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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敏听到这声叹息，却以为石越在感怀身世，连忙笑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白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语，起先不免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不免更加误会。柴贵谊连忙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的闲聊……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
石越等人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几何。众人都不知就里，找人打听，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全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摇头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经说，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唐棣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不禁都点头称是。当下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面煮酒，一面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回头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却又怕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待，只好暗自苦笑——无论如何，得把这个谎圆下去。
13
不料关心他的人竟然不在少数。
当晚回到桑府，桑俞楚便递给他一封信，说是苏轼所写。信中写道：
“轼启，孟春犹寒，不审起居何似。前日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茂材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岂可因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且，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故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信中拳拳之意，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默默的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这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让石越心头不禁一热。自从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许多。在现代，除了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的心中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打量桑宅，仿佛间竟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一面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面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大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垂着眼帘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大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比不上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四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黠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注意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细看，画的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被称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的晚唐名相李德裕，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14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茂材科征召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足下，还不定怎样。”另有一些人则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
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曾布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内疚。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对于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石越并不是把谎言当饭吃的现代人。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有时，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可能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
“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觉悟到，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只是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碧月轩。
找到楚云儿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心情在这里慢慢地恢复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说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轻轻地走到琴边，默默的调好琴弦，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一直到天全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15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经典不再盲目信任，并且提出种种质疑之时，石越的这部著作，无疑会极大的鼓舞这业已出现萌芽的思潮——既然《尚书》都有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被怀疑？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赞赏；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因此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淮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这是石越欲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16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都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周礼》之中，惟《冬官》不存，故当今之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部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浅显。
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
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用全部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但是石越始终只是一个文科生。七部书中，《算术初步》略好一点，也不过是初中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只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过是初中的部分理论；最糟的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石越根本记不住那些分子式，只好在书中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篇幅不过两万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地理初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圆说，这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远在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相不相信，却要另当别论——《地理初步》的确也经常被人们当成第二本《山海经》来读；《生物初步》中，为了避免太大的麻烦，石越没有说物种起源，只是介绍了化石的作用，又讲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书，顾忌之处，实在太多了；最好写的一部书则是《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石越在“石学七书”中，毫不客气的使用了大食数字[11]与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部书的内容还要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理科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只不过后来大食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菁英阶层做学问时才会用到。
在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召他；而最坏的说法说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召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人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被认为是“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部书正是导致“石学七书”又被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大食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召，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的刊行无关。
石越却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这又一次征召，完全不理会诏书中皇帝对他这个已经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朝廷也极少征召过二十多岁的“茂材”。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其实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为何又不愿接诏？”赵顼更加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茂材制科不以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赵顼有点不快了，茂材制科都不来应试，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臣也只是揣测……”
17
石越三拒朝廷制科的征召，半年内十部书的刊行于世，终于让他名噪天下。
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
“石学七书”出版之后，他的日子就渐渐悠闲。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任，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了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与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熙宁三年的七月，除了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有几个商人家中接钦使都接过三次？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中却也不免暗暗得意。不久他又接到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唐家出了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同一般，石越又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因此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颇知上下打点之道，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自然更是对一切大开方便之门。唐甘南又在信中询问桑氏印书馆的情形，问他是否有意在杭州开设分店——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略一思忖，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介绍了什么是彩色套印。
桑俞楚连忙点头称是：“这是好主意。”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生产方式，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这一点桑俞楚深有同感。
说完这些，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注视桑俞楚，说道：“小侄也有一事正想和伯父商议。”
桑俞楚见到石越如此郑重的样子，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他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微笑道：“贤侄请说——”
“我想创办一座书院讲学，此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语调虽然温和，态度却是异常的坚定。
桑俞楚不由一怔：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他想了一会，才说道：“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当然，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只是……”
石越起先并没有想到这许多，他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不管多大困难，创办书院，他是志在必行。
桑俞楚知他误会，摇头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不料他担心却是这件事，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与平常的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薪俸。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书本笔墨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来，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读？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桑俞楚依然决定支持石越。便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太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要在这里办书院，也非常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那块地，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所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白家则付给先生的食宿与礼金。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购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不由有点纳闷：“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了工匠询问，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是农村的就无人不曾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多半是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土法烧水泥石越也相当熟悉——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用水泥做粘合剂、或者粉刷地面，比起宋代人用石灰石与黄土砌地来，效率高出太多了。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工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校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在这段时间里，石越、桑充国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也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尽心尽力——石越许久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是不太通光，白水潭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房子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石越便教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要便宜许多。兼之石越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物，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村里的秀才们佩服，据说李家的李秀才平日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就是盖房子烧砖这样的事情，竟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说这个石公子其实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部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却并无二致。
18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12]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的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13]，而此时正逢宋夏战事重燃，五月份双方在庆州一带交战，八月西夏更是全国动员，合兵三十万之众进攻环庆，虽未占到大便宜，但宋朝却也不敢等闲视之，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新党遂趁机托言司马光是当世名臣，闻名于辽夏，建议让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亦即是陕西，协助韩绛一道应付西北局面。这亦是一石双鸟之计，一则国难当头，司马光无法推脱，正好借机将司马光赶出权力中心；一则司马光到底不过是一介文臣，并不知兵，到了陕西，正好给人看笑话。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污告他贩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正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苏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带着愁容。
石越和苏轼交情已是不浅，见了苏轼之后，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略略一说，因为怕让石越更加不愿入仕，反而强笑着安慰石越道：“我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14]，也未必有事，王驸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切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驸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说道：“司马光权知永兴军，不久罢判西京御史台，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奇道：“君实判西京御史台？”
石越自知失言，连忙掩饰道：“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
苏轼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事情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便想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上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苏轼的命运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自己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改变？只得干笑几声，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见他如此说，倒也不以为意，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二人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也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连忙欠身笑道：“小弟谨记了。”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叫了马车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楚云儿见他满怀心事，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的相陪。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想来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来也颇为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轻声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1].出自《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
[2].均输法，北宋初年，在东南江、浙、荆、淮六路置发运使，总管采购物资运往开封事宜。王安石变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物价与汴京需要，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节省价款和转运劳费。因用人不当，执行时颇有弊端，甚受朝野攻击。
[3].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宋朝初期，在各地设有常平、惠民等仓库，调剂人民粮食歉收时的食粮不足。1068年，各地仓库积存钱谷1500余石贯石。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从常平仓中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夏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初期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其弊病非止一端，小说后有详叙。
[4].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用来架空中书门下的一个机构。当时王安石还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中书不能做主，遂创此机构，由枢密院与中书各派一人，负责新法事务。这个机构在熙宁三年五月就废除了。
[5].助役法，王安石新法“募役法”之组成部分，吕惠卿所倡导。要求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之家，以及女户、僧道户、未成丁户等贫困免役之家，也要依照户等交纳役钱，称为“助役钱”。此法不仅触犯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也给贫穷人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6].崇政殿说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
[7].省试合格奏名举人为正奏名。这一年宋朝进士科295人，明经、诸科共534人，为正奏名；另有特奏名474人。
[8].茂材制科，即“天圣九科”中的“茂材异等”科，富弼即是此科及第。两宋制举一共御试22次，入等者不过40人，选拔了不少著名人才。
[9].石越来历不明，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10].本官，亦称正官、寄禄官。如某部尚书、某部侍郎，在北宋前期，此官只用于确定官员的品位、俸禄，并非实际担任此官，因此不受重视。
[11].即阿拉伯数字，当时阿拉伯地区中国称为“大食”。实则阿拉伯数字是由印度人发明，石越亦是以讹传讹。
[12].宋代制度，选择儒臣定期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称为经筵。
[13].朝臣到地方上任，称为“出外”。司马光于十月十九日面辞崇政殿，十一月十四日到任长安。
[14].司马光字君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