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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昌陈子庄先生，摄南汇县篆时，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花价银一百零六元，有券据，有中证，有代笔，云索之不还，反遭凶殴。中证、代笔者所供与同。提王至，战栗惶恐，似不能言，匍伏久之，始曰：“实不欠钱。”曰：“不欠钱，何以控汝？”又不能对，促其言，则曰：“我纵欠钱，何必倩开烟馆者作中？”先生笑曰：“若非贵人，开烟馆者不能为尔作中证耶？”又曰：“我自能作字，何必倩代笔？”先生闻言，亦颇疑之。既而诘之曰：“汝非蓄意不良，故倩代笔者为图赖计耶？”侍役遂群呵之（群役之呵，实我国法堂之恶习也）。王闻呵，益战栗，伏地叩头，称愿还。
先生终不能无所疑，命带下。独呼原告至，问之曰：“债券何以非彼所亲书？”曰：“彼自倩人代笔，某不与知也。”问：“彼倩人书就带来耶？抑即尔家所书耶？”踌躇而答曰：“即我家所书者。”先生视其踌躇也，益疑其为冤，复诘之曰：“代笔者为彼所带来者耶？”曰：“否。代笔某甲，向居村口，是日因在茶肆争论，甲适来相劝，遂偕归耳。”先生瞥见甲在堂下，乃故扬其声曰：“是在茶肆乎？”曰：“然。”命役带之出。
呼甲至，问曰：“是日王邀尔代笔耶？”曰：“然。”曰：“何以不至姚家署券，乃就茶肆？”曰：“因在茶肆相劝，故即就彼书之。”曰：“若逆知将代笔，故怀纸笔以往乎？”曰：“否。假茶肆之笔，纸则购诸市者也。”曰：“信乎？”曰：“信。”乃命带之去，别置一所。
呼证人某乙至，呵之曰：“王未负姚资，尔与姚要之至尔家，逼勒署券，尔乃书中，此何理耶？”惶惧曰：“某不过为好相劝，实无逼勒事。”曰：“闻在茶馆相劝，何以又至尔家？”曰：“某开烟馆，家有余地，适甲又思吸烟，故偕来就便署券耳。”
先生大笑，令呼原、被、代笔俱至，戏谓王曰：“此案余已讯明，若所欠宁止一百零六元，实三百十八元也。”王大惊呼冤，姚亦代白实止百六元。先生曰：“固也，然券实有三：一书于尔家，一书于茶肆，一书于烟馆。兹有其一耳，其二安在？速将来！”三人相顾错愕，惶恐伏罪。乃惩之，释王去。
野史氏曰：闻之姚与甲、乙，实有隙于王，又欺其舌强口呐，慑见官长，故为是以陷之也。使侦探家为之，又必张皇其事，探诸烟室，探诸茶肆，行且探之于购纸之肆矣。事非不得明，然较诸此寥寥数语，奸情毕露者，为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