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院断章

2019年是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65周年校庆。我应邀回校拍摄新版校歌的MV，距上一次拍摄校歌MV，又已经过去15年。我在上一版校歌的MV中讲过：“从来没有想过要以说话为职业，是广院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还是习惯称呼我的大学为“广院”，广院与“中传”虽然是同一所学校，但显然又有着代际的区别，以至于所有2004年前入校的人（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中国传媒大学），恐怕都跟我有着同样的顽固。

不过坦白讲，我对广院的感情远不及很多同学深刻，他们时常近乎依恋般地回忆起广院，用情之深每每令我汗颜。我努力地回想着四年的校园生活，试图给自己理出一条完整的大学轨迹，但到底力有不逮，只余一些断章存于记忆中。但也正是这些断章，让我越发清晰地确认，广院于我，纵非刻骨铭心，终有血肉关联。

一

尽管入学经历了我从未想象过的波折，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仍然令我兴奋与期待。可踏进广院，第一感觉却是大失所望。我虽从未奢盼广院的校园能如清华园、未名湖、珞珈山一般疏朗阔大，但也绝没想到竟是如此弹丸之地，穿过主楼，向前不超过几百米就是围墙，这分明是个扩大版的中学嘛。

入学后紧接着是军训，在北京郊区怀柔大山里北京卫戍区51117部队一个月的军营生活，填满了我对大学最初的记忆，校园的日子，仿佛还那么遥远。

回到学校，第一学期是没有专业课的，每天排得满满的必修课，似乎也和高中时差不多，新鲜感被迅速磨蚀。有所变化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要自己安排了。

甫进广院，我就得了个外号“旧社会”，起外号的是班里的女同学，因为她们看到的我永远是一张严肃的脸，仿佛苦大仇深。比如，被老师指定做班长的我去女生宿舍通知事情，站在门口面无表情把事儿说完，扭头就走，这在其他男生看来等于白白丧失了在女生宿舍盘桓的机会，简直是不省人事！再比如，周末进城，公共汽车上几个女同学聊得眉飞色舞，与她们直线距离不到一米的我将头扭向窗外，眼睛不知望向何处，就是不会和她们搭讪。于是，女生们认定我就是这么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装酷架势。天晓得，我其实只是天生慢热，完全没有自来熟的能力，每到这样的时候都紧张得不得了，所谓的装酷，纯属是面对女孩子而不知所措的社交恐惧，尤其是面对播音系这些口齿伶俐的女生，与其面红耳赤地搭讪，不如干脆假装冷漠。就这么撑了几个月，直到大家慢慢都熟悉起来，我才卸下了那副自己也讨厌的面具，可这个外号一时半会儿是丢不掉啦。

二

据说，人老了的标志之一就是喜欢回忆，而且以前的事情比眼前的事情记得更清楚。照这个标准，我庆幸还不算老，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于以前的记忆，很多都是模糊的。现在如果让我回忆十八岁那一天，我是怎么过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回忆于我，实在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唯一明确的是，十八岁，是在广院的校园里度过的。

十八岁以前，我对十八岁有着某种特别的憧憬，因为歌里总唱“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十八岁，似乎可以拥有一切，包括某种特殊的权利。十八岁，呼吸的似乎都是更加自由的空气，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兴奋呢？不过，当十八岁到来的时候，我兴奋了吗？我感受到无比的自由了吗？或许有过，但我真的忘记了。记忆中，十八岁，那曾经被认为会是人生重要节点的日子，其实就那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刻骨铭心。

十八岁，那是北京漫天黄沙的春日，那是校园里到处飘着姜育恒《驿动的心》的日子，那是日记中常常无端地冒出一丝感伤的日子，当然，那也是永远觉得明天的太阳会更明亮的日子。

十八岁，开始知道人生充满选择，开始学习如何选择。

十八岁到底还是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点与广院有关的重要印记。大一终于开始了专业课，第一课就是学习汉语普通话的标准语音。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枯燥、机械、折磨人的训练！每天，对着解剖图一般的“舌位图”，摆弄着自己的舌头在口腔里的位置，念着“a o e i u ü……”放假回家，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脸崇拜地问我：“大学里都学什么？”知道答案后，一脸鄙夷地给了我一句：“我们幼儿园里都学过了。”更痛苦的还在于，努力没有成果，我的语音总是不过关，每堂小课（专业课的一种形式，一位老师带几个学生，逐个辅导），我都是最后被老师留堂的那一个，a ，不对！o ，不对！e ，不对！每堂课的最终，我都近乎崩溃（也许老师同样崩溃）。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我开始想是否该放弃。

很多次，熄灯后，在黑暗中，我都练习着转天去向系里提出转系申请时的措辞。很多次，起床后，觉得昨晚想好的话漏洞百出，今天还要硬着头皮去接受又一次崩溃。

但奇怪的是，就在这一次次的反复中，我已不记得是哪一天，或者只是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忽然通晓了一切，过去每堂课的煎熬忽然都变成了享受，甚至在第一次全班的语音测试中，我拿到了唯一的满分。我开始可以相信自己，我做得到。我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在那一次次的煎熬和崩溃中，我至少还在努力，至少没有真的放弃。

于是，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十八岁时的广院”会告诉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当然，如果十八岁，我放弃了最初的选择，也许今天会另有一番天地。谁知道呢？人生本来不就该充满各种可能吗？

三

大一有一门很特别的课程—莎士比亚剧作导读。

特别之一，教这门课的吴辉老师，长发飘飘，知性温婉，妥妥的女神级别的人物，引得一起上这门课的文艺编导专业和播音专业的男生几乎从不翘课；特别之二，这是为数不多的选修课，要求没有那么严格，顿时觉得友好了许多，比如期末结课的方式，吴辉老师要两个专业各展所长，文编的同学写一篇莎翁剧作分析，播音的同学排练一段莎剧对白，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结伴完成。

这大概算是我们这些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学生在学校里的第一次艺术实践，同学们都跃跃欲试。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旧社会”也能收到女同学的合作邀约。王静文，来自上海、祖籍山东的女生，爽朗又细腻，有着极佳的声音可塑性。那么，排练哪一段呢？那时也真是年轻无畏，我们好像压根儿没考虑过自己的理解、表现能力究竟有几分，直奔高难度而去。最终决定，一起完成《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和王后那段著名的母子对话。

不过，要说完全是胡打乱撞，也冤枉了我们，选这段的原因，是内容、台词相对熟悉，特别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当年翻译制作的莎剧王子劳伦斯·奥利弗的那部《王子复仇记》，我们都看过不止一遍，孙道临和张同凝的配音珠联璧合、无与伦比，让我们有了模仿的最好参照。而且，比起朱生豪、卞之琳先生那古雅却也难免拗口的译本，上译的台词版本更适于口语表达。同时，真是年轻无畏，我们自认为我的声音清亮，她的声音厚实，还挺接近孙道临和张同凝的音色。

经过昏天黑地的背台词过程（直到今天，我都无比佩服那些莎剧演员，能把那么多台词记下来，真是神一般的存在），我们踌躇满志地开始了第一次排练。可我一张嘴念出台词：“母亲，有什么事情”，俩人同时笑场到不可自抑。这可不行，于是，背对背，不看对方，专注地把词顺了一遍。之前听电影录音数十遍，自以为熟悉至极，照猫画虎总该有个模样。可真轮到自己张口表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哪是哈姆雷特母子对话，这简直就是哈姆雷特讽刺的那种“爱直着嗓子喊，宁可找个叫街的来”的蹩脚演员。沮丧的我们只能彼此鼓励：至少，词没错。看来，只是一味模仿远远不够，还要有自己的体会、感受才行。我至今没有问过静文她是如何找到人物感觉的，我完全没有方法、不懂技巧，只有最笨的法子：去想象，去努力在自己的个性中去寻找与人物相通的部分。虽然我无法化身为那个丹麦王子，但他的忧郁，他的彷徨，他的愤怒，他的悲伤，他的冲动，他的犹疑，他的期冀，他的绝望，我都能想象。少年时所感受过的种种不如意，如今回首时变得那么轻飘可笑，但当时的心绪可是实实在在地难以平复，尽管与哈姆雷特的复杂不可同日而语，也尽可拿来培养情绪。只要找到一点感觉，我们就继续排练，一次次的磨合过后，那些台词慢慢地不是从脑子里背出来的而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哈姆雷特：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心不是石头做成的。

王后：到底什么事，你敢这么粗声粗气地对我？

哈姆雷特：干的好事啊，你玷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王后：到底什么事？

哈姆雷特：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幅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为选出来向全世界恭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王后：哦，哈姆雷特，别说了，你使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哈姆雷特：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儿糜烂了！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地淫乱！

王后：哦，哈姆雷特，别再说了，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好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盗位的扒手，从衣服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王后：别说了！

哈姆雷特：一个耍无赖的—国王！

终于，有一天，在这段台词过后，空旷的教室里突然一片静寂，我只觉耳边嗡嗡作响，血已冲上头顶，我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存在于我的心里，我的身体里。转身看到的静文，也是一种恍如灵魂出窍的样子。那一刻，我们都知道，可以交作业了。

结课的那天，我们近乎轻松地完成了表演，虽然并没能达到我们曾达到过的最好效果，但吴辉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肯定了我们的表现。大概比起静文，我的成就感更多一些，因为以我这样个性的人，能努力把自己投入到另一个灵魂中去并当众表现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堂特别的课，也再一次鼓励了我，一切的未知，一切的不可能，都尽可以去试一下。

多年之后，同年级的文编同学王峥做了《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因为记得我大一课堂上的莎剧片段，便邀请我参加一期节目，嘉宾为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先生，并让我在节目里配了《哈姆雷特》最著名的那段“生存还是毁灭”。多年之后的我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对着高山仰止的前辈，与其说是表现，不如说是致敬。我很感谢王峥，她给了我为回忆再添上一笔的机会。

静文毕业后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后来辞去公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如今她早已是沪上知名的配音演员。我则没敢触碰配音这一行，因为自知在声音的可塑性上远不及格，抑或总觉得做新闻工作，需要的不是成为别人，而是自我的理性与清醒吧。

四

学校主楼后面，是小礼堂。广院时代，那里是北京高校最恐怖的舞台，当然，从不自谦的广院人会说，何止北京高校，小礼堂是全世界最艰难的舞台。

恐怖、艰难，都源于广院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起哄。广院人对起哄描述道：“不等你上场，全场观众整齐的嘘声就已经响起，像合唱长音一样，还没开口，全场就已经开始喊叫：‘下去！下去’，此起彼伏，一刻不停，要的就是吓退一切表演者。”“在所有广院人眼里，不管台上是谁，只要站上去，待遇都一样：往死里哄。”

第一次目睹小礼堂漫天的纸飞机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扔上台的东西，并且听着震耳欲聋、明显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起哄声，我着实被吓傻了。旁边师哥师姐们的眼神犀利地穿透了我的薄脸皮，那意思就是：是广院人吗？这就是试金石。可我这样的小白兔到底也没变成大灰狼，让师哥师姐们痛心疾首。说实话，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能完全接受这种怪异的校园文化，毕业之后才后知后觉，这看似没礼貌和不尊重背后的门道。广院的起哄就是早期的弹幕，而且比弹幕更直接地对准表演者。在小礼堂里，观众真的是上帝，从一开始就给台上的表演者设定了极其苛刻的标准，如果你恰巧没达及格线，台下的人会产生极大满足的快感，让你下不来台。但如果你超过及格线甚至带来了惊喜，那些起哄声也会瞬间变成“爱如潮水”的尖叫与欢呼。在广院人眼中，你既然敢上台，那就拿出最牛的表现来！别跟我说什么你的感受、你的面子、你的玻璃心。表现好会绝不吝惜地夸，表现差，也会毫不留情地哄。很多成名的腕儿之所以在广院的台上遭遇过平生首次滑铁卢，都是因为走了音或者没拿出最棒的水准又或者假唱了，总之，站在那儿，你就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广院文化有其极端独特的印记，就如同一种带有特殊味道的食品，乐之者甘之如饴，恶之者退避三舍。起初或许不大好接受，但凡接受便一生受用。我一向不算是个标准的广院人，大学四年里与这种文化也始终有些格格不入，反倒是现在，越来越喜欢当年那样恣肆、灵动、神采飞扬的广院，它让你不惧怕任何未知的挑战，让你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与探寻，让你的心足够大。

回到起哄上来，起哄的形式固然粗鲁，但对台上的人来说，却是最有效的磨砺。所以才有了“能在广院舞台上站一分钟，就能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一个小时”的说法，虽然这个说法实在有些夸张，但它也说明了站上这个舞台就是一种历练。不可想象，我这么容易害羞的人居然上过小礼堂的舞台，还不止一次。

记得某年的“广院之春”（校园歌手大奖赛），我和同班同学叶蓉做主持人。平生第一次要化妆，完全不得要领的我上台前在临时充当化妆间的宿舍传达室里，把自己的脸放心地交给了班里的另一位女同学刘红。没有镜子，妆罢，看着她满意的表情，我想象着自己该是怎样玉树临风。到了后台，在一面镜子中骇然看到我如熊猫一般的黑眼圈！原来，刘红只会化女妆，被隆重托付的她一项程序没敢落，也给我化了粗重的上下眼线。擦掉是来不及了，我就这副尊容上了那个最恐怖的舞台。好在台下的观众根本无暇顾及我的眼线，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儿。快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来那天我在台上究竟怎么站到底的，我被哄了吗？当然，即使被哄我也不可能逃脱。我被狠狠地哄了吗？好像没有，否则我一定不会忘记。我听到掌声了吗？好像也没有，否则我也一定不会忘记。但是我至今记得那天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印象中，我还在小礼堂唱过歌、表演过配音片段、参加过校园主持人大赛，在那个最恐怖的舞台上，好在我没在起哄声中逃跑过。如今，和任何一个广院人回忆起校园，我都能特拔份儿地说一句：“我可是在广院的台上站过的。”

如今在中国传媒大学，起哄的文化已经没有了，也许师弟师妹们早已经划定了另一种评判表演品质的标准和方法。据说，有一次中传的“广院之春”决赛（这个名字竟然还保留着），现场站起两个三四十岁的老哥，对着台上绵软无力的歌手大喊：“小白兔，白又白……”周边的学生都安静地转过头看着他们，无人响应。尴尬之下，二人环顾四周，缓缓坐下。

广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五

我所在的89级播音班，在广院播音系历史上被称作传奇，其实不免夸张了，所谓传奇，只是毕业时我们班直接分配到中央三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如今合并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作的人加起来有12位之多，这个纪录迄今未被打破。中央三台毕竟是这个行业的最高业务平台，即便去掉毕业找工作的运气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仍可以证明我们班的整体素质是很好的。

时光如流水日夜不歇，2019年已是我们入学相识的第30个年头了。如今，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专业岗位上坚持着，早已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也有转行的，同样风生水起、业绩昭彰。同时，我们也痛失了一位同学，以至于从此，我们班再也不可能团圆了。

冥冥中仿佛早有预示一般，我们班自始至终没有一张全班同学都在的合影。大一军训回校，我们班的第一张合影，缺了我一个。原因说起来可笑极了，当时英语课是分班上的，我和大部分同学不在一个班里，那天下午，下了课我就回了宿舍，优哉游哉地躺在床上看闲书，还一直琢磨：今天那个班怎么拖堂这么久？结果同宿舍的同学回来说：“合影你怎么没去？”可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个安排，而我居然还是当时班主任指定的班长，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出现？直到现在还是一桩未解的谜案。大四毕业照，王雪纯缺席，她当时已被央视《正大综艺》录用，好像是跟着拍外景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工作大于天”。2003年，毕业十年的聚会，好几位同学也是因为工作离不开未能参与，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说，下次聚会一定一个都不能少。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中已经有一人与大家天人永隔，有两位去国万里，还有几位因着各种原因断了联系，想要一个都不少地团聚，已是再不能了。

也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聚散本就是人生常态。无论如何，我们之间都因为广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IUgtH5JvpW060zOd/gzdxWVFsalwZjpWCW+JEG9zEYV8In6QF3tm1JSuD/gIgw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