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　高中毕业，我下乡了。可想而知，这两年的生活，在我的相册里，完全是空白。直到我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如今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班上有位喜爱摄影的同学小费，上大学前，他在某家研究所负责摄影工作，令人艳羡地拥有一台专业相机及整套冲印设备。大学期间，他不忘提高摄影技术，得空就用“长城”牌135相机进行创作。我的相册里，仅存几张他的摄影作品，从中可看出，70年代摄影创作美学标准之一斑。这几张照片，都是入学第一个月时，全班赴农村“学农”时所拍。不知为何，他选中了我和另一位女生当模特。照片是按摄影师意图摆拍的，有意模仿现实，但又制造动感，据说这叫“摆中抓”。照片中，我们都在田里插秧，画面构图很有戏剧性：我直腰数秧苗，那位同学弯腰，往水里插秧苗；同时，回头看看我的秧苗。另一张照片，是我俩躺在麦秸堆上小憩的模样：我含着一根麦草，若有所思；那位同学俯身与我说话。嘿嘿，不瞒诸位，这类现实主义美学的标准摆拍，我70年代就会了。

“学农”完了又“学军”。“学军”地点在成都郊外某部队营地。一般地，要学习军队的各种技能与纪律，成天趴在地上，“三点一线”地练瞄准，打靶。乏味，沉闷，烦躁。

一天，驻地里来了一位大叔，胸前挂了一个很高级的照相机，穿了一件薄薄的棉布夹克。别的夹克一般两个兜，他的夹克有五个兜。后来认识摄影师多了，才知道这是行业“打头”（四川话：装扮）。穿上一显专业，二为方便；各种的滤镜都可分放在兜里。只见他走到我们之中，男男女女地挑选出一排同学来，做了全套立正、稍息、趴地的姿势后，不知为何，又挑上了我。这次，还有另外几个男女同学。为何我屡屡被摄影师青眼相中？我自己分析过原因：当年我发育健壮（因为爱好各项体育运动），浓眉大眼，在四川人里面，也算个头高挑。虽然青春期千方百计也减不掉的婴儿肥，让我非常不爽，但却正好符合那一个时代“女民兵”式的美学标准。70年代的“麻豆”形象，正是这款这式。

比起之前的那些摄影师，这位李姓摄影记者，供职于成都最大的报纸《四川日报》，那专业程度没得说。为了配合报社宣扬“文革”后的青年学生形象，他颇花了一番心思，来突出大学“学军”生涯。为此，我们被抽调三天去拍照，不必日晒雨淋地去“三点一线”练瞄准，让人窃喜（四川话叫“吃粑和工分”）。这三天，让我摄影知识大增。这不是摄影，这是拍大片啊！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小树林的草地上，记者（导演）指挥我们搭起三角帐篷，燃起了一堆篝火。我和一位男同学盘腿坐在火堆旁（全副武装），一位极具沧桑感的老干部坐在旁边，讲革命故事，诸如此类。远处，可看到一位男同学的背影，他肩挎步枪，挺立着，背朝我们，正在放哨。为了这张全景照片，我们可费劲不小。当时的摄影条件不好，为了获取好的光线，简陋的灯光设备被调整来调整去，我们脸上的微笑（按导演要求）裂开又收拢，收拢又裂开；直至面部肌肉发抖，控制不住，直至发硬。这“粑和工分”可不好挣啊，如果不是好奇心支撑，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剩下的两天，我们分别拍摄了另两张大片。一张是“学军”生活的展现：休息时“擦枪”的场景。照片前景中，我坐在一条林中小路旁，那时没有化妆这一说，我梳着平时的发型，即当年流行、现在笑死人不负责的“刷把头”，身穿蓝布工装服（那时不分男女，一般标配的两种款式之一，另一款是绿军装），依然全副武装：子弹带、背包、步枪等民兵标配。一手拿着白手帕，一手握着枪杆，做擦枪状。中景有两位女配角，正倚枪小憩，脸被虚掉了。远景各有两组人物，依稀看出三人一组，有倚树谈话的，有围蹲在一起聊天的。构图符合大片规律，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有故事有情节，还有婴儿肥突出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特征。总之，这是一张成功的70年代黑白大片，也成功地刊登在了大报《四川日报》上。

另外一张则更属大片中的大片，可以媲美现在时尚杂志封面照片，不过，故事却与时尚相反。此次，摄影师所拍大片，是一个虚拟的战争场面。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摄影师兼“导演”找到一簇杂草丛生的小山坡，我以及另外几个男女同学都匍匐在草丛中。蒙“导演”错爱，我仍处于女主角位置，除全副武装，这次，我还背了一个步话机。“导演”吩咐了：我们要拍一个军事演习场面，等到照明弹打响时，我须大声喊话，喊什么呢？跟电影里演的一样，“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诸如此类。这情景，这感觉，要是剪切下来，粘贴到今天，我肯定立马笑场。可在当时，那是很严肃的大事啊。我想：“胶片就很值钱，照明弹那更值钱了，如果一条不能通过，那……”想到这里，我一张皇，全身就直冒汗。幸亏，这跟“导演”要求的情绪正好吻合。

如我所料，几乎一条通过的可能性都没有。照明弹升起时，不是我的口型不对，就是同学们配合得不好，或是“导演”不满意，急得“导演”和我都是满头大汗。折腾了大半夜，拍摄终于完毕；“导演”和同学都疲惫不堪，拍大片，不易啊。

拍摄完毕，我又回到“三点一线”的“学军”生活中。过了几个月，李老师如约寄来了冲印好的全套照片。它们现在还躺在我的相册里，提醒我那个时代的美学象征。今天的时尚摄影师们看了，一定嗤之以鼻。但是李老师当年就是成都著名的摄影师，如放在现在，早已进入美术馆，举办个人展一类的，美酒香槟，美人环绕。可当时，除了在报上刊登之外，他的作品只能通过照相馆的橱窗略加展示。

一天，我回到家，我妈高兴地说起：她的同事看到了《四川日报》上，我的“擦枪”照。我听了卑喜交集：喜是我的照片登上了成都第一大报，我妈一直不看好我，这下，终于让她在单位小小地得意了一下。卑，则是自卑的卑，虽然婴儿肥式的壮实，代表主流审美标准，但是，在民间，骨肉匀称的瓜子脸才是真正美的代表。显然，我离后者还太远。

“学农”“学军”之后，我们终于开始学专业。第一学期，集中补基础知识；第二学期，我们进实验室做实验。一天，实验室里又来了摄影师，他要拍我们学习专业知识的场面。作为最具那个时代“工农兵”形象的我，再次被挑选出来。在自己最害怕的各种电极之间，微笑，装模作样做实验。现在，这张经典照片，仍躺在我的相册里。我还意外发现：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它至今仍挂在“成电”图书馆的墙壁上。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被母校邀请回去参观。在堪比省图书馆的“成电”图书馆二楼，百米之外，我一眼就发现这张照片。这构图，这摆拍风格，我太熟悉了。

后来的大学生活中，同学小费时时保持他的创作热情，拍了许多“准大片”。在大学主楼前，在图书馆里，在小得可怜的草坪上，我和许多女生留下过所谓“倩影”。我们三三两两，或站或坐；也无道具，偶尔腋下夹本书，手上拿支笔，总之，营造一种“校园”生活。偶尔，他拍一些纪录性的生活、旅游照片。从这些纪录照片中，我能回忆起一些有趣的日子。有一年春天，我们前往云南实习，顺道去石林。那时，我一时兴起，剪了一个男孩发型“小男式”。去云南的路上，我一路招来不少青眼、白眼。云南比成都更偏远，民风更保守。在阿诗玛石像下，我只好头戴一顶小圆帽，遮掩一下四处射来的惊诧目光。小费为我拍了一张高卧草地，托腮凝神的照片。照相馆洗印出来时，加上题词“春天来了”。那是1979年。 R3kS0A8m/0TX8Ox5jf5c90EzDSE4noqepuUyU+uFaLDE+gny8y4yIJSTH1+Vft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