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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与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生时是要贬流黄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看不大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亡了国还有文人代负责；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忧，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在生前断炊却没有什么诗意。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讲来非常缠绵凄恻，身历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其流祸甚广，下当详述。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极形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召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摘，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看见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虵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也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纽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工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定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像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像头一不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且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圆，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圆。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做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约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有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中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如果有甚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一人国救不了，责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时露出愤慨之情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就是所谓乱世之音，并不是说青年一愤慨，世就会乱起来，是说世已乱了，所以难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时中国飞机打到东京去，中国战舰猛轰伦敦之时，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风，不至处处互相轻鄙互相对骂出气了。
其次，有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唯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这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谕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于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讽谕诗，你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只有讽谕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要紧是白居易做得出好诗，诗做不好，在诗中加几句奥伏赫变，打倒，起来，杀，杀，杀的喊声，也是无用。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口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耻恶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出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因为有这种种假文学，所以我近来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径。这样把道德与文章混为一谈，似乎不合理。但是此中有个分别。创作的文学，只以文学之高下为标准，但是理论的文学，却要看其人能不能言顾其行。我很看不起阮大铖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说杰作，即使其人无甚足取，我还是要看。但是在讲理与批评满口道学的文章，就不同，其人不足论，则其文不足观。这就是所谓载道文章最大的危险。一人若不先在品格上、修养上下工夫，就会在文章上暴露其卑劣的品性。现代文人最好骂政客无廉耻，自己就得有廉耻，最近看见报上载，刘湘到南京请款，就有记者做一篇文章骂刘湘，开列一张清单，明明白白说他在四川重重叠叠苛捐什税的收入有几百万，不应再向政府要款。这似是理直气壮，忧国忧民的上乘载道文章。但是听说，结果刘湘答允每月给二百圆津贴，这记者连一个屁也不放了？这是所谓为饭碗而文学。如果真有所谓力足以亡国的文学，这便是亡国的文学。前几年福建有地方政府勒收烟苗捐，报上文章大家挥毫痛骂烟毒，说鸦片可以亡国灭种，后来一家报馆每月领了七十五圆，大家就鸦雀无声。这样鼓吹礼义廉耻是鼓吹不来的。舆论的地位是高于政界，开口骂人亦甚痛快，但是政客一月七十五圆就可以把你封嘴，也不见得清高到怎样地步。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克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你自己是不是狐群狗党。你骂资本主义，自己应会吃苦，不要势利，做骗子。你骂他人读古书，自己不要教古文，偷看古书。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可悲的现象？
这样说来，文人还做得么？所以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颜之推家训中说过：“但成学士，亦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你们要明白，不做文人，还可以做人，一做文人，做人就不甚容易。如果不做文人，而可以做人，也算不愧父母之养育师傅之教训。子夏所谓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字重要在文字之上。文做不好有什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单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中国的幽默大家不是苏东坡，不是袁中郎，不是东方朔，而是一切把国事当儿戏，把官厅当家祠，依违两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孙，度此一生的人。中国的幽默文学，不在《论语》专篇，而在《论语》的古香斋及《论语》的半月要闻。大家行为上非常幽默，文章上非常严肃，做出事来是魏忠贤、李林甫之流；写出文章来是骂孔孟而媲尧舜。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你能一天苦干，能认真办铁路，叫火车开准时刻，或认真办小学，叫学生得实益，到了晚上看看《论语》，国不会亡的，就是看梅兰芳、杨小楼，甚至到跳舞场，拥舞女，国也不会亡。文学不应该过于严肃枯燥，过于严肃无味，人家就看不下去。因为文学像点心，不妨精雅一点、技巧一点。做人道理却应该认清。
但是在下还有一句话。我劝诸位不要做文人，因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骂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学，总要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质就是诚实，不空疏，有自己的见地，这是由思与学练来的）。文之不传，非不工也，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一人必有一人忠实的思想骨干，文字辞藻都是余事。）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文人之真假只在真与媚二字之别。有你自己的见解，有你自己的癖好，有你自己的操守，不舍己耘人，不求旁人之喜悦，不讨时人之欢心，郑重一些，认为文章千古事。这样就同时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
（《论语》第57期，193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