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成都红庙子街小学。

红庙子就是过去的准提庵，康熙年间建成的。大约因为庙的围墙是红色，所以，光绪年间，就以红庙子作为街名了。

那时，并不会有人知道，红庙子将来会有一天以股市之名闻名于世，参与到中国股市的浮沉之路中。三年级小学生的眼中，以那座破庙改建的校舍，神秘而破旧。红庙子是小庙，但地段颇好，当年想来也是香火鼎盛。如今，也能看出三进的格局。学校领导训示时，都站在庙堂正殿之上，背后则是神像高踞，虽简陋仍庄严。学生们站在正殿之下，本来就矮了一截，加上人小，就更矮了下去，衬托得校长也更显威仪。两廊的房间是老师办公室，侧院的一排厢房才是学生教室。

转学到红庙子街，是根据当时教育局的规定：就近入学。我们家搬到了鼓楼北三街，离红庙子仅一条街。红庙子左转，即为鼓楼北三街，右转为鼓楼北二街，直走梓潼街，街口就是西城区图书馆。我的命运与那座图书馆大有渊源。当时，我父母各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但他们无暇借书。两张借书证就被我接管了。记得第一次迈进图书馆大门，旋即被别有洞天的清雅震住了：小小的四合院，红漆木柱，网格窗棂。印象最深的，就是正厅两边，各有两个桶形青瓷镂空方凳，好像在描述古代的连环画里才看到过。正厅门始终关着，侧门倒是大开，一个高高的条案，横在门侧，图书管理员高高坐在上头。条案两侧有一橱柜，有许多抽屉，里面都是卡片，分门别类地列着图书馆的所有书目。那时，我识字不多，以前都是热衷于看连环画，从西城区图书馆始，我开始看“字书”了。

西城区图书馆设有少儿阅读部。当然，我那时看的“字书”，也仅限于少儿：“童话”和“民间故事”。童话自不必说，以一天两本的速度，我很快就把“童话”书目里的书借完了，然后开始扫荡“民间故事”。除了大量汉族民间故事，原来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民间故事。关于混沌开天地的传说，每个民族都有，虽然大同小异，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仪式，还有神通广大的祖先。

一天，我借了一本印度童话书，叫《一棵倒长的树》。还记得大意是讲一个孩子家里的牛，被财主骗了去，换回魔术种子，长成了树。在一次暴风雨的雷电劈打下，这棵树倒下去，往地心里生长。小主人公沿着这棵倒长的树，向地心走去，一路经历了无数的故事和地方。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本童话书。成年后，我曾多次对别人提起，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说也曾读过。以致有几次，我开始恍惚这本书、这些细节是否是自己做梦或是臆想出来的？

我念念不忘，是因为其中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关于现代都市的恐怖故事。小男孩到了大都市，里面集市荒芜、机器运转，但是看不到多少人，全城只剩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父亲是资本家，他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工人失业，人口流失。最后，他疯狂地把小女孩的八个手指剁掉，只剩两个大拇指，用来摁机器按钮。这个黑色惊悚故事，当时就把我吓得够呛，年龄越大，这一细节越发凸显。这本童话书真像科幻小说一样，具有社会预见性，言简意赅地触及现代性和商品社会的问题所在。我后来喜欢看科幻书，也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也许最早的影响就来自这本童话书。

小学三年级时，我个子已经很高，但仍需踮着脚尖才能够着条案。一天，我放学回家，照例借书还书，刚把书递给管理员，他就笑盈盈地说：“你每天只看书，不上学吗？考试会不会不及格啊？”我幼时特别木讷口拙，顿时就窘跑了。我小时候看书很快，确有一目十行之风，但也落下不求甚解之病。

很快，“文革”来临了。学校停课了，借书证没用了，图书馆也关闭了，因为里面都是“大毒草”。老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学生们则作鸟兽散。那时候很牛的，就是戴着红袖套的红卫兵、红小兵们，其中很多人，以前除了上课，从不读书。我看见他们，就赶紧把书藏起来，免得被收缴。

虽然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院子里一群无事可干、无书可读的小娃儿却欢天喜地，对我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只是天一下、地一下，无逻辑可循的事情。私下里，我们也干了许多“反动”之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摸进西城区图书馆。图书馆已然废弃，青瓷石凳也不知所终，一把长锁、两扇木门锁住了当年的借阅室，从隐约的月光和城市光线中，往窗内看：书架依然排列，蛛网密布，灰尘浅浮。不知是谁，将两扇门一前一后掰开，门，现出了很大的一个缝隙，我们之中最瘦的一位，被大孩子胁迫着钻了进去。在外面的指令下，他开始从屋里扔出一本一本的书，现在想来，最想得到这些书的，应该是我。但是最胆小的我，只是心慌意乱地从地上捡起两本书来，拔腿便跑掉了。

我现在仍然记得，其中一本叫《人皮灯罩》，或诸如此类的名字，是根据二战时期法西斯集中营的暴行而写就的小说。可能是我最早读到的惊悚小说吧，读完害得我好几天没睡着觉。另一本《女皇王冠上的钻石》，我已不记得内容了。

过了很多年，一位西城区图书馆的朋友谢寿刚，通过微信与我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当年正是他带领我们去偷书的。据他说，有些书，看完之后，又还回去了，因为他是西城区图书馆的员工子弟。还说，西城区图书馆共有上万册书，他基本都看完了。我们俩在微信上追忆这段阅读时光。他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图书馆泡大的。它曾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角落，是我们免于到社会上去打闹或干坏事的一个重要避风港。”

停课约两年吧，我们又恢复上课了，现在学习的气氛完全改变，以自习为主。老师们都战战兢兢，不知教什么好。我在停课期间读了不少书，除了读书，没有任何学习兴趣。记得父母买来墨汁，让我练写毛笔字。我没有耐心，嫌麻烦，以致到今天，还是一手烂字，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让我题字或签名。只有读书，能让我立即安静下来，与现实隔绝。我那时觉得除了读书的时间，其余的生命都是浪费。最不耐烦的，就是被我妈逮住，做各种家长里短的事。每天放学上学，我都边走路边看书，走到家门口，我却不愿进去，总是在院子门口，又看上一小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1966—1976年，图书馆都已关闭，各种书籍都沦为“大毒草”，不能进入人们视野，我们读到的文字，除了“最高指示”之外，就是一些革命小报和各造反组织的大字报。那时，正值我刚刚掌握了文字工具之际，求知若渴，一看见白纸黑字，就会扑上来，通读一遍。可这个时候，却无甚可读。连我妈的西医教科书《妇科大全》，我也偷出来，读了一遍，虽一窍不通，也内心觉得相当厉害！

那年头，物质匮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黄豆芽都要凭票证购买；而且，还须半夜出门去排好几个小时队。一般家庭都把购买任务交给孩子。我和院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半夜被拎起床，去排队买豆腐。我总是拿着一本书，挤在队伍中，就着昏暗的路灯，津津有味地读着某本借来的书，渐渐地，就忘了这苦差事，神游天外，进入书中的另一重空间。

1968还是1969年？不管吧，反正是“复课闹革命”不久，我进入了初中——成都二十六中。二十六中在文武路上，对面是市公安局，坊间流传，因为挨着公安局，所以二十六中很乱，小流氓多。但是，政策是就近上学，没得选择。

让我高兴的是：与小学不一样，我中午可以不回家，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我从无睡午觉的习惯，所以，这真是阅读的大好时光啊。可是，书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图书馆都被关闭了，“封资修”书籍都被烧掉了。家户人家，都怕惹祸，即便有一两本书偷藏在家中，也都束之高阁，埋入尘埃。同学中，谁拥有一本“世界名著”，真叫奇货可居。许多人都眼巴巴地等候在后面，排队借阅呢。

初中时，有一位女生，父亲以收荒（收破烂）为生，俗称“收荒匠”。那时的收荒匠若有收藏意识（也大有风险）、有场地（几无可能）、有仓库存放旧货，以及有远见（知道“文革”终有结束的一天），那日后必生大富贵。“文革”期间，一切旧世代的东西，均称为“四旧”。家有“四旧”，查获必究。所以，除了少数胆大或根正苗红不信邪之人，家家户户都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清扫出门。收荒匠，就是人们最需要的人：好歹可以当破烂，卖上几文钱。收荒匠收到珍贵字画的事，自不必说了（那年头也不视其为珍贵）。旧版书、线装书、1949年前印的书都是祸根子；称斤卖，犹恐不及。就这样，该女生家里，拥有大量其父没来得及处理的“旧书”。很快，整个年级里喜欢读书的同学，都掌握了这一信息，互相传说她家有的那些“禁书”，口水滴答一地。终于，有人开口去借了，也借到手了，从此，那位女同学地位直线上升，大家都争先恐后，成为她的好朋友，以期“奇货”能到手“流转”一下。说流转，是因为那些书借出来后，基本回不去了，巴望传看的，大有人在。那时的光景是：喜欢读书的同学，互相都认识，且如《水浒传》中的好汉要互相接纳一样，书迷们都要相互结交一下；谁知道某个人手上有没有一两本“奇货”呢，相互交换传阅，就是结交的理由。与我来往至今的两位闺密，就是当年以“借书”的名义认识的。

一天，我正上课呢，某书友匆匆拿来一本书，从教室后面传给我，说：“快看，两小时后还我。”这是当时传看书的常态：某本正在流转的“名著”，被中途截留两小时，后面的人，正眼巴巴地等着呢。时不我待，赶紧埋头看起来。两小时很快，正读到关键处，远远看见书友过来，急得我拔腿便跑，一路跑出校门，在拐角处，蹲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完，回去了，不用说，遭到书友一顿痛斥。那本书，就是传说中的《斯巴达克思》。

在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文学史。“文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毒草”。所以，对一张白纸来说，“世界名著”的概念，是一个传说：来自大年纪的师兄师姐，或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口头上念叨过的。很多时候放学路上，或午休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书友，在一起“谈文学”，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娱乐。没有文学史做参考，传说中的“名著”，就显得更名著了。此生若不能读到，必为一憾事。一位同学曾谈到人生两大愿望：一是去杭州旅游，二是读到《基度山恩仇记》。

《基度山恩仇记》在今天看来，一本畅销书罢了。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也许就是禁书的力量。中学时，没有任何人读过这本书，但同学们都在谈论这本书。传说，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集，内容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仅听这几个字，就给这些初中小孩一种巨大张力：基度山、伯爵、恩仇；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的年代，在阶级斗争大于天的年代，这几个字加在一起，得有多大的神秘感啊。光念念这书名，空气都得凝固一小会儿。别说读，能听到就不错了。我起初就是听我姐姐讲的这个故事，现在想来，她也是别人口口相传再添油加醋讲给她听的。在我渴求的眼光中，她也许得到过极大满足。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像评书人似的，把故事分成许多段，挤牙膏似的、长麻吊线地，讲了许久。

那活活就是一个70年代版的《肖申克的救赎》啊。我分期分批地咀嚼那些关于监狱、冤案、黑夜、逃亡、复仇等等细节，紧紧地把它们摁进记忆中。终于，在一个我妈非要我洗床单，玩伴们却催我去玩的下午，我说服了他们：听我讲故事，讲《基度山恩仇记》，条件是帮我洗床单。于是，四五个小伙伴，蹲坐在一个大木盆旁，七手八脚地帮我抹肥皂、揉床单。而我，则细细反刍从我姐那儿听到的细节，添油加醋，完成了二次创作，成功地把他们吸引住了；直到床单洗净、拧水、抖伸、晾晒完成。后来，《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我又在同学中讲过好多次，每次，都成功地吸引了他们。许多年后，真正拿到这本书时，我已对此书不感兴趣了。再说，我匆匆翻了一下，大失所望，前几年流行的“见光死”，可以形容我的读后感。

有“世界名著”，当然就有“中国名著”了，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全看过，在同学眼中，就很牛了。首先，“四大名著”不好找；其次，“四大名著”不好懂；再者，“四大名著”中，有三本头顶黑帽子，《红楼梦》是黄书，《水浒传》是宣扬投降主义，《三国演义》是封建余孽。只有《西游记》悬于真空，无从界定。都知道毛主席写过“金猴奋起千钧棒”，毛主席看过，也许就没问题，这是当时人们的思路。

话说初中结束前，“四大名著”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了，有些懂了，有些不懂。在那个年代，读“四大名著”，也是有风险的。关于读《红楼梦》，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红楼梦》那时是众所周知的“黄书”，我偷看此书时的情景，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偷看《西厢记》几乎一样。有一天，我在课堂上偷读《红楼梦》，读得专注，老师叫我才听见。他叫我把书给他看，我一想，这可是借来的书，被缴就惨了。于是，我拔腿便跑，老师也追了出来，追得我满校园跑，直至情急，躲进女厕所，才得以罢休。在那以后，《红楼梦》成了我这一生中重复阅读得最多的书。

有人说：《红楼梦》里面大量的诗作，并不特别精彩。我那时十来岁，没有能力分辨，就是喜欢。这就像初恋，没有道理，无需道理，爱就爱了。那一个夏天，我的笔记本上，满满地抄上了《红楼梦》里的那些诗，下面这首是我当时最喜欢的：

半卷湘帘半掩门，
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
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
倦倚西风夜已昏。

书中写到某次诗社的主题：咏菊花，共有十二个题目。《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诗作好后，李纨阅卷评论，推出诗魁。十二首菊花诗，一首不漏地全被我抄在笔记本上。闲来每读，唇舌留香。《红楼梦》里结诗社的段落，我读了又读。真是诗意人生，无比羡慕啊。想起来，我很多年后开酒吧，举办各类朗诵会，焉知不是《红楼梦》里饮酒读骚、焚香煮茗的那些场面于无意识中潜移默化所致。

从《红楼梦》开始，我又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把唐诗、宋词、元曲扫荡了一遍，不过都不求甚解。后来，我又读了“类型书”，最爱读的是武侠和公案小说，比起后来金庸、古龙的“新武侠”，那可是原汁原味啊。把我拖下水的第一本武侠书，是《三侠五义》，也是重点被批的“封建余孽”书，我已不记得这本书从何而来，最后被我收藏了。再往后，长期被用于交换书的《三侠五义》，从中间断成两截，靠书脊维持着。

那是初三的时候，夏天，教室的前后两道门却开着。我的座位在中间，坐在我前面的是班长。我把书桌的抽屉拉开，里面摊放着《三侠五义》，书桌上摆着生理卫生课教材。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会有生理卫生课，那些教材我认为读一遍就行了，用得着教吗？因此，这堂课基本上是我的阅读课。

那都是些千锤百炼、口口相传的故事：“御猫”的故事，“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包公的故事，各种机关暗器的故事。按说我应该喜欢展昭才是，但隐隐觉得：他与现实中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太相似了，便不大感兴趣。倒是白玉堂亦正亦邪，复杂多变的性格，吸引了我，正看到他夜闯冲霄楼时，毫无征兆，“他双脚一滑，暗叫声不好”，就掉进铜网阵，万箭穿心，死了。我亦如一脚踏空，心一下落到地上。文武双全，潇洒仗义的白玉堂怎么会死呢？作者浓墨重彩，层层铺砌，把读者拖了进去，但是毫无预示，主角就死了。我一下就从另一个幻想世界里被打回原界：原来武功再高，也是会死的。后来，我又反复看过许多遍《三侠五义》，冲霄楼一节，我都不忍再看。

《三侠五义》是我读的第一本武侠书，之后便是《小五义》《续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包公案》，这是明代人根据元杂剧等民间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说集，每篇独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包公故事也因《三侠五义》而再次被广为流传。接下来，我顺理成章地迷上了演义小说《隋唐演义》。当然，在我看来，这些书，都不如《三侠五义》那么故事纯熟，那么有吸引力。

鲁迅对《三侠五义》评价颇高，他曾说《三侠五义》“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此外，《三侠五义》也是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文革”结束后，一大批戏曲电影解禁，其中，许多地方戏改编自《三侠五义》，我几乎每部都看，从此便爱上了戏曲。

那年夏天，我度过了快乐的阅读时光，但代价是被贴了一张小字报。坐在我前面的班长，观察到了我不好好上课的举动，本着治病救人的动机，不点名地批判了我。我至今还记得班长的小字报名叫《对一个书迷的提醒》。班长的文章一向写得不错，我以“小人”之心揣度他私下也读了不少书。我心下也有点自惭，但又因读了不少书，对主流价值观开始有所抵触，竟也自甘堕落，以难为难。

初中将要结束的时候，表哥推荐了一本对我影响至深的小说《牛虻》，表哥当时正是一个热血青年，他给我看他抄在笔记本上的一首小诗，又大声地朗诵给我听。牛虻在狱中给琼玛的信里，最后的签名是他们儿时熟稔的一首儿歌：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首小诗在我内心回荡多年，每当我心情低落或人生徘徊时，内心就回荡出它积极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表哥的版本，与书上看到的版本不同。书上这首诗是“一只快乐的牛虻”，但我一直偏爱表哥的版本，惹人憎恶的苍蝇也是快乐的，超然的；这里面有我对人生的理解。

1974年到1976年，我仍在二十六中读高中，那是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日子。每天放学回家的路，对我而言太短了；我总爱在路上手捧着书，边走边看。

在这条我走过无数遍的路上，我几乎漫游了整个世界，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到19世纪英国约克郡的《呼啸山庄》，到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我常常不知身处何地，好像在一个外空间中漫游，乐不思归。每当我回到鼓楼北三街，走进大门，我都会在门口停下来，继续看书，好像那道大门就是一个界限，一迈进去，我就落入凡尘。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本名为《简·爱》的书，传递到我的手中。那是一本无头无尾的老版书，由于多次翻阅，或曾被查抄等原因，前面部分已掉了十几页，后面也在关键部分被撕掉了，这也是当时流转到手的“名著”的常态。我贪婪地一口气读完了，好几天沉浸在19世纪英格兰的阴霾天气中，被一个异国女子的命运与内心世界，深深打动。

暑假，我与闺密去一个县城，找她姐姐。我们坐在一辆破得浑身颤抖的大卡车上，我告诉她，我刚读了一本“好看得不得了”的外国书，并打算口述给她听。可是，山势蜿蜒，汽车乱抖，在盘旋的山路上左右摇摆，我晕车晕得一塌糊涂，故事讲得乱七八糟。下车后，闺密说，这是她听到的最难听的一个故事。气得我两天不想理她。

其实，我是想对闺密倾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第一次，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个女人的独立意识；第一次，我读到一个女人的一段话，它比我听到过的所有话，都更有力量。那就是简·爱对她的爱人罗彻思特说的：“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最后这句话，成了我多年的精神支柱。关于女性命运的探寻，已在那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的身体；从我还是一个自卑羞怯、郁郁寡欢的小姑娘，到若干年后，写作《女人》之时。

1974年，我从成都下乡到新都，在离县城八公里的静安大队插队落户，除了行李，我随身携带的只有几本破破烂烂、开头结尾都没有了的旧书：一本翻得纸张都已透明的《牛虻》，一本只靠书脊支撑的《三侠五义》，一本与别人交换而来的《简·爱》。一本不知从何而来的《唐宋诗举要》，竟然，还有一本《古诗声韵大全》；尽管直到现在，我仍对声韵一窍不通，但彼时，我却读了又读。

乡下的生活，不光物资匮乏，书籍更是匮乏之至。有一天，小雨淅沥，队上不出工。我打着雨伞，走路八公里，到县城新华书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看之书；但寥寥无人的书店里，稀稀落落的书架上，只有几本诸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李自成》《大刀记》之类的书。如全国人民都只看几部戏一样，那时，全国人民在书店里，也只能看到这几本书。扫兴而归，我就到生产队长家中坐坐。队长老吴脸相清癯，长得有点仙风道骨，在生产队里，他家也算有点文化。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就把他家里的一些存货搬出来，让我挑挑。我本不抱希望，知道农村家户人家，也都有几本书，大都是《卫生知识》《农历》《赤脚医生手册》等实用书。出于礼节，我翻了翻，突然看到里面有一本半新不旧、厚厚的、1949年前出版的老书《再生缘》，打开一看，是七字一韵的弹词小说，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借回去慢慢品读。《再生缘》这类弹词小说，经过弹词演员代代整理，后来出版成书后，成了一种特殊的韵文体长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读到古代女诗人的诗体“小说”，兴奋不已。在那个我居住的生产队保管室的土屋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再生缘》，它让我与古代女作家们隔空对话，寄托了我对古代女作家们的精神想象。

成都在历史上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如果从首都点燃，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内部出版的白皮书、政论书，使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青年时代，不管旧书烂书，能抓到手上的，就是好书。不拘什么小说、话本、评书、弹词、剧本；从民间找到的书里，很多是1949年前出版的，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典作品，或西方18、19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1979年，北岛和芒克在北京创办了《今天》杂志，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广泛流传。许多先锋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在成都，四川大学学生创办了《锦江文学》，第一期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龚巧明发表了新小说《静静的桦树林》，轰动一时。这一切我均不知，我看到现代文学作品时，已是工作一年多之后。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上学。除了读艰深乏味的专业课程，晚自习时，我仍不思悔改地读文学书。此时，“文革”结束，社会全面开放。班主任除了斜眼相加，责备几句“不务正业”的话，倒也不太过问。

大约1980年，各大出版社开始竞相再版世界名著。当年，我们偷偷阅读的，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只剩半截、很少完整读过的名著，现在，终于冠冕堂皇地进入新华书店。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年代的人，被“书荒”饿了十年之久，一朝开禁，如同饕餮。当从报上知道，他们神往已久的“禁书”、名著，重新上市时，许多人请假来买书。在我就读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旁边，是沙河的新华书店。周六的一大早，新华书店门口，长蛇般蜿蜒地排着长队，几乎看不到尾，我自然也在其列。此时已是隆冬，人们袖着手，哈着气，跺着脚，情绪热烈地等待着。在当下书店纷纷关闭，名著常沦为纸浆的年代，当年那幅排队购书的情景，回忆起来，恍如隔世，让人唏嘘感慨。 YsVeFTUfff9HeJGu4Tg7q5fxp/d40gjVrTgQmIRHbEa+ityPap3lDEOP71F3Cm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