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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的时候，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一位王叔叔热爱摄影。那年月，摄影可是一项奢侈的爱好。首先，拥有一台照相机大不易，那时，最便宜的相机，像国产“海鸥”牌，也得几百块钱，一般收入的人根本买不起。其次，那时的摄影是一项高精尖的技术活，除了拍照本身需要的技术，还需要拥有一套暗房设备。暗房也是大问题，那时每家人都住得逼仄、狭窄，人过来过往都得擦肩，哪有暗房位置？我知道就有以厕所或厨房为暗房的。有了暗房，还得有暗房技术，那时还没有傻瓜相机，更没有数码相机，连照相馆都没有对外冲印的业务。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单位正儿八经的冲印室，或家里厕所临时充作的暗房。冲印器材也是一个问题，王叔叔就自己制作了一个曝光箱。正是暗房、暗房设备和暗房技术，让有此兴趣的人（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摄影爱好者）望而却步。最后，还得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这位王叔叔，当然算具备了这些条件。他有一台海鸥牌120相机，不知是自己的还是单位的。总之，他经常在业余时间“搞创作”。他的“麻豆”，就是院子里的这些大女孩小女孩，包括他的女儿。

晴朗的周末，王叔叔带着四五位女孩去人民公园或望江公园拍照。那时，成都的公园也就四五个，公园人少，适合摆拍；园景很多，但大同小异，要拍点特殊场景，得煞费苦心。成都四季分明，风动云不动；春天姹紫嫣红，拍出来却都是黑白。王叔叔通常是在公园有菊展、梅展或者盆景展时，带我们去。我们也通常在一朵菊花或一片菊花，一朵梅花或一片梅花面前，摆Poss，拍照。那时胶卷非常珍贵，所以，拍一张照片要摆布很久。摄影师先抬头看光线，然后选一个位置，让一个或多个女孩，摆一个造型；再结合梅花或菊花或盆景进行构图。构图决定一张照片的成败，这是那会儿的审美观。你总得拍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吧，构图就决定了你不是在照相馆里拍。再说，那时的拍照有些悬念，你摆布得再好，“咔嚓”一声，效果怎样，还得暗房冲洗出来才知道。所以，第一步就得认真做好，余下的步骤就更具专业性了：对光圈、对焦，照相机大多都是“海鸥”或“上海”“红旗”牌国产相机，一次只能拍十几张，也没有换镜头这件事，不像现在有长枪短炮各种装备。所以，光圈、焦距掌握得好，是一张照片成功的关键。最后才是“麻豆”的表现。

在我的相册里，仅存了几张黑白照片。出于经济和冲印原因，那几张照片都很小，鼻子眼睛分不太清楚；唯一能看出的是，每张照片都咧着标准的口型（嘴角上提）微笑着，旁边也都一定有一盆梅花或菊花，我们或手扶梅枝，或轻拈菊花，作沉醉状。

王叔叔还有一手绝活，时不时掏出各色纱巾来，罩在镜头前，作为滤镜。这是摄影师们常常使用的手段。这样拍出的照片，有一种朦胧的（文艺）效果，深受广大老少女性喜爱。

上中学之后，我随着王叔叔去了一趟杜甫草堂：当年叫草堂祠，把杜甫草堂和工部祠合在一起了。在那里，我留下了另外一张标准像。草堂南门附近，有一堵特殊的照壁，上面用青花瓷碎片拼缀成了大大的两个字——“草堂”。据说，这是毛主席当年参观草堂祠时留下的墨宝；所以，每个前来的人都要在这里拍一张照，大家排着队，逐一地站在“草堂”二字面前。不独是我，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标准像：穿着绿军衣或蓝制服，戴着绿军帽或不戴，一手叉腰，一手握着红宝书，放在胸前，对着镜头，用一种训练过的自信微笑。

高中时，“文革”进入后期。此时，各地照相馆生意开始火爆。因为，那时照相是一门手艺活，不可能人手一个照相机。所以，想要在大时代中留下一段个人的身姿或倩影，只能通过照相馆的专业拍摄实现。那年月，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到照相馆去，拍一张与身份有关或无关的照片；有时候，却是不同身份的扮演。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到中国来（大约是1972年），着实被天安门前照相小摊的彩色着色照片震惊了。十几亿人，统一着装，这对他的复制观念，也是一个大启迪和大冲击。最后，他模仿当时的中国人，身穿绿军装，手拿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如果，美国著名艺术家辛迪·谢尔曼，也在1972年来中国，想必，摆在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些各种角色装扮的人像照片，也会把她震得目瞪口呆。那真是不输给她那些精心装扮的摆拍照片啊！

作为中学生，刚刚进入少年时期，能够彰显自我的方式有限；照相，在任何时代，都算对自我的一种认识。所以那会儿，虽然都没钱，但逢年过节，生日聚会，同学们都会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留念。那些照相馆都很讲究摄影技术，道具背景亦极精良。不过，照相馆也有规定：不让拍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照片，所以，照相馆虽也提供一些服装，但都是与“革命”“民族大团结”这样的主题有关的，让人可装扮拍摄。比如，宣传队员总是会拍一些与“民族”风情有关的照片，借机在“灰黄蓝”大背景下，过一把绚丽服装的瘾。我姐保存的相册里，就有她跳舞的剧照——《金凤花开》：傣族上衣，傣族摆裙，头顶一根孔雀羽毛，娉婷之态，秀美之姿。军人们，则爱手捧“红语录”，模仿烈士雷锋，用他著名的“学《毛选》”经典造型。学生，可模仿的较多，工农兵形象都是扮演对象。中学时，我的一位同学穿各行各业行头，照了一批大满贯标准相。厚厚一本相册，4寸标准像：统一微笑，统一站姿，统一发型。唯一不同的是造型：一顶草帽，配一条搭在胸前的毛巾，这是“农民”的标配打扮；军装配皮带，军人标配；工人则有各工种，可以视爱好而选择。她拍过护士，头顶白圆帽，口戴白口罩；拍过纺织女工，戴蓝工帽，穿围裙，上面红字印着“川棉一厂”。甚至，相册中还有一张大厨打扮，手托木头餐盘，上有杯盘碗盏。总之，各行各业，劳动人民最光荣。七七八八，把当年战斗在第一线的人民都扮演过了。许多年之后，我看了艺术家海波的观念照片，突然想起：我那位同学当年各种扮相的照片，现在拿出来，做一个展览，那得多有效果啊！可是一问，她说：“夫妻吵架，被老公烧了。”我遗憾得连连叹息了半天。

我和同学也到照相馆拍过一些合影，都有主题，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四个女生，两个前排就座，两个后排站立，一色背草帽，胸前搭毛巾，健康地微笑。或不爱红装爱武装：也是四个女生，两个前排就座；两个后排站立，一色的绿军装，绿军帽，照样健康地微笑。表现友谊的：陶然一笑友情深。也是四个女生，两个前排就坐；两个后排站立，因表现的是友谊，所以着装比较随意。韶龄稚气，素服薄袄，也都健康地微笑。

照相馆则将主题——都是一两句“豪言壮语”，或名人语录，或“格言”——用白色楷体写在照片上方，加有年月日。

那时，还时兴“戎装照”，大多是军人所好，但也有平民参与摆拍，前不久，家中有人晒图。

我二姐曾经幸运参军入伍，她晒出一张“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摆拍”。姿势，也是当年的规定动作：一手叉腰，一手持枪；一脚站立，一脚蹬石。典型“戎装照”，花木兰现代版。她其实在军医院工作，手枪，是找管军械的战友借的。

我哥也晒出一张“戎装”大片：前景正中，一片衰草中，一个解放军战士卧倒在草丛中，也是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这是《渡江侦察记》吗？照片一定是专业摄影师所为。看照片时，我说，像《奇袭》里的张勇手；我姐说，像《铁道卫士》里的高科长。张勇手是刘晓庆的恩师，大家还算熟悉。这高科长，是50年代的演员，谁也想不起他来。这时，我弟开口了，说：“叫印质明。”这么偏的人名，亏他想起。呵呵，我家的人，不愧都是从电影学院观众系毕业的。

高中毕业时，班上六位要好的男生，一起拍了毕业合影：六个男生，三个前排就座；三个后排站立。绿军装或蓝便装，发型统一，个头统一；因纯朴挚真，连长相也都比较统一。这是他们的第一张合影照。我说第一张，是因为从这张毕业照开始，六位男生每年都拍一张，从1974年，坚持到现在。几年前，我从其中一位——坚持策划每年拍摄的男生小王（如今的老王）那里，要来相册看看。一看，真是唏嘘：开始的几张照片，恰同学少年，英姿洒然，平头光腮，眼睛闪耀着理想，脸上写着青春之歌；渐渐地，由少而壮，点苔浅须，衣带渐宽，虽仍年轻，眼神渐露疲惫之相；再又几年，由壮至老，毛发渐疏，体态松懈，座中只余五人。看至此处，我问：“是否每年继续拍？”老王回答：“继续。”我也说：“继续，别停！再拍二十年就不得了了。”随后，五人依然每年春节聚齐，不拘何处，总要拍上一张。这几十年中，拍照这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从这些同学合影照中，看出端倪。最初的“东风”照相馆，渐渐被拍得没了；渐渐地，他们开始在影楼拍摄，背景也从当年手绘的成都本地景点，变成了喷绘打印的世界各地风光。后来，影楼拍摄风潮变了，婚纱照成了影楼的主业。这时，数码相机开始普及，同学们的合影照转至各自的客厅。至于摄影师，也许就是他们的子女。这几十年下来，就是一部个人摄影史啊！

老王本人并未成摄影师，但他对拍照很有感觉。除每年坚持同学拍照之外，他自有女儿后，便每年与女儿合影一张，三十多年，从未缺过。今年与他见面，我还开玩笑说：“春晚导演不开眼，有你在，什么大萌子小萌子的，算什么啊！”

我一直想为老王办一个影展，名字就叫“同学”。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合影，放大了，聚齐了，挂展厅里了，五人往那儿一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几次三番，我说与一位摄影圈大佬，他也认为很牛。但是，至今尚未如愿。 myV9D+hW+wRb9rzV6HTAHdIjFlBHuuhocSWfhypncbELPMORd5HiZ0mNHGszA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