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辉：21℃，不多不少，刚刚好

2002年采访/中国传媒大学 翁佳

采访康辉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件事了，因为我和他是本科时代的同班同学，那时，他是我们班班长和学习委员。前几天在一个小饭馆，我正独自吃喝，听得邻桌有几个人喝爽了酒，大声聊天，说是有四种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一是一起扛过枪的，二是一起下过乡的，三是一起负过伤的，四是一起同过窗的。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我们北京广播学院89级播音系的所有同学都会觉得康辉是个值得信赖和敬重的朋友。

他律己甚严，待人却宽，人缘好、功课好、专业好、综合素质好，从不迟到早退，没有不良嗜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眼中的好伙伴。缺点呢？就是有点“闷”啦，外加不喜爱体育锻炼。

康辉自己也颇知道自己的缺点，于是在一年级结束时找到班主任张景绪老师，说是不想当班长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组织班级活动、活跃班级气氛。张老师沉吟了片刻说：要不，就当学习委员吧。

学习委员可当得不含糊，康辉上课时永远手持一支粗大的黑色硬笔书法钢笔，把笔记记得条分缕析，整整齐齐。到了期末，他的笔记本转辗于各个宿舍，被广泛地传抄和复印。他自己呢？在蚊帐里悠闲地看起武侠小说，冲着身边乱成一锅粥的舍友们点头微笑。待到考试前最后一分钟，大多数同学贪婪地看最后一眼笔记时，康辉又揣着大笔从从容容地推门进来，落座、提笔、答题、交卷，一气呵成，总是第一……俱往矣，学生时代就这么匆匆结束，当他现在在自己家里用体己的新茶招待我时，我们一边笑谈那永不厌倦的话题，一边生出些时光飞逝的感伤。我把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推到一边，他慨叹说，真没想到自己那么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现在天天在电视里，对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及全国人民喋喋不休。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在这个大命题下每天又发生着多少阴差阳错的故事？稳稳当当地做人和做事的康辉，内心深处又闪过怎样的电光火石？

不如听他从头说起。

康辉：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做主持人最好天生是个傻大胆，外加是个人来疯，听上去是胡说，仔细琢磨还真有点道理。善于表达和交流是一种天赋，而我显然不是那种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我的性格并不真的特别适合从事媒体工作，因为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很好，像海绵吸水一样能汲取很多东西，但很难调动起与人交流的愿望。在我的性格里，甚至尝试去更多地了解别人的成分都并不多。评判一下我骨子里的性格，说好听是有点儿内向多思，说不好听就是有点儿不合群。

我进这一行实在误打误撞，但我这个A型血的完美主义者，既然干了这个工作，还是希望达到自己认为的比较好的程度，别让人小看了，为此我只有不懈努力。有时我也在想，那种理想的程度可能一辈子也无法企及，要不要停下来？但我又是个很“轴”的人，总觉得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或自身的局限而停滞，只有一门心思往前拱。这个状态有点儿像夸父追日，夸父在炎炎烈日下不断前进，有目标却不知道目标能不能实现、何时能实现。我相信，如果夸父和人类一样有某种血型，那么他一定也是A型血。

不过小的时候，小到我自己还记不清事儿的时候，据我爸爸妈妈和姥姥讲，两三岁时我还是挺人来疯的，经常在院儿里的一个台子上又跳又唱地当众表演节目，上小学时也还经常上台演出，从没有羞涩不合群的时候。要按照“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话儿，说不定以后能变得风风火火、能说会道起来，谁知道呢？

我的性格是上中学以后才变的，仿佛一夜之间，对那些特别外在、表面的东西全无兴趣了，现在想来也多少有点装酷的刻意清高吧，看着身边的人嘻嘻哈哈地笑谈那些个俗人俗事，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游离于这些劳什子，我整天皱着眉头似乎在考虑着更深远的事情，其实也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有时骑着自行车上学，还要特意竖起黑上衣的领子，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似乎特别好，很矫情是不是？就这样，一下子就收紧了自己，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玩闹感觉了。

整个中学阶段，甚至上了大学，我都比较自闭，不太喜欢和别人做深入的交流，更多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会琢磨着众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渴望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想象着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场景……男生的青春期各有各样的表现，我的表现就是皱着眉头想事儿。

另一方面，学习对我来说是个轻松的事儿，因为我还算有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吧。学习并不算太努力，认真而已，从而腾出了不少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一些爱好。我学过国画、书法、篆刻，喜欢古典诗词，我特别喜欢那种辞约义丰、言简意赅的古典美，几个字却大有深意，越琢磨越有意思。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刻，好像格外愿意在有悲剧意味的诗词里去享受一点痛苦，可能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切身之痛的时候，觉得在文学作品中找一点苦楚挺有境界的吧。就像有的人喝酒会上瘾一样，享受痛苦也会上瘾，上学的时候，我还挺文学青年的。

说起享受痛苦，我想起我们班二年级的时候，开过一次朗诵会，主题是爱情。刚满二十岁、初涉爱河的少年们，抖擞精神，打点出自己所有的甜蜜和感伤，纵情投入。一时间，全班同学都沉浸在浓浓的小资情绪之中。

朗诵会开始了，有人念深情而激越的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刚念两句就双泪长流；有人念席慕蓉的《初相遇》《楼兰的新娘》，念得自己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有人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表达“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失落；还有人用呼天抢地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感染得大伙儿心里怔怔的、目瞪口呆。事隔多年，我仍记得那场朗诵会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青春的、纯纯的、动情的、珍贵的泪水打湿了自己的手帕和自己的心。

轮到康辉上场，他念了一首只有七十字的宋词：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江城子

苏 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大家辗转于生的爱时，他已投入了死的情中；大家沉浸于滂沱的眼泪时，他已去品味欲哭无泪的沉郁。一边听他朗诵，我一边觉得一片寒意爬上了后脊背，惊起一身鸡皮疙瘩。呵，读者，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情绪激动时不是手脚冰冷而是脊背发凉，不是四肢颤抖而是起鸡皮疙瘩。

康辉朗诵完后隔了数秒，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老师点评说，他的理解是准确的，感受是深沉的，表达是含蓄的。

我和康辉回味起这一幕，他说：“你的感受也够细腻的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得意道：“彼此彼此啦。”他说，学校课本里教的大多数是阳光灿烂的情怀，他内心复杂想法的产生是看杂书的结果。可人人都说学生生活是如此繁忙而压力重重，哪有那么多时间看闲书呢？他说：“没有啊，我觉得学习挺轻松的。”

我们班很多人都羡慕康辉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他好像有某种方法不费什么劲就把自己的事情未雨绸缪地安排妥当了。他办公室里的书桌、衣橱和家里的布置就像他当年的笔记一样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无论是突击考试还是突击检查宿舍卫生，他都从不慌慌张张。他说其实这都是一种习惯，他从好习惯中得益不少。因为“该你做的功课提前做也是做，拖到最后做也是做；该你做的事，随手做也是做，集中到最后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气急败坏地做也是做。随时看一眼功课就不用到期末考试时挑灯夜战了，随手把东西整理好就不用为找个小东西翻箱倒柜了，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合理的话，你就很主动，很少惊慌失措，其实这才是最省力气的办法”。这时我想，是了，康辉身上最优秀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他有好习惯，一个人所有的言行都是由习惯支配的，正是这些习惯让我们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踏实、从容。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种平实的正气，没有一丝狡猾和坏心眼儿，也许就是俗话说的“老实”。好习惯和“老实”加起来，让人觉得康辉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一个完全令人放心的人。

康辉：我的生长环境挺保守传统的，从小爸爸妈妈教育我的就是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有任何坏心眼儿，做什么事都要凭自己的良心、凭自己的本事。其实他们和我也并没有太多的沟通，我们的父母大多这样，也可能他们觉得我的确不用操心吧，觉得任何事情我都能自己解决。

老师特别逗，总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好孩子的形象，经常在家长会上举例子说康辉回家如何特别努力地复习功课，我有时跟我父母说：“你们不觉得特别别扭吗？老师说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因为我只是在上课时很认真，下课挺轻松的，还看好多杂书。我父母可能觉得反正儿子被表扬了就挺光彩的，也不跟老师说破这层意思，所以老给大家一个错觉。但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拔份儿”，我觉得很难受，很作，就像说瞎话一样。

高中时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文字工作、电影和电视方面的兴趣，但十分模糊，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那时我们学校办了一个科技文化节，电视台来给拍了一个专题片，找了我和一个女生去配音。后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来河北招生，我就去试着考了一下。有的人是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平均，高考过了重点线以后，填志愿从考古到酒店管理都填了，最后广院播音系作为艺术类提前招生，就此定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

听康辉轻描淡写地讲述自己考大学的事儿，你会觉得他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平常。四年大学学习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进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似乎也是一件没有悬念的事。

在中央台，他做的最多的工作是新闻播音，主播过《晚间新闻报道》中的《世界报道》，新《东方时空》《新闻早8点》等。新闻节目的平实、朴素符合康辉的个性，在央视国际对他的专访中，那位记者最后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康辉—新闻就是我的性格”。

康辉：日复一日地播电视新闻有点像开长途汽车，大多数时候风景似乎是寻常的，动作似乎是重复的，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的驾驶意识和技术便凸显出来，技术高的可能做出一个花样表演般的漂亮动作渡过难关，技术差的就此车毁人亡。从这一点上来说，播好新闻不是一时一次的表现，而是一种长期的工作状态甚至生活状态（是的，所有的生活都围绕工作来安排）。另外，新闻播音的外在表现手段非常少，要用尽可能简练的语言把国内国际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做好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得见的工作，我们在播音之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文字稿的修改工作，把新闻导语做一番深加工，让它更适合电视新闻的播出。新闻传播就是一个将信息不断加工整理的过程，把复杂而又活生生的事实用几个画面和简洁的文字说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我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在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我是离观众最近的一个环节了，我是最后的一个把关人了，我是信息最后的一个加工者了，我得保证从我这里说出去的话，能明白无误地把意思传达得准确而有道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煞费苦心地把事件的背景、今后的走向和引导性的理解加入进去。我觉得新闻播音要有喉舌意识、导向意识，也应该有服务意识。为了让观众更清楚深入地接受信息，要做的工作是细碎的没有止境的。

是的，尽管康辉出镜的频率非常高，但很多人好像对他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人们记住了他说的资讯而忘记了他，就如同食客们吃到了可口舒适的一餐而想不起烹制饭菜的厨师一样，他辛勤而细致的努力甚至不被你觉察，大概也就不会被许多人所理解。这究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还是一种微微的寂寞，抑或是两者兼有的一种复杂呢？

普通观众会觉得康辉播的新闻，来龙去脉特别清楚，自然流畅的语言、稳重平实的态度和清晰准确的内容传达是康辉播音的特点，这一切都源自对新闻内容的深入了解、细致整理和准确把握。

有一次给学生们上新闻播音小组练习课，我给他们找了几条内容复杂的消息。不播不知道，一播吓一跳。有结结巴巴语焉不详的，有播错了意思自己还没有觉察的，有看似摇头晃脑实则魂飞魄散的……他们也觉得奇怪，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为什么连在一起就都越播越乱了呢？正焦躁时，我拿出几则央视新闻播过的消息原稿和当天主播康辉认真改动过的稿子让他们对比学习，一阵静默之后，学生们终于体会到，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是一件需要功力的事情，以后拿到一篇稿子，他们再也不草草看一眼就扯开嗓子开播了。

康辉说，播新闻自己最下功夫的是在进直播室之前做的案头工作，而在播出过程中，他不刻意追求某种状态，自然可信就好。

现在是个传播个性化的时代，各种潮流裹挟着时尚元素扑面而来，人们视野中出现的各种事物似乎都在忙着“打造”个性，康辉的这种低调自然是不是有点老土啊？他说，性格使然，自己在这方面的确略为保守，个性就是个性，哪里“打造”得出来，虽然出名也有让人陶醉的诱惑，但总的来说，踏踏实实地工作比刻意雕琢换得的出名令人舒服。

康辉：我在屏幕上很本色，本人形象和电视形象基本重叠。有的播音员主持人是台上台下可能很不一样，我不是。我坚持自己是个把资讯送到你脑子里的服务者，给自己定的格是：把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到位。细微的地方和值得深入的地方也不放过，这就行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们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用声音把听众的心引领到内容中，最后观众记住了节目内容而忽略了播音员的声音，更忘记了播音员的名字。武侠小说里经常描绘到类似的意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欲则刚，无招胜有招，这对我影响比较大。我没有那种招引人的欲望，“你来看我吧，你来喜欢我吧”，我不喜欢太强的形式感。

大多数观众可能更接受、印象也更深刻的主持人是比较外露、热情洋溢、喷薄而出的状态，当一个主持人给出的只是充足的信息，却并未太多表露自己的时候，人们听得很舒服，却未必对这个人有什么印象。但我想这没关系，人每天最需要的是空气和水，这两样东西都是淡而无味的，我们很少去赞叹一杯水如何有用，如何必不可少，但实际是离不开它的。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也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就行了。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状态，我并不排斥那些形式张扬一点的播音风格，只要内容清楚。虽然“无招胜有招”的美学境界我还是很欣赏，但电视新闻毕竟是快餐式的，即时传播的、非常实用的东西，它本来就没有那么曲高和寡。从这个角度说，有点形式感上的吸引又是必需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对传播有帮助。好比一盘菜，有个萝卜花点缀一下更吸引人，一杯水盛在漂亮的杯子里显得更清凉，要让更多的人听进去你的话，达到传播效果的增值和信息的最大化，播音员主持人“拔点份儿”也蛮好的。我自己很不善于“拔份儿”，但也在慢慢寻找一点适合自己的形式感，很难言传，可能也很难让人明显地看出来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自己逐渐随和、宽容的性格成长，以前我是个比较苛刻、求完美的人，对人对己要求都比较多。虽然我的性格和习惯让我不会表现出什么锋芒和冲突，但也并不意味着内心对所有人和事都一味地认同。现在想来，二十出头的时候，经常因为某些主观上的认识而对某些人和事抱有负面的想法和判断，但现在，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变化了，我已经学会了包容和忽略别人的缺点（其实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对的，是用很个人化的标准来判断的），而欣赏别人可取可爱的一面，这让我感到了更多的愉快和彼此沟通的乐趣。

康辉说，小时候曾经觉得自己最适合只身一人从事安安静静的工作，没想到今昔大不同，他现在以说话、以与人沟通为职业。

电视是需要合作的工作，“不合群”的康辉在工作中却与人合作得很好。其实沟通是一件日久见人心的事，偶尔的畅谈可能因为某种机缘而淋漓尽致，长期的合作则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点在现场直播节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自1997年3月9日直播《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以来，康辉作为主持人和现场记者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大型直播活动，显示出扎实的业务素质、从容谦逊的品格和高度的责任感，受到观众和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中最具电视特色、最受广大受众关注的报道形式，在直播节目中，摄像机的眼睛代替了观众的眼睛，无论你离现场多远，只要打开电视，就如在现场即时观看。直播的审美在于与事件的共时性，观众与媒体共同经验未知的进程，共同应付偶发事件。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美国用通信卫星进行全球转播，约有8亿人同时观看了太空人登上月球的情景。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葬礼，几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动用了100多个机位，有17亿人能收看。

直到1997年，中国电视新闻开始向现场直播大举进军。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全球的媒体纷纷把眼光投向香港，将香港回归看成是20世纪末最大的新闻事件之一，众多媒体在香港建立转播团队，架设卫星天线，为的是占领电视新闻的国际空间。中国的电视新闻事业面对如此挑战，必须在新闻直播上做重大突破。1997年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中国新闻》就进行了1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跨入九七》。紧接着，中央电视台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的多点现场直播，隆重掀开了1997年电视新闻直播形态发展的序幕。据天文学记载，日全食和彗星同时出现的天象只有过3次，而海尔-波普彗星要等到公元2400年之后才会再次访问地球。当中央电视台获悉3月9日将要出现天象奇观的信息，决定用同步多点直播，利用卫星和微波两种线路，直播昆明、南京、北京的日偏食和黑龙江漠河的日全食。康辉担任了这次直播的演播室主持人。

实况直播不是单纯现场的再现，单纯的现场直播成不了节目。因为如果只有现场的再现，电视画面常常会陷入信息低谷状态、信息重复状态，或者无效信息冗长状态，这些绝不是直播的优势，所以演播室的调节、现场主持人的应对成为直播中最灵活有效，但也是最难把握的部分。当直播过程中出现画面平淡、信息量不够的情况时，正是主持人用语言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事件的进程和来龙去脉的时机，但又因为这时的表达多有即兴的成分，主持人语言上捉襟见肘的窘态也常常在此发生……

康辉：做现场直播节目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现场情况经常和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事先准备好的台本往往用到一半就没用了，只能靠现场的即兴发挥。即兴发挥心里难免没底，心里没底生理都会紧张，所以初做现场直播，没有不怵的。

要想在危急时仍然说出得体的话，只有在事前多做准备，备好料，还有，要和直播时的嘉宾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第一次做《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直播时，我和北京、上海的两个专家一起做，在准备的那几天里，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磨。在这之前我对天文知识的了解只有《十万个为什么》里头那点儿基础，所以从头请教，可能那两位先生本没想到我会那么认真吧，他们很快慰地把满肚子的学问说给我听，最后，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把我当成朋友了。在直播那天，现场画面显得很空的时候，他们帮我弥补了很多东西，他们想了各种办法来帮助我说明问题。我总感觉，在那几个小时里，也许他们都不一定是觉得节目多么重要（因为人家不是干这个的，不一定会全面考虑节目精不精彩），但他们觉得帮助我特别重要，他们为了帮助我而在节目中投入更多，我很感谢。

做《特技飞行穿越天门山》那次直播节目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在外地，和专家一起住在酒店里，接触就更多了，我觉得最后那位专家也很真诚地喜欢我，所以在直播时我们俩配合得很自然、很积极，真的像忘年交一样。在此之前，我听别人说这位老师平常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可那天他真的超水平发挥，特别愉快，甚至有点忘形。他说：“你看鸭子在水面游，外表特别平静，其实在水下，它的脚底扑棱扑棱地动得厉害；飞行员也是，看上去很镇静、很帅的，其实心里常常咚咚乱跳。”这样生动有趣的语言全出来了。

对于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我的想法很质朴：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坦诚谦和地面对合作者，让他们说出自己的见解，设身处地地服务于观众，让他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也就是这样吧。

2001年上海APEC会议的直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次强度特别大，一连三天七场直播，主持人就我一个。形式上比较简单，因为各项日程都已安排好了，演播室直播只需开头、结尾和中间简单的串联就行。但就是这次预计难度不大的直播，成为最混乱和最手足无措的一次，因为从第一场开始，一切都跟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你越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它越像开玩笑似的发生一个完全想不到的小事打乱计划。那次工作给我的启示是：千万别觉得直播就是你想象的那样。

第一场是APEC各经济体召开一次记者会，原定时间到了，画面应该切到现场，但记者会还没开始，一直延后、延后，于是我一个人在演播室里撑了近20分钟。最后一天闭幕会也是如此，切到现场又没开始，延后了38分钟，好在那一场有一位嘉宾在，我们就在演播室里多说了38分钟！那真是很惶恐的时刻、无助的时刻、硬扛的时刻，但扛到最后，也豁然开朗，一下子松弛了。直播其实是最人本化的传播方式，直面嘉宾和观众，摒除杂念，有什么问什么，有什么说什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说就行了。不要担心会不会犯傻，相信自己的新闻素质，不要担心自己语无伦次，相信自己多年的基本功，相信平时的日积月累正是为那没有准备的一刻做的准备……

我还记得那次APEC闭幕会直播节目的最后一节。衬着夜上海的画面，康辉说：“现在外面已是华灯初上，把夜幕降临的上海装点得非常漂亮，为期3天的APEC圆满结束了，就让这美丽的夜景送别一下来到上海的客人们吧！”音乐渐入逐渐推上，这情景交融的一刻非常有感染力，似乎也让有些疲惫的康辉感到彻底的快慰，大概他也为这次出乎意料的直播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束而感到轻松高兴吧。

尽管现场直播是新闻传播的最高级形态，但到目前为止，“现场直播”这几个字在大家眼中似乎并不意味着一个好看的节目，而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任务和高规格待遇，如果不突破一些现实条件和新闻传播观念的瓶颈，很难实质性地进步。

瓶颈一：没有独立的新闻频道作为直播平台。重大直播一般在央视一套即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总编室按计划把某时段的窗口开给某次直播，节目时间就此固定，在此时段必须填进节目。但新闻事件是活的，有可能提前也有可能延后，很难完全严丝合缝。

瓶颈二：直播观念亟待更新。目前的基本状态是上头一重视，底下就束手束脚。有人说目前对待直播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表现为一上直播全体人员一方面紧张、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一方面又常常未做好充分的技术、资料准备，应对非常情况的能力不够。

瓶颈三：没有对突发事件进行直播。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最能发挥电视直播的优势，其魅力在于媒体与观众共同直面未知，共同应对偶发，其现场性和参与感是无与伦比的。康辉和他的同事们坦言，“9·11”那天，一个国家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在家里看别的媒体报道着一个天大的事件发生，这种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在康辉身上演变成了一种后遗症，他再也不关手机了，生怕万一再有大事发生。

看到康辉说到这里沉默了下来，我开口道：“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康辉笑起来：“最高兴的事当然是休假出去玩啦，不过直播时也有过特别高兴的时候……”

康辉：我每次直播都没有很长时间的得意，不会像咀嚼一颗橄榄似的回味很长时间，但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做交接仪式的解说，那次真是令人难忘。那次我不是作为主持人、甚至不是作为现场记者，只是在画面后做解说的工作，12点整，直播完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只听得新闻中心外面一片欢腾，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完成了特别重大的使命，用自己的声音参与到了这么有意义的记录历史的工作，非常自豪。我想新闻工作者如果能把自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那么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是非常巨大的……

敬业、乐业的康辉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播完了新闻、做完了各种节目之后，又是如何生活的呢？他过着简单、纯净的日子，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之中，陶醉于平静的生活之中。

前一段时间，康辉曾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参加过《正大综艺》中《我的世界真奇妙》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在欧洲旅行时拍的录像。康辉说，他很享受在一个陌生的异乡游游荡荡、溜溜达达的感觉，闲逛中的收获是自由自在的，非常个人化的。其实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很少有狂喜，但点点滴滴的温馨、丝丝缕缕的感悟会让人生变得充实、活泼、甜美和有趣……

康辉：我有段时间，常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别人没有关系，甚至和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想文学和电影是最接近心灵的东西了吧。我看书很多、很杂也很快，我享受文字阅读给人带来的快感，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现实生活中谁都有心里很堵的时候，可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一柄长剑一下子就给解决了，那种快意恩仇的酣畅淋漓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电影的魅力也在于它能把人带入和现实生活无关的另一段时空，让你完全沉浸其中。我最喜欢的电影一部是《天堂电影院》，它道尽了世间真挚、纯净、美好的感情；还有一部是《活着》，它道尽了心灵中的苦难与坚持。人的一生注定要受很多苦，但我们必须寻找快乐，哪怕只是电光火石，因为快乐是照在沉沉大地上的寥落的星辰……

认识康辉13年了，了解越多，越觉得他就像21℃的气温，不多不少，刚刚好。这样的人做新闻节目，不温不火，刚刚好。这样的人做朋友，不冷不热，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