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丝绸就是“硬通货”

西域之人到汉唐时期的中国来做生意，或者中国商人到西域去“淘宝”，拿什么做货币呢？总不能说全都物物交换吧？你给我一匹马，我给你一捆丝绸；你给我一尊唐三彩，我给你一口铁锅。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这样的物物交换远非东西方贸易的全部。

在中国境内是发现过不少西方货币的。

一百多年前，最早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在新疆和田和吐鲁番分别发现了东罗马（395—1453）金币和萨珊波斯（224—651）银币。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发现的西方金银币就更多了。有学者统计虽然东罗马金币不足百枚，而萨珊银币则多达2180枚，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金银币估计超过百枚。

魏徵主编的《隋书·食货志》记载，北朝末期，中国河西地区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是官方认可的民间流通货币。唐玄奘在贞观（627—649）初年私自出境往西天取经，途经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时候，说这里西域胡商往来不绝，佛教法会散场后，施主们捐赠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

李林甫主编的《大唐六典》记录的唐明皇开元二十五年（737）赋役令规定，移民到内地入籍的西域胡人，暂时没有土地收入，可以按照银钱缴纳赋税。雍州（今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的纳税标准是，富者每丁10文，次者5文，穷者免交。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民间借贷文书中，有大量银钱的交易记录。例如，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三年（692），高昌县（今新疆吐鲁番市）居民史玄左用64文铜钱支付“马脚”银钱2文。所谓“马脚钱”就是马匹的运输租金。说明2枚银钱相当于64文铜钱。即铜钱32文等价于银钱1枚。

值得指出的是，这位当事人史玄左有可能是中亚史国人。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他们居住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唐朝人称之为九姓胡人，西方人称之为粟特人。长孙无忌主编的《唐律疏议》明确规定，民间是不可以私自铸造金银货币的，那么，在西域流通的金银币只能是胡商带入中国境内的。1959年在新疆西部的克孜乐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地区，发现有窖藏947枚银币，还有13根金条。显然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

西域诸国流行金银钱，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里就有记载：如说安息（今伊朗，即古波斯帝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中国人用什么去西方交易呢？《穆天子传》里面记载周穆王见西王母，送上的礼品是精美丝绸（所谓“锦组百纯”之类）。这是当时汉人理解的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好“国家级礼品”。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国出口的是丝绸，西方用以交换的等价物，除了马匹之类，就是金银币和金银器了。

有人认为，汉朝贸易多用黄金。《汉书·地理志》记载云，从东南沿海西行，应募者为了获得明珠奇石之类的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一行三百余人，所携带的物品有“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马各二匹是骑乘工具；牛羊以万数，其中的相当部分是沿途的食品（部分用来交换主食或者蔬菜）；至于价值巨大的“金币帛”，《说文解字》“巾部”云：“币，帛也。”币帛，就是丝绸。“金、币帛”就是黄金、丝绸。《汉书·地理志》的“黄金、杂缯”与此意义相同。其中黄金是西域流通的“外汇”，还有就是作为“国家级礼品”的商品等价物丝绸。司马迁、班固提到汉使出行要带一部分外汇“黄金”，但是，这不能构成中国主要靠黄金购买西方的奢侈品的根据。只有丝绸才是汉朝与西域交往的硬通货。相反，《汉书·张骞传》说所携带的乃是“币帛”，不含黄金，而《大宛列传》则说，其后因为民间冒充汉朝官方使者的太多，“外国亦厌汉币，不贵其物”，此汉币不可以黄金解也。

总之，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与中国丝绸是“国际通用货币”。其中，西方金银币随着丝绸之路在内地部分地区流通，不仅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而且允许成为外籍移民的纳税货币。中国的丝绸则始终是与西方贸易的宠儿。

两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商道在汉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贸易迅速发展，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朝贡贸易性质的“赐赠”行为，即汉朝廷以播扬威德为目标，屡派使节携巨额币帛赴西域各国送礼，或当西域使节来朝觐之时，以绮绣杂缯和金属赏赐。

汉朝的慷慨赐赠，大大刺激了塔里木诸绿洲城邦王公贵族的旅行热情，也带动了这些绿洲王国的兴盛。于阗王、精绝王（精绝国遗址在今新疆民丰县）曾多次带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从事贡赐贸易，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很多条楼兰、于阗、精绝、若羌、且末、扜弥等国来使过关的记录，主要见于过所文书和乘传驾车簿类文书。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新疆出土的许多文书都记载了这一点。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只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些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

“西域贾胡”，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他们就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前往东方贸易的那样的商人。古罗马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Maes Titiano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这些记载印证了汉唐文献中屡见不鲜的胡商的存在。

罗马商人活跃的足迹，可以从出土资料中得到印证。比如，罗马人制作的玻璃器、玻璃珠就从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和中原内地。在新疆尼雅、楼兰东汉时期墓葬中发现有不止一处的搅胎玻璃珠出土。在洛阳东汉墓出土有搅胎玻璃瓶，其形制、风格与公元1世纪在大月氏（阿富汗）、埃及出土的罗马搅胎玻璃瓶非常相似。在楼兰城郊的一座东汉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丝绸残片（上面有佉卢文）、汉代五铢钱和漆器，就是在同一墓穴里，曾经出土有希腊的彩色毛织物残片，残片上的头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手持信物的使者神。这些文物集中在一起，给那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以丰富的想象力。

《大般若经》称“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虎珀、珊瑚、赤珠”为佛家七宝，砗（chē）磲（qú）是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出产的大型海贝，状如古代车辙，汉代传入中国时起了这么个名字；汉语的“琥珀”一词出自叙利亚文；“珊瑚”出自古波斯语。砗磲与珍珠、珊瑚、琥珀，被西方人誉为“四大有机宝石”。《汉书·西域传》说，罽宾（今克什米尔）“以金、银为钱”，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琥珀）、璧琉璃”。罽宾是阿富汗南部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古希腊人称为喀布尔河（Kophen），汉语音译为罽宾，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佛家七宝”原本是罽宾出产，或者是经由丝路要道的罽宾从“西海”传入中国的宝物。

南北朝时期更有大批西域商人云集中原。北方政局趋于稳定，中西贸易再度兴盛，西域贾胡云集中原，长江流域也借河南道与西域建立商贸联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的此时期丝织品中有许多来自益州（今四川成都）。

《隋书·食货志》记载北朝后期的情况云，“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这些西域流通的金银之钱，诸如少量的东罗马金币和大量的萨珊波斯银币，在中国境内有出土。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中国内地的“丝绸”从东往西流动，相应的中亚西域地区金银货币也有一个往东流动的过程，所谓“丝路”与“银路”的相向流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萨珊波斯的银币主要是粟特商人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带入新疆和河西地区的。

塔里木周缘的绿洲城邦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而变得喧嚣热闹，绿洲居民之间以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活动，也受到中西贸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跃，丝路沿途还出现专门的商业城镇，比如既是南道要冲又可连通北道的疏勒（今属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汉书·西域传》称其地“有市列”，即市镇上有按商品种类营销的店铺，显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于阗东西二城也十分兴旺，当地兼管市场交易的行政官作为汉朝的册封官员见诸史籍，即“城长”。商业繁荣大大刺激了诸绿洲城邦的发展，人口增长可为一例，丝路畅通之后百年间，疏勒户数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人口增加约70％。南北朝时期，由于贸易频繁导致的人口聚集，绿洲地带出现许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镇，或作为各种长途货物的集散地，或作为本地居民的初级农牧市场。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线因同样理由而出现一系列新城。商人开始成为一些城镇的重点征税对象，交易税列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铁勒控制时期的高昌和其后的麹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西域变为唐朝管辖下的郡县，丝路空前繁荣。西州市场上有各种分类专营店铺，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菜子（籽）行，同时交河郡（即西州）也出现了行会组织。

位于交通枢纽的楼兰故址（今新疆若羌县北）及其西边的营盘遗址、精绝国所在的尼雅遗址，都出土了众多各朝代的精美丝织品，足可作为当日丝路贸易的见证。到了唐代，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进一步繁荣，各地名产都汇聚西域。西州市廛上的丝织品有益州半臂、梓州（今四川绵羊三台县）小练、河南府生 、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之 以及常州（今江苏常州）纻布。丝织品的诸多品种，如绫、纱、锦、罗、晕 、 、生帛、缦、绵 、绵、绮、绨、缣、刺绣和缬，都源源不断地从西州输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周缘。 ZIuB0F37HuwPTFMvHSgMsAomMbOdBxT/oX23KqRURs3Sf8IIB2xt8XZ/GX2+M5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