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孩子”

一

如果说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确实属于一种夸奖的话，那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确实常常得到这样的夸奖。

妈妈曾不止一次地拿我和姐姐对比，说我从小（指从婴儿时起）就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姐姐会彻夜啼哭，而我只要吃饱了一定酣睡至天亮；姐姐会隔三岔五地闯祸，我只要坐在那儿就不会轻易乱动。

有一个常常被妈妈用来证明我小时候是多么乖的一个例证：有段时间爸爸总出差，有一天妈妈加班到挺晚，忙着赶去托儿所接我，又担心姥姥在家带着姐姐还要做饭忙不过来，更是心急火燎。到了托儿所，妈妈发现门锁了，往里瞅瞅，黑灯瞎火，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妈妈怕了，赶忙去找托儿所的阿姨，问怎么回事。“我们家的孩子是被别人接走了还是仍留在房间里？怎么就关门了呢？”阿姨一脸无辜地拿着钥匙去开门，边走边解释：“我是看着家长都把孩子接走了才关灯锁门的，临走还去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还有孩子在啊，要不怎么也得有点儿动静啊。”进了屋，开了灯，妈妈直奔我睡的那张小床，看到我裹在小被子里睡得别提有多香了。因为被子盖得实在严实，托儿所的阿姨来来回回巡视，愣是没发现我，倒也真是情有可原。我后来一直质疑妈妈的记忆，我得是被瞌睡虫纠缠成什么样才会睡得那么悄无声息？！大概妈妈为了向别人证明她的儿子有多么乖，多少有些故事化的加工吧。

不过，乖并不等于腼腆。妈妈也会时常忆起，我在夏天的傍晚会定时站在院子里的一个石桌上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唱革命样板戏，据说我能把词记得一句不差，没少让大人们竖大拇指。说实话，我仍然不敢完全相信妈妈的记忆，也许，那只不过是大人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能在娱乐并不丰富的生活中带来一点茶余饭后的乐趣的肯定吧。只是这种活跃仅仅持续到小学阶段，青春期的来临让我一下子变得羞涩与不自信，尽管仍然有机会站在台上给别人表演，但心底里总想躲在一个角落里，特别害怕自己成为被众人盯着看的中心。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的自己会因为工作而成为经常露面的一个人。直到今天，在众人面前得体且滔滔不绝地讲话，都只是我的工作状态，只是我的生活中占比并不大的一部分。脱离这个工作状态，我会马上回归人群，躲在人后，不被瞩目的状态才让我觉得更安全。

很客观地讲，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老师眼中理所当然的好学生，同学家长眼中理所当然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毕业，值日去打扫校荣誉室，室内满墙的奖状、锦旗，我看了看，几乎每一项都有我的参与；初中毕业，我的中考成绩排在全市的前五名，几所重点高中随便挑；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也是不出意外地好，惹得班主任直后悔不该为了双保险把能加分的市级三好学生给我，如果给了别的同学还能再提高一点升学率。几乎每次开家长会，爸爸妈妈总被问及：“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通常，他们会一边故作矜持地谦虚几句，一边绞尽脑汁地编几句所谓教育经验，以防有故意不与人言的嫌疑。但其实，父母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学习，在他们看来，我似乎是那种天生不必操心的小孩。

但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未必看到了我在努力满足成年人的期待，同时在偷偷固守自己的小世界。今天，我更想回忆并记录下的，反而是一个带引号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不太合格的“别人家的孩子”。

二

不写作业、装病不上学、请假出去玩、帮着别人作弊……这些理应是“坏学生”的劣迹，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干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没有像现在这样逆天，可每天抄写字词、演算习题，这些重复工作在一个小孩看来，仍旧是可怕至极。我经常一边抄写一边腹诽：“这些我写两遍就已经学会了的东西，干吗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有时候当天留的作业有不少和前一天的作业内容重复，于是，我会仗着自己在老师心中的“永远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印象，偷偷把作业本上前一天有老师批改打分痕迹的那一页（通常都是作业的最后一页）撕掉，保留前面与今天作业一样的部分，只写最后一页，第二天当作新的作业交上去，竟数度成功，从未露馅。不知道是我改头换面的技术真的高超，还是老师从未料到如我这般的好学生也会有如此的小动作。

也许就是因为对我而言功课实在没什么压力，所以对于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我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收音机是我的最爱，对于电台哪个时间段有什么节目，我一清二楚。有时候头一天预告了第二天上午要播我最喜欢的电影录音剪辑，我会在早上装作肚子疼，混得半天病假逃避上学，待爸妈上班去、姐姐上学去，我便优哉游哉地抱着收音机享受我的美丽时光。可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有一次想如法炮制，妈妈大概担心我最近总肚子疼，不由分说带我去了医院。不知道是不是心虚紧张所致，肚子竟然真的疼了起来，且一来二去地检查，居然查出了各种病症，那一次真的休了好几天病假，弄到最后我自己都担心跟不上功课，发誓再也不装病了。

可一遇到心动的事情，脑袋瓜里还是忍不住转转鬼点子。电影是我的最爱，是小时候最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只要进电影院，就是我的节日。如果有场电影没看成，那真如百爪挠心。我不止一次以功课都做好了为由向老师请假，不上最后一节自习课，跑去看电影，仰仗的无非还是老师对我这个好学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爸妈单位发了电影票，又是下午的，我熟门熟路地向老师请假，果然不出所料地被应允。我收拾书包正准备出教室，老师随口问了一句：“看什么电影啊？”我老实回答：“《冷酷的心》（一部墨西哥电影，讲的是一对姐妹与一对兄弟间的爱恨情仇）。”老师显然知道这部电影的内容，当即改口：“这么小的孩子，看那种电影干吗？不适合，别去了！”唉，我到底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啊。那节自习课，我灰溜溜地什么也没习进去。

大概每个“好学生”都被派过这样的任务，和“差生”做同桌，要“一帮一，一对红”。我被派去帮助过好几个留级的同学，他们除了功课差一点，其他什么都挺好的，体育好（这是我自小最羡慕的）、动手能力强、讲义气等等，不一而足。我唯一要帮助他们的就是提高成绩，平时讲个题、提醒上课听讲、下课督促作业，这些都不在话下。到了考试的关键时刻，我会把做好的试卷特意往旁边挪一挪，以便有人临时需要“参考”一下。这可是关系到成绩出来之后，这些“差生”会不会被老师请家长的大问题，现在不两肋插刀，更待何时？所以，被我“帮助”的同学成绩总会提高一点，老师很满意，还表扬我们。如果那时候知道成绩是这么“帮”出来的，老师估计会气歪了鼻子。

三

在平坦也平淡的初中阶段，除了些许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外，我还是那个按部就班的“别人家的孩子”。少了些小学时蔫蔫的淘气，倒并不是因为有多懂事了，只是觉得小时候的那些营生已太过幼稚，何时才能经历些不寻常的事呢？

于是进了高中，倏忽间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能做主的大人了，对父母的唠叨、老师的要求，答应得痛快，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愿意，总觉着按自己的想法来才是好的，无限期盼着有机会能自我放飞。终于，高二的下学期，八九个同学纠集在一起，策划了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老师、家长带着的，完全独立自主的“走向远方”。

期中考试前，我们就计划最后一科考完当天就去登泰山，一览众山小，多么意气风发！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和家长报告的是“大队人马集体出动，完全没有安全问题”。整个期中考试，我们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最后一科是数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早交了卷，打起背包就出发。从石家庄到泰安，一夜火车倒也顺利，早上到达的时候，天气好极了。我们从山脚下的岱庙游起，走走看看，从清晨到傍晚，终于登上了南天门。迈上最后一级台阶，背包一扔，回首向来踏过处，顿觉人生得意不过如此。那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程徒步登泰山，如今即便再有机会，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脚力了。第二天一早，日出东方，我们雀跃着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摄影的技术很差，万道霞光的背景上，每个人的脸都黯淡模糊得一塌糊涂，但青春朝气还是止不住地透出来。泰山的日出虽不像黄山日出那么可遇不可求，但初次登临就能赶上，不禁会想这份好运气是不是将伴着我们走完全程呢？

按照我们的计划，早上看完日出，中午前下山，正好可以坐从泰安到济南的一班火车，再换乘从济南到石家庄的火车，时间刚刚好。那时候可没有网络订票，都得到火车站排队去。下得山来，我和另一个同学因为是班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了临时领队，也理所当然地要负责买票。一进泰安火车站小小的售票处，我们就傻眼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哪里还有队？全凭挤了！我们只计算了车程，根本没想过买票难！

几个外国人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人潮，一会儿被挤出来，一会儿又被挤进去，如巨浪上一叶无助的扁舟。眼见着离火车开动的时间越来越近，错过了就不能按时回去，不能按时回去就……我们只好逐浪潮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插队加塞，也不知道是人太多挤的还是心里忐忑吓的，脸涨得通红。人生在世，总有要拉下脸皮的时候吧，我不断这样安慰自己。总算接近了售票窗口，那是一个仅容一只手伸进去的狭小格子，我终于把攥着钱的右手与他人的另两只手一起塞进了窗口，剩下的就是大声喊：“我要去济南的×××次车，××张！”一个外国女士，挤在窗口前已经欲哭无泪，继而对我这样的加塞者报以狂怒，她使劲地用一支笔戳着我的手腕，嘴里说着不知哪国语言，但肯定是不雅文辞的抱怨。我想躲，可前后左右都是人，哪里动得了一寸？只有厚着脸皮继续冲小窗口里大喊：“我要去济南的×××次车，××张！”我感觉到手里的钱被拿走，继而又被塞了一把纸状物，哪里顾得上查看，在外国女游客持续的声讨中落荒而逃，逃出售票处才赶紧检查，在这一片混乱中居然车票和找的零钱分毫不差，我在心里使劲夸了一下未见其人亦未闻其声的售票员。再一看，快开车了，急忙招呼同去的同学，再会合上其他同学，冲进车站里。火车开动了，同学们才反应过来，个个惊诧我竟然还会加塞儿。

有惊无险地到了济南，省会毕竟是省会，我们无比顺利地买到了回石家庄的车票，虽然只剩下了站票。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精力旺盛的少年们三三两两地去周围闲逛。我这个临时领队周到地叮嘱大家按时回来，也兴致勃勃地溜达去了。按着说好的时间回来，才突然发现，自以为周到的我出了个大纰漏，只说了集合的时间，没说好在哪儿集合，时间到了，可还有人不知在哪儿等呢。那可是没有手机、微信的年代，我只好在进站的必经之路上来回搜索，像捡孩子一样一个个把同学们集中起来。生生地起大早赶晚集，等我们凑齐了跑进车站，几乎最后一个人踏进车厢的同时，火车“况且况且”地开动了。

气喘吁吁的一行人明显蔫了，怕再丢了谁，约好一定集体行动。草草吃了口东西，我们顺着餐车和卧铺车厢的接合处蹲了一排，从一大早折腾到晚上了，就算是精力旺盛的少年也疲倦了。可毕竟还是年少，没一会儿，不知经谁提议，我们玩起了咬耳朵传话的游戏，就这么嘻嘻哈哈地一直到了终点站石家庄。我们意犹未尽同时哈欠连天地出了车站，已近深夜，惊讶地发现爸爸妈妈们都等在那里，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他们是怎么掐着准点守候在那儿的呢？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爸妈们可没表现出什么温情，基本都是劈头盖脸地一通埋怨，紧接着就是问：“吃饭了吗？”

第二天上课，课间趴倒一片的同学都是“走向远方团”的成员。几天后，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我们几个人的数学成绩，齐刷刷地没及格，很明显，答题的时候心思早飞越千山向东岳了。老师望向我们几个，特别是望向几个“好学生”的目光，简直痛心疾首。我垂头丧气了没一会儿，转眼心底那点儿窃窃自喜又冒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完成了一次“壮举”，特别是我，这可是人生头一回出门在外自己处理了各种突发的事情，我真觉得那两天长大了。

四

高中时，我还创造了一项自己的人生纪录，只是如果放在档案里，那恐怕要算个污点。那是1988年，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尔举办，那时候，首尔还叫作汉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出征奥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大放异彩，自然使国人对汉城奥运会寄予了厚望，我们这群正值花季的少年更是热血沸腾。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上午10点左右开始，很多同学早就计划一定要看电视直播，可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高三了，要旷课去看电视？简直是天方夜谭。当天一早，年级主任就在各班巡视，严防死守学生溜号。可学校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们反叛的劲头，越是一定要达到目的，甚至把这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斗智游戏。现在我已记不清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我们“胜利大逃亡”！

当大家聚集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为 Hand in hand 的旋律激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迎接我们的将是何等严厉的处罚。下午，一到学校，班主任就宣布，所有旷课看电视的同学必须写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在全班宣读，通不过就不允许上课。我至今仍记得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大概他很难相信如我这般的“好学生”竟然也如此大逆不道。于是，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检讨书。为了过关，在纸上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可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没错，对奥运会的关注难道不是比一两节课更重要的教育吗？它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关心的范围更广而不仅仅着眼于书本。当我为奥运欢呼喝彩的时候，我可是在领略全人类的宝贵精神啊。

这份检讨书最终还是没有派上用场。也许因为当天旷课的同学太多，法不责众；又或者学校也觉得与其责罚不如教育引导。我就此更加认定了自己的“正确”，并把关心奥运会当作每天除却功课之外的第一要务。只是没想到，那一年中国体育会是惨淡的“兵败汉城”，李宁从吊环上踉跄落下时的落寞眼神是我对1988年最为深刻的记忆，自然也有“旷课等来的却是这样结果”的不甘。不过，也就是从那一届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开始学会更理性、更准确地看待奥运，学会更加注重奥运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金牌，这个国家也在成长，就像我们这些少年一样。

五

比起少年时代这些所谓出格的事，真正出格的是我高考时的选择。

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广播学院，是姐姐的一个高中同学暑假来我家串门时说起的。他比我大两岁，暑假过后就是大二的学生了，他上的正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电视编导专业。在他的描述中，广院简直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最好的一所大学，如果广院称第二，那没有哪个学校敢称第一，而电视编导专业更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专业。从小喜欢电影的我，那时对电视的认识格外肤浅：就是一个小型电影院，于是我被他忽悠得心向往之。临走，这位“准师哥”还没忘了嘱咐我：“考我们专业要报艺考，提前考试，准备准备啊。”尽管当时被忽悠得不轻，但没两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到了高三不得不真的考虑高考报什么专业时，我完全没有方向，忽然想起这个“准师哥”的建议，要不然就试试这个吧？

但我们高考那年，北京广播学院在河北省只招播音专业的学生（当年北京广播学院隶属广电部，每年招生均委托各省广播电视厅代招本省学生，尤其是艺术类专业的提前考试），一直关注着广院招生信息的我看着“播音专业”四个字，脑子里闪过的是：“播音专业？《新闻联播》？”可巧，不久前我们学校举办首届文化艺术节，因为是全市中学里的独一份儿，河北电视台专门拍摄了一部专题片，导演很有创新精神，决定不用电视台的播音员解说，而是从学校找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给片子配音，这样更有中学生的特点，最后我被选中了。

其实高中三年，我在众人面前表演的次数两根手指就可数过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发掘出了这种特长。时至今日，我已经想不起那会儿是怎么准备、怎么走进电视台的录音间、怎么稀里糊涂地录完的，好像并没有感觉多么新奇与兴奋。播出时在电视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只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人，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似的。极其莫名其妙的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有一句解说词，是配合画面中生物实验小组在做实验，“瞧，这是家鸽的气囊薄膜”，天知道我为什么对这句话如此刻骨铭心。也正是有过这么一次“触电”，让我感觉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可以一试。

我起初真没太当回事，主要原因是初试时就被吓着了。报名的人有不少是已经在电台、电视台工作的，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嗓音浑厚，我只觉得自己是来凑热闹的。一进考场，我念了没两句就被叫停，“回去等通知吧”，更让我觉得没戏了。不过我倒也无所谓，本来就是试试嘛。什么时候开始把它当回事了呢？一是竟然接到了复试通知，这么说我还行？二是我们班的一位平常就是文艺活跃分子的女同学也去考了，当时班里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她一定考得上而我一定落榜。这种舆论让本来有一搭无一搭的我焕发了斗志，心底暗暗较起了劲，仿佛一下子变成要破釜沉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就这样经过了复试，某一天下午，自习课上，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一个陌生人带来一纸通知。“你专业考试通过了，跟我去做体检，之后就好好准备高考的文化课吧。”我通过了？我胜利了？我满脑子只有终于可以扭转班上舆论的兴奋，这种兴奋似乎远盖过了考试通过应有的那种兴奋。

可真到了这个阶段，支持我上广院读播音专业的人却没几个。首先老师们几乎众口一词：“这算个什么专业啊，这也要学四年吗？”“北京广播学院？怎么听上去像电大呀？”“这个专业以后就业面太窄了，还是选一个别的吧。”同时，父母也犹豫不决：“我们家没有搞文艺的，要干这个，这以后全都得靠你自己奔了。”“当播音员能干一辈子吗？是不是选个能长远做下去的专业啊？”还有，班上的不少同学也并未因为我跌破了他们的眼镜就对我竖大拇指。而面对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我那股子执拗的劲头又上来了，你们说的也许都有道理，但那不都是未知的未来吗？焉知未来不可以有好的发展？我的人生应该由我选择！唯一支持我的，是教过我们语文的李忠本老师，他说今后做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开阔眼界。至今，我都很感谢李老师的这番话，他护佑了一个少年迈向成人世界的那份单纯的勇气。

自供了这许多，但回想起当年，我还是一直在努力做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只是不想让这个光环变成枷锁，不想丢掉一点自我的小快乐，不想未来的人生都由别人来规划和书写。况且，那时候我便隐隐觉得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有很多毛病，被夸奖多了难免骄矜，被纵容惯了难免自私，被期望高了难免失意。幸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有如许斑斑劣迹，它们平衡了我的成长，没让我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CuDmBwheXj0pZdPDWdUqjnizUO8WiZ1hhv11PlVS/a0+badJnw/cNaHXApt8C1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