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处:唐代《千金方》
使用历史:1300年
主要成分:制半夏、陈皮、竹茹、酸枣仁(炒)、枳实、远志(制)、五味子、人参、熟地黄、茯苓、朱砂、甘草、大枣
整体药性:温
功能主治:和胃化痰,安神定志。用于心胆虚怯,触事易惊,心悸不安,虚烦不寐
典型征象:失眠,害怕黑暗,不敢独处
安神温胆丸是从孙思邈的“温胆汤”衍变而来的。“温胆汤”最早的方子很简单,只有生姜、半夏、橘皮、竹茹、枳实、炙甘草六味药,孙思邈把它用在“大病后,虚烦不得眠”上,就是用来治疗失眠。
到了宋代,名医陈言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两味同样普通的药,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大枣,这个包含了生姜、橘皮、大枣在内的小方子,居然给后世的若干胆小者“壮了胆”——它逐渐变成了现在药店就能买到的安神温胆丸。这个成药是在“壮胆”的基础上,又加了安神的分量。很显然,现在人比古人更加心虚胆小了,所以才失眠。
我们常看到胆子特小的人,他们的表现首先是害怕黑暗,夜里不敢独自待着,这种人用心理学的话说,是“心理能量不足”。实际上,这种心理问题是有身体问题做背景的,这种人可能是天生的体质,或者因为生病,不管哪种,总的来说都是阳气虚。
中医最重视的就是阳气,把人体的阳气比作自然界里的太阳,具体解释起来,阳气是功能,也是生命力,有阳气才有生命,所以才有“人活一口气”的说法。活人与死人的区别也在于“气”的有无,而不是结构上的改变。离世的人可以五脏俱全,但是他们没有功能,没有气了,也就没有生机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农业国,不是食肉民族,我们的水土饮食都注定了中国人的体质没有欧洲人强悍,所以过去经常会在冬天看到穿短袖、T恤的外国人,站在穿棉袄戴帽子的中国人群里,欧洲人的火力比中国人壮,这是普遍规律。我们的古代中医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治疗都不离固护阳气。其实,非但中医,中国文化也在方方面面护卫着阳气。
比如中国人喜欢“扎堆儿”,不管远隔千山万水,到了春节也要凑到一块儿为过个“团圆年”。中国北方人要住“四合院”,就算子女分别成家,也要同住在大家庭的屋檐下,讲究的是聚拢人气。分家在过去几乎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很多老年人就因为分家而去世,因为家是集体生命力的凝聚。所以,即便现在每年“春运”都艰难无比,即便提倡“分时度假”“带薪休假”,但在中国很少见欧洲那样不在意公共节假日而独自旅行的“背包客”。因为中国人的过节其实在意的是向阳气浓重的地方聚拢,在意的是在互相帮衬中增加阳气,是一种本能,人多的地方自然生机旺盛,有生命力。
所谓阳气,具体地说是器官脏腑的功能,笼统地说就是人体整体的生命力。功能强健,生命力就旺盛,人也就胆大,敢自己独处,甚至可能喜欢独处,或者虽然不喜欢但至少不怕。很多人说,那是因为这个人见识广的原因,其实见识广的人已经对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完成了历练。身体不好的,阳气不足的,可能在见识中就已经夭折了,能经历过见识而且泰然健在的人,他们的阳气一定是旺的,经受过考验而不衰的。他们的“胆大”,具体到中医上,就包含了“不胆寒”的含义。
在“温胆汤”的方子之后有一句说明:“大病后,虚烦不能眠。”之所以是“大病后”,因为大病往往是折伤阳气的,病后的体质乃至心态都会出现变化,有的人可能就此伤了元气,一蹶不振,原来很壮实的人就此变得虚弱下去,具体到胆,就是胆寒、胆小。
我看过一个病人,有慢性肝病,除了肝硬化的诸多症状之外,长年不敢吃凉的东西,一吃就泻肚,很显然是阳气虚。他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胆小,虽然是四五十岁的男人,但外出始终不敢一个人住单间,一定要拉了同伴陪着。这都说明他是阳气不足的人,胆小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不是心理问题,其实是身体有病的标志。
因为“胆”在中医里不仅涉及胆量,还影响到消化,不是指分泌胆汁的那个西医里的胆,涉及身心两个领域。中医里“胆”的“职称”是“清净之腑”,所谓清净就意味着不能寒也不能热,胆热会出现口苦咽干之类的不适,得吃龙胆泻肝丸之类的药去清除肝胆湿热。因为中医的“胆”只能保持常温,所以“温胆药”不可能是大热药,不似温肾药,肾气虚寒的时候可以用附子,胆的温药适可而止。
孙思邈是大医,所以他首创的“温胆汤”中,温药也只用到生姜,半夏、竹茹只用到二两,生姜却用到了五两,是其他药的两倍。用生姜是要借它不过于温燥的药性,祛除胆经的寒气,所谓给人“壮胆”其实也就是以提升身体能量和功能为前提。
安神温胆丸是从“温胆汤”变化而来的,除了有温胆的药物之外,还增加了安神的药物,看得出想双管齐下,因为失眠的人往往病史很长,很少是单一病因。
适合用“温胆丸”来治的失眠,除了失眠,一个人夜里不敢睡觉,还可能有心烦,没人的时候害怕,人多了还烦。但总体给人一种软弱的、生命力不那么旺盛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心在害怕,时时缩成一团,心里能感到一阵阵寒气。为此,药里加了人参还有朱砂,一是增加能量,一是帮助安神镇静,同样起的是先壮身体后壮胆的作用。
这个药是大蜜丸,一次一丸,一天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