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就无动于衷而又心不在焉地离去

悲哀往往源于熟悉的事物的消失，比如那家西餐馆。它的原址—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原址—现在是一家文质彬彬的火锅店。关于地理位置，我没什么记忆，会有记得住的路名，曾觉得要走很远才能到达，如今看来近乎咫尺。只有细节，连同发生这些细节的场景还保存了下来：雪白的冰激凌球在橘子汽水中浮动，球上插着两面小纸伞。

随父母来到这间小餐馆（只是偶尔一次的奢侈），我会把《机器猫》带到这里来看。那些盗版书，加在一起也就七八本吧，但是印刷还很不错，后来被叫开的康夫、小静、小强、大雄，在那些书里分别叫野比、静子、强夫、大胖。在图书馆里遇到，我都直接拿去办外借，总要被那个满头卷发的女管理员诅咒：这本最抢手了，你却要借出去看！

我是孩子，任性不需要理由，我藏身在小伞的下面，它们保护我，又让我不必说什么“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不必说，也不该说，那既不酷又不现实。爱总结是个坏习惯，一个人可以享受着大致的岁月静好却不需要总结它，何况我有过多少不太好的念头，只不过没有实施而已。看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那个妇人，我就有同感：谁没有过置人于死地之心的，才可以说自己曾经无忧无虑。还记得有一次野比君一头撞开房门冲进来：“机器猫，给我一颗炸弹！我要把大胖炸死，我也跟他一起死！”

“我要杀掉劳里卡，”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说，“用我手上的这把斧子。”劳里卡是姑妈的女儿，卡内蒂恨她，在回忆录《获救之舌》中，他告诉读者劳里卡后来长成了一个冷酷俗气的女子，成天就想嫁个好人家。卡内蒂鄙夷地说：“她23岁，而且还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还记得他说母亲的话，“她总想榨取我的感恩”。甚至到母亲死时，“充斥我内心的，还是她从前的威风，我怀疑她在我面前隐藏自己”。

他的爸爸早就没了，妈妈一个人带他。吃冰激凌球或别的什么甜美食物的经验，也许距离他很遥远，可是，一个总拿文字行报复之事的人不会讨人喜欢，而他还有大言在先，说“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就连红颜知己薇莎，后来成了他的太太，也频遭他的嘲讽。二十六七岁上，卡内蒂读了19世纪伟大德国剧作家毕希纳（GeorgBüchner）的作品，心中生出了天大的委屈，他一头冲到薇莎家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

这本《获救之舌》很古老了，我边读边想，我若有一天也写出这样的回忆录，那要么是因为太失败，要么是因为太成功。太失败，自然要找点发泄的渠道，相反，得志了还不猖狂，更待何时？

不过事实上，即使任性胡来，卡内蒂对薇莎也有着感激，不像对自己的寡母那是从头到尾的不留情面。薇莎是个知心姐姐，大他八岁，填补了他落空的恋母情结，她能见招拆招地应对卡内蒂的臭脾气，又能帮助他成长。卡内蒂迷恋德语世界的一代讽刺大师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后来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他也专门提到了克劳斯对自己的影响，而薇莎却及时拿出《圣经》，告诫他“不要把任何人册封为上帝”。

我坐在餐馆里，一会儿看几页书，一会儿看看人。不管是谁，只要进过餐馆和公厕，就该懂得人跟人没什么不同，都得进食，都得排泄，在进食的时候都会发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动静，或者，为了不发出动静而有意违背本能，嚅动着嘴巴和腮帮吃东西。大人都以为，凭那彩色小伞我就可以开心半天了，确实如此，它们给了我谜一样的安全感，让我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无师自通地养成了不崇拜任何人的习惯。我有一个并不存在的薇莎。

在那本小小的《耳证人》里，卡内蒂写了这么几句话：“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但同时，“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

这里有一种暗中的骄横，就像一时得意的凶手坦白他精密的行凶准备。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是很幸福的，但是，这取决于人能否随时确认自己的收获，哪怕是被夺走了什么东西，也能随时恢复自信，为方才的亲历而悄悄称幸。

在一个名叫“博物馆”的咖啡馆里，整整一年半时间，卡内蒂都在注视一位日日看报纸的松内博士，他认清了那个人是一只猛禽，一直在不着声色地识人断事。至于好友布洛赫，卡内蒂以更强的欣赏的口吻描写他的行状：

布洛赫……一言不发。……他的倾听由细微的、可感知的呼吸打断，这证明说话者所说的话不仅被听见，而且被吸纳，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所房屋，然后从容地在那里落座。那些轻微的呼吸声是主人对你表示的敬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请进，你是我的客人，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下次再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这几个操德语的人命该聚在一起：克劳斯、布洛赫、卡内蒂，之后互相观察，彼此吸纳。卡内蒂觉得，倾听或观察都不是彬彬有礼的，而是威胁行为。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受迫害妄想，他说布洛赫的眼睛意味着“捕获、抢夺”，他的“请进”犹如请君入瓮。呵，别说咖啡馆，哪怕一个高朋满座、欢声雷动的场合，也只不过是人们暂时没有抄起桌椅大打出手而已吧……我并没有他那样的妄想症，可是，我一旦亲身体验过攻击性的被压抑，也就不认为时光会在静好的状态下凝固多久了。冲突是有趣的，冲突是青春。在我眼前的漫画里，机器猫拿出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来处理小学生之间的恩怨，有时解决它，有时激化它。

上学了。很多人我看一眼就想远离，而结交的好朋友呢？事后想想，他们都不至于优秀到让我崇拜的地步，如此，跟他们在一起我才有安全感，想旁观便旁观，想投入便投入。在卡内蒂眼里，《没有个性的人》的作者穆齐尔（Robert Musil）是个跟克劳斯、布洛赫一样伟大的作家，因为他穷，他老实巴交；而跟穆齐尔齐名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也就是写《尤利西斯》的那位，就大不一样了。1935年，乔伊斯来参加卡内蒂的朗读会，听他读新写的剧本《虚荣的喜剧》，听完后说了一句话：“我用刀刮胡子，而且不用照镜子。”卡内蒂为此耿耿于怀：他怎么可以比我更尖酸刻薄？“我为乔伊斯感到羞愧，”他写道，“他这种强迫症似的敏感，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强迫症似的敏感”—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当然，他也是欺负乔伊斯比自己年长，寿命又不太长，就如同那位劳里卡也活得不如自己长，所以尽可以落井下石一样。那种尖刻和小肚鸡肠本可以引而不发，可他太爱自己，太害怕屈居别人之下。我也一样，所以才把崇拜他人的本能削减到零，才采用“耳证人”、旁观者的方式，尽量表现出漠然、心不在焉和随时退出的状态来保护自己。

这种自我保护的习性，后来甚至强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为了不出丑，我主动到主管者那里请缨，去做极其无聊的登记造册工作。一个个姓名在眼前滚过，绝大多数都不能立刻转换为面孔，我却悠然得连心跳都减慢了，觉得自己很明智。当我在《耳证人》中，看到卡内蒂把他观察到的人，像榨汁机一样榨成五十种形象、五十个性格—“泪水司炉”“受诱太太”“累娘子”，等等不一而足，后来，他又在《群众与权力》中把人群分门别类，我觉得这位老兄简直就是我的精神先驱：通过把别人分类，自己便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了。

而读名单的经验也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我对文字的奇特热情。跟课本上人人必须抄写的词句不同，它们像是某种秘密档案，知道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就如同窥探到了隐私。它们当然也没什么用处，只是让旁观者饱有所获，从而继续旁观下去。日后，他们终于相信写作可以完全代替行动了，像卡内蒂那样，一面在纸上倾吐满满的恶意，尽力将所认识的人挖苦个遍，一面把自己活成一个社恐深度患者。他的强迫症病入膏肓。赖希—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曾说，卡内蒂跟人约定给他打电话必须拨两次，一次响五声，他才会接。

曾有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的许多工人集会，为两名被一审处死的工友举行暴动，并把司法大厦给点着了。卡内蒂看到了军警的枪弹，看到呻吟倒下的人，但他并没觉得这里有涉及社会正义、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群众与权力》里他写下了如此的反思：“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

1927年他才二十二岁，好吧，这个阴郁的、未老先衰的、似乎从未露出过笑脸的卡内蒂，也有过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从他制造的阴郁里走出来，外边是随时恭候的阳光。应该保护自己，但是，因为擅长保护而总是不自觉地害怕他人，以至于随时抽干他们的血肉，放到解剖台上解剖，实在不太有趣。运动会那天，在看到许多人（“群众”）死命奔向终点线时，端坐广播台的我嘴里喊着“加油哇！”，心头实实在在地掠过了一丝庆幸。我为不必丢脸庆幸，更为远离人群而庆幸。我并不知道，久后必有一天，我将掉头走回到他们的行列里面。

参考书目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恕林、宁瑛、蔡鸿君译：《获救之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徐庆译：《耳证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良梅译：《眼睛游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良梅、王莹译：《耳中火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米歇尔·图尔尼埃
（Michel Tournier，1924—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