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来是金恒炜先生打来要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
“顾先生去世了?!”心头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顾先生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始,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龄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而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龄无疾而终,这在传统中国原叫做“白喜事”,亲友晚辈本无悲伤之必要。只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来,正准备明年为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时不过数月,老人却“避寿”而去,终不能不使晚辈感其哀悼也。
笔者之认识顾先生,进而成为顾氏的助手,还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的。在五十年代之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 How)女士和我。
顾维钧先生在一九六○年初有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学部”之后,校方原是指定Julie担任访问。Julie工作本就相当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财的千金小姐,家资万贯,不靠薪金过日子,搞历史本是她的“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干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连荫在访问了顾少川先生童年事迹以后,她嫌太忙太累,就辍工不干了。
我那时比连荫还要忙。但是“顾维钧”这个名字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时代,顾总长、顾总理和黄蕙兰夫人还住在铁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时,我家的一些长辈,包括我那在法国留学的姑母和姑丈,都认识他们。自我家长辈口中,不知听了多少顾总长的“传奇”——那时的“顾总长”这三个字,对个小孩子是多么遥远啊!
如今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就近在眼前,这项传奇何能放过?我自连荫处取过录音带,就和顾总长攀谈起来了。顾总长对我的接班,也大为高兴——因为我对“民国史演义”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后者,也能如数家珍。顾总长提到吴景濂,我就说“吴大头”;他说“国会议员”,我就说“八百罗汉”;他说“张嘉璈使他过不了中秋节”,我就把“张公权回忆录”拿给他看,并告以张公权先生亲口对我所说的关于“中秋节事件”的经过;他提到冯玉祥“倒戈”——此事当时传说是“顾维钧假扮妇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诉他黄郛是主谋,黄沈亦云夫人则躲在北京公馆作“内应”。
“黄沈亦云夫人告诉我,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语向当年的总长、摄阁,提出如上情报。
“黄太太那时也在北京?”顾公始终以英语问我。
“怎么不在呢?”我说,“黄夫人彻夜不眠,还不时把电灯开关扭动,看看北京是否断电呢!”
“啊!原来黄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说了也笑起来。总之,顾总长对我这位助手对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为欣赏——他的故事,也找到了如响斯应的传人。
一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错误,顾公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公才服输。
“唐博士,”顾总长安慰我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新写过。”
顾总长和胡适大使及李代总统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辈、如子侄,亲如家人。顾公可能是久作外交官的关系,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地,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我随顾公三年有奇,他未叫过我一声“德刚”或“TK”。每次我往谒见,他总是站起来和我握手,叫我“Dr.Tong”,顾公告诉我,当年他的上司陆徵祥对他总是如此。做职业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过顾先生对我这个助手则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在海牙,每年回纽约三数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纽之前,他总是写信告诉哥大当轴,盼能调我这位“唐博士”继续做他的“助手”。一次他还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荐呢。退休之后,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国际银行总裁Eugene Black等,图重整美洲最老的华美组织China Society,我还在他这位会长之下,又做了四年的“执行副会长”的苦工呢。
我替顾先生当助手搞“口述自传”,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开始的。他那时是哥大的真正的超级高材生。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孙逸仙博士做了总统,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了,需才孔亟。老师们乃劝“威灵顿”(顾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国报效。
“我的博士论文才写了一半呢!”威灵顿认为他还未学成,应暂缓归国。
“够了!够了!”老师们说。
其实这篇论文实是“不够、不够”的,有待补充。据说几位老师大家分工,补充补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适之老师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顾氏所得的是一份殊荣。
顾君回国时翩翩一表,给“宰相”唐绍仪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亲,做了国务总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书,旋升参赞。那时虽是民国,然帝制还是去年的事,官仪官箴,仍从旧习。
“每次梅兰芳见到我,都‘打千’呢。”顾氏说得很平淡,而我这位《梅兰芳传》的作者却心里有数——我知道我的“英雄”,可爱的“梅郎”,那时对这位“相府女婿”的新贵,是怎样“打千”请安的。
顾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数月,大总统府出事了。
原来那时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规矩,新年期间向全世界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电复新年发财。这个天大的新闻里却独缺北京。袁大总统不安了,内阁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电东京质问——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顾秘书想出政府里邮电收发可能有误。外交部、国务院既未收此电,则此电可能径发大总统府——顾秘书乃奉命往总统府“查卷”。这一查,不得了:此电赫然在焉,只是电报上有大总统府秘书的批注说:“东京来电,姓名地址不详,免复。”
原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英文电报里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个天大的乌龙!
“这位秘书怎能如此粗心!”笔者也曾干过短期小型的“机要秘书”,知道吃这行饭是既“机”又“要”,大意不得的。
“他是哈佛毕业的。”顾氏微笑。
“是谁?”我追问。
“不必说名字吧。”顾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聪明人,他知道他这位“助手”是会自己知道的。
哈佛毕业,回国任大总统机要秘书,是比哥伦比亚毕业,任外交部秘书,要“机要”得多啊!
“袁大总统如何处理这一过失?”我问。
“罚薪一月,”顾微笑地说,“不久就调职了。”
“哈佛毕业的”调了职,这位“哥伦比亚毕业的”就奉大总统手谕,兼任双重秘书了。
“袁大总统”和“蒋老总统”不同。蒋公选择“幕僚”,尤其是管“机要”一类的人,务求其谨小慎微、鞠躬尽瘁,像陈布雷先生那样的谦谦君子。袁世凯则反是,他取其精明强干,遇有要事,拿出主张,任其艰巨——这一来,这位精明强干、才大心细的顾少川,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不久便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浊世佳公子便被大总统逾格超升,以“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钦差大臣”的同等官阶和荣誉,出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
顾少川那时在冠盖如云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风度、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识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尽风头,虽然他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当时列强的一个最老大、最腐朽、最贫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数年前,一位哥大的东方学生威灵顿·顾曾率领了一个哥大辩论团远征普林斯顿大学,击败该校的辩论团之后,由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在官邸欢宴,宾主尽欢,相约“再见”。又有谁知道,数年之后,彼此真的“再见”了。“再见”之时,彼此都穿上大礼服,一位是美国的大总统,另一位则是古老中国的“钦差大臣”呢。
呈递国书之后,这两位忘年老友,握手一笑——这是外交史上的国际佳话呢,还是英雄识英雄、“使君与操”的煮酒话旧呢?!这件事,为以前史书上所未有,今后的外交史恐怕也难得五百年一遇了。
“现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我们外交使节行文,总是叫‘训令’,”顾先生偶尔也同我讲几句不上记录的华语,说,“在清代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只能用‘咨文’——因为外交使节是代表国家的,代表皇帝的,是钦命官、钦差大臣——是和六部尚书‘平等’的……”顾先生向我说这话,并无感叹之意,他只是说明一件历史事实,和行政制度上的变革而已。
顾少川先生自二十七岁时,从“钦差大臣”做起,两度入阁“拜相”,一直做到八十岁退休为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办外交不比打仗,”顾氏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位后辈,“打仗有百分之百的胜利,也有无条件投降。办外交能办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胜利?!”
他曾替“军阀政府”服务,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这点顾氏一直向我否认);他也替“国民政府”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大使”,而成为“战犯”。
顾先生的才华真是一时无两。他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笔者不学而有幸,竟能襄赞长者,留下他一生最光辉的阶段,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七年中,最光辉的记录和最丰富的史料。我曾替他那三十七大箱个人文件和三十五年的英文日记,做过“引得”,在哥大图书馆辟专室保管之。
缅念先贤,我想,像顾先生这样有才华和功业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说是“广陵散从此绝矣”!对一个教外交史的教师来说,顾先生在现代外交史上,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写顾先生,笔者可文不加点,一下便写出二三十万字来——他的故事太丰富了,也太有传奇性了。姑且应金恒炜兄之嘱,暂时就写到此处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八时匆草
(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