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之后,汉唐时期的中原政权,再也没有派遣过这种比较有规模,而且留下具体记载的西域外交使团了。两汉之际,佛法初流东土。魏晋北朝时期有两次带有官方性质的行动,都与佛教有关。
十六国时期,前秦大将、氐族人吕光,在淝水之战(383年)前夕,率领大军越流沙三百余里,远征西域。这虽然是苻坚统一全中国的雄心的一部分,可是《高僧传》等书却说成是为了抢夺西域高僧。面对吕光的强大兵团,焉耆等诸国皆降,惟龟兹王帛纯拒之,婴城固守。次年,吕光攻破城池,苻坚任命吕光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只是因为道路不通,前秦并没有实施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吕光在凉州(甘肃武威)建立了后凉政权。 作为战利品,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被掠到了凉州,吕光死后,鸠摩罗什被后秦主姚兴请到了长安,弘扬佛法,为翻译佛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魏时期除了太武帝拓跋焘外,历代皇帝都很崇佛。6世纪中叶,北魏胡太后派出宋云使团,曾至北印度,求得佛法而归。
这是两次与佛法东流有关的官方行为,魏晋之后的西巡求法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的个人行为。
最早的西行僧人就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魏甘露五年(260),他自雍州(治今西安)出发,西涉流沙,到达南疆的于阗(今新疆和田),获得“正品梵书胡本经典”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并遣弟子十余人,护送佛经胡本还洛阳。可惜这位历史上首次留下姓名的西行僧人事迹有限,西行仅到达于阗,且以八十高龄终老于彼,因为身体衰迈,没有返回内地。
法显西行求法路线示意图
此后的求法僧中,法显(334—420)、玄奘(602—664)、义净(635—713)是三位功业卓著的大师。正如唐代著名西巡求法高僧义净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法显)则创辟荒途,奘法师(玄奘)乃中开王路。”法显不仅是西行求法的创辟者,而且从陆上丝路“西越紫塞”而往,从海上丝路“南渡沧溟”而归的求法僧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法显。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自幼童时代就在山西襄垣仙堂寺为沙弥,父母双亡后,20岁剃度为比丘。三十多岁的时候,法显来到当时的北方佛学中心、后秦统治下的都城长安。在这里,法显的佛学造诣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他有感于当时佛经不甚完备,戒律多有谬误及残缺,立志要西行佛国天竺求经。
法显西巡求法的动机是要寻访佛教戒律,其背景则是中原内地佛教的发展和僧众的扩大。道安和慧远都曾为了完善戒律做出很大贡献,但是,远远不足以解决僧团生活的建设问题,教俗世界对于佛教戒律都有巨大需求。对此,《法显传》写得很清楚,“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后秦姚兴年号)岁在己亥(399),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经陕西陇县至张掖,遇到智严等几位同道同行。400年秋到达敦煌,作短暂停留和准备之后,经过17个昼夜,越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长达一千五百里的流沙之路。然后到达鄯善(今属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行至塔里木盆地的乌夷国(焉耆),进入于阗(新疆和田),时在401年。
新疆这个时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佛事甚盛。因此在焉耆和和田,法显都有两三个月的逗留,观摩当地的佛事活动,然后西行入葱岭,南下渡过印度河,次年(402年)到达北印度乌苌国(今巴基斯坦西北边陲)。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通道。法显在《佛国记》中自叹“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他是第一个越过葱岭,走通今日所谓中巴公路的中国人。
法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佛教修学之旅。他不仅参观佛迹,还学习梵语,抄写律经。409年渡海来到斯里兰卡,继续搜求佛典,两年后,从斯里兰卡乘坐商船东归,横跨印度洋,航向苏门答腊(耶婆提国),途中遭遇大风,风急浪高,船漏进水,在海上漂泊了100多天,几乎葬身鱼腹。法显在苏门答腊休整了四个多月,又搭乘另外一条商船,准备前往广州,不料南海上的航行也不顺利,遭遇暴风雨,迷失了航向,在海上历尽千辛万苦,航行八十多天,于412年8月22日,在山东崂山登陆。次年法显来到东晋首都建康,潜心翻译所携带来的佛经,并留下了《佛国记》(又称《法显传》)的伟大著作,完整记载了他的这次伟大旅行。420年(一说423年)在荆州圆寂。
在名垂青史的众多西巡求法高僧中,法显创造了许多第一。他首途时61岁,是年龄最高的,享年80多岁也是最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打通海陆丝路、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法显同侪的9人中,只有法显与道整到达了印度,其余各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夙愿。道整出国前就不想再回东土,他发誓说:“自今已去至得佛,原不生边地。”故滞留印度未归。只有法显学成归国,回到故土弘扬佛法,“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有人这样说,佛家的戒律有五部,流传中土的有四部,其中三部是法显取经携带回国的。法显翻译的《大般泥洹经》等经典,在推动毗昙学的展开,般若学、涅槃学以及中国佛性论的建立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要特别提出《佛国记》的伟大意义。《佛国记》保留了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宝贵记录。比如,法显从斯里兰卡搭乘的商船,有200多位乘客。又如,法显在苏门答腊岛逗留期间,为了等候汉地的商船。大约四五个月后,法显终于遇见了返回汉地的商船,决定随船出发。这有助于我们了解5世纪初叶,南海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商旅航行情况及其频度。法显在数段航行中,所遇到的漏水、补船、缺淡水等情况,船员的众多与复杂矛盾,对于了解海路通商实况,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法显记载说,他乘坐商船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出发,在海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一心祈念观世音及返归汉地传法的使命:“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于是,在13天昼夜大风之后,竟然有一个小岛出现在眼前,终于化险为夷。“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法显在危难之际祈求观音,正是《普门品》中所述的念观世音经的法力之一。东晋南朝时期,“观世音(又作光世音)灵验记”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此后观音信仰更是迅速传播,观音菩萨也成为中国民间佛教影响最大的神灵之一。所有这些,《佛国记》是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佛国记》就是关于环南海和印度洋东西方精神与物质文化交流的“西游记”。汤用彤赞誉说,法显是“广游西土,留学天竺”之开创者。
作为开创西游天竺之路的僧人,法显创造了哪些奇迹呢?唐代高僧义净,也是一位伟大的西行者,曾经如此比较法显与玄奘:“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及中开王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意谓法显“创辟荒途”,筚路蓝缕,是西行求法的伟大开创者;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发扬光大者。玄奘于627年去印度取经时,年仅26岁,在法显之后200多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自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玄奘发愿西行其实是受到法显事迹的鼓舞,是继承了法显的精神、效法法显的榜样而西行的。义净是局中人,在他看来,玄奘“中开王路”,事业广大,轰轰烈烈,是将西行弘法第一人——法显的事业发扬光大之举。
今天,玄奘西游的故事经过小说家演绎之后,市井传诵,妇孺皆知。而法显的西行壮举,开创之功,则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其实,法显是第一个走通中巴、中印陆上交通的中国人,今日的“一带一路”规划,让中巴人民憧憬着建设一条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的铁路,法显则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同时法显还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留下具体姓名的印度洋、南海、东海航道的开创者。他记载了从印度洋,跨过南海地区,航行到中国东海这条航线的具体航程和航向。由于法显的航行和记录,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径,变得清晰可见。法显回国途中,两次所乘商船都有承载200人以上的规模,其中商人居多,船上储存了所有人员生存50—70天的淡水和粮食。这些广州到南亚的航班,显然大体上是定期的航程。所有这些记录,都生动地反映了南海丝路上东西商贸的发达。
法显在佛法弘扬上也是功名卓著。玄奘的求法译经事业家喻户晓,世人称道。与玄奘娴于政治、走“高层道路”的辉煌经历相比,法显的西行,处处体现出冰清玉洁的清辉。家世上,玄奘俗姓陈,河南偃师人,据说是东汉末年名士陈寔之后,父祖也都是仕宦中人,可谓“出身名门”。法显俗姓龚,山西长治人,家境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三岁就出家为沙弥,在寺庙苦修。没有玄奘那般优渥的环境,法显对佛学的虔诚却同样十分执着,只因“慨律藏残缺”,而发下宏大誓愿“至天竺寻求戒律”并独力践行!法显拓展了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的道路,他用行动向后人证明,从中原可以越过西域流沙,直接到印度求取佛经。
巴米扬大佛遗址
法显和玄奘先后到过这里,并在《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大佛作了生动的描述
经历上,年轻的玄奘到了高昌国(治今新疆吐鲁番市)后,受到国王高度礼遇,临行时,更是为他备足盘缠,有马匹丁夫随从护送,其西行途中物质条件的优越,实在比《西游记》的描述要好许多。而年过花甲的法显西行求法之途,却秉持着十足的苦行僧精神。与他同行的、途中相遇的同修,不下十人,有的中途死去,有的半路遇险,打了退堂鼓,有的滞留印度不归。只有法显,前后历时15年之久,云游天竺各邦求法抄经,最终携梵本佛经,搭乘印度洋的商船,几经磨难,从南海、东海,返回汉地。事实上,玄奘贞观十五年(641)从印度回国时,本来也可走这条海路,因为到了唐朝,这条海上丝路已经是贸易发达、航线固定、相对安全方便的路线了,只是为了践行多年前对新疆高昌国王重访的承诺,因而放弃了海路。
归国后,二人的机遇也十分不同。玄奘返唐正值贞观清明之世,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为其提供优越的译经条件,成就弘扬佛法的伟大事业。法显归国,正当东晋南朝战乱频仍之时,地方官的接待十分有限,他仅仅靠个人之力、信众支持,苦心孤诣地完成了几部重要戒律的翻译工作。法显一生没有获得什么政治荣耀的光环,只有对信仰的默默坚守,对事业的顽强坚持。与玄奘西行经历中广结众缘、交好贵族并获得丰厚支持的做法相比,法显的成就殊为不易。
玄奘西行壮举,无论在佛教史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盏明灯,他的事迹和精神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满敬意地缅怀像法显这样,不事张扬、埋头苦干的先驱性伟大人物,给予他更高的礼赞、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