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来是金恒炜先生打来要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

“顾先生去世了？！”心头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顾先生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始，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龄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而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龄无疾而终，这在传统中国原叫做“白喜事”，亲友晚辈本无悲伤之必要。只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来，正准备明年为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时不过数月，老人却“避寿”而去，终不能不使晚辈感其哀悼也。

笔者之认识顾先生，进而成为顾氏的助手，还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的。在五十年代之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 How）女士和我。

顾维钧先生在一九六○年初有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学部”之后，校方原是指定Julie担任访问。Julie工作本就相当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财的千金小姐，家资万贯，不靠薪金过日子，搞历史本是她的“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干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连荫在访问了顾少川先生童年事迹以后，她嫌太忙太累，就辍工不干了。

我那时比连荫还要忙。但是“顾维钧”这个名字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时代，顾总长、顾总理和黄蕙兰夫人还住在铁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时，我家的一些长辈，包括我那在法国留学的姑母和姑丈，都认识他们。自我家长辈口中，不知听了多少顾总长的“传奇”——那时的“顾总长”这三个字，对个小孩子是多么遥远啊！

如今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就近在眼前，这项传奇何能放过？我自连荫处取过录音带，就和顾总长攀谈起来了。顾总长对我的接班，也大为高兴——因为我对“民国史演义”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后者，也能如数家珍。顾总长提到吴景濂，我就说“吴大头”；他说“国会议员”，我就说“八百罗汉”；他说“张嘉璈使他过不了中秋节”，我就把“张公权回忆录”拿给他看，并告以张公权先生亲口对我所说的关于“中秋节事件”的经过；他提到冯玉祥“倒戈”——此事当时传说是“顾维钧假扮妇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诉他黄郛是主谋，黄沈亦云夫人则躲在北京公馆作“内应”。

“黄沈亦云夫人告诉我，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语向当年的总长、摄阁，提出如上情报。

“黄太太那时也在北京？”顾公始终以英语问我。

“怎么不在呢？”我说，“黄夫人彻夜不眠，还不时把电灯开关扭动，看看北京是否断电呢！”

“啊！原来黄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说了也笑起来。总之，顾总长对我这位助手对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为欣赏——他的故事，也找到了如响斯应的传人。

一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错误，顾公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公才服输。

“唐博士，”顾总长安慰我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新写过。”

顾总长和胡适大使及李代总统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辈、如子侄，亲如家人。顾公可能是久作外交官的关系，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地，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我随顾公三年有奇，他未叫过我一声“德刚”或“TK”。每次我往谒见，他总是站起来和我握手，叫我“Dr.Tong”，顾公告诉我，当年他的上司陆徵祥对他总是如此。做职业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过顾先生对我这个助手则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在海牙，每年回纽约三数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纽之前，他总是写信告诉哥大当轴，盼能调我这位“唐博士”继续做他的“助手”。一次他还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荐呢。退休之后，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国际银行总裁Eugene Black等，图重整美洲最老的华美组织China Society，我还在他这位会长之下，又做了四年的“执行副会长”的苦工呢。

我替顾先生当助手搞“口述自传”，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开始的。他那时是哥大的真正的超级高材生。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孙逸仙博士做了总统，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了，需才孔亟。老师们乃劝“威灵顿”（顾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国报效。

“我的博士论文才写了一半呢！”威灵顿认为他还未学成，应暂缓归国。

“够了！够了！”老师们说。

其实这篇论文实是“不够、不够”的，有待补充。据说几位老师大家分工，补充补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适之老师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顾氏所得的是一份殊荣。

顾君回国时翩翩一表，给“宰相”唐绍仪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亲，做了国务总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书，旋升参赞。那时虽是民国，然帝制还是去年的事，官仪官箴，仍从旧习。

“每次梅兰芳见到我，都‘打千’呢。”顾氏说得很平淡，而我这位《梅兰芳传》的作者却心里有数——我知道我的“英雄”，可爱的“梅郎”，那时对这位“相府女婿”的新贵，是怎样“打千”请安的。

顾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数月，大总统府出事了。

原来那时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规矩，新年期间向全世界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电复新年发财。这个天大的新闻里却独缺北京。袁大总统不安了，内阁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电东京质问——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顾秘书想出政府里邮电收发可能有误。外交部、国务院既未收此电，则此电可能径发大总统府——顾秘书乃奉命往总统府“查卷”。这一查，不得了：此电赫然在焉，只是电报上有大总统府秘书的批注说：“东京来电，姓名地址不详，免复。”

原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英文电报里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个天大的乌龙！

“这位秘书怎能如此粗心！”笔者也曾干过短期小型的“机要秘书”，知道吃这行饭是既“机”又“要”，大意不得的。

“他是哈佛毕业的。”顾氏微笑。

“是谁？”我追问。

“不必说名字吧。”顾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聪明人，他知道他这位“助手”是会自己知道的。

哈佛毕业，回国任大总统机要秘书，是比哥伦比亚毕业，任外交部秘书，要“机要”得多啊！

“袁大总统如何处理这一过失？”我问。

“罚薪一月，”顾微笑地说，“不久就调职了。”

“哈佛毕业的”调了职，这位“哥伦比亚毕业的”就奉大总统手谕，兼任双重秘书了。

“袁大总统”和“蒋老总统”不同。蒋公选择“幕僚”，尤其是管“机要”一类的人，务求其谨小慎微、鞠躬尽瘁，像陈布雷先生那样的谦谦君子。袁世凯则反是，他取其精明强干，遇有要事，拿出主张，任其艰巨——这一来，这位精明强干、才大心细的顾少川，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不久便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浊世佳公子便被大总统逾格超升，以“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钦差大臣”的同等官阶和荣誉，出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

顾少川那时在冠盖如云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风度、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识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尽风头，虽然他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当时列强的一个最老大、最腐朽、最贫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数年前，一位哥大的东方学生威灵顿·顾曾率领了一个哥大辩论团远征普林斯顿大学，击败该校的辩论团之后，由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在官邸欢宴，宾主尽欢，相约“再见”。又有谁知道，数年之后，彼此真的“再见”了。“再见”之时，彼此都穿上大礼服，一位是美国的大总统，另一位则是古老中国的“钦差大臣”呢。

呈递国书之后，这两位忘年老友，握手一笑——这是外交史上的国际佳话呢，还是英雄识英雄、“使君与操”的煮酒话旧呢？！这件事，为以前史书上所未有，今后的外交史恐怕也难得五百年一遇了。

“现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我们外交使节行文，总是叫‘训令’，”顾先生偶尔也同我讲几句不上记录的华语，说，“在清代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只能用‘咨文’——因为外交使节是代表国家的，代表皇帝的，是钦命官、钦差大臣——是和六部尚书‘平等’的……”顾先生向我说这话，并无感叹之意，他只是说明一件历史事实，和行政制度上的变革而已。

顾少川先生自二十七岁时，从“钦差大臣”做起，两度入阁“拜相”，一直做到八十岁退休为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办外交不比打仗，”顾氏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位后辈，“打仗有百分之百的胜利，也有无条件投降。办外交能办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胜利？！”

他曾替“军阀政府”服务，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这点顾氏一直向我否认）；他也替“国民政府”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大使”，而成为“战犯”。

顾先生的才华真是一时无两。他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笔者不学而有幸，竟能襄赞长者，留下他一生最光辉的阶段，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七年中，最光辉的记录和最丰富的史料。我曾替他那三十七大箱个人文件和三十五年的英文日记，做过“引得”，在哥大图书馆辟专室保管之。

缅念先贤，我想，像顾先生这样有才华和功业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说是“广陵散从此绝矣”！对一个教外交史的教师来说，顾先生在现代外交史上，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写顾先生，笔者可文不加点，一下便写出二三十万字来——他的故事太丰富了，也太有传奇性了。姑且应金恒炜兄之嘱，暂时就写到此处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八时匆草

（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oR583UivYdrISAgKa0VF6if/AFlKfekuOlxmbvRoH7u9WJ0echmdvlM5wNtF1H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