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我大学毕业,到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上班之外,我开始大量写诗。这时,我认识了摄影家高原和吕玲珑。当时,成都的摄影圈有两个大佬,一个是现在移居法国的高原,另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吕玲珑。吕玲珑现在以“稻城”的发现者闻名于摄影和旅游圈。当年,高原仙风道骨,吕玲珑却是彪形大汉;高原是独行侠,吕玲珑却是青年领袖;一个爱拍人物,一个爱拍自然;一个独来独往,一个高朋满座。
吕玲珑家住南门,那时,我住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宿舍,离吕玲珑的家,步行只有十分钟。我常常去他家参加成都摄影界的聚会。他住在给他父亲分配的“红军院”,那是一幢老式陈旧的二层小楼。在那里,我认识了当时最活跃的成都青年摄影家,比如:毕克俭、吴奇章、陈锦。其中一些人,与我至今是朋友。我不记得有多少次,在吕家讨论艺术、摄影和诗歌,又有多少次,参加他们在各个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地方举行的摄影展;只记得有一次,在锦江宾馆旁边的大街上,一条绳子拉在树上,照片就挂在绳子上,树下则堆放着一些青年画家的油画。
同学小费在云南阿诗玛景区拍摄
吕玲珑主要拍自然风光,偶尔也拍人物。我相册里尚有一大组照片,已经泛红,就是他用当时尚不多见的彩色胶卷为我拍的,也是1983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费司120相机,那个年代,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听说也是单位的,吕玲珑只有使用权。但是,我充分享受了现在那些时尚杂志拍大片的感觉,吕玲珑和高原拍照,与我之前见到的摄影师不一样。他们拍人物,基本不采用摆拍方式,都是抓拍,但是他们也会安排一些场景:我时而站在树荫下,时而倚在红墙上,时而又是一个背面转头看向镜头,不同的光线,在我的脸上或身上流淌。与现在拍片一样,镜头也是“咔咔”地响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机都是数码的,不用心疼拍太多,海量抓拍,总是会出一张好照片的,连我都会了。那时,却是昂贵的进口胶卷,拍一张算一张,一连拍了七八张,我也算享受了明星待遇。照片上,我穿了一件从深圳买回来、那时还很罕见的红色牛仔服。1983年,就是这件牛仔服,以及这些摄影家、艺术家人人必备的长发,让我在单位抬不起头。按照物理专业的美学标准,这样的打扮,与小流氓无异。因此,我被逼到天天思考辞职这样的问题。
高原最早与我同在科分院。他的摄影技术一流,很快,就调至四川文艺出版社,专职摄影。我与他曾经试图合作一本关于川西平原的大型风光摄影图册,未果。原因是我的配图文字太现代,太晦涩,没有入喜欢抒情性文字的主编法眼。
一天,高原拿着照相机来单位找我,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走出大门,他就“咔嚓”为我拍了一张。照片中,我由于畏光而皱起眉头,显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80年代,现代主义启蒙运动刚兴起,一种新的美学特征也刚刚显现,正好吻合了我对过去那些摆拍照片的厌倦。我觉得高原拍的,才是“作家”的照片。其实,那时我离“作家”二字,还差一撇,那是1983年。1986年,我在安徽《诗歌报》上,发表《黑夜的意识》一文时,提供了这张照片作为作者像。那也是我1984年写完组诗《女人》后,首次有作品得以发表。照片发出来后,与文章一起,引起了巨大争议。文章和诗,自不必说了,一时供许多人批判。照片风格也显得前卫、先锋,不合主流审美。“太丑了”,是大多数人给出的评论。我却不以为然,众人不知,主流摄影那一套审美,对我,已是曾经沧海了。何况,那段时间,我内心七拱八翘,现实生活中,不知光明何在。让我笑,我都笑不出来。在照片中,当时的状态真实地流露了出来。
不过,这张当时吓人的照片,很多年后,还常常被人忆起,据说让人“印象深刻”。而高原,很快就移居法国,主要拍广告了。吓人的照片,他再没拍过,也不会有人让他拍了。
1982年吕玲珑在望江公园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