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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应《中国时报》邀请参加时报文学奖评审工作，飞来台北三日，并于九月十五日晚作“文学与口述历史”公关演讲，演讲会由本社发行人刘绍唐主持，唐教授自拟长达三千字演讲大纲，惟因时间关系而有甚多省略，现讲稿经《时报人间副刊》整理完竣，本社特参酌唐教授演讲大纲略加补充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唐教授早于一九五七年即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门工作，为该部门仅有的三位工作人员之一。此一工作当时在美国史学界为一大创新与拓荒之举，故唐教授贵为中美史学界搞“口述历史”工作的元老。在此期间，其个人工作收获也极为可观，也是他对我国史学界最了不起的贡献，即先后完成《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稿）、《（黄沈）亦云回忆》（译中文稿为英文）、《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稿）及《顾维钧回忆录》（英文稿）四部巨著。前两者中文稿已由本社出版，后者本刊正摘要连载中。
《顾维钧回忆录》长达一万一千余页，除顾先生自己所保存之原始文件与资料外，其主要部分（一九一二—一九三四）为唐教授所编写（已故夏连荫女士编写童年部分）。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往往为“无名英雄”，设非唐教授此次演讲提及，编者竟未之前闻，更未向读者交代，甚感愧疚，谨在此向唐教授表示歉意。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廿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五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文学与口述历史我既然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当兵最高的阶级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所以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世界性的口述历史学部，也有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但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只有夏连荫小姐和我两个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写，只有我中英文都能写，所以那时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我们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后来胡先生回国，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支持我们成立一个口述历史的基金会，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见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条）说“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历史”。这就是中研院”口述历史的由来。所以，“中研院”口述历史是胡先生写了那封信才开始的。
接下来谈谈口述历史的起源，这要从第二次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自夸“口述历史”的名词是他发明的说起。当时他创出的名词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而现在这个名词已经世界通行了，所以这个名词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亚伦·芮文斯一个人搞起来的。
亚伦·芮文斯提出Oral History的名词后，我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我看来Oral History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不过那时不叫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在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我们学历史的人一般分历史为两大部门：一种是未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种是有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们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后来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为凭所上推出来的史前历史。孔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论语》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书《礼记·檀弓》，记载许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记。诸如此类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历史。
后来秦始皇焚书，弄得汉初无书可读，于是找一些学界耆宿如伏胜等加以口述，代代相传，成了汉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汉朝四百年间，古文家都不被承认，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视。（事实上《左传》并非伪书，而是被作伪者刘歆动过手脚。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读《鲁史》的笔记，有哲学气味的笔记，也可说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笔记。但是《鲁史》是什么样的书？作者又是谁？我大胆假设：《鲁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书失传后，被刘歆在中秘书发现，乃改头换面，倒果为因，搞出《左传》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另外刘汉以后也有很突出的口述历史，那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七十篇（再大胆假设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所听来的，也就是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那一段，他说得很明显，现在抄录下来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从以上所录看来，司马迁认为他的故事比传闻更为正确，因为他是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公孙和董又是直接听夏无且大夫说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当暗杀进行之时，夏医生帮着老板用药囊打过荆轲的，其话当然可信。这是一篇极好的文学著作和历史，而司马迁就讲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讲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来，口述历史（也可以说是口述文学）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再看我们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时做过叫花子，也当过和尚，他年老时最忌讳这一段，那时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颂德说朱元璋的功业蔽天、“光被四表”，谁知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认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当和尚，和尚头“光被四表”，所以把这马屁精给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盖祖庙、修族谱时，对自己的身世，总得有个交代啊！但是那些摇笔杆子的什么“大学士”们，谁敢执笔呢？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个聪明办法来——来搞个“口述历史”，说群臣愚鲁，对圣上祖宗盛德，才难尽述，伏乞圣主略叙列祖列宗之天纵英明事迹，愚臣庶可据以跪录等等。谁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过去当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无隐讳地全盘托出。这篇文章也是中国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上的杰作，没有口述历史这个传统，这篇文章是无法执笔的。（原文见《七修类稿》）
另外如太平天国覆灭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口供）也是我国传统“口述历史”的上品。据说当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了，忠王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面讲一面写，完成了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状》。
大陆上最好的、最出色的一本口述历史的书，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把他老婆一妻一妾装模作样的种种情形写得非常真切动人，所以大陆上三十多年来历史成就，当推溥仪这本口述历史。
从以上这么多例证我们可以明白，“口述历史”这个名词还没有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有口述历史的事实了。
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荷马（Homer，公元前九世纪）和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纪）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等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荷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马兵”等等，几乎全是听来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传闻——人家告诉他的口述历史。然而，西方传统口述历史中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和影响的，那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千载奇书，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岁那年（一二七一年），他随父亲和一位叔父启程去中国，那是他的处女行，但却是他父亲和叔父的第二次。他们循古丝绸之路东行，路经波斯、葱岭，入中国新疆、甘肃，经敦煌过西安（那条唐三藏取经的路），吃尽千辛万苦，历时三年，才到达中国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报到。其后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一住十七年，备受宠遇。并以色目要员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游中国，并参加攻克襄阳的激战。小马可且自炫曾为扬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长）。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准远过欧洲甚多。波罗三人进入中国，直如板儿进入大观园，中国贫农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后，忽必烈年老，波罗等自己亦倦鸟思归，准备衣锦还乡。此时正值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的可汗（驻波斯）丧偶，北京忽必烈拟送一贵女子去波斯为钦察汗续弦，三位波罗乃膺命护送。他们于一二九二年自北京动身，取水道经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赶往今日炮火连天的伊朗。护卫六百人，巨舶十余艘，在三位波罗率领之下，历时三年，始完成任务。因顺路还乡，回到威尼斯故里。他们一行离开故乡，前后已二十五年，乡音无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罗三人毕竟衣锦荣归，光耀故里。
马可波罗这趟亚洲之旅，在中古时期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动人心，自不在话下。意大利那时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波罗等自大元帝国归来，自然一开口便以“百万”（million）为单位，百万也就成了马可的诨名。孰知马百万还乡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马百万那时不过四十开外，一战被俘，便做了热那亚的战俘，囚于战俘营。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难友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鲁斯梯谦（Rustichello），一个善吹，一个善写，二人一拍即合，在战俘大牢之内，他俩就拟定一个“口述历史”计划，写起书来，二人所说的都是当时当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语（France-Italian），书成之后，他们就以“百万”作书名。后来译成其他语言就改称《马可·波罗游记》了。
《百万》书成于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势如野火，传抄、翻译，很快便传遍欧洲，其后各种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余种。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游记》实在是我辈搞口述历史这一行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实上，后来名震世界的热那亚晚辈冒险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到美洲去探险，就是根据马氏游记想到东方找中国，结果找错了反而发现美洲。口述历史意外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功效，这是马可·波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的关系。我本来学历史，但对文学有兴趣，所以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十六个字。
先说“六经皆史”，这是清章学诚说的（其实西方也有“二经皆史”，指《新约全书》《旧约全书》），他认为不只六经，其实诸子百家皆史，我倒认为不只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皆有其历史价值。其次“诸史皆文”，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文学，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历史散文早被公认是上等的文学作品。我们读西洋史也一样，可以见到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丘吉尔某年某月某日，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
古代历史中，《后汉书》有十几家，为什么后人独推范晔的《后汉书》，其他都不传，这并不表示其他《后汉书》历史写得不好，而是文章没有范晔的好，所以也可以说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后说“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西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是这种“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的传统现在已渐渐衰微，就以写中国历史的作品来看，美国人大都老老实实平铺直叙，但英国人写历史就注重文学修养，他们写史第一条件是要英文写得好。与美国并不要求英文写得好，只要求正确与否不一样。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国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问，现在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新气味，所以他们的东西把它当历史看可以，当资料看也可以，但是，要当文学看就差多了。
这种美国式的历史趋势，愈来愈可怕，也就是说历史渐渐被科学所污染，在美国历史现在叫作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变成干燥无味的东西了。例如我执教过的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是把历史划入社会科学院和政治学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长建议，历史应在文学院而不应在社会科学院，像我们中国的各大学，历史系都在文学院的，但我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而外，最糟的是电脑普遍应用以后，历史已被电脑征服。只要电脑一按，历史资料就全部出来了。
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我在美国卅年来老跟着电脑跑，常有跟不上的感觉。我想再过一百年，历史研究会变得不可思议。那时，我们回头看胡适、余英时等历史学者，也再看看自己，一个个都变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将来什么事都根据电脑，学者的努力将会是白费心机，譬如胡适用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诗经》，将来一按电钮，哗啦啦什么都出来了，结果胡适搞了十几年，电脑几秒钟就出来了。这种历史研究趋势，受科技发展的汹汹来势影响，将会一发不可收拾。上次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辛亥革命会议”，大陆一个学者写信给我说大陆上看不到日本、美国的资料，问我能否帮他搜集一些辛亥革命资料，我想我这么忙怎么帮他呢？于是我到图书馆请教管理员，向他要一些辛亥革命资料，要他告诉我Computer怎么做法？他说好，你给我一个题目，于是我给他“中国辛亥革命”，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钮，“革命”的资料哗啦啦立刻显印出来了。其次“中国”，于是“中国革命”的资料立刻又显印出来。再按“一九一一年”，又哒哒哒哒大约三十秒钟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国辛亥革命”的资料。这些资料如果自己来抄，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么可能有两三个月的工夫去帮助朋友查抄这些资料呢！但用电脑我查抄这些资料给他，只花了卅秒。所以我说电脑是很可怕的。
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试想卅秒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胡适这些大家做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学历史的要靠什么吃饭？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
历史虽然被科学瓜分了，幸好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使我们有饭吃，有兴趣继续搞下去。然而，我并不是说科学不重要。所以历史虽然向科学靠拢，没有科学也就没有历史，而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那么历史就要自杀了，学历史的人的人生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阶段历史中还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写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东西，尽量使这些书的可读性提高。当年我为顾维钧先生编写回忆录，他与我谈了许多外交上的逸事，我请他尽量详细地讲，尤其他当袁世凯秘书时所知闻的一些逸事，顾先生起先不肯讲，经我再三追问才勉强讲出来，结果后来发现都是很有味道的历史文学。这一类的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可读性之高一定超过一般历史，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为了得一点历史知识而去阅读，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有几分文学的素养，而且凡是够资格写的人都会讲，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术（写史的技术）。我与胡适先生谈，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胡适、顾维钧、黄沈亦云（黄郛夫人）都很会讲，所以他们的回忆都很有可读性。因此，十几年前我回台湾，想到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老总统”，如果可以请到他老人家做个口述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如愿，“总统”就过世了，我一直很难过，这么好的口述历史竟没有传下来！
如今学历史的百分之八十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还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抗战到底。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