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一个夏天，我妈把我摁在洗脸盆里洗头。洗脸盆小，我的发多。我妈一边洗，一边不耐烦地反复念叨：“不动脑子，光长头发。”我脸埋在水中，看不见她，但脑补着她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内心自卑着，奈何？遂迁怒于浓密长发，恨不得一剪子剪了它。

来自北方的血统，滋养着我发育期的发根儿，满头炸开搂都搂不住的“皱发”（现在的专业名称）。你听懂了吗？它既不是让你显得如水清纯、垂挂两颊的“清汤挂面”，也不是让你甜美可人如“洋娃娃”（那时还没芭比这一说）般蜷伏头顶的鬈发。它是任什么发型都hold不住的，只会往两边支棱的一大堆“皱发”，除了用一根橡皮筋去管束它之外，别无办法。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中，有一些刚刚出世，他们不大知道那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流行审美趣味，知道了也无谓；暂时，他们只需要几片尿布、几段土布。而我、我的同学们，则正处于青春期，对美一知半解，偷偷摸摸；既有女性天生对“美”的敏感，又有时代赋予的恐惧感。连“美”这个字眼，天生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如果内心对美有一丝渴慕，也应该“狠斗私字一闪念”。

据说，从进化论角度讲，动物界的雄性都比雌性长得美，只有人类相反。这是以进化论来谈审美，而不是以阶级论。所以，在人类所有进化过程中，任何时代都不例外，女性爱美的天性，就像从砖缝里长出来的草，坚韧地、顽强地、不起眼地、偷偷地从小小的缝隙里冒出来，一有机会，便滋生、蔓延。

1972年，我进了二十六中。那时的年级编制都是军队制式，因为，“军宣队”已入驻学校。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校革委”，由“军宣队”“工宣队”和老师、学生代表组成。我们班的同学中，就有一位全校唯一的“校革委”成员。她是一位根正苗红、少年早熟、品学兼优的女孩。照我看，她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她是我中学时密友中的一员，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她的样子：两条齐肩小辫、浅色棉布衬衣及深色长裤，军用书包斜挎在肩上，这是70年代中学生的标准打扮。踏进中学大门，一模一样的女同学晃花了路人的眼。齐肩小辫是标准发型，剩下的变化，就只能在刘海儿和管束小辫的头绳上做文章了。爱美的同学，最多也就是三天两头换换头绳：有时是橡皮筋，有时是粗毛线；橡皮筋也分粗细，毛线也分颜色。于是，不变中就有了变化。

但是，“流行”和“时尚”的力量是如此巨大（虽然当时用不上这两个词），就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那是80年代的大胆流行色了）。70年代，学校也时时流行一些美的讯息，同学之间也暗暗有一些攀比。比如，有段时间时兴刘海儿，于是大家都留着刘海儿。刘海儿总是相似的，刘海儿薄一点或厚一点，直一点或斜一点，却各有各的不同。张三今天把刘海儿削薄了，李四也跟着削，王五也跟着。于是，大家前额上，都飘着几根若有若无的发丝。张三一赌气，把头顶的厚厚的头发抓下来，剪去一大缕，变成厚厚的一堆刘海儿，盖住眉毛；李四一看，很羡慕，也把刘海儿留得很厚；王五也跟着学。渐渐地，这厚厚的刘海儿，就飘出学校，流向社会，形成一种流行的发式。

那是一个在限制中讨生活的年代，一点微小的变化，就可以震荡出一种新的美学观。在全国人民一片灰蓝绿的色彩中，时尚也悄悄地轮回过好几次。

话说，被我妈呵斥过两三次后，我痛下决心，将齐肩中发一刀剪去，留成了短发。那短发又不是真正的短发，齐耳，在头顶处，用橡皮筋将一小束头发捆起来，捆至左边或捆至右边，可以视心情而定。这小小的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学生中，悄悄流行的一种时尚发型。我是从我的邻居程莉那儿学来的，她则是受她一位同学启发。至于该发型从哪儿传来，却无人所知。

我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生活、写作、打扮、爱好都不拘束缚。我如果学艺术，一定是学油画而不是学版画。安迪·沃霍尔70年代到中国来，看到十几亿中国人一片灰蓝绿时的兴奋，可以从他的趣味层面来理解。而他本人，一生都在追求外表的与众不同。银色短发，就是他的标志。我不是艺术家，但似乎有艺术家的癖好，譬如：平生最厌撞衫。只要看见有人穿着与我相同的衣服，我必定回家脱掉，雪藏至衣柜，直至数年之后，才予解冻，让其重见天日。

回到70年代，那不是撞衫的问题，那是撞墙的问题。每天，睁开眼睛，一大片灰蓝绿，映入眼帘；从家里去学校，一路也是灰蓝绿；直到进入校门，颜色才出现些许变化。

那时，同学们冬天的穿着基本都是灰蓝绿大色调，只有少数素色花布棉袄，在灰蓝绿的基础上，降了几度。有些是因为穿得太久了，洗的次数太多了，就出现了现在时髦的水洗做旧效果。但当时，并不觉得时髦，而是寒碜。大家都想穿新衣，但除了新年或嫁娶，没人会在平常生活中添置新衣。不光没钱，也没布票。60年代末，最时髦的当数绿军装。“文革”初期“大串联”时，不知从何处人人都能弄到一身绿军装来穿上，最后，形成天安门广场的一片绿海洋。但在“文革”中后期，在校园里，普通老百姓却并没有地方去弄绿军装。所以，多数同学冬天穿棉布衣服，夏天则穿棉布衬衫。穿绿军装一般有点身份证明的味道，要么是宣传队成员，要么是军队子弟。

高一时，我们班突然插班进来五六个同学，他们都来自成都军区，一律穿绿军装、绿军裤、军绿色胶鞋，单肩挎着绿书包，包上一律有一颗五角星，或者某句毛主席语录。他们自成一群，群来群往，很少搭理“地方上的”群众。他们也都来自北方，人高马大，站在小个子的成都同学面前，不想睥睨一切也生就高人一头的样子，每天出出进进教室，蔚为壮观。

“地方上的”群众，没有磅礴大气的绿军装彰显不凡，只能以更加民间的装扮，来活色生香。我记得，1967年校园里流行格子装，每个同学都身穿一件针织格子衫。针织衫款式都是相似的，格子大小却各有不同，变化就在于格子的大小粗细和颜色。格子衫配齐肩小辫，刘海儿配塑封皮胶带，是那一年的流行装扮。风水轮流转，过了两年，开始流行点点装。点点装款式也是相同的（除了有些三颗扣，有些四颗扣），点点大小却各有不同，变化也在于点点的大小疏密和颜色。那年月，多么考验花布设计师的能力啊！既要让人民朴素，又不能使人民厌倦；既要保持灰蓝绿大色调的统一，又要在统一里寻找变化。真难为他们的设计想象力了。那是1969年前后，正是我青春期迅猛发育的时候，我的衣服都变小了，跟不上成长的速度。我妈图便宜，一口气买了差不多半匹蓝色点点布。这蓝色点点可害死我了，差不多有两年，我都埋在这蓝色点点之中。短袖点点，长袖点点，外衣点点，棉袄点点，我妈把这蓝色点点棉布使用到了极致，我也由此得了点点恐惧症。这导致我多年后，对日本著名的圆点大师草间弥生嗤之以鼻，说起来，我妈可算她的老前辈了，中国无名花布设计师更是。

等我绝望地把点点花布终于消费完之后，我进入了高中。彼时，开始流行“的确良”衬衫。“的确良”是一种涤纶面料，色彩艳丽而挺括，据说最早在广州流行，被称作“的确靓”；传到北方，北方人听不懂“靓”，听话听音，就称为“的确凉”。不过涤纶不吸汗，透气差，实在不“凉”，但因为耐穿结实，就被改为“的确良”了。“的确良”面料挺括，不会起皱；不像棉布，穿上一会儿就皱皱巴巴，那会儿又没有熨斗。“的确良”穿上身，用四川话讲：真是伸伸抖抖、巴巴适适，故而人人喜欢。那时，要排长队，花10元钱，可以买到一块“的确良”布，可做一件衬衣或一条裙子。那是“洋气”和“时髦”的代名词啊，能够买到一块色彩艳丽的“的确良”裙子，那就是“潮人”了，可以让满大街人回头。

我们院子里，就有这样一位“潮人”，名叫津津。津津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某行业专家。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虎落平阳被犬欺，在一个文化水平高低不等、鱼龙混杂的大院里，低调做人。津津和弟弟都丰姿美，有宿慧，在学校成绩很好，却因出身右派家庭，进步无望。姐弟俩索性也就以“难”为“难”，自绝于无产阶级队伍。津津长得瘦梅横枝的，非常苗条，故尤重穿着。我记得大家都以灰蓝绿为美的时代，她打扮得像个“资产阶级小姐”。现在想来，所谓“资产阶级小姐”，无非就是大家都穿灰蓝绿格子衬衫时，她不知从哪儿买到水红色格子衬衫。大家都穿一件长衬衫，罩住“的确良”裙子时，她却把衬衫掖进“的确良”裙子里，傲人地露出腰线。在那个年代，裙子外扎或内扎是一个问题：内扎是朴实无华的表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这样装扮；外扎却是与众不同，是要显露身材，因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臭美思想”的表现。至少在学校，同学们都是一致内扎的。某个周末，我逛至大街，看到学校宣传队扮吴清华的那位女生，将蓝色“的确良”裙子外扎在白色衬衫上，曲线毕露，用一条白手帕将浓密长发绾成马尾巴，挺胸踮脚，一步一生辉地摇曳飘过。我在一旁看去，那真是鹤立鸡群啊！

每所学校的校宣传队，都是流行的风向标。宣传队的女孩，本来就是百里挑一的文艺爱好者，人中龙凤，校花级别。由于工作需要，又兼人人配备一套绿军装、绿军帽、黄皮带。以“工作需要”为名，她们可以自由地扎上皮带，盈盈一握之中，仿佛弱不胜衣。

校宣队员总是最早捕捉到社会上的时尚讯息，她们亦如如今T形台上走秀的模特，引领着校园的流行风气。譬如有一年，校宣队员们都穿上了北京布鞋。原来，成都人大多穿的是带襻的毡底圆口布鞋，下雨天，一泡水便内外皆湿。但是流行到成都的北京布鞋，是懒汉鞋样式，黑布包至脚面，两侧鞋帮是松紧布带，下面是塑料底，明显耐用经磨。更重要的是来自首都，“洋气”。那一年，一双北京布鞋，便成了潮人必备。北京离成都，火车得两天一夜，少有人有机会去北京。我妈出差时，顺便给我带回一双，让我喜不自禁。不用说，我们班的军队子弟，都早已人脚一双，与绿军装一样，北京布鞋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普通同学不易置办。

二十六中的同学，多数是按就近入学的规定入校的，他们都分住在文武路的四周，文武路是一条大路，两侧外挂着数十条小巷，大部分同学住在这些小街上，当时被称为“街娃儿”。“街娃儿”常带有贬义，沿用至今，变成“没文化”的代名词。文武路上，也外挂着许多省直机关（四川省直属机关），文武路往东走，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西南局。西南局宿舍，就在我住的那条街上。

“文革”期间是歧视最严重的时期。“红五类”对“黑五类”的歧视，是浮在最上面的；冰山之下，则是干部子弟对平民子弟的歧视，军队子弟对地方子弟的歧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歧视，普通话对方言的歧视，等等。表现在穿着上，则是一种外表的区分：军队子弟永远不会脱掉作为标志的绿军装，偶尔会在夏天穿上白衬衫，但几乎不穿花衣裳。省直机关的弟子，则穿着朴素庄重的灰黄蓝大色调卡其布衣服，一律北京布鞋，也不爱穿花衣裳。而来自成都本地各街巷的平民子弟，则带有很强的民间色彩，即使在大的沉闷环境下，也保持一种鲜活的状态。女孩子们都爱穿花衣服，留长辫子，甚至有些女孩别致地把长辫子绾起来，成双环状发型，再配上一条花色小绸带，即便貌仅中人，也能显得翩翩有致。

爱美，在那个年代也如踩钢丝一样，需要把握平衡：增之一分则为“资产阶级妖”，减之一分就只能随大流成“无产阶级灰”，爱美的女孩就在这二者之间增增减减，一不小心碰上“运动”来了，就可能被打成“操妹儿”（四川话：女流氓之意），被办学习班，我有两个同学一不小心就被办了班。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得罪了老师，被加进名单里的。

那时，我的一个朋友，就在全校出了名的“操妹班”：五二班。四川话“操”，与北方话里的“操”，是不一样的，“操”有多种含义，这里是“操持”“操办”的那个“操”字。在当时，“操妹”是一种划分：意思就是“坏女孩”。“操哥”“操妹”总是与打群架、耍朋友（谈恋爱，在当时也等同于耍流氓）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都是当时学生中的坏德行。之所以叫“操妹班”，是因为五二班的全班女孩，一律爱美，并作“操妹”打扮。其实，当时在中国整体灰蓝绿的大调子下，有限地争取一点颜色，就足够“操”了（这里的“操”与“潮”同义）。我还记得，那些女生无非就是将两根齐肩的辫子，用一种较宽的塑料皮（就是同《毛主席语录》封皮一样的塑料做成的。是不是将《语录》封皮剪成一根根宽带，就不得而知了），紧紧地捆扎一长截头发，把两根小辫扎成扫帚一样，上紧下松的样式。要是今天的“操妹”们看见这种发式，简直要笑掉牙。但当时，这种打扮却“操”得很啊，流行了好一阵子。

五二班的女生，大都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学放学，她们挽着手一字排开，一律的扫帚辫、一律的刘海儿、一律的白色大尖领翻在针织方格外套上面：那场面，颇有点壮观。在那个年代，她们如此肆无忌惮，想必吃的是熊胆。

高一时，我成了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作为北方人后裔，我比本地同学足足要高出一头）。球队女同学们，人人置办了一身或半身蓝色运动装，那是方领针织衫，穿上身，比大笼大挎的棉布衣服更显身材。球队女生普遍高挑，再配上当时已开始流行的白底回力胶鞋，顿时卓尔不群。这时，已是“文革”中期，人们对绿军装、灰黄蓝衣服已经审美疲劳（虽然当时没有审美的概念，但审美的意识已开始抬头），碍于形势所迫，也不能有奇装异服出现，所以，只能靠些许的变化，来打破千篇一律的单调。于是，“海魂衫”和运动装就渐渐地流行起来。

1957年，人气偶像赵丹，曾经演过一部电影《海魂》，引爆了无数少年的水手情结。成都人就把影片中赵丹穿的那种水手服，称为“海魂衫”。其实“海魂衫”不过是在寻常的汗衫上印了蓝色横杠，但在当年，它们成了一种时尚。因为水兵梦，可以说是所有男孩的梦想，尤其是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当水兵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穿上“海魂衫”，也算望梅止渴了。那时，我哥就爱穿流行的圆领“海魂衫”，照片上，留下了他稚气的脸庞与蓝色条纹。“海魂衫”一直流行到80年代，记得我第一次去桂林旅行时，1983年吧，就穿了一件“海魂衫”，下面配了一条蜡染的蓝色布裙，却也显得颇为与众不同，让我得意了一路。

男生爱穿“海魂衫”，女生就爱穿运动装，大翻领蓝色运动装让女生显得矫健，富有朝气，健康活泼，这是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娇滴滴、嗲声嗲气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特征，要被嫌弃的。大多数女生，审美是从众的。也有一部电影可作为女生时尚的风向标，那就是谢晋50年代末导演的《女篮五号》，电影中的女篮队员们都是职业运动员。电影中，大红运动衫衬托出了她们笑靥如花的青春气息。一时间，大红运动衫风靡一代人。初中时，我也加入了学校篮球队，终于，也名正言顺地穿上了大红运动衫，即便在课堂上，也不愿脱下来。

70年代中期，“工宣队”进驻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包括风尚。于是，蓝色工装衣、工装裤成了新的流行式样。此时，一身黄、一身蓝的打扮已过时，且惹人生厌。混搭风悄然出现：黄军装配蓝裤子，蓝上衣配军绿裤，白衬衣配蓝裤子或蓝裙子。蓝色工装服流行时，服装店铺满了“劳动服”。我的一位爱美的同学，总是将工装服用肥皂、刷子洗得发白，今天看来，就是水洗牛仔服的效果。这一细节，后来被我用在与贾樟柯合作的《二十四城记》里了，因为这种水洗做旧方法，那时也在工厂里流行。

工人师傅不仅带来了工装服，也带来了工装服上戴袖套的风气。那年月，也没有配饰这一说。但是，人总是需要一点佩戴和装饰，来适应时代的美的风气；即便这个时代的男女之美，是被认定的阶级之美。袖套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认定：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这样的美学特征，也符合了父母的心意：避免了衣服袖口的磨损，延长了衣服的寿命。顿时，蓝色工装服配浅灰色袖套，成一时风气。这风气，一直延续到大学。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名字我已忘记，但只要想起她，浮现在我眼前的，便是她一身冬青色对门襟棉袄，配灰色袖套的形象；永远是这两色搭配，变化的，只有四季的衣服款式。

进大学以后，我的服装变成了以蓝色军便装为主，里面配白色衬衣，那也是70年代的标配。军便装的变化，只在三颗扣或四颗扣之间，我一般选择三颗扣，这样领口开得较大，也显得大方。别人都把白衬衣领子掖在便装里，我却爱把衣领翻在便装之外，显得大方。这些选择，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着装风格。许多年，我一直喜欢V字领毛衣，极少穿高领套头毛衣。

在大学第一年，我一直留着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刷把头”，也就是把短发分成两段，高扎在后脑勺上。说实话，那时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发型，烫头几乎是犯罪。虽然，偶也见过有人用火钳烧红了烫一下发尾，冒充一下“自然卷”，那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刷把头”的好处是：当你厌倦了，可以把它放下来，成为一种短发款式。对于我这种喜新厌旧的人来说，可以调剂调剂。到了大学第二年，对这种铺天盖地的“刷把头”“齐肩小辫”，我已经厌倦得无以复加。留长辫，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发式做参考。当时，“文革”业已结束，社会上萌动着一种灿烂如火、敢为人先之风。北方有北岛，已开始写作后来被批判的“朦胧诗”，并且这种新的诗歌已在各文科大学悄悄流传；南方有黄翔，已写完长诗《火神交响诗》，并率众上京，将之贴至王府井之墙。这一切我均不知，在一个工科学校，我疏于学习专业知识，热衷于逃课、写诗、看电影；也算另类，被班主任和辅导员斜眼相加。我多少有点感觉到：外面早已是虫鸣蛙噪，学校里却依然春风不度，好不气闷人也！我似乎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大事，但又恍然，周围一切与我格格不入。最终，壮怀激烈只好落实到自己的头顶上。怎样把发型改一下，刺激周边的沉闷，成了我那时的急切需要。我决定孤注一掷，换一个惊世骇俗的发型，来挑战现实，表达自我。

在糟透了的回忆中，仿佛是当年红透大江南北的电影《小街》，启发了我。电影中，张渝女扮男装的“小男式”发型，曾经吸引过许多新潮女性。但后来，我发现，电影是1981年才上映的。事实上，提前三年，在1978年夏天，我剪了小男式。回想起来，是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高山女扮男装的发型，吸引了我。

说干就干，我去了理发店，理发店师傅没看过《战火中的青春》，一听我要剪个男孩的发型，剪子差点掉到地上，连说“不会”。我花了半天工夫说服他；他才犹豫不决地在我的指挥下，双剪齐下，剪草似的剪掉我的一头青丝。我不在意，他却啧啧直叫“可惜”！

第二天，走进校门时，我还是紧张了一下：虽说当时社会已逐渐开放，但我就读的毕竟是工科学校，这里风气更保守一些。上课铃响了，我有意迟到了几分钟，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阵气，牙关一咬就冲了进去。不出所料，全班同学除了没抬头的，其余人的目光随着我的男孩头平移到我的座位。我故作镇定，埋头看书。下课后，同学们围着我，好一通调侃。一位女同学说：“班上名册要重新改过，多了一位男生，少了一位女生。”另一位男同学公开叫嚷：“男厕所欢迎你。”事实上，这倒真的给我造成了困扰。不久，我就到昆明去实习，一路上除了搜集各种惊诧目光之外，上厕所，一定得找一位女同学陪着一起去，以免挨打。除了不方便之外，我对“小男式”非常满意。我也发明了一种方法应对某些尴尬，实在需要躲避密集目光的扫射时，戴上一顶小圆帽就OK了。这使得我后来钟情于各类绰约多姿的帽子，几成顽疾。

我留着“小男式”，一天，终于把衬衣掖进裙子里外扎。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是有“身材”的。就这样，我度过了大学生涯，开始“进入社会”。此时，已是80年代，紫气东来，西风渐浓，整个社会于无色彩之处，慢慢流动出些许春色：大街上，已开始流行红裙子；连我妈，被我视为很保守的老太太，也为我从北京带回来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它成为我那几年的主打服装。不久，我被分配到了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它位于如今的一环路外，在当时的成都，已接近市郊了。我穿着红色羽绒服，依旧挎着军用书包（那时，还没有别的包可供挑选），骑着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凭票购买），去单位报到，心下明白：那里等待我的是另一番人生。 WyC8+RrzgHFdUxV1YrWYUUVanuHFBdGrjsqgwnFC1csIFbtdUoSpfSDCNeMW/c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