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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战争尚未结束。人们的视线忽然一下子转移到其他一些事件上。俄罗斯到处翻滚起革命的浪潮，浪潮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凶猛。
就在这时候，阿玛丽亚·卡尔洛芙娜·基莎尔带着儿子罗季昂和女儿拉莉萨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基莎尔的丈夫原是工程师，比利时人，已经去世；她自己则是完全俄化了的法国人。她把儿子送进士官学校，把女儿送进一所女子中学，凑巧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娜加也在这所中学，而且在同一个班上。
丈夫留给基莎尔太太的积蓄，都是有价证券，以前天天上涨，现在已开始下跌。为了不让自己的积蓄继续销蚀，为了不至于坐吃山空，基莎尔太太买下了一座不大的店铺。她买的是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娅成衣店，连同店铺的招牌、原来的顾客订货、裁缝师傅和学徒一齐接收过来。
基莎尔太太这样做，是采纳了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主意。科马罗夫斯基是丈夫的好友，是她信得过的人，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对俄罗斯商业界的情形了如指掌。她迁往莫斯科的事，也是在信中和他商量的。他在车站迎接他们，带他们穿过整个莫斯科城区，来到军械胡同，进了黑山公寓，住进为他们租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也是他劝她把罗季昂送进士官学校，把拉莉萨送进他选中的一所中学，他还随随便便地跟罗季昂开了一会儿玩笑，又拿眼睛盯了拉莉萨一阵子，盯得拉莉萨脸都红了。
他们在搬进成衣店的三间一套不大的住房之前，在黑山公寓住了有一个多月。
这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贼窝、赌场、淫窟，亡命徒聚居的场所。
孩子们对于公寓里的肮脏、臭虫、房间家具的简陋，不觉得稀奇了。父亲死后，母亲一直处在贫困的恐怖中。罗季昂和拉莉萨老是听说，他们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街头流浪儿，但是却像孤儿院里的孩子们那样，对富人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怯心情。
母亲常常给他们做这种畏惧的生动榜样。她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胖胖的金发女人，不是心脏病发作，就是糊涂劲儿发作。她的胆子非常小，怕男人怕得要死。正因为这样，因为怕和没有主见，她一会儿投进这个男人的怀抱，一会儿投进那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公寓，他们住的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自从公寓开设以来就住下一个姓蒂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蒂什克维奇秃顶，好出汗，是一个戴假发的大好人。他在劝说别人的时候，像祷告一样把两手十字交叉地放在胸前，在交际场或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则昂首挺胸，眼睛挺有神地转悠着。他很少在家，天天待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里。因为是邻居，他们彼此认识了。因为经常互相帮助，彼此亲近起来。
因为孩子们在场，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了，基莎尔感到很不方便，所以蒂什克维奇在出门的时候，总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让她接待情夫。基莎尔太太很快就对他的舍己为人的行为习以为常，以至于有几次含着眼泪去敲他的门，要求他保护，代替一下她原来的保护人。
基莎尔太太现在住的是平房，离特维尔大街街口不远。这儿离布列斯特铁路很近。旁边就是铁路上的房屋和土地、工人宿舍、机车修理厂、仓库。
奥丽亚·杰米娜的家就住在那边。奥丽亚是个聪明女孩子，是货运站一个工人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以前的东家对她另眼相看，现在的东家也喜欢起她来。奥丽亚也非常喜欢拉莉萨。
成衣店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缝纫机在疲惫不堪的裁缝们那不停踩动的脚下和左右飞舞的手下疯狂地旋转着。有的坐在桌边，飞针走线，静静地缝着。地上到处是碎布片。要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儿，才能压倒缝纫机的声音和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那婉转的颤音，基里尔的外号叫“窗口笼子里的金丝雀”，至于他得这个外号的秘密，以前的东家已经带进棺材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穿得花花绿绿的太太、小姐们围着摆满时装杂志的桌子。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模仿画面上的姿势，侧歪着身子，看着杂志，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款式。坐在店主位子上的是基莎尔太太的助手法伊娜·西兰季耶芙娜·费季索娃，是一位高级剪裁师，瘦瘦的，已经瘪下去的两腮上有几个小小的肉疣。
她那黄黄的牙齿叼着骨头烟嘴在吸烟，眯缝着黄黄的眼睛，嘴里和鼻子里往外喷着一股股黄黄的烟气，往记事簿上写着尺寸、单据号码、顾主的地址和要求。
基莎尔太太在店里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人。她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店主。不过，伙计们都是老实人，费季索娃也忠实可靠。然而，如今正是不太平的时候，基莎尔怕想将来的事。她感到绝望。一切都无力应付。
科马罗夫斯基常常上她家来。每当他穿过成衣店，朝她的住房走去时，正在换衣服的女工们纷纷躲到屏风后面，在屏风后面嘻嘻哈哈地回答他那些很不文雅的玩笑话，裁缝师傅们都在他的背后用轻蔑和讥笑的口气小声说：“老板先生来啦。”“她的宝贝儿。”“基莎尔的心肝儿。”“水牛。”“色鬼。”
尤其可恨的是他的恶犬杰克。他有时用皮带牵着狗，那狗又快又猛地扯着他往前走，扯得他踉踉跄跄，直往前闯，伸着两只手，就像被人牵着的瞎子一样，跟着狗往前走。
今年春天，有一次杰克在拉莉萨的腿上咬了一口，并且撕破了她的袜子。
“我要宰了它，这鬼东西。”奥丽亚·杰米娜像个小孩子一样对着拉莉萨的耳朵小声说。
“是的，真是一条讨厌的狗。可是，傻丫头，你用什么法子收拾它呢？”
“小声点儿，别吱声，我来教你。就用过复活节用的那种石头蛋。你妈的五斗柜里就有……”
“嗯，是的，有石头的，也有玻璃的。”
“噢，这就行了。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对你说。把石头蛋拿来，往猪油里泡一泡，等猪油干了，该死的狗往肚里一吞，就行啦！狗就要四条腿朝天，完蛋！”
拉莉萨笑着，怀着羡慕的心情想着。奥丽亚是一个干活儿的穷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可是，瞧瞧自己，又是多么单纯，多么幼稚。杰克，石头蛋……这个主意怎么想出来的呢？“我的命为什么会这样呢？”拉莉萨想道，“为什么我什么事都能遇到，什么事都没办法对付呢？”
“妈妈是他的……这话怎么说呀……他是妈妈的……这种肮脏的字眼儿，我真说不出口。既然这样，他为什么拿这样的眼神盯着我呀？我是她的女儿嘛。”
她刚刚过十六岁，但已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大姑娘了。看样子她至少有十八岁。她聪明伶俐，性情温和，容貌异常俏丽。
她和罗季昂都明白，他们今后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挣。他们和那些有钱的纨绔子弟不一样，他们没有工夫去从事过早的钻营，没有工夫侈谈那些实际上还未接触过的东西。非分的东西是最肮脏的。拉莉萨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兄妹俩知道一切的价值，知道一切成功来之不易。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必须上进。拉莉萨学习很好，不是因为求知心切，而是为了得到奖学金，就必须成为好学生，要成为好学生，必须刻苦学习。她不光是学习好，还很会做家务事，常常在成衣店里帮忙，替母亲跑腿。她的风度沉静、潇洒，而且她的一切：那轻盈的举止、那身段、声音、那灰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都显得异常和谐。
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每逢假日，早晨是可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的。拉莉萨仰面躺着，两手放在脑后。
成衣店里出奇的安静。临街的窗子开着。拉莉萨听见，远处有一辆轰隆轰隆的马车从石子马路上走进有轨马车的轨道，沉重的隆隆声变成了平稳轻快的车轮滑动声。“应该再睡一会儿。”拉莉萨想道。城市的喧嚣声像一支催眠曲，催人入睡。
拉莉萨这时候从两点，从左肩膀头和右脚大指头，感觉出自己长大了，把被窝塞满了。肩膀和脚是这样，而其余的一切——她本身，她的心或者发育得十分匀称、急切渴求生活的身体——或多或少也是这样。
“应该睡一睡。”拉莉萨想着，脑海里却出现了此刻阳光照耀下的一大排轻便马车、马车行的车棚和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上摆着的准备出卖的拉货大马车、有棱的玻璃车灯、肥头大耳的人们、阔绰的生活。拉莉萨继续在脑海里勾画生活的场面。龙骑兵在大旗兵营的操场上操练，一匹匹训练有素、生龙活虎的战马绕着圈儿奔跑，龙骑兵飞身跳上战马，小步走，大步走，快跑。保姆和奶妈带着小孩子在兵营外面站成一排一排的，一个个把嘴张得老大。
拉莉萨又往下想，想起了彼得罗夫大街和街上的车水马龙。她仿佛听见有人喊：“您怎么啦，拉莉萨？哪儿来的这些想法？我正想叫您看看我的房子呢。好在离这儿不远。”
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行的朋友有一个小女儿叫奥尔加，今天是她的命名日。因此大人们要乐一乐，要跳舞，要喝酒。科马罗夫斯基邀妈妈去。可是妈妈身子不舒服，不能去。妈妈说：“您带拉莉萨去吧。您常常提醒我：‘阿玛丽亚，您要好好照顾拉莉萨。’好，您现在就好好照顾她吧。”于是他就带她去，有什么说的！哈哈哈！
华尔兹真是一种疯狂的玩意儿！转呀，转呀，什么也不想。当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就像小说中的生活那样。但是只要音乐声一停，就会有一种丢脸的感觉，就好像被人浇了一身冷水，或者赤身裸体出现在众人面前。另外，让别人对自己这样放肆，是出于夸耀心情，想要别人明白，自己已经是大姑娘了。
她从来没想到他跳舞跳得这样好。他的双臂有多么灵活，搂她的腰搂得多么稳当！不过，她再也不让任何人这样吻自己了。她从来没有想到，当别人的嘴唇紧紧贴到自己的嘴上时，别人的嘴上会有那样厉害的令人害羞的滋味。
不能干这种糊涂事儿。永远别干。不能装成天真的样子，不能撒娇卖俏，不能羞答答地垂着眼睛。这种事儿总没有好结果的。可怕的结果也许就在跟前。再走一步，就要掉进万丈深渊。跳舞连想也别想。跳舞绝没有好事儿。要勇敢地拒绝。推说不会跳舞，或者说腿有毛病。
秋天，莫斯科的铁路工人闹起风潮。莫斯科至喀山一线罢工了。莫科斯至布列斯特铁路线的工人也要响应。罢工的决议已经通过，但是工人委员会还没有定出罢工的日期。铁路上的人都知道要罢工的事，只要等到有一点口实，便可以开始了。
这是十月初的一个寒冷而阴沉的上午。今天铁路上要发工资。可是会计科的表册很久没有送来。后来，一个工友来到出纳台，送来出勤表、工资表册，还有一大堆要追回工作证的名字。开始发工资了。在办公处的木头房子和车站、工间、机车厂、仓库、铁路线之间的很大的一片空地上，排起了领工资的长龙，这里面有列车员、扳道工、钳工以及他们的助手，还有车库里擦地板的女工。
一片城市的初冬气象。弥漫着踩烂的槭树叶子气息、融雪的气息、火车煤烟气息和车站饭店地下室里刚刚出炉的热烘烘的黑麦面包气息。列车开来又开去，时而连接起来，时而拆开，挥舞着的旗子时而卷起，时而展开。看守的小笛、调车员的哨子、火车头粗壮的汽笛不停地叫着。一股股煤烟像无尽头的梯子似的朝天空升去。一台台生火待发的火车头停在线路上，喷吐着一股股蒸汽，炙烤着冬日的冷云。
铁路段段长、线路工程师富弗雷金和车站工段领工员巴维尔·费拉庞托维奇·安季波夫在路基边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安季波夫多次向修理处反映，拨给他整修路面的材料不能用。钢的韧度不够。钢轨经受不住弯曲和折断的试验。安季波夫认为，钢轨一到天寒地冻，就会断裂。铁路当局对安季波夫的意见置若罔闻。有人在采购材料时贪污受贿。
富费雷金穿一件镶有铁路标志的贵重皮袄，敞着怀，里面是一身崭新的哗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走着，欣赏着西服上衣的侧线、裤子上那笔直的褶缝和靴子的高贵样式。
安季波夫的话，他一点也没有用心去听。他想着自己的心事，不时地掏出表来看看，显然是急着要上什么地方去。
“伙计，你说得对，对，”他不耐烦地打断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能是在主要线路上，或者在车辆来往较多的直通区间。你别忘了，你管的是什么样的线路？你管的是备用线和死岔线，无关紧要，至多是空车编组和机车调动。你还不满意哩！你不是疯了吗？这种地段用不着什么像样的钢轨，就是用木头路轨也行。”
富弗雷金看了看表，把表壳扣上，便注视起远处公路接近铁路的地方。公路拐弯处出现了一辆马车。那是富弗雷金自家的马车，是他的妻子来找他。车夫在快到路基跟前时让马停下来，紧紧握着缰绳，用尖尖的女人一样的嗓门轻轻吁着马，就像保姆哄小孩子，因为马见了铁路很害怕。马车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太太，大模大样地靠在椅垫上。
“好啦，伙计，下次再谈吧。”这位铁路段长说着，摆了摆手，“顾不上你说的这些事。还有比材料更要紧的呢。”他和太太一起走了。
三四个钟头以后，将近黄昏时候，在铁路旁边的田野上，出现了两个人，出现得十分突然，就像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他们不住地回头望着，快步走开。
“咱们走快点儿，”季维尔津说，“我不是怕奸细跟踪我们，我是说，这个扯皮的会快结束了，他们就要从地下室里爬出来，来赶我们。我真不愿意看到他们。都这样拖拖拉拉，什么事也干不成。想玩火，又怕火烧身，要这样的委员会干什么？你也够呛的，竟也支持起尼古拉耶夫站来的那个窝囊废！”
“我家的达丽亚害了伤寒。我要送她上医院。不把她送进医院，我什么都没心思干。”
“听说今天发工资。我上办公室去看看。假如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我才不管你们那一套，我连一分钟也不多等，有办法不叫再拖下去。”
“请问，你用什么办法？”
“这事很简单。我到锅炉房里，把汽笛一拉，就行了。”
他们道过别，然后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季维尔津顺着铁路朝城里走去。在办公室里领过工资的人纷纷迎着他走来。人数很多。季维尔津用眼睛打量了一下，断定，车站的人差不多领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办公室旁边的一片开阔场地上，在办公室的灯光照耀之下，聚集了不少闲着没事儿的工人。场地入口处停着富弗雷金家的马车。富弗雷金太太坐在车上，仍然是原来的姿势，好像她从上午起就没有下过车。她在等待进办公室领工资的丈夫。
忽然下起了雨和水雪。车夫从车上跳下来，动手撑车篷。趁他一只脚踩在车子后面，打开紧绷绷的撑杆时，富弗雷金太太欣赏起在办公室灯光中闪闪发亮的银珠般的水粒儿。她不时地朝人群投过梦幻般的凝视的目光，那神情好像是说，如果有必要，她的目光可以一点不漏地把他们穿透，就像穿透雾气和蒙蒙雨帘那样。
季维尔津无意中看到了这一表情。他感到厌恶。他没有同富弗雷金太太打招呼，就走开了，决定过一阵子再来领工资，免得在办公室里碰到她的丈夫。他继续往前走，朝灯光较弱的车间那边走去，那边黑乎乎的一片是机车转弯处，有好几条线路通向机车库。
“季维尔津！库普里扬！”黑暗中有几个声音喊他。车间前面站着一堆人。车间里有人大声吆喝，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哭。“库普里扬·萨维利耶维奇，去救救那个小徒弟吧。”人堆里有一个妇女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打他的小徒弟尤苏普卡了。
胡多列耶夫本来不是个虐待徒弟的人，不是醉鬼和喜欢打人的人。当年，他是个仪表堂堂的青年工人，莫斯科工厂区的商人和牧师的女儿都喜欢他。可是，他向一个叫玛尔法的神学校毕业的姑娘求婚，玛尔法却拒绝了他，而嫁给了他的同事、机车司机萨维利·尼基季奇·季维尔津，也就是库普里扬的父亲。
一八八八年，萨维利·季维尔津在轰动一时的铁路撞车事件中惨死。玛尔法寡居五年之后，胡多列耶夫再一次向她求婚，她又拒绝了他。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喝酒，胡闹，要同世上的一切算账，认为一切都是他不幸的根源。
尤苏普卡是季维尔津家住的院子里的看门人基马泽特金的儿子。季维尔津在厂里经常关心这个孩子。这对于胡多列耶夫恼恨孩子的心情，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你这是怎么使锉子，蠢猪！”胡多列耶夫抓着尤苏普卡的头发，一面敲他的脖子，一面吼叫着，“有这样锉东西的吗？你把活儿给我弄糟了，我要好好收拾你。你是故意捣蛋，还是死木头疙瘩？”
“哎哟，我再也不敢了，大叔，我不敢了，不敢了，哎哟，好疼啊！”
“对你说过一千次，叫你先上好卡盘，然后拧紧圆轴，可是你偏不听。差点儿把小轴给我弄断了，狗崽子。”
“我没有碰到小轴，大叔，真的，我没有碰。”
“你干吗要打这孩子？”季维尔津从人堆里挤过去，问道。
“你少管闲事！”胡多列耶夫不客气地说。
“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这孩子？”
“我告诉你，你这社会指挥官，滚开。这混账东西差点儿给我把小轴弄断，打死他还算便宜的。我不把他打死，只是扯他的耳朵，揪他的头发，就算我对他开恩啦。”
“怎么，胡多列耶夫大叔，照你说的，应该揪掉他的脑袋啰？真不知道丑。一个老师傅，活到白了头，还一点儿不懂道理。”
“滚吧，滚吧，你趁早滚远点儿。倒教训起我来啦，看我剥你的皮，狗崽子！你是个狗杂种，是人家当着你爹的面把你日出来的。你妈是个烂货，破鞋，臭婊子！”
他们立刻打了起来。两个人都顺手拿起放在车床台架上的东西，有笨重的家伙，还有铁块，如果不是大伙儿立刻冲进去把他们拉开的话，会出人命的。胡多列耶夫和季维尔津脸色煞白，眼睛里充满了血，弯着腰站着，额头几乎碰到一起。两个人都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很多人从背后拉住他们的手，紧紧把他们拉住。他们歇了一口气之后，鼓起劲儿，拼命往外挣，身子扭来扭去，拖着拉架的人到处转圈儿。衣服上的纽扣都扯掉了，上衣和衬衣从光光的肩膀上脱了下来。四周乱糟糟地嚷成了一团。
“凿子！把他的凿子夺下来，会把脑袋打通的。”
“放手，放手，彼得大叔，要不然把你的胳膊扭断啦。”
“干吗跟他们缠起来没有完？把他们拉开，分别关起来，就完事啦。”
忽然季维尔津使出猛劲儿，一下子摆脱了抓住他的好多只手，挣了出去，跑到门口。很多人本来想跑过去再把他抓住，但是看到他不想再打了，也就不管他了。他把门一拉，走了出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四周是秋天的潮气，漆黑的夜幕。“你拼命为他们做好事，他们却一心想朝你腰上捅刀子。”他嘴里嘟哝着，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
在这个丑恶和虚伪的世界上，一个养肥了的太太竟用那样的目光看这些下苦力的人，一个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的酒鬼竟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人为乐事，季维尔津此刻恨透了这个世界。他走得非常快，就好像他走得越快，此刻他的发热的头脑所描绘的那种合情合理的美好时代就来得越快。他知道，这些天他们的打算、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讲话和他们已经通过然而尚未执行、也未取消的罢工决议——都是走向这条光明大道的必要步骤。
但是此刻他兴奋至极，恨不得一口气也不喘，一下子跑完这段距离。他把步子跨得大大的，并不考虑上哪儿去，但是两条腿知道该上哪儿去。
季维尔津很久都不知道，在他和安季波夫离开地下室以后，会上通过了当天晚上罢工的决议。委员们马上分了工，谁上哪儿去，去发动哪些人。当机车厂里沙哑的、越来越嘹亮、越来越有力的汽笛声就像从季维尔津的心底冲出来时，机车库和货运站的人群已经过了进站信号机，朝城里涌去，接着又有一批工人，听到季维尔津在锅炉房里拉的汽笛，也扔下工作，参加了罢工的行列。
以后有很多年，季维尔津一直以为，那天晚上使铁路上罢工和瘫痪的，全是他一个人。直到后来他被审讯时，给他定的罪名是参加罢工，而不是鼓动罢工时，他才恍然大悟。
很多人跑出来，问：“拉笛干什么？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你没听到，这是火警。失火啦。”“什么地方失火？”“既然拉了笛，总有地方失火。”
大门乒乒乓乓响着，人一批一批地走出来。另外一些人的说话声：“还说是失火呢！糊涂透啦！别听这些傻话。这是罢工，懂吗？做牛做马做够了，我再也不干啦。伙计们，咱们回家。”
罢工的人越来越多，铁路瘫痪了。
季维尔津两天以后回到家里，胡子长得老长，神情异常疲惫，冷得浑身打着哆嗦。昨天夜里忽然冷得厉害起来，这时候本来不该这样冷的，季维尔津却还穿着秋衣。看门人基马泽特金在大门口迎住他。
“谢谢你，季维尔津先生，”他急急忙忙地说，“你救了尤苏普卡，我一辈子为你祷告上帝。”
“基马泽特金，你怎么糊涂了，我算什么先生啊？请你别这样吧。有话快说吧，你看外面多么冷。”
“萨维利耶维奇，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我和你妈玛尔法昨天从莫斯科货运站拉了一棚子木柴，全是白桦木，好柴，干柴。”
“谢谢，基马泽特金。你还有什么话，就请快说吧，我实在冻坏啦。”
“我想说，萨维利耶维奇，你应该躲一躲，别在家里睡。警察来问，派出所长也来问，什么人来过。我说，没有什么人来。我说，有副司机来，乘务组的人来，铁路上的人来。另外什么人也没有！”
独身的库普里扬·季维尔津和母亲以及有家小的哥哥住在这里。这是附近圣三一教堂的房产。这里住着一小部分教士，两伙儿在城里摆小摊卖水果的和卖肉的，然而大多数还是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的小职员。
这是一幢带有木结构回廊的石头楼房。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的、没有铺砌的院子。回廊里有几道又脏又滑的木楼梯。楼梯上散发着猫腥味和酸白菜气味。楼梯口是厕所和挂着锁的贮藏室。
库普里扬的哥哥被征去当兵打仗，在瓦房沟战役中负了伤，现在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事医院养伤。他的妻子带两个女儿去看他和照料他去了。季维尔津父子两代人都在铁路上工作，所以家里人可以凭免票证随便到国内任何地方去。现在他们家里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楼梯口放着一只大水捅，水是运水夫按时送的。库普里扬上二楼的时候，发现水桶的盖子被推到了一边，桶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冰壳子上有一只铁茶缸，已经冻在上面了。
“一定是普罗夫，”库普里扬冷笑了一下，想道，“拼命喝酒，喝多了，肚子里发烧啦。”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教堂里的诵经人，是个仪表堂堂的、不显老的男子，是母亲娘家远房的人。
库普里扬拿起结在冰壳子上的茶缸，把水桶盖子盖好，拉了拉门铃。一股暖烘烘的气味和香喷喷的热气迎面扑来。
“妈妈，您屋子里烧得热烘烘的。咱们家里好暖和，好舒服呀。”
母亲扑到他的脖子上，把他抱住，哭了起来。他抚摸了几下母亲的头发，等了一会儿，就轻轻地把母亲推开。
“妈妈，胆子放大点儿，什么都不怕，”他小声说，“我要离开莫斯科，上华沙去。”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他们要抓你。你走吧，好孩子，跑远点儿。”
“您那个老朋友，那个老脸皮厚的彼得，差点儿把我的脑袋敲碎。”他想说说笑话，叫她开开心。但是她不喜欢这样的玩笑，而是板着脸回答说：“孩子，笑话他可是罪过。你该可怜他。一个可怜的苦命人，不走运的人。”
“咱们把安季波夫家的巴沙接过来吧。就是巴维尔·费拉庞托维奇的小孩子。夜里来搜查，到处搜了个遍。天一亮就把他带走了。他那达丽亚又害伤寒住了医院。巴沙还小，正念中学，家里只剩了他和一个耳聋的姑姑。而且房东还在撵他们。我看，咱们应该把孩子接到咱们家来。普罗夫来干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看见，水桶没有盖好，里面还有一只茶缸。我就想，一定是普罗夫喝酒喝得发了烧，在桶里喝水的。”
“孩子，你真机灵。你猜对了。是普罗夫，普罗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他来借木柴，我给了他一些。噢，我好糊涂！我简直忘了，他带了一个消息来呢。他说，皇上签署了一道圣旨，今后要大变，谁也不欺负谁，要把土地分给庄稼人，老百姓都要和贵族平等。签过的圣旨很快就要发出了。主教公会刚刚发来一道通告，要举行感恩祈祷或者什么祝寿祈祷。普罗夫对我说过，可是我记不清了。”
巴维尔·费拉庞托维奇·安季波夫被捕了，他的妻子达丽亚又住了医院，所以他们的儿子巴沙就住到了季维尔津家里。这是一个爱干净的孩子，眉清目秀，淡黄色的头发梳成平头。他不时地用小梳子梳梳头发，理理制服上衣和带有实业学业标志的宽皮带。巴沙富于幽默感，善于观察模仿。凡是他见过的和听见过的东西，模仿起来惟妙惟肖，令人笑破肚皮。
圣旨在十月十七日颁布之后，很快地筹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是从特维尔门到卡卢加门。这次游行的发动工作非常混乱。好几个参与发动游行的革命团体争吵得不可开交，一个接一个表示放弃游行的主张，可是后来听说群众还是在原定的那一天早晨上了大街，各个团体只好仓促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游行。
玛尔法·加甫里洛芙娜不顾库普里扬的劝说和反对，还是带了活泼愉快的巴沙去参加游行。
这是十一月初的一个干冷的日子。铅灰色的宁静的天空，飘着稀稀的、几乎可以数得清的雪花。雪花在落地之前，要游移不定地转悠很久，然后才像毛茸茸的白灰似的落进大路上的坑洼里。
人群乱糟糟的，顺着大街朝前涌去。一张又一张的脸，有棉大衣，有羊羔皮帽，有老人，有女学生，有孩子，有穿制服的铁路人员，有穿深筒靴和皮夹克的电车工人和电信局工人，有中学生和大学生。
游行的队伍唱了一阵子《华沙工人歌》《你们牺牲了》和《马赛曲》。但是那个倒退着走在队伍前面、手里挥舞着帽子指挥唱歌的人，忽然把帽子戴到头上，不再唱了，并且转过身背对着游行队伍，听并排走的其他几个指挥者说话。歌声乱了，不久就停了。只能听见无数的人走在上冻的马路上的噼里啪啦的脚步声。
有人向游行的发起者报告说，哥萨克在前面等候着游行队伍呢。这个准备攻击的消息，是有人打电话到附近的药房里报告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游行指挥者说，“最要紧的是镇静，不能惊慌。应当立即进入沿街一座公共建筑物，向群众说明即将来到眼前的危险，宣布解散。”
大家又争论起上哪儿好。有人主张进入商会大楼，有人主张进入高等工业学校，还有人主张进入外国通讯学校。
正在争论的当儿，前面出现了一座公共建筑物的一角。这也是一所学校，很适合作避难所，一点也不比上面提到的几处差。
等到游行的人群来到学校跟前，指挥者登上大门口半圆形的石阶，打了几次手势，让打头的队伍停了下来。宽阔的校门敞了开来，全部队伍依次进入学校的前厅，并且开始登上正面的楼梯。
“进礼堂去，进礼堂去！”后面有几个声音喊着。但是人群继续往前涌，有些人分散到各条走廊里，有些人进入各个教室。
等到终于把人群叫回来，一个个坐到礼堂里的位子上，指挥者一再试图向大家说明前面有哥萨克准备抓人，但是谁也不听这些。他们以为，叫他们停下来，进入里面来，是请他们开临时大会的，这大会马上就开始了。
人们唱着歌走了很久，现在真想一声不响地坐一会儿，让别人替自己用用力气，发发声音。休息是最大的愉快，与此相比，讲话人那几乎全部雷同的话里的微小差异，全都不算什么。
因此，最受欢迎的是最差的演说者，因为大家不愿意听他的，不必花费精神。他的每一句话都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他的话被喝彩声淹没，一句也听不见，谁也不觉得遗憾。因为不耐烦，大家连忙表示同意他的意见，高声喊“这是耻辱！”，拟定抗议电文。大家听厌了他那冗长乏味的演说，忽然大家像一个人一样，完全忘记了演说人，一个接一个、一行挨一行地一齐下了楼梯，来到大街上。又继续游行了。
在开会的时候，外面下雪了。马路上已经一片白。雪越下越大了。
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后面的游行队伍起初还一点也不知道。忽然从前面传来越来越大的轰隆声，很像许多人齐声喊的“乌拉”声。“救命呀！”“杀人啦！”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的喊声合在一起，成为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就在这时候，人群纷纷朝两边闪，闪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许多马头、马的鬃毛和挥舞着马刀的骑马人踏着这阵声音的浪涛从窄窄的通道中驰过。
半排骑兵飞驰过去，转过身来，整了整队形，就从后面冲进游行队伍的尾部。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之后，大街上几乎空了。人们纷纷跑进了小胡同。雪下得小些了。傍晚的景色异常单调，就像一幅木炭画。忽然，已经躲到房屋后面的夕阳从屋角后面探出头来，好像伸出手指指点大街上那些红的东西：龙骑兵那红顶的帽子，那倒在地上的红旗，那洒在雪地上的血迹，有红红的斑点，有长长的红线。
在马路边上，有一个被砍破了头的人一面呻吟，一面摊开两条胳膊在爬。有几名骑兵并排从旁边走过。他们是一直追到这条街的尽头以后回来的。玛尔法·加甫里洛芙娜几乎就在他们的脚下来来回回地跑着，她的头巾已经歪到了脑后，她声嘶力竭地满街叫喊：“巴沙！巴什卡！”
巴沙一直跟她在一起，他模仿最后一个演说人惟妙惟肖，逗得她呵呵直笑，可是龙骑兵冲来的时候，一阵混乱，他不见了。
在混乱中，玛尔法·加甫里洛芙娜的背上也挨了一鞭子，虽然她穿着很厚的棉袄，不觉得疼，她还是痛骂了一阵子，并且朝渐渐远去的骑兵挥了挥拳头，她气愤的是，他们竟敢当众用鞭子抽打她这个老太婆。
玛尔法·加甫里洛芙娜焦急地朝马路两边望着。忽然她高兴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看到了巴沙。在那边，在一座卖洋货的小铺和一座石头房子之间的角落里，拥挤着一小堆惶惶不知所措的人。
那是一个龙骑兵骑着马上了人行道，用马屁股和马身子把他们赶到那里去的。他看到他们害怕的样子，觉得十分开心，他用马拦住他们，让马在他们面前做了几个回旋急转的动作，让马朝后退了退，就像玩马术那样，慢慢地让马直立起来。忽然他在前面看到骑马缓步回来的同伴们，就用踢马刺踢了一下马，跑了几步，进了他们的队伍。
挤在角落里的人纷纷走散了。一直不敢作声的巴沙朝奶奶跑来。
他们朝家里走去。玛尔法·加甫里洛芙娜一个劲儿地嘟哝：“千刀万剐的强盗，该死的刽子手！皇上开恩，老百姓高兴，可是这些家伙不服气。他们要把什么都弄糟，把每句话的意思都颠倒过去。”
她痛恨龙骑兵，痛恨四周的一切，而且此时此刻，她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恨起来。在满腹愤恨的时候，她仿佛觉得，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库普里扬那一伙儿糊涂家伙在开玩笑，她认为都是错误和胡闹。
“都是一些混账家伙！他们想干什么？什么也不懂！光知道骂人和斗嘴。那个演说的家伙，巴沙，你可记得他的样子？你学学他，好孩子，学学他。啊，笑死人啦，笑死人啊！一点也不差，像极啦！呵呵呵……他嗡嗡嗡，像个马蜂，像个马蝇。”
回到家里，她责骂起儿子，说她这么大年纪，还要挨人家的鞭子。
“妈妈，您这是怎么啦？好像我成了哥萨克连长或者宪兵队长啦。”
人群四散奔逃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站在窗口。他知道，这是游行的人在跑。他朝远处望了一阵子，想看看其中有没有尤拉，或者别的什么人。但是他没有看到熟人，只有一次他觉得似乎跑过去一个孩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记他的名字了），那是杜多罗夫的儿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最近才从左肩膀里取出一颗子弹，可是又胡闹起来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的。他在莫斯科没有房子，可是又不愿住旅馆。他住在自己的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家里，住的是顶楼拐角上一间屋子。
这座两层的厢房，没有孩子的斯文季茨基夫妻住在里面，显得太大了。这房子是已经去世的斯文季茨基的父母多年以前向多尔戈鲁基公爵家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家的房产有三个院子、一个花园，许许多多式样不同、布局凌乱的房屋，面对着三条胡同，旧称为“面粉城”。
尽管这间屋子有四个窗户，屋里仍然相当黑暗。屋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壁毯、版画。屋子外面是阳台。半圆形的阳台围住房子的这一角。通阳台的两扇玻璃门已经封起来，准备过冬了。
从屋子的两扇窗户和阳台的玻璃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整条胡同，看见那伸向远处的一条雪橇路，那参差不齐的两边的房屋和栅栏。
雪青色的树荫从花园里投进屋里来。好几棵树都探着头朝屋子里张望，似乎很想把它们那挂满沉甸甸的、好像一条条冻结的雪青色奶油似的霜雪的树枝放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朝胡同里望着，想起了去年在彼得堡过的冬天，想起加庞、高尔基，想起维特的访问，想起一些当代的时髦作家。他从喧嚣的彼得堡来到这宁静的古都，为的是要写他已经构思好的一部书。谁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在这儿一点也不清闲。每天不是讲课，就是讲演，连气都不能喘。有时是在高等女校，有时在神学会，有时去红十字会，有时去罢工委员会的基金会。最好还是上瑞士，到一个僻静的、林木葱郁的乡间去。那儿有平静而清澈的湖水，有青山和蓝天，还有时时保持警觉、时时准备发出回声的清脆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窗口。他想去拜访朋友，或者随便到街上走走。可是他这时候想起，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他不能出去。他在屋里踱起步来。他想起了尤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偏僻的伏尔加河畔移居彼得堡的时候，把尤拉带到了莫斯科，带到亲戚们的圈子里。亲戚有维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斯连斯基家、谢利亚维诺伊家、米哈耶利索夫家、斯文季茨基家和格罗麦科家。起初，尤拉住在奥斯特罗梅斯连斯基老汉家里。奥斯特罗梅斯连斯基是个很不规矩、爱说空话的老汉，家里人干脆叫他“小费佳”。他暗地里和自己的养女姘居，因此自认为是反礼教的勇士。他辜负所托，捞取便宜，把尤拉的寄养费花费一空。因此只好让尤拉住到格罗麦科教授家里，一直住到现在。
尤拉住在格罗麦科家，气氛异常融洽。
“在他们家里，三个孩子正好是一小伙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尤拉、他的小伙伴和同学米沙·戈尔顿、格罗麦科的女儿托尼娅。这三人小组天天在读《爱的意义》《克莱采奏鸣曲》，沉浸在道德说教里。”
少年时代应当有一个时期如癫似狂地追求道德净化。但是他们太过分了，往往狂热超过了理智。
他们是非常古怪的孩子。他们正在性欲萌动时，却不知为什么把性欲方面的事叫作“下流”，而且不管是不是地方，都要用这个词儿，往往用得极其不恰当。不论是本能的反应、诲淫的书刊、玩弄女人，而且差不多凡是有关性的方面的事情，他们统统都叫作“下流”。他们一提到这种字眼儿，就要脸红，或者气得发白。
“假如我一直在莫斯科的话，”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我不会让这孩子变成这种样子的。知道羞耻是必要的，但要有一定的限度……啊，尼尔·费奥克季斯托维奇！欢迎欢迎。”他高声叫着，上前去迎接客人。
一个身穿灰衬衣、腰系宽皮带的胖胖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鼓鼓囊囊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空想的善人。系着宽宽的黑带子的小小的夹鼻眼镜在他的鼻子上一个劲儿地蹦跳着。
他在外间里脱衣服，却不把事情干利索。他没有摘下围巾，围巾的一头拖在地板上，他手里还拿着他那圆圆的呢帽。这些东西妨碍着他的行动，他不仅不能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连见面问好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唉，嗯嗯。”他到处打量着，不知所措地嗯了两声。
“随便放在哪儿都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么一来，维沃洛奇诺夫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和自制力。
他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信徒，不过像他这种信徒，是把不断追求的天才作家的思想，当作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而使其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个学校去演讲，为政治流放者呼吁。
“我已经在那个学校演讲过一次了。”
“是为政治流放者呼吁吗？”
“是的。”
“还要再去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推辞了几次，后来终于同意了。
来办的事情已经办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没有挽留客人。维沃洛奇诺夫可以起身告辞了。但是他觉得马上就走似乎不太礼貌。临别时应当说几句随便的话、热闹的话。谁知一谈起来，却谈得很不自然、很不愉快。
“您成了颓废派啦？迷上神秘主义了吧？”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全变了。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当然记得。咱们还一起参加过选举呢。”
“咱们为建立乡村学校、为建立教师进修班斗争过。记得吧？”
“当然记得。斗争很激烈呢。您后来好像为了人民健康，去从事社会救济活动了。是吗？”
“干过一个时期。”
“嗯。现在您和那些牧羊神、黄色睡莲、雅典少年为伍了。我真不敢相信呀。不相信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深知人民疾苦的聪明人……请别发急……也许，是不是我闯进了……什么隐秘之处？”
“干吗要漫无目的地瞎扯？咱们争论的是什么？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俄罗斯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牧羊神和睡莲。”
“这话谁也没意见。”
“农民现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他们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早就看出这种谈话毫无意思，仍然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同象征派的一些作家接近，后来他又谈起了托尔斯泰：“咱们在很多方面是接近的。不过托尔斯泰说，一个人越是献身于美，他就离善越远。”
“您以为是相反吗？您以为，美、神秘剧之类的玩意儿、罗扎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拯救世界吗？”
“不，我以为怎样，让我自己来说。我以为，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够靠吓唬，不论是靠监牢，还是靠因果报应来制服的话，那么，人类最崇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驯兽师，而不是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了。然而，事实却是，千百年来使人类超越禽兽而且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诱导。至今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道德格言和训条，我却认为，最主要的是耶稣说的醒世警言都是来自生活，用日常生活现象阐明真理。其基本意思是：人和人永远是有联系的，生命是象征性的，因为生命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一句也听不懂。您最好把您的见解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十分生气。他气他自己对维沃洛奇诺夫这种傻瓜说了一部分自己的心里话，对他说这种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就像有时候会出现的情形一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懊恼忽然改变了方向。他完全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他想起了另一件事。他平常不写日记，但是一年之中有一两次会把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些想法记在那个厚厚的大本子上。他抽出大本子，用又大又清楚的字体写了起来。下面就是他写的：
一整天很不自在，都是因为那个混账女人什列津格尔。她上午跑过来，一直坐到中午，整整有两个钟头她都在朗诵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有象征派某作家为某作曲家的宇宙交响乐写的歌词，还有行星的精灵以及水、火、气、土的声音，等等。我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了，就恳求说，我实在受不了，饶了我吧。
我忽然全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极其厌恶这些东西，为什么就连浮士德也是虚伪的。因为都是矫揉造作。现代人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现代人要解宇宙之谜，求教于物理，而不是求教于格季奥德的六音步诗。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形式的陈旧与落后，而是因为这些水与火的精灵把科学已经弄清楚的东西重新搞糊涂了。因为这种体裁和今天的艺术的整个精神及其实质、动机背道而驰。
这些天地变化的说法，在古时候出现是很自然的，那时候大地上的人类极少，人类无力对付大自然。大地上还生存着猛犸，人类对恐龙和飞龙的记忆犹新。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显得那样威风、那样凶恶，人类完全受制于大自然，使人不由得想，也许，当真一切都是由神来支配。这就是人类最初的历史，是刚刚开始的上古历史。
在罗马，由于人口繁殖过度，这种上古时代便结束了。
罗马是外来神祇和被征服民族会集之处，地上和天上都拥挤不堪，就像一个难分难解的龌龊的大扭结。达吉人、戈鲁尔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没有辐条的沉重的车轮、肥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兽奸、双重下巴、用有学问的奴隶的肉喂鱼、不识字的皇帝。当时的人口比后来任何时候都要多，人们拥挤在斗兽场的通道里，人们受着折磨。
终于，标榜人道而装作很土气、穿得光彩夺目的、轻装的加利利人来到这冷冰冰的大理石和黄金堆中，从此各民族和神停止了争斗，出现了人，出现了做木匠的人、种庄稼的人、夕阳下放羊的人、丝毫也不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人、在所有的母亲摇篮歌里和世界上所有的画廊中被传诵的人。
莫斯科彼得罗夫大街这一带地方，很像彼得堡的一角。这横街两旁的房屋十分整齐，带有雕饰的、格调高雅的大门，书店、阅览室，制图社，非常阔气的香烟铺，非常阔气的饭馆，饭馆门前还有用大托架托着、用毛玻璃圆罩罩着的煤气灯。
冬天，这地方一片黯淡、萧条。这里住的是一些收入可观、自尊自爱、正经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里租了一套阔绰的住房。这套住房在二楼，有宽宽的楼梯，楼梯上有高高的橡木栏杆。他的女管家，不，他的幽静的独居生活的管理人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主持他的家务，她耳聋眼花，什么都想了解，可是什么都了解不到。他回报她的是他这种身份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绅士般的感激态度。他不容许客人和来访者到他的寓所来扰乱这里宁静的、老处女一般的世界。他这里像修道院一样安静。窗帘总是放下的，没有灰尘、没有泥污，就像手术室里那样。
每到星期天上午，他照例带上自己的狗到彼得罗夫大街和库兹涅茨街上溜达。戏子和赌徒康斯坦丁·伊拉里昂诺维奇·萨塔尼季就会从一个街口走出来，跟他一起溜达。
他们就一起在人行道上闲逛，一面说着笑话，发表三言两语的意见，极其简短，极其随便，对世上的一切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他们的话简直可以用普通的吼叫来代替，他们只管让他们那高大的、毫不在乎地呼哧着的、好像颤动得透不过气来的粗嗓门充塞在库兹涅茨街两边的人行道上。
天气变暖的时候，雪水在铁檐上和排水管里滴滴答答地响着。就像春天那样，房顶上到处哗哗淌水。正是融雪的日子。
一路上她就像掉了魂似的走着，回到家里，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人都睡了。她又陷入迷惘状态中。她怅然坐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穿着一件接近白色的淡紫色镶边长衣，蒙着长长的面纱，衣服和面纱都是为参加舞会临时在成衣店里借的。她面对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坐着，却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双臂交叉，放在梳妆台上，把头埋在双臂里。
妈妈如果知道了，会打死她的。妈妈打死她，然后还要自尽。
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现在晚了。应该早点儿想想。
现在她成了……怎么说呢……成了失身的女子了。她成了法国小说中的那种女子，明天她还要去上学，同那些女孩子坐在一起，她们和她相比，都还是一些纯洁的小孩子呢。天啊，天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将来，若干年后，等到情况许可的时候，她拉莉萨要把这事儿告诉奥丽亚·杰米娜。奥丽亚会抱住她的头，大哭一场的。
窗外响着滴水声，雪还在融化着。街上有人砰砰地敲着邻居的大门。拉莉萨没有抬头。她的肩膀哆嗦着。她在哭。
“啊，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谢谢，不用啦。叫人心烦。”
他把一些东西，把硬袖口和胸衣扔在地毯上和沙发上，把五斗柜的抽屉抽出来又推进去，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他想找她，想得要命，然而这个星期天不可能看见她。他像个野兽似的在房里乱转悠，觉得到处都不自在。
她具有无与伦比的高雅美。她的手臂使人吃惊，就像高明的见解那样使人惊艳。她的影子投在房间的壁纸上，好像是她的纯洁无瑕的灵魂的映像。她的上衣裹在胸脯上紧绷绷的，就像是绷在绣架上的绣花底布。
科马罗夫斯基和着在马路上缓缓行进的马蹄声，用手指头敲着窗上的玻璃。“拉莉萨。”他小声呼唤着，合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她那枕在他的手臂上的头，那睡着了的头在睡梦中垂着眼睫毛，全不知道有人一连几个小时地看着她。她的一头秀发披散在枕头上，那种蓬松的美使他眼花缭乱，心荡神驰。
他这个星期天散步并不快活。他带着杰克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库兹涅茨街、萨塔尼季在说笑话，迎面来的一个个熟人。不，他简直受不了！这一切多么令人厌烦！他转身朝后走。杰克感到惊愕，用不赞成的目光昂起头盯着他，很不乐意地在后面跟着他走。
“这是何等怪事！”他想道，“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是什么，是良心觉醒，是怜惜还是悔恨？也许这是担心？不是，他知道她在自己家里，不会有什么事儿。那为什么他在脑海里一直想着她呢？”
他走进大门，上了楼梯，来到楼梯平台上，又转身上第二段楼梯。楼梯平台上有一个威尼斯式窗子，玻璃的四个角上都有华丽的纹章。花花绿绿的太阳光斑从玻璃上投到窗台上和地板上。科马罗夫斯基第二段楼梯走了一半，停了下来。
“不能一味地这样缠绵相思、寻愁觅恨！自己又不是小孩子，应该明白，如果由于他的迷恋，他的亡友的女儿，这个幼小的女孩子，成为他爱得发狂的对象的话，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悬崖勒马！要对得起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以往的一切。否则一切都要完了。”
他用手紧紧抓住宽宽的栏杆，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朝楼下走去。在到处是光斑的楼梯平台上，他遇到了杰克那依恋的目光。杰克仰着头望着他，那样子就像一个两腮下垂的多愁善感的小老头儿。
杰克不喜欢那姑娘，撕她的袜子，对她吠叫，朝她龇牙。它不喜欢主人和拉莉萨接近，似乎是怕他从她身上沾染人的气味。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呀！你以为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还是和萨塔尼季散步，还是听听下流的笑话吗？所以我要狠狠敲你几下子，再来一下子，再来一下子，再来一下子！”
他对狗又是手杖打，又是用脚踢。杰克尖叫着跑了开去，屁股哆嗦着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用爪子去抓房门，找艾玛·艾尔涅斯托芙娜诉冤去了。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
啊，这真是中了邪魔呀！假如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莉萨的生活，引起的只是她的厌恶的话，她会起来反抗、挣脱他的。但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
她感到得意的是，一个论年龄可以给她做父亲的头发斑白的美男子，一个常常在大会上受到鼓掌欢迎、报纸上常常报道的人，竟会为她花费金钱和时间，称她天使，带她上戏院或音乐厅，让她“见世面”。
因为她还是一个穿棕色长衣的未成年的中学生呀，只懂得天真烂漫地开开玩笑，淘淘气。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或者在剧院包厢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勾引她，都使她心醉，使她那沉睡的芳心不住地跳动。
然而这种学生时期的胡闹的热劲儿很快就过去了。沮丧心情和害怕心情却牢牢扎下了根。她整天昏昏欲睡。因为夜晚睡不好觉，因为经常哭和经常头疼，因为功课负担重，因为身体疲劳，她整日里昏昏沉沉。
科马罗夫斯基是她的灾星，她痛恨他。每天她把这种想法重复多遍。
现在她一辈子要听他摆布了。他怎样使她俯首帖耳的呢？他怎样迫使她顺从，她为什么会屈从，会满足他的欲望，会战战兢兢地干出赤裸裸的丢脸的事而换取他的欢心呢？是因为他的地位，因为妈妈在金钱上依靠他，还是他善于对她拉莉萨使用威胁手段？不是，不是，都不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不是她在他的手掌里，而是他在她的手掌里。她看得出，他是怎样需要她。她没有什么可怕的，她的良心是清白无辜的。如果她揭穿了他，可耻的应该是他，他会感到非常可怕。但问题是，她永远不会做这种事。她没有干这种事的坏心眼儿，而科马罗夫斯基在对待下属和弱者方面是很有本事的。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环境的可怕也就在这里。环境杀人靠雷与电吗？不是的，环境杀人是用白眼和流言蜚语。到处是明枪暗箭。一根蛛丝是可以扯断的，如果已编织成网，你就无法从中脱身，只有越缠越紧了。
所以卑鄙者和弱者往往能制服强者。
她常常对自己说：如果她结了婚怎么样？这有什么丢脸的呢？她用起诡辩的方法。但是有时候她还是苦恼得不得了。
他多么不害臊地跪在她的脚下，哀求说：“不能这样过下去。咱们这样混下去，不得了！你要朝下坡路滑下去。咱们还是告诉你妈妈吧。让我娶了你。”
他又哭又讲他的理由，就好像她在反驳，表示不同意似的。不过他说的都是空话，拉莉萨再也不听这些悲剧式的漂亮话了。
他还是常常带着披了长长的面纱的拉莉萨到那座可怕的饭店的单间里去，饭店的侍者和顾客们都用那样的目光盯着他们，好像要剥去他们的衣服。她只有一个劲儿地问自己：难道相爱的人低人一等吗？
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她已经埋入地下，她只剩了左胸、左肩和右脚。她的左乳头上长出一撮青草，地上有人在唱《黑眼睛和白胸脯》和《不让玛莎上河边去》。
拉莉萨不相信宗教。她认为宗教仪式没什么意思。但是有时为了消除生活的苦闷，需要让生活伴随着某种内心的音乐度过。这样的音乐不可能每次自己都能创作。上帝关于生活的一些话便是这种音乐。所以拉莉萨有时为了听这些话去教堂。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莉萨的心情和《大雷雨》里的卡捷琳娜的心情一样的时候，她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祈祷，就好像脚下的大地就要裂开，教堂的圆顶就要塌下来。也好，一了百了。可惜的是，她把爱说话的奥丽亚·杰米娜也带来了。
“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丽亚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嘘……请小声点儿。哪一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家的表亲。就是念经的那一个。”
“噢，你说的是那个念经的呀。那是季维尔津家的亲戚。嘘，别说话了。别打搅我。”
她们开始祈祷，唱赞美诗：“天主呀，为我的心灵祝福吧，美好的心灵是你的赐予。”
教堂里人不多，很空，回声很响。只有前面拥挤着一大堆祈祷的人。教堂是新盖起来的。窗上的玻璃没有上颜色，一点也不能给下了雪的灰色胡同和路上的行人增添什么色彩。窗口站着教会长老，他不理会教堂里正在进行的祈祷，大声开导一个疯疯癫癫的、耳聋的女乞丐，那声音又冷又平淡，就像这窗子和胡同一样。
等到拉莉萨手里攥着铜币，慢慢地绕着祈祷的人，走到门口去为自己和奥丽亚买了蜡烛，又小心翼翼地绕着祈祷的人往回走的时候，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有板有眼地念完了不用他念、大家早已熟记的九种人得福的经文。
“伤感的人得福……悲痛的人得福……渴求真理的人得福……”
拉莉萨正走着，忽然浑身一抖，停了下来。这是说她的嘛。上帝说：被践踏者的命运是好的。被践踏者有理可说。他们的一切都在前面。这是基督的看法，是他的意见。
这是普列斯尼亚起义的日子。
他们家正处在起义的地段。在特维尔大街上，离他们家几步远处，正在修筑街垒。从客厅的窗户里可以看见。很多人在从他们的院子里往那儿挑水，往街垒上浇，为的是让筑街垒的石头和废铁冻结在一起。
旁边的院子里是起义者的一个集合点，似乎是一个医疗站或供应站。
那儿有两个男孩子。拉莉萨都认识。一个是尼卡·杜多罗夫，是娜加的朋友，拉莉萨就是在娜加家里认识他的。他和拉莉萨差不多，直率、自负，不爱说话。他像拉莉萨，然而拉莉萨不喜欢他。
另一个是住在奥丽亚·杰米娜的姥姥季维尔津娜家的巴沙·安季波夫。拉莉萨在季维尔津家里的时候，就发现这孩子迷上了她。巴沙十分天真和单纯，一点也不掩饰她的来访带给他的愉快，就好像拉莉萨是假期中的一片小白桦林，有干净的草地和白云，可以无拘无束地表示见到林中美景时的狂喜心情，不必怕别人笑话。
她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就不自觉地运用起这种吸引力。不过，她真正征服这个温柔而顺从的人，那是过了几年，同他长期交往之后，那时候巴沙知道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这一辈子再也不能离开她了。
两个男孩子玩着最可怕的成年人玩的游戏，玩的是打仗的游戏，而且是可以招致杀头和流放的游戏。但是他们的风帽的两个长耳在后面打的结子，说明他们还是孩子，并且说明他们还有爸爸和妈妈。拉莉萨就像大人望着小孩子那样望着他们。他们的危险游戏带有天真无邪的味道。他们的这种神气也传染了其他的一切：那到处是毛茸茸的、浓得好像变成了黑色的白霜的寒冷的黄昏，蓝色的院子，两个孩子所在的对面的房子，尤其是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响着的手枪射击声，都带有天真烂漫的意味。“孩子们在放枪呢。”拉莉萨想道。她这样想不是想的尼卡和巴沙，而是想的全城里所有放枪的人。“都是好孩子，老实孩子，”她想道，“他们都很好，所以才放枪。”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开炮。他们家已处在危险中。想迁移到莫斯科其他区的亲友家去，可是已经晚了，他们这一地区已经被封锁了。应当在本地区，在附近找个地方。于是想起了黑山饭店。
谁知，去避难的不光是他们一家。饭店里已经住满了。很多人家的情形也和他们一样。看在他们是老住户，答应让他们在被服间暂住。
他们把最需要的东西包成三个包袱，为的是不引起人注意。然而搬往饭店的事却一天天拖了下来。
成衣店里因为还存在着古朴守旧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罢工，这里至今还在继续工作。有一天，在一个寒冷而沉闷的黄昏时候，外面有人按门铃。有人进来追问和责难了。他要店主到大门口去。费季索娃走出去问究竟。“姑娘们，出来！”她很快就把女工们叫出去，并且一一介绍给进来的那个人。那人很热情、很笨拙地一一和姑娘们握了手，和费季索娃谈妥之后，就走了。
女工们走进来之后，就开始结头巾，把胳膊扬得高高的，穿她们那窄袖的皮袄。
“怎么回事儿？”基莎尔太太连忙跑出来问道。
“不叫我们干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吗？”基莎尔太太哭了起来。
“您别难过，太太。我们对您没有恶意，我们很感激您。可是这不是您和我们的事。现在天下所有的人都这样了。我们能不这样吗？”
大家全走了，连奥丽亚·杰米娜和费季索娃也走了。费季索娃临走时小声对基莎尔太太说，她答应罢工是为了东家和店里好。因为不罢工不行。
“真是忘恩负义！我算是看错人啦！那个丫头，我以往是多么心疼她呀！好，就算那是个孩子。可是这个老妖精呢？”
“您要明白，妈妈，他们怎么能为您破格呢？”拉莉萨安慰她说，“谁对您都没有恶意。相反，现在四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人，保护弱小，保护妇女和儿童。是的，是的，您不要这样想不开。有朝一日，这种事会给我和您带来好处的。”
但是母亲一点也不明白。她一面抽泣着，一面说：“你总是这样，在我头脑已经够乱的时候，你又来说蠢话，简直把人说糊涂了。人家朝我头上拉屎撒尿，还说是为我好。也许是我真的老糊涂了。”。
罗季昂住在士官学校里。只有拉莉萨和母亲在空空的房子里转来转去。没有灯光的街道就像瞎子的眼睛似的朝房里望着。房屋也用同样的眼睛望着街道。
“妈妈，趁天没有黑，咱们上旅馆里去吧。您听见了吗，妈妈？别犹豫了，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他们把看门的人叫了来，“菲拉特，行行好，送我们上黑山饭店去。”
“好的，太太。”
“你把包袱拿着，再就是，菲拉特，你把这里的门儿看好，等大家回来。你把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照应好。把东西都锁好。还有，你常到我们那里去看看。”
“是，太太。”
“谢谢你，菲拉特。愿上帝保佑你。好，咱们坐一会儿告告别，就走。”
他们走到大街上，就像久病之后那样，觉得空气完全变了。寒冷的、好像被驯服了的辽阔的空间，乖乖地把圆润、清脆、好像在车床上刨过的枪声朝四面八方传了开去。噼噼啪啪，嗒嗒嗒嗒，步枪单发声，齐射声，好像要把远方炸碎。
不管菲拉特怎么说，拉莉萨和基莎尔太太都认为这是在放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你自己想想看，看不见放枪的人，怎么不是放空枪呢？你说，这是谁在放枪呢，是神仙吗？当然是空枪。”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叫他们站住。哥萨克们阴阳怪气地笑着，把他们搜了一遍，放肆地从头摸到脚。他们那有带儿的无檐帽神气活现地歪到一边耳朵上，好像他们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是万幸！”拉莉萨想道。在他们和城里其他地区隔离的这段时间里，她不会遇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她不能和他断绝关系，都是因为妈妈。她不能说：妈妈，您叫他不要来了。如果那样说，事情就瞒不住了。不过，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可怕的？去他的吧，只要今后不再有这种事儿就好。天啊。天啊，天啊！她厌恶得就要在大街上昏过去了。她这会儿想起了什么呀？！在开头第一次去的那个单间里的那幅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男子的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女人乃是花瓶》，是的。就是的。那是一幅有名的画：《女人乃是花瓶》。那时候她还不是一个可以与那幅名画相比的女子。那是后来的事。那时正是美好的时候。
“你干吗跑这样快，就像火烧着了一样？我都跟不上你了。”母亲跟在她后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抱怨说。拉莉萨走得很快。有一股骄傲的、使人兴奋的力量鼓舞着她，她好像在空中飞似的。
“啊，枪声响得多欢呀，”她想道，“被凌辱的人得福，受骗上当的人得救。放枪吧，愿上帝保佑你们！多放几枪吧，放吧，放吧，你们和我是一条心！”
格罗麦科兄弟的房子在西夫采夫·弗拉什胡同和另一条胡同的拐角上。兄弟二人都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是彼特罗夫科学院的教授，尼古拉是大学里的教授。尼古拉是独身，亚历山大娶的妻子叫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家姓克柳格尔。她的父亲是一家制铁厂厂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梁津附近拥有一大片林区，林区里有矿产，但因无利可图，不再开采了。
格罗麦科家的房子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是住人的，有卧室、授课室、亚历山大的书房和藏书室、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小客厅、托尼娅的房间和尤拉的房间。楼下是会客的。因为那灰绿色的窗幔、钢琴面子上那镜子般的闪光、玻璃鱼缸、橄榄色的家具、水藻似的室内花草，这楼底很像是隐隐晃动着的一处绿色海底。
格罗麦科兄弟是有教养的人，热情好客，知识渊博，爱好音乐。他们常常在家里招待宾客，举办室内音乐晚会，在晚会上演出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
一九〇六年一月，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后不久，格罗麦科家里又要举行音乐会。要演奏的有塔涅耶夫派一个青年作曲家的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挪一挪，把大厅腾出来。钢琴调音师在角落里调音，一个音符要调上一百次，不时地弹出珍珠般的琶音。厨房里在杀鸡、宰鹅、洗青菜，用橄榄油揉芥菜，做浇汁和色拉。
这一天上午，安娜·伊万诺芙娜的知己朋友和贴心人舒拉·什列津格尔就头一个到了。
舒拉·什列津格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子，一张端正的、多少有些男相的脸，使她有点儿像一个国王，特别是当她歪戴着灰羊羔皮帽的时候。她来到房里也不脱帽，只是把别在帽子上的面纱撩开一点儿。
在苦恼和繁忙的时候，两位好朋友说说话儿，彼此都觉得轻松。她们的轻松就在于，彼此说的挖苦话越来越尖刻。激烈地吵上一场，接着就以眼泪与和解收场。这种有节奏的争吵使双方都感到轻松，就像水蛙放过血那样。
舒拉·什列津格尔嫁过几个丈夫，但是一离婚就把丈夫完全忘掉，并且把结婚、离婚看得非常随便，所以在各方面还保留着一个独身女子冷漠而好动的特性。
舒拉·什列津格尔是一个神智学者，但是也精通正教的祈祷仪式，简直是一位专家，常常憋不住要提醒教士们，该说什么，该唱什么。“主啊，请你聆听……”“在任何时候”“尊敬的天使……”她一个劲儿地用沙哑的嗓门儿断断续续地小声嘟哝着。
舒拉·什列津格尔还懂数学，懂印度教的仪式，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一些知名教授的住址，知道谁是谁的姘头，她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此，凡是重大的生活场面，都要请她做裁判和主持人。
约定的时间一到，客人们陆续来临。来的客人有阿杰莱达·菲莉波芙娜、根茨、富弗科夫夫妇、巴苏尔曼先生和夫人、维尔日茨基夫妇、卡夫卡采夫上校。正下着雪，正门一开，风卷着大大小小的雪花扑进来。男客们从风雪中走进来，脚上都穿着肥大的深筒靴子，每个人都装出满不在乎和笨手笨脚的样子，可是他们那在风雪中变得更有精神的妻子们则恰恰相反，解开皮袄上面的两个扣子，敞着怀，羊皮头巾歪到脑后，露出落了白雪的头发，扮演出一副机灵、狡猾、不好惹的样子。
“他是丘伊的侄儿。”当一位第一次被邀的新的钢琴家走进来的时候，有的人小声说。
在大厅里，从两头敞着的边门可以看见饭厅里已经摆好酒宴的、长得像冬天的道路一样的大餐桌。特别显眼的是那带有颗粒状边儿的一只只闪闪放光的酒瓶。那放在一个个银托盘上的装熟油或醋的小小调料瓶，那各种各样的野味和菜肴，都使人馋涎欲滴，连那堆放在一个个小碟里的叠成角锥形的餐巾和小篮子里那散发着扁桃香气的青紫色瓜叶菊，都好像在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推迟用佳肴珍馐的美好时刻，还需要尽快地先来一番精神享受。大家纷纷在大厅里坐了下来。
“丘伊的侄儿。”当钢琴家坐下来开始弹琴的时候，又响起一阵耳语声。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早就知道他弹的奏鸣曲是一支沉闷、干涩、不自然的曲子。这支曲子果然是这样，而且还格外冗长。
在休歇时间，评论家克里姆别科夫和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就这支曲子展开了争论。评论家把这支曲子说得一无是处，亚历山大则极力为这支曲子辩护。四周的人在抽烟，在说笑，把椅子搬来搬去。
但是大家的目光又落到旁边餐厅里那摆好了的酒席上。大家建议，音乐会继续进行，不要拖拉。
钢琴家朝听众瞥了一眼，朝伴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都拿起了弓子。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托尼娅和现在有一半时间在格罗麦科家度过的米沙·戈尔顿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芙娜找您有事。”尤拉小声对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格罗麦科说。
格罗麦科家的白发苍苍的女佣人叶戈罗芙娜站在大厅门口，拼命朝尤拉使眼色，同时一个劲儿地朝亚历山大·格罗麦科摆头，向尤拉示意，她有急事要找东家。
亚历山大·格罗麦科转过头来，用责备的目光瞪了叶戈罗芙娜一眼，耸了耸肩膀。但是叶戈罗芙娜不肯罢休。于是他们在大厅的两头用手势说起话来，就像两个聋哑人在说哑语。大家一齐朝他们望着。安娜·伊万诺芙娜狠狠地朝丈夫瞪了两眼。
亚历山大·格罗麦科站起身来。不能不理睬了。他的脸红了红，便轻轻地顺着墙边绕过去，走到叶戈罗芙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事，叶戈罗芙娜？您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快说吧，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芙娜小声和他说了起来。
“哪一个‘黑山’？”
“黑山饭店。”
“那又怎么样？”
“要他马上去。他们家有人很危险。”
“危险就危险吧。我知道。不行，叶戈罗芙娜。等演完了这一段，我再告诉他。现在可不行。”
“旅馆里来的人在等着呢。还有雪橇等在门口。我对您说，人快要死了，您明白吗？是一位有身份的太太呢。”
“不行就是不行。顶多再等五分钟，没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格罗麦科依然轻轻地顺着墙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了下来，皱着眉头擦了擦鼻梁上的汗。
等到奏完第一乐章，他就走到演奏者跟前，掌声尚未停息，他就对大提琴手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蒂什克维奇说，有人来叫他，出了一点什么事儿，只好停止演奏了。然后亚历山大·格罗麦科朝大家摆了摆手，叫大家别再鼓掌，他大声说：
“诸位朋友。三重奏只好停止了。我们要对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表示同情。他那里出了不愉快的事儿。他必须离开这儿。在这种时刻，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回去。也许他很需要我陪他。我跟他一块儿去。尤拉，好孩子，你去告诉谢苗，叫他把雪橇赶到门口，他早就套好了。诸位，我不和大家告别。我请大家留下来。我去的时间不会太久。”
两个男孩子要求和亚历山大·格罗麦科一起坐雪橇到夜晚的寒风里去跑跑。
尽管正常的生活已经恢复，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然有枪声，时常有新的地方起火，好像是原来的大火的余火。
他们从来没有像这天夜里一样，坐雪橇走这么远，走的时间这么长。其实这是不长的一段路：斯摩棱斯克胡同、诺文胡同和半条花园街。但是酷寒和浓雾使发了狂的空间的某些小块变大了，似乎世界上的空间并不是到处都一致。火堆冒出的一缕缕白烟、嗒嗒的脚步声、沙沙的雪橇声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已经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旅馆门前停着一架很讲究的小雪橇，雪橇上的马披着马衣站在那里。赶雪橇的人坐在雪橇上，用戴手套的两手抱着裹了围巾的头在取暖。
旅馆大厅里很暖和。看门人坐在门口存衣处的栏杆里面，被通风机的轰轰声、炉火的呼呼声和茶炊的咝咝声弄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声打起了呼噜，一打呼噜，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惊醒了。
大厅左边的大镜子前面，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脸上的粉搽得厚厚的，一张脸好像是用面粉做的。她在这样冷的天气穿一件非常薄的小皮袄。她在等着什么人下楼来。她背朝着大镜子，一会儿从左肩头、一会儿从右肩头端详自己，看看自己的背影是不是漂亮。
那个冻坏了的赶雪橇的，从门缝里探头向里面看了看。他穿着那件束腰长袍，很像一个扭花面包，而且他身上冒着一团团热气，就更加像面包了。
“小姐，该走了吧？”他问那个站在镜子前面的太太，“服侍你们这些人，把马都要冻死。”
二十四号房间的事情，在侍役们每天日常的许多伤脑筋的事情中，只是一件小事情。每分钟都有电铃响，墙上长长的玻璃框子里就要出现房间号码，表明哪一号房间里有人发了疯，哪里有人要干莫名其妙的事情，叫服务人员不得安宁。
这会儿在二十四号房间里，正在抢救那个老浑蛋女人基莎尔夫人，给她灌催吐剂，冲洗肠胃。女侍役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擦地板，又倒污物桶，又要把干净桶送回去。但是，在这场忙乱之前很久，当时什么事还没有，还没有派捷列什卡坐雪橇去请医生，没有这种倒霉的叽叽喳喳声，科马罗夫斯基还没有来，门前走廊里还没有这些挤得水泄不通的闲人，就在那时候，这一天侍役中的风暴就开场了。
这一天侍役中的风波的起因是，白天有人从小菜间出来，在狭窄的通道里笨拙地转了个身，不小心碰了侍役瑟索伊一下，恰好瑟索伊弯着身子从一个门口跑出来，右手擎着一个装得满满的托盘。瑟索伊的托盘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汤洒了，盘子打碎了，三个大盘子、一个小盘子报销了。
瑟索伊说，这全怪那个洗餐具的女工，要由她赔，扣她的工钱。直到夜里十一点，有一半人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们还在为此事争吵着。
“是你自己手脚不稳，一天到晚抱着酒瓶，就像抱着老婆一样，喝得昏天昏地，还要说别人碰了你，让你打碎了盘子！你这斜眼鬼、恶鬼，谁碰你来？你这不要脸的臭东西，谁碰你来？”
“我对您说过了，马特琳娜·斯捷潘诺芙娜，您说话要留心点儿。”
“我当她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值得为她忙活，因为她打碎盘子，原来是怪物，卖身的太太，娇里娇气的娼妇，为那种事儿吃起砒霜。我在黑山饭店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这种烂货和淫棍呢。”
米沙和尤拉在二十四号房间门前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一切都和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原来估计的不一样。他原来以为，大提琴家的悲剧总也是高雅的、纯洁的。谁知竟是这种事儿。肮脏，见不得人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看见。
所以两个孩子在走廊里转悠起来。
“两位少爷，你们进去看看婶婶吧，”一名侍役再一次走到两个孩子跟前，用温和的口气小声劝他们说，“你们进去吧，没关系。他们没事儿，你们放心吧。他们现在好好的。这地方不能站。这地方今天出了事儿，打碎了一些很值钱的盘子。瞧，我们在那儿来来回回地跑，做事情，这地方很拥挤。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他的意见。
在房间里，把原来吊在桌子上面的一盏煤油灯摘了下来，拿到散发着臭虫气味的木屏风后面，放到另一半房间里。
那一半是睡觉的地方，有一道落满灰尘的门帘将里面和外面隔开。这时候因为忙乱，忘记将门帘放下来。门帘撩在木屏风上面。煤油灯放在壁龛里的凳子上。这一半房间就像用的是舞台的脚灯，光线是自下而上的。
用的毒药是碘酒，而不是洗餐具的女侍役说的砒霜。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酸涩气味，很像是壳子还是绿的、但已被摸得发了黑的嫩胡桃气味。
屏风后面，有一个女侍役在擦地板。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躺在床上，大声哭着，头耷拉在一只洗脸盆上面，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一起，浑身湿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泪，又是汗。两个孩子觉得不好意思朝那边看，马上把眼睛转向一边。可是尤拉已经惊讶地看到，那个女人团为紧张用力地做了几个不自然的起立姿势，所以不再像雕塑所塑的那种样子，而是像一个只穿比赛时的短裤、一身球形肌肉的摔跤运动员了。
终于有人想起把屏风上的门帘放了下来。
“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那个女人因为哭和恶心，抽抽搭搭地说，“哎呀，我觉得太可怕了！我猜想得太坏了！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我原来以为……好在这全是瞎想，是我在胡思乱想，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您想想，我多么松快呀！原来是……好啦··…我还活着呢。”
“安心吧，阿玛丽亚·卡尔洛芙娜，请您安心休息吧。这事儿多么不好意思呀，实在不好意思。”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小声对两个孩子说。两个孩子因为不好意思，感到很别扭，站在黑乎乎的外间里，在没有屏风的半间房间的门口，因为眼睛没别的地方可看，就朝没有灯光的半间房里望着。这里的墙上挂着一些相片，有一个乐谱架，书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画册，一张餐桌铺着针织的台布，餐桌那边有一个姑娘坐在安乐椅上，两条胳膊抱住椅背，一边腮贴在椅背上，睡着了。四周的说话声和动作声音都没有妨碍她睡觉，可见她疲惫极了。
他们来得毫无意思，继续留在这里很不妥当。“咱们马上走，”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又重复了一遍，“等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同他告别。”
但是法杰伊·卡齐米罗维奇没有出来，从屏风后面出来的是另一个男子。这是一个结实、魁梧、脸刮得光光的、神气十足的人。他高举着煤油灯走出来，走到姑娘在旁边睡觉的餐桌前，把煤油灯放进灯架里。灯光一照，姑娘醒了。她对那人笑了笑，就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米沙一看见那人，浑身打了个哆嗦，用眼睛盯住那人。他扯了扯尤拉的袖子，想对尤拉说点什么。
“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小声嘀咕。人家会怎么想呢？”尤拉不叫他说，不愿听他的。
这时姑娘和那个男子演起了哑剧。他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交换目光。但是他们的互相理解却是惊人的和神奇的，仿佛他是个木偶戏演员，她就是听从他摆弄的木偶。
一副疲倦的笑容出现在她的脸上，她半闭起眼睛，嘴唇微微张开。但是她看见那男人讥笑的目光，便会心地朝他调皮地挤了挤眼睛。他们高兴的是，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他们的秘事没有被揭穿，而且服毒的人也没有死。
尤拉牢牢地盯着他们两个。他站在黑地方，谁也看不见他，他可以看得见灯光照亮了的那一片。姑娘那种俯首帖耳的情景，真是神秘得不可思议，而且又露骨到不知羞耻的程度。尤拉的胸中产生了矛盾的心情。他的心由于这种未曾体验过的心情，感到憋得难受。
这就是他和米沙、托尼娅常常议论并且莫名其妙地称之为“下流”的东西，就是那种又可怕、又吸引人、不接触时在口头上很容易摆脱的东西，现在这种力量来到尤拉的眼前，又实实在在，又模模糊糊像是梦见的，又能无情地冲毁一切，又如怨如诉、向人呼唤，这时候，他们那些孩子气的议论哪儿去了，现在尤拉又该怎样呢？
“你可知道，这人是谁？”等他们来到街上，米沙问道。尤拉一直在想着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拼命叫你父亲喝酒，害得你父亲跳火车自杀的那个人。你该记得，我对你说过的。”
尤拉一直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的事，而不是想父亲和过去的事。一时间他竟没有听懂米沙对他说的是什么。天太冷，谈话很困难。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格罗麦科问道。他们上了雪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