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所有的人都不会死

电视机有过一段漫长的君临年代：它拱起一块凸面玻璃，俯瞰着唯一的观众，屏幕里，一场永无终结的追逐正在进行。老鼠跑在前面，猫跟在后头，他们的脚下起了旋风，身后带起尘土，所到之处房倒屋塌，草皮都掀了起来，一地的狼藉。

看《猫和老鼠》是童年的一项保留节目，它的精妙之处，在于猫和老鼠无论挨了怎样的打击，被烙烫，被电击，被锤子敲脸，树砸脑袋，又是刀砍又是斧剁，从楼顶被一棍子打到二里地远的草坑里，也只会发生各种形变，秃一块皮、起个大包或烤焦身体的某个部位，要不了几秒便能复原，完好无损。

我就这样开开心心地看啊看。在《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回忆童年心情时做了一句总结：“所有的人都不会死”，正因此，时间是徜徉的，漫游的，每一分钟都跟前一分钟大不一样，在时间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人，但人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遵守怎样的自然和物理规律，我不关心。

但到了某一集，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次，猫和老鼠争夺一张吊床，老鼠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蚂蚁和青蛙的力量，最后猫被扔进了一个水池里。一个水池，正常的操作应是猫扑腾几下，然后在水底托着腮帮子生气，然而这次不同，画面中的水池忽然变成了地狱的岩浆一般，热气逼人，猫的身体瞬间分成了好几块，在咕嘟咕嘟的水泡里一点点下沉。

我大吃一惊，汗毛都竖了起来：汤姆猫，这回是真的死了！

虽然片子还在继续，猫继续他生龙活虎的表演，但后来遇到这一集，我却不敢再看了。随着猫的死亡，有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我的脑中破土。死是一起恶性事件，它无情地暴露了一个事实：肉身并不是可随意塑形的玩具，它是惩罚的对象，是忧虑的来由，它的存在和完好，一时间，似乎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个生物死之前的样子。

但死亡的时刻，又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诱惑，就好像一个孩子不敢进地下室或是黝黑的楼道，却总要在那入口张望一眼。巧的是，我读过的书中，第一个真正印象深刻的死人，也是死在水里的。有一个特写：那是一双光溜溜的大脚，脚趾朝上，四周是一片漆黑。他是刚刚坠到水底的，所以一定有浮土在周围漫起，血把水染得更浑了，汩汩的气泡翻滚着上升，应该还有敌兵的呐喊在渐渐消停下来。

这个人是张顺，有名的“浪里白条”。他的死，《水浒传》原作里写得很详细：在四更天，杭州城外的涌金门，张顺从水底潜伏中腾身而起，朝城上攀去，他以为城里方腊的守军毫无防备，没想到，城头忽的伏兵大作，张顺赶忙跳回水中，但被飞矢、苦竹枪、鹅卵石追上。水本是他的恣意徜徉的掩蔽所，这一下竟成了尸床，第二天，敌军在水中捞起他的尸骸示众。这一段读起来让人扼腕伤心。不过，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人在征讨方腊时死去了四分之三，唯独“涌金门张顺归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连环画画家还特写了他的死状—一双大脚。

我有过一段着迷于连环画的时光，在书中，时不常会看到一些死亡的场面。《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第一册里就有大将军何进被杀，人头从城上丢了下来。那时，我到一个好朋友家里，就趴在他家的地板上一起看书，我们都不知道东汉末年到底是个怎样的乱世背景，翻到这一页时，又觉得尴尬，他指了指画面，很不自然地说：“这个是……头。”

这是中国的话本文学，来自口口相传的故事，所以，一个个在战场上被杀、被刺，在刑场被处死的人，基本上都是戏剧的高潮而已。我喜欢看两个武将对垒，来回打了几回合，一将斩杀另一将，比如说《定军山》这一本，黄忠刀劈夏侯渊，我是看了又看，夏侯渊头朝下，黄忠的刀口往他的脖子上抹了过去，一时间，胜利的和失败的，威武的和卑琐的，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尘埃落定的时分真让人神清气爽。

《水浒传》却有些不同，它是一部有浓烈的肉体气息的小说，脖子、胸膛和四肢总是占据了面对刀尖的位置，死亡除了拦脖子砍头颅，更充满了剖腹剜心之类展示性暴力。书中的死法比《三国演义》丰富得多，枭首的，碎剐的，缢毙的，炮轰的，石头砸死的，乱箭攒身的，还有被蛇咬了中毒身亡的，好汉们多有手刃仇敌或滥杀无辜的经验，连环画多渲染杀人前的准备动作，渲染刀口闪耀的仇恨与绝望。

只要我持定看戏的立场，它们便不过是一些身外之事，具有十分的强度而已。当我能读原著时，我还特地寻找这类血腥的、肉感的段落，去与人分享。我着迷于文字里的画面感，当宋江领命征方腊，好汉们在一种密集的节奏中死去了，而他们帅气的诨名—“摩云金翅”“云里金刚”“立地太岁”“插翅虎”“没羽箭”“一丈青”……则有如一个个灭绝的恐龙物种那样，听起来豪壮而悲凉。

吴用常常安慰宋江说“某某兄弟之死乃天数”，以免宋江联想太丰富，唯宋江对张顺感情太深，得知张顺的尸首被方腊的人挑起来示众，他放声恸哭，第二天就专门去遥祭了。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在这里久留，祭奠仪式很快变成了一场诱敌行动，方腊的军队袭击宋江，又被事先埋伏的宋军包围，一场混战。战争的车轮，仅仅在风光旖旎的西湖边、在水涛轻拍的涌金门停顿了一下，就又启动，去碾压更多的生命了。

所谓“古典悲剧之美”，不知张顺死去的样子算不算其一种呢？多少颗头颅滚滚远去，那双大脚常驻在心，我的想象和感受，像血在池水中化开一般，从一具无生命的躯体漫入人活着的时候。他死在自己最熟悉的介质里，这永远冰冷、永远阴暗而无法捕捉的水，一个凭着超凡的水下技能，能久在其中的人，可曾有过片刻的时机，想到自己的彻底孤独和无所依靠。

要不是那幅画面，《水浒传》大概也无法点燃我对生命的悲剧感受。这书里杀人太多、太轻松了，有如走流程一样，会淹没一些真正悲剧性的抉择时刻，比如宋江杀惜。可是，那只猫在水里分解的样子，我是记住的，它等待着回响。当张顺来到涌金门下，作为事件的死，才开始升级为作为情境的死，让我经历了一个身体化的过程，我踩着连环画搭出的坡道迈向文学的门扉。我认识的“文学”，就是这么一样东西，能把人从电视机前拎到生与死的模拟体验舱里。

我最早接触过的外国小说，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辛辛苦苦啃完后就嫌弃了。我嫌它们的低效，长长的一个故事只弄死一个人。我还不明白那些作家的追求，在他们这里，像死亡这种严重的事情，是需要通过文字来转化为人生的高潮的；同《水浒传》手脚麻利地杀人相反，西方的作家乐于把生命看作一个长期的、与自身肉搏的过程，生命总是一边在凋零，一边苦苦地追寻完美。必须出自这样的过程，悲与喜，辛酸与快乐，才会成为掷地有声的东西。区区活下去并不是目的，作家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因而也不会仅仅为了取悦那些人而写作。

我注定了也不是一个为活着而活着的人，因此，我会耐心一些。在布宁的《米佳的爱》里，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里，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里，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里，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里，我遇到那些常常看似意外的死亡，或者诸如走投无路、仰天长叹的时刻，就不会匆匆翻过。我在叙事为我准备的情境之中沉湎，我懂得，自己也被逐出了童年或是老家—像纳博科夫的圣彼得堡故居那样的失乐园，必须要迎接种种严峻的时刻了。中国的传统文学，像《水浒传》，总是以“天数”打发了生死悲欢，但是，个体并不需要对“天数”的认识，他需要内生于心的命运感。

当纳博科夫写下“所有人都不会死”时，他的笔尖灌注的都是这种命运感。他早就认清了命运的真相，他躲不掉也逃不脱，于是，他向个人的完美发起了远征。

我热爱文字和文学，这本书叙述了我在文学作家们的文字里幸存到今天的过程，他们主要是西方作家，因为对他们的文字和思想，我竟常常产生身体上的亲密感。在这个过程的初期，《父与子》和《骑鹅历险记》塑造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微小，但是渴望通过冒险而膨大起来；然后，我跟随《白鹿原》《我快乐的早晨》上了关于爱的启蒙课（学得不好，可以说，很差）；再然后，工作将我推进成年人荒茫难耐的世界里，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的诗歌冲了进来，还有安部公房、凯尔泰兹的小说，它们反复确证孤独、苦闷、愤怒是上好的精神资产，值得好好享用。

生命逐渐被交给动荡：出走又归来的火车，难以确定的住所，开始不够用的钱，但亲爱的卡佛告诉我不必急于与人交往，亲爱的毛姆教我用手机，做一个打死也不出世的世外高人；但是，在波拉尼奥们陈说自己的勇敢，纪德展示自己的骄傲、并且暗示说勇敢和骄傲将分别归于怎样的结局时，我才觉得，自己是在抓着一些真正牢固的东西前进了。加缪、奥威尔、斯坦贝克，他们送来了信任、恐惧、梦想，持续地补给我，而伊姆雷· 凯尔泰兹用他的《惨败》，帕特里克·怀特用他杀死一个冒险家的冷酷，将我挽留在庆幸及热爱之中，也让我用满腔的热血，去为多艰的人生伤心。

他们穿透了我，构成了这本书的骨脉。我感谢他们，像水接纳鱼类一样，接纳了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经验。另外，我昔日的友人刘苇，曾对我的阅读和审美训练大有滋养，若非离世多年，他会拿到这本书，并不无腼腆地嘲弄一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