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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琳Caitlin
凯特琳按下我的门铃的时候，我很好奇：她会是什么样子，她有什么故事？未见其人，先听见楼梯上传来一个温暖、充满活力的声音，带着柔和的爱尔兰口音。她进门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位微笑着的女人，红色长卷发，蓝眼睛。年近五十的她坚定地朝我大步走来，然后停下来整理她不小心踩起来的一小块地毯。
由于凯特琳口齿清晰又很幽默，而且说话很快，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看到她全副武装的外表下的脆弱。她的故事令人神伤：与她结婚十年的丈夫大卫（他们在一起将近二十年），刚刚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在他们最近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她逼问医生大卫还能活多久，得到的答案是九至十八个月。大卫选择了解他最短能活多久，但是凯特琳暗自认为需要更多的信息。斗志昂扬而坚强的那个她说道：“我要掌舵了，我得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而她在告诉我这些时哭了。因为大卫的嗜酒如命，凯特琳和他的关系很复杂，但她还是很爱他。
她最担心的是她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九岁的姬蒂和六岁的乔比。她还没有告诉他们，爸爸快要死了。她出现的压倒性的情绪是恐惧，强烈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生存的恐惧，对于他们能否承受这一切的恐惧，对于金钱的恐惧，对于孩子们的反应的恐惧，当然，还有对于大卫的死的恐惧。凯特琳不知所措。她本能地想要保护她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还很小。她本来就在孩子们面前以善意的谎言掩盖了大卫酗酒的事。她很怕大卫猝死，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好对孩子们的措辞。我问她觉得孩子们知道什么。她说：“什么也不知道。”我告诉她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们很聪明，他们可以立即感受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即使他们不知道具体问题是什么。而且，事实上，她后来提到，孩子们说过：“爸爸还是爸爸，但是变瘦小了。”
我们讨论了大卫应不应该加入与孩子们的谈话，她明确认为不应该。我们商量好她先从询问孩子们对爸爸的病情知道多少开始。我告诉她，孩子们早晚需要知道真相——她不需要一下子全说出来，可以一次一点点地说。她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必须实话实说。孩子会对他们不知道的情况加以想象，而他们的想象可能比事实本身更吓人。告知真相，他们就会信任她，在这个无比艰难和令人恐惧的过程中，知道真相是支撑他们的基石。
在后来的一次面谈中，凯特琳告诉我她是如何打破沉默，将父亲即将死亡的消息告诉了孩子们。她向孩子们这样解释：“爸爸病得很重。虽然医生大部分时候能把病人治好，但因为爸爸实在病得太重了，这一次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一开始没有哭，但是当她问起孩子们担心些什么时，她哭了，然后孩子们跟着一起哭了。她让他们知道了，哭没什么，大家一起哭也是件好事。他们有很多问题：爸爸会死吗？他们自己会死吗？凯特琳的回答诚实而温柔。她说：“爸爸的身体停止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死去。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会一直告诉你们真相。”然后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起喝茶、泡澡、讲故事，比平时多拥抱了好几次，这让他们稍稍平静下来。那场谈话令人心碎，但接下来的几周，他们有许多这样的谈话，尽管艰难，凯特琳还是带着巨大的勇气将它们处理得很好。
我相信我和凯特琳会建立一段良好的关系。她就像一个正在发动的马达，需要足够的信任去冷静下来，获得安全感。“安全感”是我们的数次面谈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她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始终如一的人带着关心倾听她的话，不会承受不了她的故事——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工具，让她能够统筹和管理她那么真实的恐惧。她爱她的丈夫，同时也因为他让他们承受的一切而恨他——她把他的酗酒描述成“滴在我们家里的毒药”，而且，她感觉他的死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无法抹去的永久性的伤害。
凯特琳处在焦虑不安的风暴中，忧心忡忡。她会突然来到我的治疗室，以飞快的语速讲话，就好像她讲得越快就可以避免越多的痛苦，就像一个人在滚烫的煤块间跳跃。当她焦虑时，她几乎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冷静下来，这只会加剧悲伤引起的痛苦。她经常会说起她的妈妈，她深爱的并经常去看望的妈妈。但是我很快了解到，她妈妈对她的照顾是很不稳定的：就像大卫一样，她妈妈也酗酒，这不可避免地让凯特琳无法信任她。凯特琳给我讲述了她十岁左右的经历：妈妈来学校接她时经常会迟到，凯特琳不得不躲在巴士站后面，又热又羞愧，被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孤寂疏离感所占据。这种经历揭示了她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她在任何压力状况下的第一个想法总是：“我会只剩自己一个人。”羞愧和恐惧是两个反复出现在我们面谈中的词。但是她仍然爱她的妈妈，会在深深的、温暖的爱和痛苦的怒火之间徘徊。虽然她不同意，但我对这些情绪的解释是，她是个相信“巫术思维”（magical thinking）的孩子，希望自己的感情能够控制妈妈的酗酒。她觉得只要她足够好，妈妈就也会好起来；而如果妈妈酗酒，那是因为凯特琳自己不好。毫无疑问，最后凯特琳认定是自己不好。
沿着这道裂纹发展，十七岁时她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悲剧。她深爱的父亲，一个慷慨而成功的男人，精神出了问题，在家附近的森林里上吊自杀了。他的死，发生在一次短暂的、难以估量的深深的抑郁之后。凯特琳说，父亲死后，她感觉自己就像胃里“放了一瓶氰化物”。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个她深爱着的“伟大的男人”。她在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晕眩，这些内容太沉重了，我承受不了。我跟她这样说，她哭了。我向她坦陈这一切多么令人难以承受，所以她也允许自己承认了这一点。她因为父亲的死而硬生生受到的冲击在之后的好几十年里都强烈地影响着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让她有机会触碰这种冲击，但每次时间不能太长。虽然临近的不幸必将唤醒这种能够吞没她的、在我看来刻骨铭心的悲伤，但现在还不是处理那些创伤的时候。此刻她需要以她发展起来的所有力量帮助她面对大卫的死亡及其伴生的无数负面效应，分心会让她变得更加不稳定。
凯特琳是一个传统爱尔兰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拥有众多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但是她在关于男人的问题上不太一样。她指望靠男人证明她自己，并且让她感觉到被爱。她觉得她需要在他们面前演戏以取悦他们，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忽视自己的需求，结果就是到头来总会觉得空虚、被利用。在她人生的这个节点，她对男人的痴迷投射在了蒂姆身上。凯特琳说她爱着大卫——大卫对她很好，把她放在第一位，而且也是孩子们的父亲。但是酗酒的问题让他失去了凯特琳的尊重，这让他们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分崩离析，她对他的渴望也消失殆尽。
蒂姆是她幻想的对象，但聪明敏感的她很清楚，蒂姆一点也不适合她。蒂姆在市场部门工作，非常有魅力。最近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了，正经历着经济和感情上的混乱期。他需要付两个家庭总共三个孩子的生活费，以及他自己的公寓房租。凯特琳知道蒂姆给不了她需要的，但是不论她多清楚，这都没有影响她的行动。“我就像一枚热跟踪导弹，不断地想要收到他的消息，计划着什么时候能见他，在脑海里一遍遍排练着该说什么才能让他对我感兴趣。”她幻想的剧情是他会意识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她”，然后进行一场激情四射的爱的告白。有两段对话在她脑海里反复上演：“我爱你”那一段；还有当他向她宣告他的爱情时，她会告诉他“走开”。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见面时，他的表现难以预测：有时候富有魅力，令人着迷，性感地引诱她，但有时候又非常轻蔑。她变得很焦虑，情感很匮乏，一直在渴望着他的下条短信，每分钟都检查手机，在信息到来之前都没办法专心。在收到短信后，她会一遍遍读，试图抠着字眼理解出文字本身根本没有传达的内容。然后她会陷入失望，期待下一条短信。这种模式——她拒绝他，期望他会因此而追求她——在两性关系中非常普遍：一个人喊着“走开”，但其真正的意思是“为我战斗，到我身边来，让我知道你需要我”。同样的模式在亲子关系中也经常存在。
在天主教信仰和从小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凯特琳希望她能成为让自己自豪的人——但她也想要成为被渴望的对象，她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对于凯特琳来说，蒂姆就像一块磁铁，以让她无法克服的磁力吸引着她。他激发出了她幼年性格的一些方面——近乎绝望地渴求母亲的关注。蒂姆的飘忽不定也像极了她妈妈，她还是有着那种自己是个坏人、不值得被爱的感觉。
凯特琳说话的时候总会看着地板，然后抬起头侧眼确认我还在那里，担心我会对她评头论足。她后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些时刻里，她终于感觉到有人能够看到真正的她，看到她的一切，包括缺点。她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被批判，这种不存在论断的自由让我们的关系得以发展。这时候，我提出做一个评估，看看我们这些天来的效果，她崩溃了。“哦，你也要离开我了，是不是？”她情绪失控，哭了出来。她认为这是我结束面谈的方式。我向她解释，我不会把结束的决定强加于她——这是我们俩共同控制的事情，我们会共同决定。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她知道，我不会重复她父亲和丈夫建立起来的模式，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凯特琳的情感盔甲仿佛一层清漆，看不见但是密不透风，她像包裹幼儿一样包裹自己。这件盔甲让她无法接受和保留积极的情感，同时将她最需要的滋养拒之门外。表面上她似乎一直在寻找真爱，但实际上她躲开了真爱。而我们的治疗和她感受到的关心，让她非常缓慢地开始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但是，凯特琳对蒂姆的痴迷没有就此消失，同时我也意识到，这种痴迷就像一种麻醉剂，是对大卫的行将逝去所带来的痛苦的麻醉，也是一种让她放弃自我意识的方法。我要确保蒂姆这段插曲不会使我偏离她对被遗弃的恐惧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才是她一直以来的伤害性行为的关键。如果她能够找到方法抚慰自己内心那个焦虑的小孩，而不是将这个可怜的小孩扔进蒂姆并不能给人安全感的虚弱怀抱，她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所以，我需要帮她找到关爱自己的方法。她用一杯健力士黑啤酒比喻自己：她给大家展现的是最上面那一层清浅的泡沫，但大部分的她存在于底下冒着泡的黑暗之中。我和她一起窥探了“冒着泡的黑暗”。“悲伤击中了我内心的自信。这就像我的车子在路上没了汽油，做什么事都比平常艰难，感觉注定会失败。我总是很愤怒而又看不到尽头。”我们讨论了应对的方法，比如每天给自己布置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做一些予人慰藉的事，比如买美味的食物，为家人做饭，然后好好用餐，这些都让她觉得多少找回了一些生活的主动权。
我推测大卫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出他的职业潜能，缺乏自信和酗酒问题阻碍了他发挥才能。现在他已经无法工作了。他正在接受放射治疗以减轻症状，但这种治疗并不会延长他的生命。放疗会让他有几天精疲力竭，不过之后状态能恢复得还不错。虽然没有继续喝酒，但止痛药的副作用跟酗酒异曲同工，凯特琳觉得他就像喝了酒一样令人烦躁。
凯特琳告诉我他们没有一起讨论过他的死亡，大卫也不想参加我们的治疗。很显然，为了孩子们，他希望活得越长越好，他试图像一切都会好起来一样奋力生活下去。凯特琳总是含着眼泪，骄傲而又有所思地说起他极为勇敢、优雅而坚韧地面对自己可怕的疾病。大卫是个很睿智风趣的人，正是他的幽默感最初吸引了凯特琳，也在这场可怕的旅程中将他们紧紧绑在一起。他总是说：“幸好要死的人不是你，不然你会是一场恐怖的噩梦！”这个阶段令人最难忍受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他的死亡何时会到来，还有就是一种认知——知道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大卫去世之前，我和凯特琳的会面持续了十八个月。她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工作、照顾大卫、照顾孩子，同时应对着自己内心的风起云涌，这一切对她来说压力极大。她经常感觉十分焦虑，看不到光亮，“只有黑色的恐惧”。但是她找到了与之相处的方式。凯特琳最脆弱的一面总是让她低估自己的韧性，其实她比自己以为的坚强得多。潜意识里，她知道但否认这些，因为她不想自己在大卫去世后感到后悔或者内疚（她的默认情绪）。她下决心要对大卫好一点，不要像以前一样对他大发脾气。她找到了修复他们关系的方法。她买了一些好闻的精油，为他按摩手和脚，抚摸他的脸颊，与他亲密无间地拥抱，带着真正的温暖——真正的爱意。
有几次她进来的时候非常憔悴，需要将所有的挣扎一股脑倒出来；也有些时候，她从头到尾只为大卫和孩子们哭着。理所当然地，她为自己迄今为止所做到的一切感到自豪。她常常睡不好，这让一切变得更加难熬（失眠总是会使生活更艰难，在悲伤的过程中也很常见），我们一起想了想如何能让她睡得更好。
偶尔她会在外面参加派对到很晚，有时候会乱性，这会使她在之后几天陷入绝望和懊悔。通常是愤怒使她清醒，愤怒有多个层面：为大卫是个酒鬼以及酗酒如何致使他得病而愤怒；为自己选择大卫作为孩子的父亲而愤怒；为她无力改变的整个现状而愤怒。她的心情起伏不定：有些时候感觉自己能够处理，另一些时候充满恐惧。但这一切都伴随着一股令人不快的自我厌恶。
凯特琳从来没有聊过大卫是否会因为将死的不是她而嫉妒她。为了保护彼此，夫妻之间避免讨论这种复杂感情是很常见的。死亡的现实及其可能导致的嫉妒可以被理解但同时也是被否认的。不管有没有说出来，嫉妒本身很可能是存在的。
大卫的病情很不稳定。有些时候他能量满满，可以参与家庭活动：陪乔比和姬蒂一起玩，出去和朋友见面。另一些时候他会特别虚弱，大部分时间在沙发上度过。孩子们会趴在他身边，听他讲笑话；他会挠他们痒痒，拥抱他们；他们会蜷缩在羽绒被底下和他一起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他的病情很快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虽然早有预料，凯特琳还是感到很震惊。大卫的疼痛开始增加，走路也困难起来。他们和医生商量之后觉得临终护理院可能是最适合他的地方。那里温暖、安全，孩子们感觉到自己受欢迎，可以在里面随便跑。那些优秀的护士喜欢他开的玩笑，把他照顾得很好，特别注意不让他感到任何疼痛。凯特琳最美丽也最痛苦的记忆之一是大卫将自己颤抖地写在本子上给孩子的话读出来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他去世的那天。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看了眼手机，上面有一条短信：“大卫今天早晨安详地走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打电话问凯特琳，孩子有没有看到大卫的遗体。她告诉我：“没有。”我建议她拍点照片（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对她和孩子们将特别重要。
葬礼前一天晚上，凯特琳在殡仪馆打电话给我，声音沉静和缓。她告诉我他们都看到了大卫安详的样子，像一尊雪花石膏像。她在他心脏的位置放了一封情书，孩子们一人往棺材里放了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亲吻了棺材。她听起来冷静、情绪稳定，温柔地感谢我提供的建议。她说自己感到“骄傲，有成就感”。对凯特琳来说，她竟自然地、意料之外地感受到了解脱：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这样来了，而他们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我也因此为她、为他们每个人感到非常骄傲。
一般来说，面对死亡，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有创意地活着。凯特琳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股力量。她将精力专注于大卫的葬礼，和她的家人一起，让这场葬礼成了一场极完美的对他的生命的致敬，充满她对他的爱，充满这个家庭和无数朋友对他的爱。这场危机将凯特琳最好的一面——她对大卫和孩子们深深的爱与忠诚——激发出来我对这样伟大的品质只能献上仰慕和尊重。
正因为她在他活着的时候爱着他，所以她在他走后极度思念他。“他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但他曾是我的。”现在她是一个人了。在两人的床上，她为他空出来的那片地方感到痛苦。她会哭泣着将脸埋进他最后穿过的衬衫，用嗅觉感受他。但是关于他的死亡有一点很明确：他们之间没有遗憾，他们对彼此、对孩子付出过深深的关心，而他的绝症也最终修正了他们的错误，并让他们保有尊严。
当麻木感慢慢消退，大卫去世后的第六周，凯特琳感受到了强烈的悲伤。巨大的丧失感让她失魂落魄，精疲力竭。她哭泣。她在大卫逝去后为他拍了照片，她说：“他去世后看起来更温顺、安详，面色更好。”回想这些又让她哭了。因为甩掉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琐事”，所以她能够好好回忆。“我希望可以再闻闻他那油腻的脖子，真难闻，我每次都叫他去洗，但其实那里又光滑又舒服。”
有些时候她会拒绝感受痛苦，做出一些自我伤害的事，比如说沉溺于派对或者与同事吵架。对于所有人来说，性都是一个自然的生存机制，凯特琳也不例外。凯特琳失去了亲密关系，所以她用尽一切办法想找回它。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性意味着创造生命，是死亡的对立面。她渴求性，但是她在这方面却没有什么好的经历：她总是在事后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因为她总是更重视男方的感受，这导致她自己总是不甚满意。有一个男人与她比较处得来，两人既是朋友也是性伴，这个男人喜欢下班和回家之间的这段时间与她匆匆相会，这就像我们上一辈人所说的“五点下班，七点回家”。这样的性关系让她觉得很满意，一点儿也不复杂，她很喜欢这样。但蒂姆总是潜伏在她内心深处。蒂姆若即若离，满口空话。他帮助凯特琳想了大卫的追思会卡片上的措辞，凯特琳很感激。但是后来他又给不了她所渴求的关注，将她极力避免的空洞越挖越深。但是她仍然有一些向来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带孩子们去公园，购买或者烹饪一些可口的食物，在夜里聆听冥想磁带，阅读最喜欢的书。她变得自律很多，能够把手机放在卧室外面，让自己不再疯狂地渴望同蒂姆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她开始定期与真正爱她的朋友见面，与他们一起笑一起哭。
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乔比（“我的儿子”）和姬蒂（“我的女儿”）的事情。他们都表现不错，两个人都本能地被大卫的兄弟们吸引。大卫的兄弟们会来家里陪两个孩子踢足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几天。孩子们想念大卫的拥抱，一点小小的事情也容易让他们不开心，甚至崩溃。我们讨论过需要划定边界来让孩子们觉得安全稳定，所以凯特琳拒绝了一切打破他们睡前仪式基本规则的邀约。在晚上，他们会点燃“爸爸的蜡烛”，讲一个关于他的或滑稽或温馨的故事。她可以从孩子们身上看到大卫的影子：“乔比用和他爸爸相似的方法控制自己，一些小抽搐什么的。”她把这形容为“自然，养育，尼采”（nature,nurture and Nietzsche）。她记得以前她总是告诉大卫不要反着拿刀，但是现在姬蒂就像大卫一样拿刀，但凯特琳再也没有纠正她了。她以前总是告诉大卫不要把炒蛋在吐司上堆得太高，但现在当孩子们这样做时，总是放肆地说着“爸爸以前就这么做”。这些事就像试金石，会帮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现，他们的自我里也有父亲的影子——炒蛋试金石。
有些时候，凯特琳对孩子的爱之强烈会吓到她自己。这让她想起她的母亲：“前一秒还温馨轻松，后一秒她就会忽然暴怒，就像葛饰北斋浮世绘中的巨浪。”有一个情景令她印象深刻：有一次在爸妈的床上，她和妈妈惬意地吃着吐司，她妈妈突然暴怒，厉声大骂房间不整洁。凯特琳回忆：“我当时抽泣着，脸都憋紫了，因为我穿起了所有能穿上的衣服来试图让房间变得整洁。她疯了，言语间满是怒气！我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这样的认识让凯特琳免于令自己的愤怒失控乃至变成暴力。她可以深呼吸，或者数到一百；她可以告诉孩子们回自己的房间去，明白自己需要一些空间以免伤害他们。她掌握了一些技巧来成就自己的改变，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们都认同，在大卫去世十八个月后，她的生活已经重新回到正轨，日常生活过得很好：睡眠更好了，也有很幸福的时刻。延长面谈的时间间隔是我们共同的有意识的决定，我们以此了解如果减少咨询会不会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她知道一定会有一些时刻她会突然感到很受挫，感到失控和恐惧。但是她也知道，她工作做得很好，她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她也终于不再对蒂姆抱有恋爱的兴趣，虽然蒂姆仍然是她的朋友。她有了一个新的男人，他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凯特琳把他称为“一位绅士”。他很温柔、可靠，也很性感。他们每次见面都很开心。
我喜欢我脑中马赛克式的凯特琳的生活图景，那种马赛克你可能会在一个罗马别墅里见到：有一些小马赛克片被磨平或者已有破损，有一些已经残缺不堪；另一些却毫发无伤，展现着完美的图像。凯特琳爱和被爱的能力让这些脆弱但珍贵的小马赛克片得以拼合在一起。大卫的逝去剥离了一部分马赛克，但是凯特琳的豁达和热情让这幅图景仍然完整地在黑暗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