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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这是一部新闻式的作品，不是严格的研究类著作，它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日常观察。我们采用了一个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复合视角，通过梳理汽车工业与七座城市（镇）的关系，描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北到南，在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线索。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其中，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处于从大到强、实现转型升级的历史关隘。汽车强国战略已成为产业共识，而汽车强国战略能否成功实施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否构建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能否持续地进行技术、管理和机制上的创新，产业链上的企业能否实现协同发展。
同时，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城市发展相应进入新的排位赛，基于产业创新的区域“新常态”已然来临。我们常常会发问，“为什么有竞争力的产业会出现在某区域”，这种话题往往会引发热火朝天的争论，乃至让议论者“撕打”起来。本书考察了汽车工业与中国城市命运的共振，其间各自的崛起、陨落、抗争与兴盛，亦可被视作一场产业与城市兴衰的话题战争。
以七座城市（镇）作为本书叙述的地标，我们会发现一些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多维关联。譬如，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竞争时代，从单一的汽车城到产业链协同的都市群，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乃至城镇），它们共同谱写了一首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大交融的命运交响曲。我们试图在这七座城市（镇）的汽车工业进程中寻找到一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也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多个面向。
第一章“长春”，描述了一座老汽车工业城市的转型保卫战。毫无疑问，在2013年以前，做“中国底特律”，不只是长春这个“共和国长子”的定位，也是武汉、重庆、柳州等诸多汽车工业城市喊过的口号，由此引发的汽车规模化运动，让我国一举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最大的国家。随着底特律的破产，国内汽车产销滑坡，大家感受到“单一产业的诅咒”的寒风。在东北经济低迷的气候里，长春却一枝独秀。长春有近800万人口，30多所高校，80多家研究所，每10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在校大学生，这是一座知识浓度高的城市，市区人口结构和质量的本质区别，决定了长春的转型之路必将不同于底特律。
第二章“十堰”，讨论了一个由车而兴起的城市正在对抗产业迁移带来的空心化危机。十堰的汽车工业起步意外而艰难，是在“全区工业加在一起是一家打铁铺”的窘境里打造出来的，指令性经济体制让这座汽车工业城市很快拔地而起，“从0到1”。20世纪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十堰又面临新的窘况——汽车产业开始被转移到省城武汉。两次人为意志、一起一落的背后，反映出城市间竞争愈加激烈，产业和投资的流动更加自由，这是内陆工业化城市的典型历史遭遇，而十堰必须顽强地“重写”城市意义，用更积极的后工业化城市形象来抵抗陨落的过程。
第三章论述了柳州。“我们是谁”是“我们做什么”的一个函数，柳州近百年以来就没有过这种身份焦虑。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柳州独特的存在感，不仅仅是那碗让人欲罢不能的螺蛳粉。作为同时聚集了四大车企的“广西工业心脏”，柳州将百年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浸入山水，得以成为与广州、重庆、武汉等汽车工业“大象”共舞的“雄狮”。车企与当地政府血脉相连，命运共振，这才有地方大员拍胸口说：“我也不怕房价跌，因为我们柳州有实业在支撑。”这句话会引来当下其他城市的艳羡，这也是市场之外，“另一只手”的钢铁意志。
第四章转向重庆，一个有导航也会迷路的城市。市区面积、人口乃至工业的规模，是重庆几次挣扎最终成为直辖市的资本。伴随重庆十多年狂飙突进的，除了飞架天堑的基建奇观，还有重庆的汽车江湖。这种加速度，很快以一种倒“V”形的抛物线让人瞠目结舌。许多人都在问，重庆怎么了？大家疑虑的不只是重庆的汽车工业，还有当下的中国。重庆有着非常好的中国故事，包括它出现的一些事故。汽车江湖里的国企、外企与民企的“三国杀”，投资过热，产能过剩，重庆的哪一个话题不是“水煮中国”？
第五章集中论述了特色小镇安亭，这是一个“产业飞地”进化为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地理甜点”的故事。中国产城融合过程中有许多是非曲直，安亭的幸运在于身处长三角，并握手了汽车工业。长三角辐射了国内一流的工业、服务业与互联网的能量场域。而互联网和新能源是新工业革命的两大主题，其中汽车制造业将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良好平台。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特别是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将安亭从一个上海边缘的“产业飞地”，一举置换成长三角一体化版图里的产业中心。区域经济协调范围超出行政区划边界将是城市发展常态，未来相邻行政区之间将实现经济开放、管理接轨与互利合作，形成各地区之间产业布局更为合理的集聚和扩散态势。简单来说，对内开放会喷发出新的奇迹。
第六章谈论了杭州，一个因西湖而享誉世界的城市，重工业与市区面积一度是杭州城市竞争力的两大软肋。正是鲁冠球、李书福和马云这一代浙商的草根创业精神，积攒下有别于外企、国企的又一极经济原动力，使得杭州从激烈的长三角城市竞赛中脱颖而出，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在有了8个深圳大小的城市面积之后，温文尔雅的杭州开始豪气地将钱塘江当作城中河，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东拉西扯”的智造与科创两条大走廊互为呼应，其中被寄予希望的东部最大跳板——大江东（也是汽车制造主战场）却有些停滞不前。城西的阿里巴巴所展现的线上经济体雄心，是否让城东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大江东，超越了现在杭州主城5区的面积，这等于让重工业底子还薄弱的杭州，撸起袖子去再造一个杭州城。这会是一种“大而无当”的奇幻漂流吗？
第七章讨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造车风云，这是一个国家顶级城市群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缩影。透过广汽、比亚迪和小鹏汽车——传统汽车厂商和造车新势力的发展，即“老中青”的造车沉浮，可以看到区域工业化的长期逻辑是，除了区位、资源和政策在初期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和文化蕴含才是两个决定性要素。没有哪个国家和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经济特区、新兴城市及超级城市，多年来，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取决于区位、资源与政策的禀赋。从珠三角汽车产业的演进，我们发现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发生变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在变化，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正在从“特殊政策时代”转为“自由贸易时代”，单一汽车城的时代已然结束，汽车产业链上的“爆城”将是新的物种。这背后，是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和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它们在塑造新的超级版图。
从七个地标的汽车工业史里走出来，我们也在同步考察“为什么有竞争力的产业会出现在某区域”的问题。工业经济学家金培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发展的空间表现通常是转移、扎根和升级（或是再转移）。一般来说，地区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分别是：工业化初期的比较成本、工业化中后期的技术水平、长远来看的文化特质。各个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产业发展轨迹基本相同，但到工业化后期，各自会走上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规律具有“标准形式”，而文化则是多元的。从这一点来考察造车新势力，就能用积极的姿态去理解探索者们目前所处的困境了。
同样，工业化——包括我们书中描述的汽车产业，不仅是一个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文明沉淀的过程。城市要成为具有活力、可持续的产业聚集地，就应该为此去培育进取的创新精神、务实的工业文化、守信的社会氛围等。因为这些人文特质，才是决定一个城市长远命运的“社会资本”。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视角越是多元，议题设置就越发繁复，甚至会影响到阅读趣味。在汽车产业大变局来临的前夜，勾勒过去和未来的图景，不会是简单的黑白两色，确实需要综合各类视角。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未来的图景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二线城市、中心省会城市或者“五环外”的城市，而是所有这些城市的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