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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殡的行列前进着，唱着《安魂歌》。歌声间断时，脚步声、马蹄声、轻轻的风声仿佛依然在重唱着那支歌。
行人纷纷给送殡的行列让道，数着花圈，画着十字。有些好奇的人走进行列，问：“是谁家出殡？”回答是：“日瓦戈家。”“原来这样。这就明白了。”“不过，葬的不是老爷，是夫人。”“反正一样。殡礼真够排场。愿她早升天堂。”
送殡的路是有限的，终于走完了。教士念过“天主、大地和大地上的生灵”的告别词，便画着十字，抓一把黄土撒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身上，唱起《虔诚的灵魂》，接着就忙活起来，盖好棺盖，钉上钉子，就开始下葬。四把铁锹急急忙忙将雨点般的黄土撒向坟墓，转眼间堆起一座新坟。一个十岁的男孩爬上坟头。
在盛大殡礼结束的时候，通常有一种木然失神的感觉，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觉得似乎小男孩要在妈妈的坟头上讲话。
他抬起头来，用视而不见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寂寥的秋日天空和寺院的圆顶。他那翘鼻子的脸变了样子。脖子伸得老长。那种样子，就像一只小狼马上要嗥叫似的。小男孩两手捂起脸，放声大哭起来。一片云彩迎面飞来，将冰冷的雨点浇在他的脸上和手上。一个身穿黑衣、窄窄的袖子上带有皱褶的男子走到坟前。他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是死者的弟弟，是痛哭的小男孩的舅舅，原来是一位教士，后来还了俗。他走到小男孩跟前，领着他离开了坟地。
他们宿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所以让他们住的。这是圣母节前夕。第二天，他们要上遥远的南方，到伏尔加河边一座省城去。舅舅尼古拉在那儿的一家出版社工作，那家出版社出版一份进步的地方报纸。火车票已经买好了，行李也捆好了，就放在寺院的房间里。因为车站离得很近，冷风不时地将来回调动的火车头那哭泣般的汽笛声送过来。
傍晚时候，冷得厉害了。从两个落地窗朝外望去，可以看到那围着黄黄的刺槐树棵子的荒芜的菜园的一角，可以看到大道上一个个冻住的水洼儿，还可以看到刚刚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坟地的一端。菜园里除了几棵冻得发了青的皱皱巴巴的白菜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狂风吹来，那落光了叶子的刺槐像发了疯似的乱摇乱晃，拼命朝路旁倒去。
夜里，小男孩尤拉被窗子上的敲击声惊醒了。黑乎乎的房间里令人惊异地闪动着一种晃晃悠悠的白光。尤拉穿着一件小褂跑到窗前，将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朝窗外望去，看不见道路，看不见坟地，也看不见菜园。外面狂风呼啸，大雪漫天飞舞。就好像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暴风雪意识到自己可怕，并且因为吓坏了尤拉而感到扬扬得意。
暴风雪又尖叫又狂啸，想方设法吓唬尤拉。一股股大雪像看不见边的白布似的从天空落下，就像给大地盖上一层层的尸衣。天地间除了狂风大雪，什么也没有了。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穿起衣服，跑到外面去，做一点什么。也许是怕寺院的白菜被大雪埋住，挖不出来，也许是怕大雪把妈妈压住，妈妈经不住压，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结果他又哭了起来。舅舅醒了，对他说了一阵基督的话，安慰他，后来舅舅打了几个哈欠，便走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服，天放亮了。
母亲活着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抛弃了他们，自己在西伯利亚和国外的许多城市到处游荡，吃喝玩乐，早已把他们的万贯家财挥霍一空。尤拉常常听说的是，父亲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某地集市上，尤其是常常在伊尔比特的集市上。
后来体弱多病的母亲害了肺病。她常常到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方去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尤拉时常由外人轮换着照管。他的童年生活就这样在不安宁和一连串的哑谜似的事件中过去。
他习惯了这些变化。在这种不安宁的环境中，没有父亲，他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很小的时候，许许多多东西还都带有他们家的姓氏。
有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商号、日瓦戈别针扎领带法，甚至还有一种像糖酒点心那样的圆形甜饼，也叫日瓦戈饼。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只要对车夫喊一声“日瓦戈家”，车夫就像老兵听到口令那样，立即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四周是静静的花圃。乌鸦落向下垂的雪松枝头，踩得枝头的雪纷纷往下落。乌鸦那像树枝断裂一样的嘎嘎叫声传得很远很远。一条条良种狗从林荫道那边的新屋里跑过来。屋里的灯火亮了。暮色渐渐浓了。
忽然这一切灰飞烟灭。他们家穷了。
一九〇三年夏天，尤拉陪着舅舅乘马车上杜布良庄去，那是酷爱艺术的丝绸厂厂主科洛格里沃夫的庄园。舅舅是去找教师和通俗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的。
正是喀山圣母节，农忙的时候。不知是因为过节，还是因为正是午饭时候，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烈日照射下的没有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剃了一半的囚犯脑袋。一群群鸟儿在田野上来来回回飞着。在没有一丝风的时候，小麦垂着头，站得笔直。在离大道很远的地方，割倒的小麦堆成一堆一堆的。人望的时间长了，就好像麦堆在动，就像是许多土地丈量员在天边来回地走，在做记录。
“这些地是谁家的？”舅舅向巴维尔问道。巴维尔是出版社里干粗活儿和看大门的，这时正交叉着两腿、弯腰斜坐在驾车座上，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车夫，不是干这一行的。
“是地主家的，还是庄稼人的？”
“这一片是老爷家的，”巴维尔一面回答，一面抽起烟来，“那一片……”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停了很久之后，用鞭梢指了指另一边，说，“那一片是庄稼人的。喂，快走！”他时不时地吆喝着马，目不转睛地瞅着马尾巴和马屁股，就像机器师注视着仪表似的。
可是两匹马像世界上所有拉车的马那样，驾辕的马规规矩矩地走着，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调皮捣蛋似的，拉套的马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汉，只知道把身子弯得像天鹅一样，跟着自己晃动的铃声跳甩腿舞。
舅舅是去给沃斯科鲍伊尼科夫送一本有关土地问题的小册子的校样，因为书刊检查更严了，所以出版社要求他再修改修改。
“这个县里的老百姓太不像话了，”舅舅说，“在潘科夫乡还杀了一个买卖人，把县里的养马场都烧了。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你们村子里是怎样说的？”
谁知巴维尔把事情看得极糟，甚至超过了那个不许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激烈言论的书刊检查官。
“能有什么好说的？老百姓简直是胡闹。无法无天！这些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要是由着庄稼汉胡闹，他们会自相残杀，闹得鸡犬不宁。喂，快走！”
这是尤拉第二次跟着舅舅上杜布良庄园。尤拉自以为已经熟悉了这条道路，每当眼前出现辽阔的田野，田野周围的树林就像细细的镶边儿的时候，尤拉就觉得马上要到那向右转弯的地方了，一转弯就是那忽隐忽现的十俄里之外的科洛格里沃夫的庄园和远处闪闪放光的河水以及河那边的铁路了。可是他每次都估计错了。过了田野又是田野。过了树林又是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使人心胸开阔，引人遐想，引人思索未来。
后来使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成名的那些书，此刻一本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他的构思已经成型。他还不知道，他不久就要时来运转了。此人很快就要跻身于当代文学大家、大学教授、革命哲学家之行列，他探讨过他们关注的一切问题，然而除了所用的术语之外，他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都死守着一套教条，满足于一些词句和外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却当过教士，探讨过托尔斯泰主义，又不断地向前探索。他渴望有一种切实有益的主义，这种主义能够在千变万化中指明真正不同的道路，使世界有所好转，这种主义应当是妇孺都能看得到、听得清的，就像天空的闪电与滚雷。他渴求的是新的东西。
尤拉很喜欢和舅舅在一起。他很像母亲。他和母亲一样，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对于任何陌生事物都不抱什么成见。他和她一样，有一种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贵感情。他也和她一样，看一切事情都凭第一次印象，而且，一开头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舅舅带他上杜布良庄来，尤拉十分高兴。杜布良庄景致很美，美丽的景致也使他想起妈妈，因为妈妈很喜欢大自然景物，常常带着他出去玩。此外，尤拉高兴的是，他又要见到住在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家里的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了，虽然尼卡比他大两岁，可能瞧不起他。尼卡在握手的时候总是使劲把手向下拉，而且把头垂得很低，以至头发耷拉到额头上，遮住半边脸。
“贫困问题的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修改过的稿件。
“我看，最好还是改为‘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便在校样上进行修改。
他们在昏暗的、镶了玻璃的阳台上修改着校样。看得见乱放在地上的喷水壶和其他园艺工具。破椅子背上搭着一件雨衣。角落里有一双深筒靴，沾满了干泥巴，靴筒耷拉到地上。
“而且，有关死亡和出生的统计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道。
“应当写明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把年度写上。
阳台上有轻微的过堂风吹过。小册子校样用花岗石镇纸压着，免得被吹跑了。
他们一修改完毕，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急着要回家。
“要下大雨了。得赶快走。”
“不行。你不能走。咱们马上来喝茶。”
“天黑以前，我一定要赶回城里。”
“怎么说也不行。反正我不让你走。”
从花圃里飘来茶炊的烟气，驱散了烟草气味和芥菜花香。从厢房里端来了奶油、水果和点心。这时候听说巴维尔到河里洗澡和洗马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留下来。
“趁他们摆茶点，咱们到河边走走，在长凳上坐一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说。
伊万·伊万诺维奇靠着他和大富翁科洛格里沃夫的交情，住着总管的侧楼的两个房间。这座小楼以及楼前的小花圃坐落在庭园的荒凉的一角上。庭园进口处有一条古老的半圆形林荫道。林荫道上长满了荒草。这条小道如今已经没有人走了。只是有时候大车拉着废土和断砖碎瓦往堆放垃圾的土沟里倒时，才从这里经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现在正同妻子住在国外。庄园里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加和莉芭、一个家庭女教师和少数仆人。
在总管的小庭园周围，有一圈稠密的黑绣球花树棵子作篱笆，和整个的庭园、庭园里的池塘、草坪以及老爷的楼房隔离开来。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绕着这绿色的篱笆走去，他们每走几步，在间隔相同的时间里，就从绣球花树丛里飞出大小相同的一群麻雀。树丛里到处是麻雀，一片平和的啁啾声，就好像在他们前面有一股水顺着管子流动。
他们走过温室、园丁的住房和不知是什么建筑物留下的石头地基。他们谈起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后起之秀。
“确实有些人是很有才华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但时下最风行的是搞各种各样的团体和会社。不管这些团体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反正都是随声附和，是庸才的藏身之所。人只能单独地探求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些歪曲真理的人的影响。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信仰的？这样的东西太少了。我以为，应当相信永生，相信这加长了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应当相信永生，应当相信耶稣！啊，你这家伙，又皱眉头了！你什么也不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鼻子里嗯了一声。这个细细的、淡黄头发的精灵鬼，养着一撮怪样的下巴胡，因此很像一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时不时地把胡子攥在手里，用嘴唇咬咬胡子尖儿。“我不想说什么。你自己明白，我对这些事的看法完全不同。不过，我想顺便问问。请你说说，你是怎么还俗的。我早就想问了。也许，你是有点儿怕？还是被革出了教门？嗯？”
“干吗要改换话题？不过，说说也好。革出教门？不是的，现在不兴革出教门了。有过不愉快的事，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很久不能干公务。不准我去京城。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说过，应当相信耶稣。现在我来解释解释。你不明白：人可以不信神，可以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和上帝是干什么的，然而却应该知道，人不是自生自灭，而是生活在历史中，就当今的观点来看，历史是基督创造的，福音书是历史的根据。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千百年来对于死亡的一系列的谜以及将来如何战胜死亡的探索的记录。因为探索，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穷大，发现了电磁波，创造出交响乐。要在这方面有所前进，就不能没有某种热情。要有所发现，就需要有精神装备。精神装备的来源就在福音书中。是什么样的精神呢？首先就是爱他人，这种爱是生命活力的最高形式，生命活力充满了人的心，就要冲出来找用场；再就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个人自由的思想和生命就是牺牲的思想。你要注意，到现在为止，这还是异常新颖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只有互相残杀，强暴者你争我抢，不顾被奴役者的死活。那时候只有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铜碑和大理石圆柱。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世世代代才有了自由。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生活才有了希望，人类才不是死于街头篱下，而是死于家中，为历史、为战胜死亡而紧张工作，为这一主旨而死。噢，瞧，我说上了劲儿啦！恐怕是对牛弹琴吧？”
“伙计，这是玄学。医生不叫我谈这一套，因为我的胃吃不消。”
“去你的吧。咱们不谈这些了。你真幸运！你这儿的景色美极啦！天天住在这儿，也就不觉得了。”
河面上亮得刺眼睛。河水在阳光中亮闪闪的，像屋顶上的铁皮那样，忽而凸起，忽而凹下。突然河面上起了皱褶。一艘沉甸甸的渡船从这岸向对岸驶去，上面满载着马匹、车辆、男男女女。
“你看，只有五点多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看见没有，那是从锡兹兰来的快车。每天五点多钟经过这里。”
远处平原上，一列很漂亮的黄蓝色火车从右向左行驶着，因为离得很远，火车显得非常小。忽然他们发现，那火车停了。火车头上冒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过了一会儿，传来令人不安的火车汽笛声。
“奇怪，”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有点儿不正常。火车不该在荒野上停下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不在园子里，也不在房子里。尤拉猜想，尼卡躲开他们，是因为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味道，跟尤拉也玩不到一块儿。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阳台上修改校样去了，尤拉只好在房子周围闲逛。
这儿真是风光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鹂那清脆、婉转的啼声，那啼声带有等待的间歇，好让那湿乎乎的、好像水井里出来的声音把四周滋润透。那浓郁的、在空中迷了路的花香，被暑热钉在花坛之上，一动也不动。这多么像法国的昂蒂布和意大利的鲍尔季盖拉呀！尤拉时而转向右面，时而转向左面。草地上仿佛回响着母亲的声音，尤拉觉得那婉转的鸟鸣声和蜜蜂的嗡嗡声都成了母亲的声音。尤拉哆嗦了几下，他总觉得，仿佛母亲在呼唤他，叫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到一条大沟边，朝下走去。他穿过沟沿上的稀稀的、干净的树林，走进沟底的赤杨树丛里。
这儿又黑暗又潮湿，刮倒的树，死掉的鸟儿，花儿很少，那有节的木贼杆儿像测量花杆，又像他的带画的书上那画着埃及花纹的拐杖。尤拉心里越来越难受。他想哭。他跪在地上，痛哭起来。“上帝啊，保佑我吧，”尤拉祷告起来，“请指引我，并且告诉我妈妈，说我很好，叫她放心。主啊，如果死后有灵，你要叫妈妈进入天堂，让善良的灵魂都像日月星辰一样放光。妈妈可是个真正的好人呀，不可能是罪人，主啊，保佑她吧，别让她受苦呀。好妈妈呀……”他肝肠寸断地向天上呼唤她，好像她已经是新入选的护持圣徒了。他忽然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他昏迷的时间不久。他苏醒过来时，听到舅舅在上面唤他。他应了一声，就爬起来，从沟里朝外走。忽然他想起来，他还没有为不知下落的父亲祷告呢，母亲过去常常教他为父亲祷告。但是他在晕厥过后心里十分松快，他很想保持这种轻松心情，怕失去这种心情。他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等下一次再为父亲祷告吧。
“他会等着的。他有耐心。”尤拉自言自语。他已经忘记父亲的样子了。
米沙·戈尔顿和他的父亲一起坐在这列火车的二等车厢里。米沙是中学二年级学生，十一岁，一张若有所思的脸，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奥连堡的律师，现在是赴莫斯科任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去上学。母亲和妹妹们早已经到了莫斯科，已经在忙着布置寓所了。
父子两人在火车上已经是第三天了。晒得像白石灰一样的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乡村，在一团团滚热的灰尘中从旁边驰过。大路上走着一辆辆的大车，沉甸甸的大车慢慢向交道口靠近，从风驰电掣的火车上看去，好像大车停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马匹也只是在原地倒动着四条腿儿。
每到一个大的车站，乘客们都要慌慌忙忙地跑下去买东西吃，夕阳从车站花园的树丛后面射过来，照着乘客们的腿，照得火车轮子底下亮堂堂的。
分开来看，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清醒的，然而总的来说，一切活动却都被各种活动联结而成的生活洪流弄醉了，成为无意识的了。人们被自己的操心事操纵着，在劳动，在忙碌。但是，如果没有最大的和最要紧的泰然心情作为其主要调节器的话，机械会失灵的。要想有这种泰然心情，则必须意识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类生命可以轮回，并且感到幸福的是，一切事情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叫作天庭，有些人叫作历史，还有一些人叫作别的什么。
拿这个道理来说，米沙是一个痛苦、不幸的例外。他的生命的主要动力却是忧虑感。无忧无虑的心情既不能使他轻松，也不能使他振奋。他知道自己有这个遗传来的特点，时时警觉地注视着这一特点在自己身上的表现。他因此感到苦恼，感到是一种耻辱。
自从他懂事以后，他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胳膊、腿都一样，语言、习惯也相同，为什么却总是和大家不一样，很少有人喜欢、有人爱呢？他不能理解，在有些状况下，如果你不如别人的话，不论你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变得好些。做一个不如人的人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无可奈何的挑战，除了痛苦，什么都不会带来，又能得到什么代价、什么补偿呢？
他去问父亲，父亲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能这样推断问题，但是父亲也没有提出什么值得他深思或者使他口服心服的见解。
除了对父亲、母亲以外，米沙渐渐十分瞧不起那些惹出麻烦、自己却无法对付的成年人。他相信，等他长大了，这些事他都能弄清楚的。
就比如现在，当那个疯子朝车门口冲去时，他的父亲马上跟着追去，疯子用劲把他父亲一推，把车门拉开，就像游泳时从跳板上往水里跳那样，头朝下纵身从车上向路基上跳去，他的父亲便拉动了紧急刹车闸，这种情形，谁也说不清他父亲的做法是错的，还是对的。
但是，正是他的父亲拉动了刹车闸，结果火车莫名其妙地停了这么久。
谁也弄不清停车的原因。有些人说，因为紧急刹车，风闸坏了，有些人则说，火车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拉不动了。还有一些人说，因为自杀者是一位要员，他的随从人员要求从邻近的科洛格里沃夫车站找人来做现场记录，所以副司机曾经爬到电线杆上打过电话。轨道车大概快要到了。
虽然洒了不少香水，厕所里的臭气还是在车厢里轻轻弥漫着；包在肮脏的油纸里的烧鸡，也散发出淡淡的臭味。在车厢里，有几个彼得堡的白了头发的太太，被煤烟加雪花膏涂成了黑油油的茨冈人，可是仍然在不停地搽粉，用手帕擦着手，用吱吱哇哇的胸音说着话。当她们从戈尔顿父子的包厢旁走过，手里抚弄着肩头的披巾，再一次把拥挤的通道当作卖俏的场所时，米沙觉得，仿佛她们在低声说话，或者，从她们那撇着的嘴来看，她们是想说：“哼，你们瞧，这些人真没长眼睛！我们可不是平常人！我们是有身份的！我们可不一样！”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的草地上。一股凝结的血横着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穿过，黑乎乎的，好像在这张脸上画了一个删去的符号。那血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血，倒像是贴上去的别的什么东西，像膏药或者溅上的泥巴，或者水湿的桦树叶子。
看热闹的和表示同情的人时时在变化。死者的朋友和旅伴、身体结实而态度傲慢的律师，这个穿着汗湿的衬衫的高贵动物毫无表情地站在死者旁边。他热得难受，手里扇着软软的帽子。不管问他什么，他只是耸耸肩膀，连头也不扭，很不客气地说：“是个酒鬼。这不是明摆着吗？是发酒疯跳车的。”
一个身穿毛料长衣、披着挑花头巾的瘦瘦的妇女，到死者跟前去了两三次。她是季维尔津娜老奶奶，是个寡妇，两个儿子都当火车司机，所以她带着两个儿媳妇坐在免费三等车厢里。两个媳妇沉默寡言，头巾扎得低低的，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就像两位修女跟着修道院长。这婆媳三个引起人们的尊敬。大家纷纷给她们让路。
季维尔津娜的丈夫是在一次铁路事故中活活被烧死的。此刻她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这样可以从人缝里看到死者，她好像在叹着气进行比较，好像在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有的人死，是主的安排；可是你瞧，就有这种糊涂事儿，因为过够了阔日子，发了疯找死。”
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在尸体旁待过一阵子，他们之所以回到车厢里，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行李被人偷走。
乘客们跳下车，活动活动腿脚，采采野花，舒展舒展筋骨。大家都觉得，亏得停车，才发现了这块地方，如果不是出事的话，那一片片的水草地、那宽宽的河、高高的对岸那漂亮的房子和教堂，还没有机会看到呢。
这儿的太阳仿佛也带有乡土气。这薄暮时候的阳光羞答答地照射着铁路边出事的地方，好像是怕到跟前去，就像是从附近牧放的牛群中走出一头牛，走到路基跟前，停下来怯生生地望着人群。
米沙一看见出了事，十分震惊，又痛心又害怕，哭了起来。在路上这两三天，自杀的人有好几次来到他们的包厢里，和米沙的父亲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说，因为他们彼此以诚相待，谈得投机，他心里感到松快，并且向米沙的父亲问了不少法律细则和在期票、赠与证书、破产和伪造方面的纠葛问题。“是这样吗？”他听了戈尔顿律师的解释，感到十分惊讶，“您说的法律可是相当宽大的。我的律师可是另外一种说法。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悲观多了。”
每当这个焦虑不安的人平静下来时，他的律师和旅伴就从头等车厢里来找他，拖他到餐车里去喝酒。那就是现在无动于衷地站在尸体旁边的这个身体结实、态度蛮横、衣着讲究、脸刮得精光的律师。不能不使人觉得，他正是希望他的被保护人经常处于焦虑不安状态。
父亲说，这是有名的富豪，是舍拉普特教徒，是一个好人，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这人当着米沙的面，谈起自己也有一个像米沙这么大的儿子，谈起自己已死的妻子，后来又谈起那也被他抛弃了的第二个家。说到这里，他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害怕得脸色发白，一个劲儿地说了起来，渐渐迷糊了。
他对米沙表现出一种说不出的疼爱，也许是把对儿子的爱移到了米沙的身上。他经常送给米沙礼物。为了送礼物，一到大车站，他就下车到头等候车室里去买书籍、玩具和当地名贵特产。
他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诉苦道，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睡觉了，只要酒一醒，他就痛苦得不得了，那种痛苦是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的。
在临死前一分钟，他跑进他们的包厢，抓住米沙父亲的手，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有说，就冲向车门口，从车上跳了下来。
米沙正在观看死者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装在小木匣里的一小堆乌拉尔彩石。忽然四周轰动起来。一辆轨道车从另一条轨道上来到列车跟前。从上面跳下一位头戴制帽的侦查官、一名医生、两名警察。他们官腔官调地问起话来，问了一些问题，又做了记录。乘务人员和警察笨拙地、在沙石地上一歪一滑地顺着路基把尸体朝上拖了拖。有一个娘们儿放声哭了起来。乘务人员叫大家上车，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
“又是这个乏味的家伙来了！”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就在屋里乱跑起来。客人的声音渐渐近了。已经无法朝门外跑了。这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的，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有多想，就钻到自己的床底下。
他听见，他们在别的屋里找他、唤他，因为找不到他而表示惊愕。后来他们来到卧室里。
“没法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自个儿去玩玩儿吧，也许尼卡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再一块玩儿。”接着他们就谈起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学里的风潮，让尼卡在床底下憋了有二十来分钟。终于，他们到阳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开了窗子，从窗台上跳出去，到园子里去了。
他昨夜没有睡好，今天有些不得劲儿。他今年十四岁了。他做小孩子已经做厌了。昨夜他一夜没有睡，天一放亮，他就走出厢房。太阳冉冉升起，那长长的、露水打湿了的、带有许多斑点的树荫铺满庭园的土地。那树荫不是黑色的，而是暗灰色的，就像是打湿了的毛毡。这清晨醉人的芳香，好像正是地上这打湿了的、缀有一条条姑娘手指似的长圆形光斑的树荫散发出来的。
忽然一道水银般的银色细流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就像是一串露水珠儿在青草上滚过。这道细流向前流呀，流呀，丝毫没有渗进地里。细流急急匆匆地朝旁边一蹿，就不见了。原来是一条毒蛇。尼卡打了几个寒噤。
他是一个很奇特的孩子。在兴奋的时候，他常常大声自言自语。他仿效他的母亲，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发表奇特的议论。
“人世上真好啊！”他想道，“可是人世上为什么总是这样痛苦？上帝当然是有的。但是，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是我了。看，我叫这白杨听我的，”他望了望那棵从上到下都在轻轻抖动的大白杨树（杨树那湿漉漉的、闪闪有光的叶子好像是用洋铁皮剪成的），想道，“我来对它下命令。”于是他拼命鼓足全身的劲儿，运用全身的气力，在心里喊一声：“停！”那白杨树马上就乖乖地停了下来，一动也不动了。尼卡高兴地笑了。于是他大步跑向河边，到河里去洗澡。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分子，判了绞刑又被皇上特赦出来，现在正在服劳役。他的母亲是格鲁吉亚的艾里斯托夫公爵家的小姐，性情乖张，至今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她总是醉心和关注一些人和事，例如暴动和暴动分子、激烈的理论、著名的演员、不幸的失意者。
她非常疼爱尼卡，她把尼卡的名字变成各种各样亲热的叫法，比如“伊诺契克”或者“诺琴卡”。她还常常带他上梯弗里斯去，让娘家的人看看她的宝贝儿子。他在那儿最感到稀奇的是他们住的院子里的一棵有许多分杈的老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大树。那树伸展开一片片如大象耳朵似的大叶子，遮住火辣辣的南方太阳。尼卡总觉得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一头野兽。
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姓父亲那可怕的姓氏，是很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取得他母亲的同意，准备向皇上上书，要求让尼卡姓母亲的姓。
当尼卡藏在床底下，愤恨世上的一切时，他也想起了这件事。这个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算哪棵葱？干吗他要管得这样宽？要教训教训这样的家伙！
还有那个娜加！凭着她十五岁，就有资格翘鼻子，拿他当小孩子看吗？他也要给她一点厉害瞧瞧！“我恨死她了，”他自言自语了好几遍，“我要宰了她！我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也够坏的。她走的时候，骗了他，也骗了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她根本没有去高加索，而是一下子就拐弯朝北去了，这会儿正在彼得堡快快活活地同大学生一起朝警察开火呢。他就该在这倒霉的地方活活闷死吗？可是他要叫他们看看他的本领。他要淹死娜加，离开学校，逃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边上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密密丛丛的睡莲，发出干燥的沙沙声。睡莲缝隙里露出塘水，就像西瓜裂缝里渗出的瓜汁儿。
尼卡和娜加采起睡莲花。两个人同时抓住一根像胶皮一样有韧性的、很结实的秆儿。两人一块用劲儿扯。两个头碰了一下子。小船像被钩竿勾着似的飘到了岸边。一根根秆儿乱摇乱晃，纷纷朝水里缩去，那一朵朵带红心的白色的花儿，就像带血的蛋黄似的，纷纷往水里钻。等到钻出来的时候，都纷纷流起泪珠儿。
娜加和尼卡还在采花儿，压得小船越来越歪，两个人几乎是并肩躺在下斜的一边船舷上。
“我上学上厌了，”尼卡说，“应该独立生活了，要去赚钱，自谋出路。”
“可是我正想请你帮我解二次方程式呢。我的代数太差了，差一点儿要补考呢。”
尼卡觉得她的话带刺儿。不用说，她这是叫他知道自量，提醒他，他还是小孩子。二次方程式哩！他连代数还没有摸过呢。
他没有流露出自己被刺疼的心情，故意装作心平气和地问：“等你长大了，你嫁给谁？”问过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问得太蠢。
“啊，这还早着呢。也许我不嫁人。我还没想过这事儿呢。”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儿有多大兴趣。”
“那你干吗要问？”
“你真蠢。”
他们吵了起来。尼卡今天早晨憎恨女人的情绪又发作了。他吓唬娜加说，如果她再说不客气的话，他就淹死她。“你试试看！”娜加说。他拦腰把她抱住。两个人扭打起来。他们失去平衡，一齐掉进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但是睡莲缠住了他们的胳膊和腿，他们都还够不到塘底。终于，他们在水藻里挣扎了一阵子，爬到了岸上。从他们的鞋里和口袋里直往外淌水。尼卡特别疲惫。
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如果是在今年春天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漉漉地坐在一起，他们一定会吵、会骂，或者哈哈大笑的。
可是现在他们一声不响，轻轻地喘着气，觉得刚才的事毫无意思。娜加心里非常生气，尼卡浑身疼痛，就好像胳膊和腿都挨了棍子，肋条骨都被压断了。
终于，娜加像个大人一样轻轻地说：“你真是个疯子！”尼卡也像个大人一样说：“请原谅我。”
他们朝家里走去，后面留下两道湿印子，就像两只装满水的水桶似的。他们走的是一片多蛇的土坡，离早晨尼卡看见毒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夜里自己的心像中了魔法似的兴奋，想起天亮的时候，想起早晨他对大树下命令时那种了不起的神气。“现在该对她下什么命令呢？”他想道。他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最希望的是再一次和娜加一起掉到水塘里，而且此刻他很想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