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与1920年之交，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薄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爆发，宛如横空出世，气势之大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不仅与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诗歌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近百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放纵，何等的疯狂！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现，使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现代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异域生活和东西方文化的激荡，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两篇革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不过具体到郭沫若，情况还是很不同。如果说《摩罗诗力说》《文学改良刍议》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的产物的话，那么《女神》就是苦闷压抑之下的激情喷射。读着这些奇异的诗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郭沫若的留学“七年之痒”以如此的方式释放？

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供参考——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这段自白告诉人们三点：第一，郭沫若是个偏于主观的诗人，想象力胜于观察力；第二，郭沫若属于冲动型的性格；第三，这种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难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联系郭沫若的人生实际，平心而论，前两点说得都到位，第三点则需做一点辨析。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个抱负远大、领袖欲强的人，如此低调地称自己没有“做些伟大的事业”的“野心”和“能力”，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但考虑到郭沫若当时只是文坛新秀，一位前途未卜的留日医科学生，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能成如此大的气候，这或许是他自谦的原因吧。不过细细琢磨这番话，仍能给人某种启示，诚如作者所言：冲动性的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如果在此基础上引申一下，那就是：冲动性的人往往感性大于理性，缺乏深邃的思想和定力，具体到郭沫若，只消将“胜劳耐剧”四字改成“持之以恒”，就很到位了。联系郭沫若一生思想意识与行动表现的摇摆多变、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叹其中肯。

一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月13日到达东京，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郭沫若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才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生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豫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自然底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的入学资格，到了日本何以又选择医学？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也。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有所成，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又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实业与医学于是成为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出于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如鲁迅），而是谋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后来有清楚的解释——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创造十年》）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致命的，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如何给人断病？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日本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这对于郭沫若来说，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是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做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连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无法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见1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日本妻子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创造社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已是无可挽回。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等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其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上海，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和毅力获得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来讲或许真是如此，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帮助。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地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的确，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泼’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消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话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见《郭沫若研究》第5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文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诗人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而郭沫若则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作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二

在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

1916年8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赴东京为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在东京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一场可歌可泣的中日跨国婚恋由此拉开序幕。其过程，郭沫若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有如下的交代——

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的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现在已经消失了——令我肃然起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誊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带苦味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生，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的话题，这里仅提示三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异国他乡过了两年半清苦的单身生活，正在庄子、王阳明与《圣经》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坐，接近疯狂的门槛，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他“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郭沫若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后来他这样分析：“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值得强调的是，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浪漫多情、性欲超常的人，据他自己回忆，年仅七八岁，性意识就觉醒，对堂嫂的“粉红的柔嫩的手”产生过欲望，到十一岁，就“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校园里的竹木，伯父家园中的枇杷树，成为他寻欢的爱人；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与一位眉清目秀的汪姓男同学相好，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此还闹出不少风波；甚至在赴日本的火车上，郭沫若还与邻座的长一张美丽瓜子脸的东瀛女子眉来眼去，暗中传情，还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上均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由于背水一战的原因，到日本后郭沫若收心励志，发奋读书，过起自律的生活。据《创造十年》叙述，到东京后的最初半年，郭沫若刻苦用功应考，连最热闹的银座都不曾去过一次，进了一高预科后，依然如此，不要说银座的咖啡馆，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一次。在繁华的东京尚且如此，到了僻远的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从郭沫若1915年10月21日致父母家书中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可以知道他当时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

五时半　起床

五时半至六时半　盥嗽并行冷水浴一次

六时半至七时　静坐

七时　早餐

八时至午后二时　登校　星期一则至午后三时星期六则至十二时便无课

十二时　午餐

午后课毕后　温习时间　此时间每日复行温浴一次

五时　晚餐

至餐后七时　散步。此间有横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七时至十时　温习准备时间

十时十五分　静坐入寝

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那时迷恋王阳明的哲学，早晚静坐，是因为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虚弱之故，是为了强体健身，这种看法虽然不错，却未免太皮相。据郭沫若叙述，打坐后不到两周，睡眠就得到改善，梦也减少，心悸渐渐平复，能够骑马竞漕，而更重要的是，打坐使他精神上悟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就是郭沫若后来津津乐道的“泛神论”世界。唯其如此，身体康复后，郭沫若依然坚持静坐，这说明静坐对于郭沫若已别有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为了打发孤寂的异域生活，郭沫若需要这样一个“升华”的管道，以维持身心的平衡。然而，人的本能与欲望并不是单凭意志就能完全控制的，更何况像郭沫若那样情欲旺盛的人，这里有诗为证。其一：“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自从别离后，怕见月团 。”其二：“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侬。……”（见《革命春秋》中《离沪之前》一节）两首诗都作于1915年，都是怀念与那位汪姓恋人的昔日之情，其大胆热烈，可谓空前，披露了郭沫若清教徒式的留学生活的另一面。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正如他后来不无自嘲地写下的那样：“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竟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

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其重要性，正如1916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模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下的献给安娜的那首情诗描写的那样——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辫一辫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是日本女子，作者却让她穿上唐装，而头顶素罗、手执百合花的姿态，令人想起西方的女神。这一中西合璧的装饰具有丰富的暗示性，由此引出第二点：佐藤富子是日本女性中少见的另类，与那些温柔妩媚、散发岛国特有的“人情美”的“沙扬娜拉”不大一样；同样，佐藤富子也是日本人中罕见的另类，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具有超越岛国根性的博爱与献身精神，难怪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后来给她取名安娜，包含双关的意思——它取自托尔斯泰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象征爱情至上，又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前两个字谐音，象征着超越种族国家的人类之爱。在中日关系交恶，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属难得。安娜的爱，对郭沫若具有双重的拯救意义，它既是孤寂苦闷中的郭沫若的“生命的灵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酵母，这一点郭沫若自己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安娜就没有郭沫若。

然而从郭沫若这方面说，他与安娜的爱，“灵”与“肉”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灵”的吸引明显地大于“肉”的诱惑。在郭沫若笔下，安娜一再被称为“圣母”，说明在情感上，郭沫若是将安娜当作母亲而依赖的。安娜的大气、坚韧和刚强，与郭沫若的敏感、狂热和摇摆，刚好形成互补，甚至在长相上，也是一个“燕瘦”，一个“环肥”。这种母子型的恋爱带有较多的精神内涵和相濡以沫的性质，却缺少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刺激性。不过，唯其具有“圣母”的气质，安娜才不惜承受家庭“破门”的处罚，以身相许，心甘情愿地跟郭沫若过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帮助郭沫若成就大业。不幸的是，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天性浪漫、抱负远大的男子来说，仅仅一个“圣母”是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受制于责任和义务，拘束于婚姻的藩篱，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灵肉分离，甚至人格分裂，这一切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有清楚的展示。与安娜结合后，郭沫若风流韵事不断，甚至染上梅毒，祸及安娜。在后来的非常岁月里，两人分离，郭沫若在中国另筑新巢，事实上遗弃了安娜，令人感慨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无奈。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完成了婚事，是个有妇之夫，这一被郭沫若日后悔为“机会主义”的行为，给这场跨国婚恋蒙上了阴影，一度给他造成巨大压力。由于对这场跨国恋爱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各种打击与麻烦随着爱的结晶一起降临时，郭沫若变得束手无策，陷于深深的哀怨与自责之中。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僭越父母之命，在异邦另立家室，是大逆不道之举；而依现代道德标准，重婚同居也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于是，与安娜的婚恋遂变成一种“原罪”折磨着他的良心，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了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是无可补置的余地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郭沫若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在两性关系上更其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是出于神圣的爱情，虽不合世俗的法律，却有“反封建”的内涵，如果是一个特立独行、精神强大的人，断不至于如此的自怨自艾。在这一点上，与他崇拜的西方浪漫主义师父比起来，郭沫若似乎差得太远。细究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思想意识中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共有的精神现象，读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家书就可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叛逆性的文字，作者俨然是一个忠孝两全的青年，与《天狗》中的那位吞日吐月的狂者风马牛不相及，或许反映了郭沫若文化人格疲软的一面，骨子里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

三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西方文学的“忏悔”精神诱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三叶集》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中有充分的披露。在开始的几封信中，郭沫若对自己竭尽贬损之能事，称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几乎没有可能公开的人格”，甚至将自己比作陷没在地狱边上冥河里的变形虫，“只有一些无意识的蠕动”，并且恳请对方“宣布死刑”。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不禁产生疑惑：郭沫若果真如此的罪孽深重吗？为什么那样迫不及待，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个中的答案，在郭沫若1920年2月16日给宗白华的信中可以找到——

我常恨自己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展开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这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原来，郭沫若的“忏悔”，目的在于逃离现实的困境，得到所谓“超度”，为此他不惜夸大自己的“罪恶”，就像一个急于摆脱病痛的人故意把自己病情说得非常严重一样。那么，郭沫若当时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从1916年圣诞节郭沫若献给安娜的那首英文情诗来看，他们的同居生活起初应当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好景不长，这场刚把郭沫若从生命的荒漠中救出来的从天而降的跨国恋爱，又把他抛进人生的泥沼中。一年后，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后果开始显露。如前所述，郭沫若出国之前已结婚，是个有妇之夫，瞒着家人在异邦另立家室，属于大逆不道。婴儿出生后，此事再也隐瞒不住，父母得知后，雷霆大怒，一度与他断绝关系。而佐藤富子因违抗父命，离家出走，擅自与中国留学生恋爱同居，最后受到破门处分。而最可怕的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人生咒语也毫不留情地应验。在郭沫若的眼睛里，安娜眉宇间的那轮不可思议的洁光，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勃谿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此外，这个家庭还受到另一种严峻的考验，1918年5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签署《中日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还成立了“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留学生一律被视为汉奸，勒令离婚，否则就以武力惩罚。郭沫若因住在偏远的冈山，躲过了这一劫，然而被视为“汉奸”，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要知道，郭沫若的爱国心并不比别的留学生少，三年前，也就是郭沫若到日本的第二年5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抗争，郭沫若也曾毫不迟疑，卖掉锅碗，加入这个行列，还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抒发敌忾之情：“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这样一位爱国者，现在竟被视为“汉奸”，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事情吗？

郭沫若当时困顿狼狈的生存处境，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夜哭》（1917）这样写道：“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春寒》（1919）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生活景象：“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而在一首贺儿子满两周岁生日的诗里，郭沫若沉痛谴责自己苛待儿子，后悔昨天晚上还骂他，恳请孩子宽恕自己的罪恶，诗中这样写道：“和儿！你已满两岁了！你这两年当中所受了你的父亲的狂怒，真是不少了！你爱啼，我用掌打你——用力地打你，打了之后，我又自己打自己：试试我打痛了没有。像这样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正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绝望的心境，引发了郭沫若“忏悔”的冲动，而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为这种“忏悔”提供了模仿的样板。于是，误读不可避免地发生。当时的郭沫若——不，岂止是郭沫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真正懂得“忏悔”的含义？“忏悔”本是从西方文化风土中产生的东西，它建立在原罪观念和对上帝的敬畏之上，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教会、礼拜、牧师等）确保它的实行，久而久之，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信仰。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勉强对举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反省”，也就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反省，它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自我反省，是一种道德修养，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它仅适用于少数圣贤，与芸芸众生其实没什么关系。到了西风东渐，“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文化受到冲击趋于崩溃的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传统的“反省”脱出，转向西方的“忏悔”，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是否真的理解这种“忏悔”并且付诸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宗白华在信中写给郭沫若的那样：“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底勇气，很是可喜。从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艺中有这种特长，不是东方文艺所有的了。”然而，郭沫若这种速成的“忏悔”其实并不靠谱，他并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自己“有罪”，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于是，“忏悔”就变成了“排毒”“超度”的同义语，掉入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套子。在田汉的“一诚可以救万恶”，宗白华的“从纯正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恶魔），适所以砥励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的劝慰下，郭沫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脱。因此，这种“忏悔”仅表现为就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内容。唯其如此，郭沫若后来才那么容易就转向，与一度狂热崇拜的卢梭、托尔斯泰分道扬镳，到写《沫若自传》的时候，对他们已是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在《少年时代》中，郭沫若毫不隐瞒地暴露自己少年时代的不检点行为，诸如吸烟喝酒搓麻，大闹戏院，搞同性恋之类，毫无忏悔的意思。作者在《序》中明确宣告：“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此时郭沫若已是真理在握，在这种真理看来，个人的苦闷及由此造成的反道德行为，都是由混乱黑暗的时代造成的，理应由时代承担；如果这种反道德行为对那个时代有怀疑和破坏的作用，就值得理解甚至肯定。

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种“忏悔”的意义却是不可小觑。郭沫若从浅唱低吟的泰戈尔式的诗风，一下子跳到振聋发聩的惠特曼式的诗风，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忏悔”的强大冲动。在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的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两天后，郭沫若写出了最著名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借用东方远古的神话题材，描绘一对凤凰的“涅槃”仪式。在题记中，诗人开宗明义地写道：“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全诗分“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六部分。“序曲”描写除夕时分，一对飞来飞去的凤凰唱着哀歌，衔着香木，准备在丹穴山上自焚永生。“凤歌”中，凤对宇宙诅咒不止，茫茫的宇宙被形容成“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是“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生在这个世界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凰歌”中，凰一上来就喊出“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将缥缈的浮生比作“大海里的孤舟”“黑夜里的酣梦”，只剩下悲哀、烦恼、寂寥和衰败。环绕着行尸走肉，诗人进而追问：我们年轻时候所有的美好哪儿去了？“群鸟歌”对前来观葬的凡鸟，从空界霸王的岩鹰开始，到自命不凡的孔雀，嗜好腐鼠肉的鸱鸮，奴性的家鸽，空谈的鹦鹉，高蹈的白鹤，逐一做了讽刺抨击，显然它们是作为凤凰的对立面，黑暗腐败的帮凶而存在的。在这样的铺垫下，“凤凰更生歌”奏响了，在长达十四节的“凤凰和鸣”中，前十三节以完全雷同的格式讴歌了“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的未来，比如：“我们光明呀！/我们光明呀！/一切的一，光明呀！/一的一切，光明呀！/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只需将其中的“光明”换成“新鲜”，就另成一节。由于内涵空泛，形式雷同，冗长的反复令人难以卒读。不过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和狂热，诗人是不会写出如此拖沓重复的篇章的。全诗最后在长达十五遍“欢唱”的狂欢中结束。

《凤凰涅槃》是《天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有纵情、夸饰、华丽、如歌般的诗剧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化用了“凤凰涅槃”这个远古神话主题，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这首诗不仅成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也喊出那个时代青年的心声。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内心郁积了太多的苦闷，渴望得到“新生”，而现实又是如此的困顿冥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郭沫若那样的诗人，来替自己释放压抑的能量，而郭沫若当时的处境、癫狂的状态、冲动的气质，正好将他推到爆破手的位置上，使他得以扮演中国现代“首席诗人”的角色。

据郭沫若回顾：《凤凰涅槃》是一天中分两个时段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的意趣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不愧为学医的，一下子从《凤凰涅槃》的写作中看出病理学的意义，不过将这种“神经性的发作”等同于艺术上的“灵感”，显然是个误会，“灵感”与“冲动”并不是一回事，正如艺术激情与政治激情、道德激情不是一回事那样。事实上，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是“神经性的发作”的产物，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创造十年》）对于这一批惠特曼风格的作品，郭沫若的自我评价一直很高，甚至声称从那之后他不再是一个“诗人”。可是，时过境迁，这些作品已经大大褪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那也主要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不过《凤凰涅槃》却属例外，因为它并非只有慷慨激昂的喊叫，还有诗歌的节奏和旋律。即便这样，其过分夸张的表达、毫无节制的重复还是让人难以卒读。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郭沫若对长达十四节的“凤凰和鸣”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压缩为四节，读起来自然顺畅了许多。

《凤凰涅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 wfzobGqpRNS6jY9XlK4IIkFQEkIyzR6p1B3phdBvfEds9kRiXLIZ8uBIrzgRgH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