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已经下了两年功夫的这幅画,看到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
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十一时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
“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我很感谢,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
总的来说,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第一,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好得多、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他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
。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
“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做出决定,便感到高兴。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装,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情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眼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也势必要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