗，正用舌尖儿舔着干燥的嘴唇。她一下子瘦了不少，和早晨尤拉看到她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诊断会不会错？”尤拉想道，“一切症候都说明是哮吼性肺炎。似乎这是好转期开始。”他同安娜·伊万诺芙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安慰的话，就把护士支了出去。他拿起病人的手，按起脉搏，他的另一只手拿起床头小柜上的听诊器。安娜·伊万诺芙娜摇了摇头，表示这不必要，用不着。尤拉这才明白，她找他是有别的事。安娜·伊万诺芙娜提了提精神，说道：
“你看，他们想给我举行……临终祈祷了……差点儿死了……时时刻刻可能死……有时候去拔牙，怕疼，真不是滋味……这不是拔牙，是把一个人、把一条命拔掉……咔嚓一声就完了，就像用钳子拔掉了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谁也不知道……我真难受，真害怕呀。”
安娜·伊万诺芙娜不说了。眼泪哗哗地从她的两腮上滚了下来。尤拉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芙娜又说道：
“你很有才华……你的才华……与众不同……你应该明白一些道理……你对我说点儿什么吧……宽宽我的心。”
“我怎么说好呢？”尤拉说过这话，就在椅子上左右不安地转悠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来来回回地走了两圈儿，又坐了下来。“首先我要说，明天您就会渐渐好起来，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可以担保。再就是，至于死亡、知觉，至于人会不会复活……您想听听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意见吗？是不是下一次再说呢？怎么？现在就说吗？好吧，现在就说说。不过，马上就说，可不是那么容易。”于是他对她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即席演讲，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复活。用安慰弱者的那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复活，我认为是没有的。对于耶稣所说的一些关于生和死的话，我另有一番理解。千万年以来的人，如果都复活的话，往哪儿搁呢？整个天下就不够他们住的了，上帝、善良和好的思想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拥挤不堪、你争我抢、像牲畜一样的人群中，什么都无法容纳。
“但是，人世间不断地有同样的生命诞生，这些生命通过无数的交配和变化，时时刻刻在进行更新。所以您不要担心能不能复活，在您诞生的时候，您已经复活了，您只是没有觉察到就是了。
“您会不会感到痛苦，您的身体各种组织会不会感觉出自己在瓦解呢？换句话说，就是您的意识如何。不过，意识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们先来看看。有意识地要去睡觉，就一定会失眠；有意识地想体会自己的消化功能，就一定会导致神经功能紊乱。意识是毒药，是一个人自我毒害的药剂。意识又是投向外在世界的光，意识能够照亮我们面前的道路，使我们不跌跤。意识好比行进的火车头前面的照明灯。如果把车前的灯转向车内，就会出大祸。
“那么，您的意识会怎样呢？您的意识，您的。您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关键就在这里。咱们就来看看。您意识到自己的什么，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是肾，是肝，还是血管？都不是，不管您的意识多么强，您总是意识到自己时时刻刻在活动，在做事，意识到自己在家庭里，在别人当中。请您注意。一个人生存在别人之中，才是一个人的本性。您就是这样，您的意识永远是这样。您的灵魂，您的永生，您的生命，就是在别人之中。究竟怎样呢？就是说，您过去在别人之中，今后还永远在别人之中。如果以后把这叫作纪念，不也是一样吗？这还是您，是成为未来的一部分的您。
“再说最后一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无所谓死亡。死亡与我们不相干。您刚才说到才华，这是另一回事儿，这是我们的发现。从最深广的意义上来说，才华就是生活的本领。
“圣约翰说，以后不会有死亡。他的推理很简单。以后不会有死亡，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这等于是说：以后不会有死亡，是因为这一切已经经历过，已经老了，令人厌了，现在需要新的了，而新的生命是永恒的。”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在房里来回踱着。他走到床前，把手放在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头上，说：“您睡吧。”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芙娜渐渐入睡了。
尤拉轻轻走出房来，吩咐叶戈罗芙娜把护士叫来。他心想：“鬼晓得是怎么回事儿，我成了江湖医生了。念念咒语，手到病除。”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芙娜就好些了。
安娜·伊万诺芙娜的病情渐渐好转。十二月中旬她曾经试着起床，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别人劝她好好躺在床上休养。
她常常把尤拉和托尼娅叫了去，对他们讲自己的童年，往往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她的童年是在乌拉尔的雷瓦河畔祖父的庄园瓦雷金诺庄上度过的。尤拉和托尼娅从来没有上那儿去过，但是尤拉从安娜·伊万诺芙娜的话里，很容易想象出那五千亩浓密的、黑郁郁的原始森林，湍急的雷瓦河像弯弯的尖刀似的从森林中两三处地方穿过，雷瓦河有石头河底，克柳格尔河岸边还有高高的石崖。
这几天，尤拉和托尼娅生平第一次做了出门穿的礼服，尤拉做的是一套黑色常礼服，托尼娅做的是一件小开领的浅色缎子晚礼服。他们准备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斯文季茨基家传统的圣诞晚会上开始穿自己的新礼服。
在男服装店和女服装店订做的衣服在同一天送到了。尤拉和托尼娅试过了新衣，都十分满意。他们还没有脱下新衣，叶戈罗芙娜就来了，说是安娜·伊万诺芙娜叫他们。尤拉和托尼娅就穿着新衣服来到安娜·伊万诺芙娜跟前。
她见他们来了，用胳膊肘支起身子，从一边看了看他们，又叫他们转了转身子，说：
“很好。简直漂亮极了。我真没想到已经做好了。嗯，托尼娅，再让我看看。我觉得，这地方好像皱了一点儿。不，没什么。你们知道我叫你们来干什么吗？不过，尤拉，我先对你说几句话。
“安娜·伊万诺芙娜，我知道。是我让您看那封信的。您和我舅舅一样，认为我不应当放弃。请您别着急。您说话对身体不利。现在我来对您解释解释。虽然您已经十分清楚了。
“那么，第一，是可以为日瓦戈家的遗产打打官司，为打官司付出不少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但实际上什么遗产也不存在，只有一些债务和乱七八糟的事情，再就是在打官司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丑事。如果能够把什么东西变成钱的话，难道我非要把钱送给法庭，不可以自己用用吗？问题就在于，打这样的官司是无益的，与其在这方面花力气，不如放弃这种不存在的财产的继承权，让给那几个冒充的继承人和眼红的竞争者。有一位阿丽思夫人，带着孩子住在巴黎，也姓日瓦戈，蓄意已久，此事我早就听说了。可是现在又增加了新的竞争者，此事不知您是否知道，但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原来，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就爱过一个怪僻的斯托尔布诺瓦娅恩莉齐公爵夫人。她和父亲生过一个男孩，今年十岁了，名字叫格兰尼亚。
“公爵夫人深居简出。她带着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区自己的房子里，不知靠什么生活。我见过那座房子的照片，是一座五个窗户的漂亮房子，窗户很大，飞檐上还有雕饰。近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那房子用五个窗户作眼睛，穿过西伯利亚和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之间的几千俄里，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或早或晚要把我吃掉。所以，我要这些虚无缥缈的财产、这些挖空心思跳出来的竞争者、他们的恶意和红眼干什么？我要律师干什么？”
“不过，还是不应当放弃，”安娜·伊万诺芙娜说，“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她又重复了一遍，随即接着说：“我想起那人的名字来了。你们可记得，我昨天讲过一个守林人？他的名字叫巴克斯，就是酒神。很有意思，是吧？黑黑的、可怕的林中怪物，大胡子一直连着眉毛，所以叫作酒神！他一脸都是伤疤，那是狗熊撕咬他，他挣脱了。那儿的人全是这样的。全是这一类的名字。名字都很简短。为的是叫起来响亮、清楚。巴克斯，或者鲁普，或者，比如说，法斯特。你们听着，听着。有时候，听说有什么情况，阿弗克特或者什么弗罗尔就像爷爷的双筒猎枪里的两颗子弹一样，一齐跑出去，我们也从玩的地方一齐跑到厨房里。到厨房里一看，有时候是林中烧木炭的人带回一只小熊来，有时候是看林子的人从远处的护林所带来了矿石样品。爷爷一一记下来。打发人到账房里去。有的给钱，有的给粮食，有的给子弹。窗外就是树林。雪老深老深的！堆得比房子还高！”安娜·伊万诺芙娜咳嗽起来。
“别再说话了，妈妈，说话对身体不好。”托尼娅劝告说。尤拉也劝她不要再说了。
“没关系。不要紧。噢，我顺便说说。叶戈罗芙娜说，你们好像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后天该不该去参加圣诞晚会。我不喜欢你们这样没主见！你们真不怕丑！尤拉，你这样怎么能做医生呀？就这样定啦。你们要去，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吧，我再回头说说巴克斯。这个巴克斯年轻时候做过铁匠。在打架的时候人家打坏了他的五脏。他自己用铁另做了一副。尤拉，你别插嘴。难道我不明白？我明白，不是真的用铁。不过大家都这样说。”
安娜·伊万诺芙娜又咳嗽起来，这一次咳嗽的时间长得多。咳嗽一直停不住。她一直缓不过气来。
尤拉和托尼娅一齐跑到她跟前。他们肩靠肩地站在她的床前。安娜·伊万诺芙娜一面咳嗽，一面把他们那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的两只手在一起紧紧贴了好一阵子。然后，她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结婚吧。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她说过这一句，就哭了起来。
早在一九〇六年春天，拉莉萨在进入中学最后一年之前，她和科马罗夫斯基才有六个月的关系，她就觉得无法忍受了。他十分巧妙地利用她的抑郁心情，每当他有性的需要时，他不表露出来，而是非常微妙、非常含蓄地提醒她，让她记起她受过玷污。这就可以使拉莉萨心慌意乱，一个好色之徒就希望女人这样。这种慌乱心情使拉莉萨越来越深地掉进情欲的噩梦，她在清醒时一想起这种噩梦，连头发都要竖立起来。夜里那种癫狂的矛盾像魔法一样不可理解。那时候一切都颠颠倒倒，不合常理。揪心的痛苦会变成一阵阵咯咯的笑声，挣扎和抗拒会变成顺从，并且还要拼命吻他的手以表示感谢。
看来，这种事似乎没有了结的时候，可是，在春天，在本学年的最后一堂课上，拉莉萨考虑到，到夏天，学校里不上课了，拉莉萨再没有借口不和科马罗夫斯基常见面了，他就会经常来纠缠了，于是她很快拿定了主意，这个主意使她的生活在很长时间里大不一样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上午，一场大雷雨眼看就要来到。教室里在上课，窗子都开着。城市的嗡嗡声在远处一个劲儿地单调地响着，就像蜂房里蜜蜂的叫声。正在玩儿的孩子们的叫闹声从院子里飞进来。闻着大地上的青草气息和嫩绿的树叶气息，头脑晕乎乎的，就好像谢肉节时候喝足了酒和吃饱了甜饼。
历史教员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他刚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天空就黑了，雷电交加，一团团飞沙和灰尘夹杂着新鲜空气闯进教室里。两个勤快的学生连忙跑出去叫工友关窗子，当他们打开门时，一阵穿堂风吹来，把一张张桌子上的吸墨纸吹了起未，吹得满教室乱飞。
窗子关上了。夹杂着城市灰尘的肮脏的大雨倾注下来。拉莉萨从练习簿上扯下一页纸，写了一张字条给同桌的娜加·科洛格里沃娃：
娜加：
我要离开母亲单独生活。你帮我找点儿收入好的事情干干。你认得的有钱人多。
娜加也用同样的方法回答她：
正在给莉芭找家庭教师。你到我们家来吧。那就太好了！你该知道，我爸爸和妈妈多么喜欢你。
拉莉萨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住了三年多，就像住在石头城里一样。没有人干扰、侵犯她，就连母亲和哥哥也和她疏远了，很少和她来往。
拉甫连季·米海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新型的大实业家，精明能干，很有头脑。他这个富可敌国的、财产难以估计的大富翁，这个平民出身的神话般的人物，加倍地憎恨腐朽的社会制度。他掩护地下工作者，为被审讯的政治犯请辩护律师，并且，就像有些人开玩笑说的那样，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自己这个私有者，还要鼓动自己工厂里的工人罢工。拉甫连季·米海洛维奇枪法很好，很喜欢打猎。一九〇五年冬天，每到星期天他都要到谢列布良森林里或者到洛辛岛上去教工人自卫队枪法。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莉波芙娜和他是天生的一对。拉莉萨对他们非常敬佩。家里人都十分喜欢她，拿她当亲人看待。
拉莉萨无忧无虑地过到第四个年头，她的哥哥罗季昂有事来找她了。他像个纨绔子弟那样晃着两条长腿，为了表示神气，用鼻音说起话，并且装模作样地撇着腔，对她说，同届毕业的士官生们凑了钱，要买礼物送给校长。他们把钱交给了他罗季昂，叫他去买礼物。可是前天他把这笔钱输得精光。罗季昂说完这话，晃了晃又高又细的身子往安乐椅上扑通一坐，就哭了起来。
拉莉萨听了这话，浑身发冷。罗季昂抽抽搭搭地继续说下去：“昨天我去找过科马罗夫斯基。他不肯和我谈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除非你有这种意思……他说，虽然你和我们不来往，但是他还是很想你的……好妹妹……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你……可明白，这事儿多么丢人呀，我这个士官生多么丢脸呀？……你去找找他，这又不算什么，去求求他……你总不希望我用自己的血来洗刷自己的羞耻吧？”
“用血洗刷……士官生多么丢脸……”拉莉萨气愤地重复着他的一些话，激动地在房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我不是士官生，我就没有什么脸，人家想要我怎样就怎样。你明白你是叫我干什么吗？他向你提出的是什么，你听懂了吗？我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过上松心的日子，可是你现在跑了来，什么都不管，为了你，要使我的一切化为泡影。滚你的吧。你自杀就自杀，请便吧。干我什么事？你究竟要多少？”
“六百九十多卢布，就说个整数吧，七百卢布。”罗季昂稍微踌躇了一下说。
“罗季昂！你真是疯啦！你知道你说的什么吗？你输了七百卢布？罗季昂！罗季昂！你可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常人，辛辛苦苦干上多久，才能挣到这么多的钱？”
停顿了一会儿，她又用冷冷的、不相干的口气说：“好吧。我试试看。明天你来。你把你要自杀的手枪带来。你把手枪给我。记住，要多带些子弹。”
她向科洛格里沃夫借到这笔钱。
拉莉萨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她中学毕业后，又上大学，在大学里成绩优异，到明年，一九一二年，她就要大学毕业了。
一九一一年春天，她的学生莉芭中学毕业了。莉芭已经有了未婚夫，是一位年轻工程师，姓弗里津丹克，出身良好，家道富裕。父母都赞成莉芭的亲事，但是不赞成她这样年轻就结婚，劝她再等一等。因此家里常常闹纠纷。莉芭是父母的爱女，又娇惯又任性，常常和父母吵，又哭又跺脚。
在这样一个有钱的家庭里，又是把拉莉萨当作亲人看待的，没有人记得她为罗季昂欠下的债务，从来没有人提这回事。
如果拉莉萨没有那些瞒着人的日常开支的话，这笔债她早就还清了。
她经常瞒着巴沙，给他那被流放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还要资助她那经常生病的、爱唠叨的母亲。此外，她为了暗地里减少巴沙本人的开支，常常瞒着他替他向房东太太付房租和饭钱。
巴沙比拉莉萨还要年轻点儿，他如醉如狂地爱着她，对她百依百从。他听从她的主意，实业学校毕业后，补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的是到大学里学语文。拉莉萨盼望着，再过一年，等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同巴沙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的某个外地城市里去做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教师。
巴沙住的房间，是拉莉萨亲自给他找的，是从一位很老实的房东手里租到的，在卡麦尔格尔胡同的一幢新楼房里，这地方靠近大戏院。
一九一一年夏天，拉莉萨最后一次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人到杜布良庄上去。她如醉如痴地喜欢这个地方，比主人自己更喜欢。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每到夏天来这里小住的时候，对待拉莉萨有一种默契。当他们下了车，那热烘烘、黑乎乎的火车渐渐远去，拉莉萨来到一望无际、静谧无声、到处是花香的原野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趁着搬运夫从车站上往大车上装行李，身穿驿站坎肩和挽着袖子的红衬衫的杜布良的马车夫还在对已经上了马车的老夫妇报告过去一段时期的当地新闻，就让拉莉萨一个人徒步朝庄园的方向走一会儿。
拉莉萨顺着旅游者和朝圣者踏出的路基边的小路往前走，然后拐向草地上通向林中的小道。她在这儿站下来，眯起眼睛，深深地吸几口洋溢着花香的旷野空气。这空气比父亲还亲切，比情人还可爱，比书本更能让头脑清醒。拉莉萨顷刻间又发现了她生存的意义。她觉得，她到这里来，是为了研究大地醉人的美，并且为这种美找出恰如其分的名称，如果她做不到这一点，那她出于对生活的爱，要生出后代，让后代人代替自己做到这一点。
这一年夏天，拉莉萨是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这里的，因为她自己揽了不少事情，以致劳累过度。她心绪有点儿不佳。她现在疑心重了，这是她以前不曾有的。因为疑心重，她的心胸狭窄了，而以前她是很有度量的，从来不是小心眼儿。
科洛格里沃夫一家没有让她走。一家人照旧对她十分亲热。但是自从莉芭长大成人以后，拉莉萨认为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了。给她薪水，她不愿接受，他们却硬要给她。其实她是十分需要钱的，然而以客人的身份挣工资是不合适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拉莉萨认为自己的处境很尴尬、很不痛快。她似乎觉得，大家都认为她是累赘，只是当面不表露罢了。她自己也感到自己成了累赘。她真想跑得远远的，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但是，她认为，在走以前，必须还清科洛格里沃夫家的钱，可是眼下她却无法弄到这样一笔钱。她觉得，因为罗季昂胡作非为输掉了人家的钱，她成了抵押品，因为懊恼和束手无策，她天天坐立不安。
她觉得，似乎各方面都有不客气的表现。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宾客对她表示殷勤，她就觉得这好像是哄小孩子，为的是容易打主意。如果不理睬她，那就说明不把她当人看、瞧不起她。
拉莉萨的疑心病，并不妨碍她参加在杜布良庄做客的各种各样人群的娱乐活动。她游泳，划船，夜里过河参加野餐，和大家一起放烟火，一起跳舞。她参加业余演戏，特别喜欢参加小毛瑟枪射击比赛，不过，她更喜欢用罗季昂的小手枪。她用手枪射击，几乎是百发百中，她开玩笑说，可惜她是女人，不能在决斗中显示她的本事。但是，她越是寻开心，她的心情越坏。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样。
回到城市以后，这种情况更严重了。拉莉萨本来心情就不愉快，又加上常常和巴沙发生小小的口角（她小心提防着，避免同他大吵，因为她认为他是她最后的依靠）。巴沙近来产生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说话时总带一种教训人的口气，使拉莉萨觉得又好笑又生气。
巴沙、莉芭、科洛格里沃夫一家、钱——这一切天天在拉莉萨的头脑里转悠。她感到活得厌烦。她的精神渐渐有些错乱。她真想抛开熟悉的、经历过的一切，重新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就在这种心情驱使下，她在一九一一年圣诞节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她决定马上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要想方设法独立生活，过独立生活需要的钱，她向科马罗夫斯基要。她以为，在过去种种事情之后，在她已经脱身好几年以后，他一定会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不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无私地帮助她。
她抱着这个目的，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出门朝彼得罗夫大街走去，出门前，她把罗季昂的手枪装好子弹，放下保险机，放到暖手筒里，做好准备：如果科马罗夫斯基不给她，误解她的来意，或者对她进行侮辱，她就对他开枪。
她心慌意乱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大街上走着，周围的一切她都没有注意。她想象中的那一枪已经在她的心中响了，不管那一枪打的是谁。她心中想着的就是那一枪。一路上她听到的就是那一枪，那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自己，射向自己的命运，也是射向那树干上刻了靶子的杜布良庄草地上的老橡树的。
“别碰我的暖手筒！”当一个劲儿地表示惊讶的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伸过手来，想帮助拉莉萨脱衣服的时候，拉莉萨对她说。科马罗夫斯基不在家。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仍然劝拉莉萨进去，脱掉外衣。
“不行，我还有急事。他上哪儿去了？”
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说，他参加圣诞晚会去了。拉莉萨拿着写好的地址，顺着阴暗而熟悉、旁边窗上带有花纹的楼梯跑下楼，朝“面粉城”里的斯文季茨基家走去。
直到这时候，又一次来到大街上，拉莉萨才仔细朝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是冬天，在城市里，已是黄昏时候。
天气冷得厉害。大街上覆盖着一层黑黑的厚冰，就像是打碎的啤酒瓶瓶底的玻璃。呼吸都感到疼。空气中到处是灰色的冰霜，像毛刷子一样往脸上直扎，就像她那冻硬了的毛皮围领上的白毛，扎得她痒酥酥的，而且会往嘴里直戳。拉莉萨揣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在空旷的大街上走着。路边的茶馆和小吃铺的门口冒着热气。一团团冷雾中不时地出现冻得通红的行人的脸和毛上挂满冰凌的马头和狗头。一座座房子的窗户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冰雪，就像是抹上了一层白石灰。在不透亮的窗户上，晃动着挂满彩灯的枞树的五颜六色的反光和欢乐的人们的身影，就好像里面的人在白色的幻灯幕布上放幻灯片，给街上的行人看。
来到卡麦尔格尔胡同，拉莉萨站住了。“我再也不行了，我支持不住了，”她几乎说出声来，“我上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定了一下，想道，一面去推那道沉重的大门。
巴沙对着镜子打扮着，因为用劲，脸涨得红红的，用舌头抵着腮帮子，在扣衬衣硬领，拼命地把弯弯的领口扣往浆过的衬衣的扣眼里塞。他正准备出门。他还是那样纯真和不老练，当拉莉萨不敲门就进来，看到他的衣着不太整齐时，他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他马上就发现她的激动神情。她的腿微微发抖。她用腿向两边分着自己的衣服下摆，像蹚水过河那样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跑过去迎住她，惊慌地问道。
“坐到我跟前来。坐下吧，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别打扮了。我还有急事。我马上要走。别碰我的暖手筒。等一等。你转过脸去。”
他把脸转过去。拉莉萨穿的是英国式服装。她脱掉短上衣，挂到钉子上，把罗季昂的手枪从暖手筒里放到上衣口袋里。然后回到沙发上，说：“现在你可以回过头来了。把蜡烛点上，把电灯关了。”
拉莉萨喜欢在幽暗的烛光中说话。巴沙经常为她准备着一包未开封的蜡烛。他把烛台上的蜡烛头拿下来，换上一根新的，放到窗台上，点着了。蜡烛火跳了两下，噼噼啪啪地向周围迸射了一阵火星，就像个箭头似的稳住了。屋子里充满了柔和的光线。接近烛火的窗玻璃的冰上，渐渐融化出一个黑黑的小圆圈儿。
“你听着，巴沙，”拉莉萨说，“我遇到了麻烦事。你要帮我摆脱这种困境。你别害怕，也不要问我，但是千万别以为咱们跟所有的人一样。不要老是那么悠闲自在。我时时刻刻可能有危险。如果你爱我，想叫我不死的话，就不要再拖延，咱们快点儿结婚吧。”
“这是我天天盼望的，”他打断她的话，“你快点儿定个日子吧，你想在哪一天，就在哪一天。不过，你还是对我说清楚，说明白，你是怎么啦，别叫我闷在葫芦里。”
但是拉莉萨慢慢把话题引开，不做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谈的问题与拉莉萨的伤心事毫无关系。
那年冬天，尤拉为了取得学校的金质奖章，在写一篇有关视网膜主要成分的学术论文。虽然尤拉学的是普通内科学，可是他对眼科很有研究。
他对视觉生理学的这种兴趣，反映出他的天性的另一些侧面：他的创造才能、他对于艺术形象的实质和逻辑观念的思维能力。
托尼娅和尤拉坐着出租雪橇去参加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起肩挨肩地过了六年，从童年的结束到少年的开始。他们彼此连最微小的地方都十分了解。他们有共同的习惯，他们之间有说简短的俏皮话的特殊方式，还有简单地哼哼鼻子回答的特殊方式。这会儿他们也是这样，在冷风中闭着嘴巴，不出声地交换简短的意见，各自想着心思。
尤拉想着，论文比赛时间快要到了，应当赶快把论文写好，然而他的思想被年终时候大街上纷乱的节日气象打乱了，他从这些事情又想到别的一些事情。
在米沙他们那个系里出版一份油印的学生刊物，米沙是刊物的主编。尤拉早就答应给他们写一篇评论勃洛克的文章。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青年人都十分崇拜勃洛克，他和米沙尤其崇拜。
但是这些念头也没有在尤拉的脑海里停留多久。他们坐在雪橇上，把下巴埋到衣领里，不时地揉着冻得生疼的耳朵，各自想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想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芙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他们两个人都变了。他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彼此都用新的目光相看了。
托尼娅这个多年的伙伴，这个不需开口就能理解的好朋友，原来是尤拉所能想象的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东西，原来是个女人。尤拉拼命想象，可以想象到自己登上阿拉拉特山，想象到自己成为英雄、圣人、胜利者，随便什么都行，就是想象不出怎样做一个女人。
现在这项最困难、最了不起的任务由托尼娅那瘦削而软弱的肩膀担当起来了（从这时候起，尤拉忽然觉得托尼娅成了瘦弱的了，虽然她是个十分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热烈的同情和羞涩的惊羡，这便是爱情的开端。
托尼娅对尤拉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尤拉想，他们还是不应该从家里出来。可不要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家里出什么事情。他又回想起来。当时他们已经穿好衣服，要出门了，听说安娜·伊万诺芙娜又有些不大好，就又走到她跟前，打算不出去了。安娜·伊万诺芙娜依然激烈地反对，一定要他们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托尼娅走到窗幔后面很深的窗洞里去看看天气怎样。等他们从窗洞里走出来，两条窗幔贴到他们那第一次穿的新衣服上。轻柔的纱幔跟在托尼娅身后拖了好几步，就像结婚时新娘的披纱。大家都笑了，因为房里的人不约而同地都看出来，这非常像。
尤拉朝大街两边望着，他看到的情形，也就是不久前拉莉萨走过时看到的那一些。他们的雪橇拖出一阵很不和谐的哧哧声，在街心花园和林荫道的挂满冰雪的树下引起一阵阵长长的不和谐的回声。一个个结满冰凌、映照着灯光的窗户，像一个个层状的烟玉做成的贵重小匣子。窗户里面是莫斯科的圣诞节生活场面，圣诞枞树五光十色，宾客拥来挤去，玩捉迷藏，做化装游戏。
忽然尤拉想道，诗人勃洛克，就等于俄国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北方的城市生活中和新的文学中、现代城市的星空下和现代客厅里五光十色的枞树周围的圣诞节景象。他想，不需要写什么有关勃洛克的文章，只需要写写俄罗斯独特的自然风光，写写冰雪、狼群和黑郁郁的松林。
他们来到卡麦尔格尔胡同。尤拉注意到一个窗户的冰凌上化出来的一个黑黑的小孔。有一线烛光透过这个小孔射到大街上，那神气好像是有意在探看，仿佛烛火是在窥伺行人，在等待什么人。
“桌子上点着蜡烛呢。点着蜡烛……”尤拉在心中想道。他想出的只是一种未想好的模模糊糊的想法的开头，希望思想自动接续上，不要催促。思想却没有接续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就是这样安排的。到十点钟，等孩子们纷纷散了，再给青年人和成年人安排第二场晚会，一直玩到天亮。年纪大些的人通宵都在三面墙的豪华的客厅里玩牌，客厅紧接着大厅，客厅和大厅之间隔着一道沉甸甸的厚实的帷幔，帷幔用老大的铜环吊着。黎明时候，大家一起吃晚餐。
“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斯文季茨基家的外甥乔治匆匆地问了他们一声，就从前厅里跑向里面去找舅舅和舅母。尤拉和托尼娅决定也跟他去和主人打招呼，在脱衣服的时候，顺便向大厅里望了望。
在围了几圈灯光的热气腾腾的圣诞枞树旁边，许多不跳舞的人走来走去，说着话儿，像一堵黑墙似的蠕动着，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衣服摩擦得窸窣直响。
跳舞的人在大圈子里疯狂地转悠着。副检察官的儿子、贵族学校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在指挥着他们转圈子、对舞或者拉成一条长线。他来来回回地跑着指挥，可着嗓门儿在大厅里到处喊：“把圈子拉大！把手拉起来！”于是大家都照他的话做了。“请弹一曲华尔兹！”他又朝钢琴伴奏者喊道。于是第一圈打头的男子带着自己的舞伴跳起三步舞，又跳两步舞，步子越来越慢，圈子越来越小，到后来在原地轻轻地踏着步子，跳的已经不是华尔兹，只是渐渐停下来的华尔兹的余波了。于是大家一齐鼓掌，并且纷纷请这脚步杂沓、叽叽喳喳、晃来晃去的一群男女吃冰淇淋和清凉饮料。浑身发热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暂时停止了叫嚷和说笑，慌不及待地和贪婪地喝起了冷果汁和柠檬水，等到把杯子放到托盘上，马上就又叫嚷和说笑起来，那劲头儿比刚才增加了十倍，就像刚刚吞下了开心丸。
尤拉和托尼娅没有进大厅，径自进内室去见主人。
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内室里堆满了多余的东西，那是为了腾地方，从大厅和客厅里搬来的。这里是主人家的神奇的厨房和节日用品仓库。这里散发着油漆气味和胶水气味，堆放着一卷一卷的花纸、一盒一盒的装饰物和备用的圣诞节蜡烛。
斯文季茨基老夫妇正在给礼物编号，书写晚饭座位的号码和抽彩的彩票。乔治在帮他们的忙，但是他编号常常出错儿，所以他们气得直埋怨他。老夫妇见尤拉和托尼娅来了，高兴极了。两位老人家还拿他们当小孩子，也不和他们说客套话，就叫他们坐下来帮忙。
“费莉查塔·谢苗诺芙娜不知道，这种事儿应该早早地想到，不应该在客人已经来到的最热闹的时候做这种事儿。哎，帕拉斯克娃，你真是糊涂蛋，你怎么，乔治，又把号数编错了！刚才说过，把装糖果的盒子放在桌子上，把空盒子放在沙发上，可是你们又搞乱了，弄得乱七八糟。”
“安娜已经好些了，我真高兴。我和彼得还一直为她担心呢。”
“咦，亲爱的，你要明白，安娜倒是差些了，你总是颠三倒四的。”
尤拉和托尼娅有半个晚上和乔治以及两位老人家在一起，在他们家的圣诞晚会的幕后闲聊。
他们和斯文季茨基老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拉莉萨一直在大厅里。虽然她穿的不是舞会的服装，虽然她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她还是时而像在梦里一样不自觉地跟着科卡·科尔纳科夫转圈子，时而无精打采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拉莉萨已经有一两次犹豫不决地站在客厅门口，希望脸朝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看到她。但是他看着自己的牌，拿在左手里的牌就像遮在面前的盾牌似的，不知是当真没有看见她，还是装作没有看见她。拉莉萨非常懊恼。这时候，有一个拉莉萨不认识的姑娘从大厅里走进客厅里。科马罗夫斯基用拉莉萨非常熟悉的那种目光看了姑娘一眼。受到青睐的姑娘对科马罗夫斯基笑了笑，脸一红，顿时满脸放出光来。拉莉萨一看见这情景，差点儿叫起来。一阵受辱感使她的血往脸上直涌，她的额头和脖子都红了。她想：“这是新的牺牲品。”拉莉萨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但是她还没有打消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的念头，她为了等待更合适的机会，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又回到大厅里。
和科马罗夫斯基在一张桌子上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牌友，是那个请拉莉萨跳过华尔兹舞的很神气的贵族学校学生的父亲。她在大厅里同他跳舞的时候，和他说过两三句话，她就知道那人是他的父亲。而那个穿黑衣服的黑头发高个子女人，一双滴溜溜乱转的眼睛，脖子挺得像蛇脖子一样，时而望望在大厅里指挥跳舞的儿子，时而转脸望望在客厅里打牌的丈夫——那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最后，她无意中得知，那个使拉莉萨产生过一番复杂的感触的姑娘是科卡的妹妹，这样看来，拉莉萨的想象是没有根据的。
“我姓科尔纳科夫。”科卡一开始就向拉莉萨自我介绍说。但是她当时没有听清。跳完最后一圈，他把她送回座位时，一面鞠躬，一面又重复说：“我姓科尔纳科夫。”这一次拉莉萨听清楚了。“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起来。有点儿耳熟。有点儿不痛快的印象。后来她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是莫斯科法庭的副检察长。他指控过一群铁路工人，季维尔津也是那一次被判罪的。科洛格里沃夫根据拉莉萨的要求，曾经去找他求情，求他在这件案子上高抬贵手，但是他不肯答应。“原来是他！好哇，好哇，好哇，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呀，科尔纳科夫！”
夜里一点钟左右。尤拉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休息片刻，在饭厅里吃过茶点之后，跳舞又开始了。枞树上的蜡烛快燃烧完了，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换新的了。
尤拉心不在焉地站在大厅中间，看着托尼娅在同一个不认识的人跳舞。托尼娅在经过尤拉身边的时候，腿轻轻一动，向后扬了扬那缎子长裙有点短的拖襟，就像鱼摆了一下长鳍，接着就消失在跳舞的人群里。
她跳得浑身发热。休息的时候，他们坐在饭厅里，托尼娅没有喝茶，而是吃橘子解渴。那非常好闻的橘子皮很容易剥，她一个一个地剥了不少。她不时地从宽宽的腰带上和套袖里掏出小小的、像一簇果树花儿似的麻纱手绢，擦擦嘴角上和黏黏的手指缝儿里的香汗。她笑着，快快活活地说着话，随手把手绢掖到腰带上或者束胸的皱边儿上。
这会儿托尼娅在和不认识的男子跳舞，在转弯处碰到皱着眉头站在一旁的尤拉的时候，她都要顺势调皮地捏一捏他的手，含情脉脉地朝他笑一笑。在有一次这样捏他的手的时候，她手里攥着的手绢留在了他的手里。他把手绢紧紧按在嘴上，闭上眼睛。那手绢散发着橘子皮和托尼娅的汗津津的手的混合气味，那气味使人心醉。这是尤拉生来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新鲜感觉，这种感觉从上到下渗透他的全身。这种孩子般纯真的气味亲切动人，就像是在黑暗中说的悄悄话儿。尤拉站在那儿，用手把手绢捂在眼上和嘴上，闻着手绢的气味。忽然房里响了一枪。
所有的人都朝挂在大厅与客厅之间的帷幔转过头去。安静了有一分钟，然后乱腾起来。大家都在乱跑乱叫。有一部分人跟着科卡·科尔纳科夫朝枪响的地方奔去。那边的人已经迎面走过来，说着可怕的话，哭着，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着。
“她会干这种事儿，她会干这种事儿。”科马罗夫斯基一遍又一遍失望地说。
“波里亚，你活着吗？波里亚，你还活着呀，”科尔纳科娃太太歇斯底里地喊着，“听说，德罗科夫医生今天也来了。可是他在哪儿呀？他在哪儿呀？唉，你们别拉我！这对你们是小事一桩，可是这对我，是要我的命。啊，我倒霉的苦命人呀，这就是你揭发那些罪犯的报应呀！就是她，就是这个坏女人，贱货，我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哼，现在她跑不了啦！您说什么，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打您的？她开枪是打您的？不，我不信。我很难受，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别这样，现在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卡，科科奇卡，瞧你说的是什么！是开枪打你爸爸呀……是呀……可是上帝有眼……科卡！科卡！”
人们从客厅里涌进大厅里。科尔纳科夫走在人群中间。他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微微擦伤的左胳膊上还在流血的伤口，大声说着笑话，让大家相信他一点事儿也没有。在另外一群人里，有几个人在旁边和从后面抓住拉莉萨的胳膊。
尤拉一看见她，惊呆了。就是她！而且又是在这样不平常的场合！又有这个头发斑白的人。但是现在尤拉认识他了。这是有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他和父亲遗产的案子有关系。可以不打招呼，尤拉和他都装作彼此不认识。可是她呢……是她开枪的吗？是向副检察长开枪吗？大概是和政治有关。可怜。现在她要吃苦头了。她是多么高傲呀！可是瞧瞧这些人！扭着她的胳膊，拖着她，就像是逮住了一个小偷。
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他看错了。拉莉萨的两腿直打哆嗦。抓着她的胳膊，为的是不让她跌倒。好不容易架着她走到最近的一把椅子前，她扑通一声就坐到椅子上。
尤拉本想跑到她跟前，把她救醒，但是又觉得最好还是先对未遂事件中的被害者表示一下关切。他走到科尔纳科夫跟前，说：“现在需要看看伤势。我可以来看看。让我看看您的胳膊。噢，您福大命大。只擦破了一点儿皮，连包扎都用不着。不过可以擦点儿碘酒。就请费莉查塔·谢苗诺芙娜弄点儿碘酒来。”
斯文季茨卡娅太太和托尼娅很快地走到尤拉跟前，她们已经面无人色。她们叫他什么也不要管了，赶快去穿衣服，有人来叫他们了，家里出事儿了。尤拉往最坏处想了想，十分害怕，就丢开一切，跑去穿衣服。
他们进了大门，不要命地跑进房里的时候，安娜·伊万诺芙娜已经离开人世了。她是在他们回来以前十分钟咽气的。她的死因是没有诊断出来的急性肺水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窒息。
最初一段时间，托尼娅大哭大喊，浑身抽搐，谁劝慰也无用。到第二天，她不哭叫了，耐心地听着父亲和尤拉对她说话，但是不能回答，只是点点头，因为她只要一张嘴，就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又哭叫起来，就像着了魔一样。
她一连几个小时地跪在母亲灵前，在祭奠的间歇时间里，她还要用长长的、好看的手臂把棺材的一角连同放棺材的台架的边儿和放在棺材上的花圈一起紧紧抱住。她对周围的什么人都不去管了。但是她的目光只要一碰到亲人的目光，就赶紧从地上起来，快步走出大厅，忍住哭喊，迅速跑上楼去，回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把心中翻腾着的阵阵悲痛埋在枕头里。
尤拉因为悲痛，因为天天站着，睡眠又不足，因为低沉的挽歌声和日日夜夜明亮的烛光，因为这几天又害了伤风，他的头脑木木的，非常混乱，有时迷迷糊糊，有时悲伤得厉害。
十年前，母亲死的时候，尤拉还很小。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又悲痛又害怕，一个劲儿地痛哭。那时候，他不是主要的。那时候他甚至很难想象，他这样一个尤拉单独在世界上存在，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那时候，主要的是周围的、外在的世界。一个像森林那样的、实实在在的、不能穿过的、毋庸置疑的最崇高的世界，从四面把尤拉围着，他和妈妈在这个森林里走迷了路，忽然妈妈不见了，在森林里就剩了他一个，所以他那样震动。这森林就是世上的一切：天空的白云、城里的招牌、消防队瞭望塔上的圆球，还有那骑马在圣母驾前飞奔、因为在圣母驾前不戴帽子而戴耳套的教堂侍役。这森林就是商场里的橱窗和高不可攀的夜空里的星星、上帝和神仙。
每当奶妈给他讲有趣的故事时，那高不可攀的青天就垂得低低的，来到他玩的房门里，天顶挨着奶妈裙子的下摆，变得那样近、那样听话，就像山沟里的核桃树那样，人们拉它的树枝，采它的核桃，它都乖乖的。青天好像掉进他小房间里的镀金水盆里，在火里和金里洗一个澡，就跟着奶妈到胡同里的小教堂里去，到那儿去参加早祷或者午祷。到了那儿，天上的星星就变成神灯，上帝就变成神父，所有的神灵也都各就各位，各有执掌。但是主要的还是现实的成年人的世界和城市，城市也和森林一样，四周一片黑压压的。那时候，尤拉的孩子的心灵相信的是这一森林的神，相信这一森林的看林人。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上了这十二年学，又是中学，又是大学，尤拉研究了经典和神学，读了许多传说和诗，像研究家谱一样研究了历史和自然科学。现在他什么也不怕了，不怕生，也不怕死，世上的一切都是他能够理解的。他现在能够镇定地对待世上的一切，在祭奠安娜·伊万诺芙娜时他能控制住自己，和过去祭奠自己的母亲时不一样了。那时候他悲痛得昏迷过去，又害怕，又祈祷。现在他听着安魂祈祷就像听着直接发给他的有关他的通报。他听着这些祈祷的话，就像听他任何话一样，听的是明白表示出来的意思。他对待至高至尊的天和地的态度，就像对待伟大的前辈一样，和信奉上帝绝无共同之处。
“神圣的主，至高无上的主，万寿无疆的主，保佑我们……”
他听着，迷迷糊糊地想：“这是干什么？是出殡。是出殡呢。应该醒了……”他在早晨五点多钟和衣躺到这张沙发上。大概他是发烧。现在家里人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会在藏书室里睡觉，他在高抵天花板的书架后面的偏僻角落里，怎么都醒不过来。
“尤拉！尤拉！”管院子的马尔克尔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喊他。开始出殡了，马尔克尔必须把花圈拿到外面去，可是他还找不到尤拉，而且他在堆满了花圈的卧室里出不去了，因为外面衣柜的门开着，把卧室的门抵住了，所以把马尔克尔堵在里面。
“马尔克尔！马尔克尔！尤拉！”有人在下面喊他们。马尔克尔一脚踹开房门，拿了几个花圈快步跑下楼去。
“神圣的主，至高无上的主，万寿无疆的主……”祈祷声在胡同里轻轻飘动着，回荡着，就好像有人用轻柔的鸵鸟毛在空中画了一下，一切都在摇晃着：那花圈和人，那戴饰缨的马头，神父手里那系在链子上的手提香炉，脚下白茫茫的大地。
“尤拉！天啊，可找到你了。请你醒一醒。”舒拉·什列津格尔终于找到了他，摇晃着他的肩膀说，“你怎么啦？出殡了。你跟我们一起去吗？”
“噢，我当然去。”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们密密麻麻地站成两行，冻得倒换着两只脚。灵车、拉花圈的大车、克柳格尔家的马车晃动了两下，就慢慢移动起来。泪流满面的舒拉·什列津格尔掀开被泪水打湿了的面纱，从教堂里走了出来，用探询的目光在长长的一排赶车的人当中扫了一下。她在他们当中找到抬灵柩的人，便点了点头，把他们叫过来，同他们一起进了教堂。越来越多的人从教堂里涌了出来。
“现在轮到安娜·伊万诺芙娜了。可怜呀，她这一去不能回头啦。”
“是啊，可怜呀，她这一辈子到头了。一个爱说爱动的人，现在去休息了。”
“您坐车还是步行？”
“两条腿都站麻了。咱们走一会儿再坐车吧。”
“您看见富弗科夫有多么难过吗？他望着死者，眼泪哗哗地往下流，直擤鼻涕，好像要把她吞下去。旁边就是死者的丈夫。”
“他对她眼馋了一辈子啦。”
这样说着话儿缓缓地朝城市另一端的坟地上走去。这一天天气在酷寒之后有些回暖。这一天没有一点风，寒气消退，很适宜于活动，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出殡安排的一个好日子。肮脏的积雪好像照亮了披着的黑纱，坟地里潮湿的松树一片黑郁郁的，好像白银中掺的黑银，全都肃穆无声，好像在默哀。
这坟地就是当年安葬尤拉母亲的坟地。尤拉这几年还没有到母亲坟上来过。“好妈妈呀。”他老远地朝那边望了望，差不多还是用那些年的口气小声唤道。
人们在扫净了的几条小路上庄严地、井然有序地散了开来，弯来弯去的小路和他们那悲哀而缓慢的步调很不协调。亚历山大搀着托尼娅的手。克柳格尔夫妇跟在他们后面。托尼娅十分悲戚。
一排排的十字架顶上和粉红色的寺院墙上挂满了霜雪，毛茸茸的，像生了霉一样。在寺院的一个角落里，两面墙之间拉着几条绳子，上面晾着旧衣服，有袖子胀鼓鼓、沉甸甸的衬衫，有橙黄色的桌布，有没拧干的皱皱巴巴的床单。尤拉朝那儿看了看，看出那就是当年风雪狂啸的寺院空地，现在变了，盖起了新房子。
尤拉一个人走着，他走得快，走在其他人前面，有时站下来，等一等他们。为了回答死亡在这群慢慢在后面走着的人当中引起的空虚感，他就像一股打着旋儿往下钻的水一样，一个劲儿地要思考和幻想，要从事艺术，创造美。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艺术从来只有两项任务。一是坚持不懈地探讨死的问题，二是通过探讨死的问题以求生。真正的伟大艺术，就是那种叫作圣约翰的启示的东西和表现这种东西的东西。
尤拉热切地想象着，他要离开家和学校，躲到什么地方住一两天，写几首纪念安娜·伊万诺美娜的诗，把他想到的东西全写进去，比如：在生活中见到的许多偶然的事情，死者的两三个可敬的特点，托尼娅穿丧服的形象，从坟地上回去时在路上见到的几个街头场面，当年风雪呼啸时哭过的地方晾晒的旧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