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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企鹅兰登出版社的王怡翾女士联系到我，邀约我翻译《悲伤的力量》一书。这是近些年来我接受得最爽快的工作。
在《非诚勿扰》的某期节目中，当一对幸运的男女嘉宾牵手离开时，我照例有一两句感言，忘了那次是因为具体的哪一点而感慨，我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人生千差万别，有时会让人觉得如此不平等，但人生中至少有两件事情，在它们面前人人平等——爱情和死亡。”我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是，人人都无法抵御爱情来临时的攻城略地，正如人人最终都要降服于死亡。节目播出后，有个观众在我微博上评论道（大意如下）：“你怎么能在别人牵手的大喜时刻说到死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看到这条评论先是有点儿心惊，对呀，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地煞了风景，我仿佛真的从这条评论的几个字里看到了可怕的事情和恐惧的情绪。继而我又思考，我们对死亡是多么敏感，那位观众能够在众声喧哗中敏锐捕捉到这个字眼，而我竟然在看起来完全无关的场景和话题中联想到这个意象。后来我似乎有点儿明白，在许多文化里，死亡是一个敏感到成为禁忌的话题，是“房间里的大象”：“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着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
对于那些极其可怕的事情，我们谈还是不谈？
个人生活里遍布着这些“可怕”的事情：天生残障、父母虐待、老师歧视、校园霸凌、学习障碍、升学失败、未婚先孕、恋人分手、配偶出轨、意外怀孕、关系恶化、背叛伴侣、离婚、中年危机、性功能障碍、健康恶化、失亲、失业、经济危机、生意失利、职场压力、药物成瘾、酗酒、意外事故……还有，更大的悲剧，天灾、战争、暴政、社会动荡。
对于这些“可怕”的事情，我想去了解和谈论。
1988年秋，我结束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本科阶段的学习，开始做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师从乐国安先生。乐老师交给我的第一个研学项目是翻译一本名为《临终关怀心理学》的英文书籍。因为种种其实我也不甚了了的原因，虽然我完成了翻译，但该书最终未能出版。那是我第一次以研究的目光接触死亡这个命题，它留给我的印象是艰难、复杂、混乱、迷茫、无助。无论是临终者还是经历了失亲之痛的遗属，他们都需要得到帮助，起码是恰当的理解。而在那时的生活经验中，临终者总是被简单安慰，在我看来简直几近糊弄，“没事的，马上就会好起来，过些天就可以回家了”；同时，遗属们总是被粗糙地鼓励，“节哀顺变，保重自己，忘掉过去，迎接明天”。这恐怕源于我们从不或者疏于谈论这个问题，也难于思考这些可怕的事情，所以事到临头便不知所云，不如失语。
2011年9月最后一天，我随《非诚勿扰》节目组从南京去到北京，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节目录制。我入住酒店是晚上八点左右。十点左右，接到家里电话，先生的口气急促而又克制，他说：“你不要着急，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你爸可能不行了……”
父亲是当天早晨住院的，不是因为生病，是为了体检。他那年83岁，除了些貌似无关大碍的老年病，仍像以往一样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夏去秋来，他打算全面检查一下身体，做些针对性的调理和保健，为了免于来回奔波所以选择了住院。就在当天晚上，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从对护士说“我难受”，到心脏停止跳动，大概不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毫无防备，所以他离开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所以家人赶到医院的时候，面对的是他的遗体。所以当时我只能在电话里跟已然离去的父亲告别。
我将永远无从得知，弥留之际，父亲感到了什么，他想要我为他做什么。
也许，我将永远不能停止想象：弥留之际，他感到极大的孤独与恐惧，他想要对视到亲人的目光，感觉到亲人的抚摸。
得知《悲伤的力量》的主题是“面对死亡”，我几乎是立刻决定接受这个翻译工作。与我的初想不同，这本心理辅导书更多的并不是直接给出疗愈失亲创痛的理论、原则、方法，而是不厌其烦地记述她和案主面谈与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过程，相同的是，我们都要走过这一段黑暗的泥泞之路。有人幸运些，有手相牵，有灯引路；有人艰难些，孤单无靠，四顾茫然，朱莉娅·塞缪尔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她不能指明你的出路，也不能代替你走过你的必由之路，但她可以以专业的姿态和共情的步履伴你左右。当我们在人生中寻求突围，旁人能做的也无非如此了。“如果作为人类注定就是受限的，那么，医护专业和机构……理应协助人们搏击这些局限。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藉，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时，才具有合理性。”
《悲伤的力量》给了我直面死亡问题的力量。
谢谢企鹅兰登出版公司和王怡翾编辑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袁拾梦同学，此书翻译过程中她帮助我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我们愿以此书寄托我对父亲和她对外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