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丝路经贸：历史的变迁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所谓“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标志，如今闻名遐迩，几乎妇孺皆知。2017年，正值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创新性地把中国通向中亚及其以西地区的商贸通道称为“丝绸之路”140周年。

可是，我们翻读中国历史文献，对于“丝绸之路”这样的浪漫字眼，实在缺少真实感觉。因为史书上有的只是“胡商”“商胡”“胡姬”“绢马贸易”之类的文字。这并不完全是古代史家的疏忽，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对于中国来说，它只是边疆互市贸易的一部分。

丝路沧桑三千年。早在张骞之前的上千年，中国与西部世界就有了许多交往，商周时期的“玉石之路”，就是这种民间走私冒险生意的记录。

至于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则是奉汉武帝之命，前往联络军事盟友大月氏。他顺便发现了西南丝绸之路，即从四川经印度到中亚的贸易通道。返回长安后，当他再次出使西域时，带了许多使节，许多物品。这一次，他也不是去做生意的，而是去宣扬国威，做外交联络的。所带商品或赠与，或交易，只是政治外交的铺路石。此后，汉武帝招募民间探险家出使西域者，准许用官府的身份，从事民间交易。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是保障中原地区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举措。班超（公元32—102）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一直在与西域角力。有件事情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班超初次去鄯善国的时候，被封为座上宾，“礼敬甚备”（《后汉书·班超传》）；待北匈奴也派使节来到鄯善，就不怎么待见汉使了。班超用“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来激励部下，乘月夜风高，袭击匈奴使馆，坚定了鄯善国王归属汉朝的决心。

北朝时期虽然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关系已然密切，但是，真正用心经营西域是隋炀帝时代的裴矩。隋炀帝向往秦皇汉武的功业，裴矩的《西域图志》则开启了他的雄心。这个时候，隋朝的对手是吐谷浑和突厥。隋炀帝在张掖和洛阳举办的“丝绸博览会”，实质上是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王朝的政治外交目的大于经济贸易诉求。

唐朝对于西域的经营，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对于高昌（吐鲁番）的征服是起点，九月就在这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接武汉朝对于西域的管理模式。贞观二十年（646），西突厥可汗请求娶唐朝公主和亲。历史上的和亲有两种：刘邦吕后时代的和亲，是出于无奈，迫于匈奴强大的军事压力。但是，汉元帝（前74—前33）时期“昭君和番”，下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前31），则是汉朝鼓励匈奴向风慕义之举，是中原政权睦邻友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西突厥可汗请求和亲，颇具后者的意味。唐太宗同意和亲，但要求西突厥割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朱俱波（今新疆叶城）、葱岭五国作为娶公主的聘礼。这些地方本来是西突厥所控制，现在需要让渡出来。实际上唐朝是用武力做后盾，攻入龟兹的。《旧唐书·西戎·龟兹传》：“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648年，唐朝把安西都护府迁移到了龟兹；并且在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修筑军事设施，建立堡垒，史称“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成为保证唐朝前期中西陆路交通的重要军事重镇。

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中国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换言之，中国周边这种贸易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运作。再往西，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当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当帖木儿帝国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发生了梗阻的时候，欧洲人就在想办法要开展大航海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手中就拿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1498年，达·伽马带着两艘装满香料的船只从印度卡利卡特回到里斯本，真正地开通了新的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贸通道；这些都为丝绸之路增添了新内容。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取决于多种要素。首先是技术层面，包括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其次是东西两头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就是大宗贸易品的规模效应。陆路运输商队的规模可大可小，海路运输，造船成本高昂，必须有相当的规模，才能抵销成本。早期的海上商贸也是分段逐次进行的，红海到波斯湾、印度洋；印度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到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体说来，从红海到印度洋是西亚商人开通的商道，伊巴露斯（Hippalos）船长发现的“季风”动力，是西段航海的先决条件。从广州到达南亚的航道是中国人率先开通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武帝晚年派使节出使狮子国（斯里兰卡）的记载。可见汉人也利用了季风的原理。至少在唐代，东西方都已经利用季风的风向变化，夏季从红海—波斯湾—斯里兰卡—广州方向航行；冬季则相反，从广州往红海方向航行。

宋元时代最大的变化是，海上外贸收入对于国家财政第一次有了比较重大的意义。唐代驻扎在广州的岭南节度使，是一个肥缺。政治上未必显赫，经济上却非常实惠。但是，宋元时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市），这些明星城市是朝廷的摇钱树。外商在这些地方势力也很强大，有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甚至在这里担任海关贸易中的要职。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在招商和征税方面更加便利的缘故。

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目的并不是拓展海上贸易。但是，其官方行为巩固了中国与南海地区的政治关系，客观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1500年以后的变化是，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中国方面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中国政府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缺乏自信。

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尽管汉唐时代也有马匹之类的军事物资进口，总体上说，进口物资只是满足上层的奢侈品需求，与内地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

可是这一次，18、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

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也有人从不完整的贸易数据作微观分析说，鸦片战争不是因为贸易冲突；但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以贸易为口实，以炮舰为后盾，轰塌东方各国的国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独在中国。

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过去177年了。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发现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军事上要有自我保护能力，贸易商要有拳头产品，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ApPKBdYe5NNgK+heE8gIDi1XRKRB6EAMbQ6n0S14P8rbjBiUzKmYig5HAT2kvj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