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丑人悲伤

他们打起来了，像两只垫了海绵的拳套一样，刚刚坐着自动扶梯上来的人都看着他们。孩子站到了两边，眼睛里冒出迷惑，一个男人一面招架一面反击，他的吼声十分可怕：“孩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让他们自己处理！”

埃·奥·卜劳恩，你看见了吗？你画的那六幅漫画，现在，我的面前就有实景，还配了音。孩子打架，闻声而来的大人争吵起来，然后是一记嘴巴，再然后是拳打脚踢，演变成一场殴斗，而此时的孩子们已经在一边安心玩了起来，跟没事人一样。不过，我所亲见的这一幕里没有对比产生的幽默，孩子站在两边迷茫地看，大人打架的样子真丑，太丑了。

大人丑，这是我从小就认定了的。俊气的大人只存在于连环画里，像是梁山泊那些带有主角气质的人物，现实中的大人，有着愁眉苦脸的习惯和暴跳如雷的潜能，有太多的原因让他们板起面孔。孩子也有很丑的，不过，孩子之所以丑，往往也是因为他的容颜、神态太像大人，是因为他皱眉、斜眼、撇嘴的样子太过自然，是因为他在打架时，嘴里飞出了大人才会用的词语。漫画里的大人也很丑，你看卜劳恩画的父亲，秃顶，扫帚眉，小眼睛，大肚子，口鼻的地方，蓄着老派德国男人的那种胡子。不过，这种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漫画要让人笑，不丑一点怎么行呢？

《父与子》那么走红，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卖，我拥有的那个版本当初是从同学手中借来的，读了又读，以后当自己有了一本时，又被别的同学借走。可想来，花半小时读过《父与子》一遍，我笑的机会并不多，书中不到二百个故事，有一些看不懂，有一些看懂了但不觉得好笑。比如说，父与子钓到一条小鱼，讨论了一番后把它放生，结果一条大鱼瞬间把小鱼给吃了。又比如他们在湖中遇到美人鱼，美人鱼走了，两人一起临舷泣下。卜劳恩，为什么要让一个丑丑的大人落泪呢？

我对欢笑的需求，在刚记事不久就升到了高峰，所以见不得哭，何况是一个丑人的哭。丑人好像别无选择，或者被讨厌，或者被嘲笑，卜劳恩画的父亲，写进小说里就是一个别无选择的“反英雄”，搬上动画片，他一定是那种反应永远慢半拍的配角。但是，卜劳恩并没有撒开了画他的丑，他时常用一种淡淡的同情，让这位丑父亲显现一些特别的侧面：他常常是胆小的，远远看见一个挥着酒瓶子的人跑来，他就吓得带着儿子逃命；但有时，他又是勇敢的：跟入室抢劫的盗匪交火，隔着一道门互相放枪，还曾跳水救人，还有，他常常能跟一些身材很好但面无表情的宪兵周旋。

儿子则是个典型的孩子：爱耍小聪明，爱玩恶作剧，不过，他最常规的工作是模仿父亲。成人世界里有不止一个对象供他捉弄，但可以模仿的则惟有自己的爹。他模仿父亲的形象、威仪、举手投足，有时挑衅父权，好像一心要与大人平起平坐，而一旦遇到现实威胁，他又要依赖父亲的保护和示范。他的个头还不及父亲的裤腰，但他会当着父亲的面，没大没小地抽烟斗，还会在镜子前，给自己戴头套，戴假胡子。挑衅一旦过分，惹恼了父亲，他就会像只小鸭子一样被拎起来，放在膝盖上打。

我需要笑，但我对幽默有挑剔。对于漫画，我认为优秀的作者要有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从现实向外跨出诡异而优雅的一步。最好的漫画是让人“哑然失笑”的，画面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不动声色。我记得，有一个漫画画一个光着屁股的女子站在洗澡缸前面，洗澡水里露出一个鲨鱼的鱼鳍；有一台压路机把人的影子压到了路面里；还有一群羊，过铁道的时候，头羊俯耳贴在铁轨上听动静，它们的想象是受控的，荒诞感是有度的，要是画洗澡人从澡盆里捉出一条鲨鱼，两只羊卧轨自杀，就全砸了。

《父与子》中最出色的故事都表现了这种受控的想象力。比如《吃面条》：饭桌上，儿子用手抓着面条往嘴里送，父亲就带他去博物馆，看那个拉奥孔父子被蛇缠绕的雕塑；《给裸像遮羞》：父子二人给一个裸体雕像戴帽子、披外套、塞手杖，哈哈大笑，最后，父亲刚脱了长裤，却见讲解员带着一群观众过来。我每次看到这一组画都很开心，如果大人能够“放飞自我”，丑又有何妨。

但我开心的机会着实不多，充其量就是全书的五分之一吧。卜劳恩的画风，特别是那笔触，含有一种让我无法一笑置之的黑色的质地了。他一生只这一本书传世，画完全书的内容用了三年多，在他幽默的创作背后是一个不幽默的身份：生活于德国的犹太人，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卜劳恩能把人们的殴斗画得有如跳舞，但是，他很清楚殴斗就是殴斗。他是见识过暴力的人，为此留下了“政治不正确”的档案。他的一幅早期代表作，画了一个人在雪地上尿出“卐”字样。他对一些东西耿耿于怀，这妨碍了他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如何“搞笑”，一些闪闪烁烁、驱之不散的忧虑，会让他的幽默想象戛然止步。西方人的卡通善于把恶变成喜剧的一部分，反面人物长了独眼，难看的獠牙，肥大的屁股和腰，身材比例严重失调，让人产生“你凭什么这么横？不知道自己长得多残吗？”的观感，但在卜劳恩这里，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在一个讲述“忍无可忍”的故事里，一名流氓无端往父亲脸上吐烟，戳破他的帽子，打爆儿子手里的气球，暴着齿牙地狂笑。这流氓身材雄武膀阔腰圆，父亲哭着求饶而不成，流氓猛地挥起一拳，将他打得半天没回过神来。我在这幅漫画里看到了白描的恶，恶人极尽狂妄之能，他确信，狂妄不会带来任何于己不利的后果。

结局让人很解气，然而，卜劳恩弱化了父与子所受的欺压的力度，凌辱他们的人并没有下死力。正是在这种娱乐性的设计里，我看到了可怕的东西：强者耍弄弱者，就像猫耍弄老鼠那样志在必得。当父亲终于勇敢起来反抗强者，故事却已丧失了谐趣。想想也是，从古至今无数颂扬勇敢的故事，有多少谈得上是幽默的呢？

我读《父与子》的时候，报纸上还常能见到华君武的漫画。凭我疙瘩大小的脑仁是欣赏不来的：中国文人画画，历来喜欢呻吟，华老也总是用密密麻麻的字填满页边，从民间俗谚、童谣到自编的顺口溜，又像是文人做派，又似乎很想讨好大老粗读者—他为何不看看人家《父与子》，看看卜劳恩的画面有多么安静呢？通篇不着台词，以“默片”动人，才是更大的本事吧。然而，华君武的风格，那种抓单一特征而略去其他细节的简笔画法，又怎能让我不联想到卜劳恩。

果不其然，后来我查知，1938年，年方23岁的华君武来到延安时，就几乎把自己视为卜劳恩的私淑弟子，对大师的作品、风格尤其是他内心连绵的忧虑都了然于胸。世界上有的是一表人才的恶棍，而善良人并不一定能因自己的善良或反抗而强大，相反，还会认清自己的难看与卑微。中国人的漫画更加直接，缺少含蓄，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看了三四十年代的“暗黑系”—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因为太写实，漫画中的幽默几乎一律是黑色的，三毛跟狗争食的样子丑得都有异形的气象了。爱德华·福克斯（EdwardPaul Fuchs）说，无产阶级没有漫画，因为“工人是缺乏幽默感的……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十分沉重”。不仅华君武、张乐平的漫画证实了这一点，我见识过的许许多多不善言笑的人，也都让我想起这句话。

《父与子》当初是在《柏林画报》连载的，画报延请卜劳恩时也有类似的顾虑：他会不会生活得太严肃，他，一个深为政治现实所忧的人，真能幽默起来吗？当然，最让他们忌惮的，还是画家敏感的身份，他们担心刊物会受到连累。后来父与子作品一炮而红，报社才如释重负，与苦大仇深的同时代人张乐平不同，卜劳恩创造了一个精神的避风港，同时也是远离政治的安全区：爸爸和儿子的家庭世界。不管外边成了什么样子，父子之间的合作、对抗与玩闹狂欢不受干扰。而《柏林画报》也给了卜劳恩一个机会，他把那些无法平抑的忧愤托付给艺术，托付给幽默感和想象力去安抚。

那是魏玛时代的最后几年，最伟大的德国作家都失语了。曾断言民主不适应德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于1933年流亡出境，继续保持“政治冷漠”的本色，含糊地写写讽刺文章，对于希特勒的德意志文化政策，他持观望态度，甚至有所期待。德国知识分子常常是自我怀疑的行家，是被土星照耀的人，热切地盼望生命成为悲剧，悲剧成为规律。犹太人卜劳恩的苦闷大概也不例外吧，尽管其中更多地掺加了对个人安危的担忧：他隐居莱茵河畔的马堡，画画，用笔稍稍延缓可能到来的灾难。《父与子》的走红，并不能带给他成功的喜悦。

丑人有勇敢的时候，丑人也有伤心的时候。作为丑人，父亲经常死要面子，下棋下不过儿子就打一顿泄愤，但我更记得父子俩温柔、慈悲、于心不忍的瞬间：不忍坐视乞丐不顾，不忍炖一条钓上来的小鱼，不忍打死一只妨碍他们用餐的黄蜂。有一个故事描写两人种豌豆，总有一只鸟过来把刚刚种下的豌豆衔走，后来，儿子设法绕到鸟背后，突然把它捉住。最后一个画面里，鸟被一块手帕蒙了眼睛，仍被放回原先停着的那根枝丫上。相对于漫画里常见的懊丧、恼怒和暴力，这种风趣的仁慈多么少见，而画出它的人，如果知道他的漫画仅仅被书商包装成“风靡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爆笑经典”，又该多么难过。

我喜欢去动物园，但是，我见到被捆住脚、供人合影的绿孔雀，就会想起《父与子》里，卜劳恩画的中产阶级男女，他们伪善而浅薄，摆开架势，引诱小鸟来给自己当拍照的布景，儿子给这些小鸟喂食，把天使都感动了，飞来亲吻孩子的脸。但天使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力的无法救济，在人间，善良往往被冷酷逼到墙角。走出家门，父与子遇到的是一个尊卑意识依然强大的社会，一个仆役面无表情、汲汲于把手中职权用到极致的社会，一个显贵势利虚荣、市民好勇斗狠的社会。警察从服装到外表都透着趾高气扬，蓄着俾斯麦式两端上翘的人字须，动不动拎别人的衣领；一身军容的门卫，依然保留着威廉二世年代的派头，媚上欺下，以貌取人；草根阶层烦躁不安，就连芬兰蒸汽浴室里的侍应生都有虐待狂的倾向，随意凌辱客人。“阶级友谊”是罕见的：有一个故事讲父亲买的鸭子被大风卷入了一户民居的烟囱，掉进炉子里，被那户人家当作天赐的圣诞礼物直接上桌。父与子在窗外看见，悄悄转身离去，父亲蹑手蹑脚的样子，就仿佛刚刚和儿子完成了一场恶作剧—美好总是离不开童心未泯。

虽然不能经常地发笑，但我还是常常去翻《父与子》，我把那些最好笑的故事推荐给小伙伴，可是，我们有时也会讨论，为什么一些故事不好玩。那时，我总是接受不了一些主人公经常眼泪汪汪的动画片，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在一出正剧里边，可无论怎样，在报纸杂志上，我还是时不常能见到木刻画风格的插图，那种沉郁、苍凉的气氛，会勾起对卜劳恩的联想。在“生活”一词里，占据半壁江山的是“生存”二字，这是大人的世界释放出的信号，大人都希望孩子“永远快乐”，可他们处在自己所理解的生活之中，他们做不了表率。

在《父与子》系列进入后期时，不知何故，卜劳恩开始断断续续讲述一个历险故事：他让父子俩继承大笔遗产，住进豪华公馆，又在一次旅游途中出了意外，被抛在了无人荒岛之上。他们找了一只信鸽，想让它去送求救信，可是鸽子呆呆立着不动，一怒之下，两人就把鸽子宰了，穿在木棍上美滋滋地烤。

画面里的爷俩依然开心，但卜劳恩的形象已然模糊、远去。这时的他，是否正在绝望之中？荒岛上的心情促使父与子杀死了一只鸟，他们还记得自己种豌豆时的好意吗？

虽然反纳粹，但当二战当真打响时，卜劳恩还是站在德国一边助威的。在德法前线“奇怪战争”时期，他还画了一幅漫画，讽刺法国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是要准备投降。可是，这些工作没能改变他死于迫害的命运—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幼时读《父与子》，我看到前言里说画家“被扼杀”，也没有往被处死的方向去理解，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

正如我一直不敢翻漫画的最后一页一样—父与子在树杈上钉了一封告别书，然后携手走向远方，走上天空，六个星期以后踏入太阳（也许是月亮），随后，这个天体就浮现出一个父亲的微笑脸容：扫帚眉，小眼睛，口鼻的地方蓄着老派德国男人的那种胡子。我只看了一眼就阖上了封底，感觉就像一个昨天还寒暄过的友人，忽然间就上了讣告似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结束，也不知道当初的报纸和读者怎么能容忍画家如此收场。只是后来，我才注意到那张脸孔旁原来还有一颗小星星，六角形，是犹太人的象征；我才知道，注意是一种需要缓慢学习的能力。

参考书目

［德国］埃·奥·卜劳恩作，《父与子》全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8月。

贝蒂尔·里贝克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所作之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