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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日英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力的逐步上升，好像已经令英国等国家产生了“日本正在一步步成为难以对付的国家”的看法。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震惊一时的“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分露骨地显示出日本打算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意图。不仅如此，尽管说是出于日英同盟的义务，日本却在英国不一定同意的时间，采取英国不一定赞成的方式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范围。我想，这些事情给人以日本趁英国等列强忙于欧洲战事之机，趁火打劫之类的印象。
这种情况下，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迅猛上升的美国，战后快速登上世界领导地位，因其早就怀疑日本的对华态度，遂利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机会，大肆宣扬对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出手制衡日本。毫无疑问，裁减海军的条约对当时陷入白热化状态的世界性造舰竞争起到刹车或者降温的作用，是一种有效恰当的措施。而且尽管对华九国条约并不特别以日本为对象，不过从结果来看，明显制约了日本的行为。美国又说服英国废除存在多年的日英同盟，其遏制日本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应该与德国联合抗衡英国的主张。当时还不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见，仅是日本内部，尤其是陆军部分人的看法。前面所提到的“对华二十一条”中，特别受到指责的第五款
主要也是基于军部的要求提出的。因此，日本军部的将帅们在接连遭到从华盛顿条约到废除日英同盟的打击后，认为英美两国采取的是对日封杀政策，进而将他们视作日本向大陆发展的障碍制造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其后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各国间的国际贸易竞争白热化，事态发展到日本商品的出口空间在全世界受到挤压，导致日本逐渐采取在邻近大陆扩大势力范围的扩张政策。由此，日本和当时已经与英、美对立的德、意两国靠近，在满洲等中国大陆地区挑起事端。结果正如大家所知，日、德、意三国从签订防共协议发展到结成三国同盟，再到对抗英美，最终发动大东亚战争。
但是，从大的历史走向来看可以得知，前述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对英美关系的异常变化并不是日本的本来状态，不过是一时的政策调整。不但站在战败后的今天回顾过去非常清楚，即使说战前乃至战争期间，元老、重臣毋庸论及，普通国民的内心深处是否认可与英、美为敌，与德、意结盟也是极大的疑问。
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面也有所提及——主张利用日本远离战火的契机，公开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野心，趁机与德国结盟的人不是没有，可我相信主流民意对英、美基本上抱有亲近感。
而且政治领导层忠实地坚守同盟义务也是清楚的事实。尤其是日本海军，不仅保护远东地区盟友英国的利益，使英国没有后顾之忧，甚至远涉印度洋、地中海，致力于护送协约国的运输船队。这都是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大书特书的日本的贡献。
关于日本的贡献，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格雷先生在回忆录《二十五年》中这样写道：“日本长期以来是英国公正、有尊严、诚实的盟国。而且由于日本政府的自律，大战期间，涉及太平洋地区各种问题时，与英美两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摩擦。”格雷先生承认当时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努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一事实，同时他也说：“但是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假设它们处于与日本相同的立场，能比日本更好，哪怕与日本同样地保持自律吗？”由此可以再一次了解到，我们的前辈们重视国家信义这一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受到外国知名政治家如此认可称赞，即使今天的我们亦倍感喜悦和骄傲。
总之，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为什么应该延续明治以来坚持的亲英美道路，过去这些宝贵的经验日本国民应该特别铭记在心。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必须以国际信用为基础。曾经有人说过：“外交和金融性质相同，都要以信用为基础。”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如前所述，日本以日英同盟和亲美为基准，迎来从明治到大正的国运昌隆。然而突然改变方向，敌视关系紧密的英美的同时，甚至与关系一般的德意结成同盟。这种变化不仅战略上十分拙劣，而且从丧失日本外交信用这一角度来说，非常遗憾。为了重塑日本的外交信用，今后必须进行长期努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忍受和耐心的艰苦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漠视明治以来前辈政治家们历尽艰辛，苦心经营打下的外交根基就这样土崩瓦解下去。
国际信用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进行外交。外交以本国利益为上无须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国际正义的外交也有被恶势力所战胜的情况。就长期来看，正义外交一定会符合本国利益。一味在意眼下国际形势的变幻，拘泥于外交小利是十分愚蠢的。正义凛然的大丈夫态度正是外交人士所应坚持的态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开始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受到对美关系的左右既是事实也是一种必然。不能否认在惯性影响下，占领结束独立后的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日本政策应始终保持对美依赖。不过如果是那种意义的对美依赖，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为世界性规模的经济体，实力逐步提升，自然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在各个方面。
但是，日本外交的根基应置于亲美这一大原则今后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应该加以改变。这不单纯是战后占领状态带来的惯性使然，客观上也是需要坚守的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道路。另一方面的对英关系，如今也许不比对美关系重要，然而，考虑到美英两国超常紧密的关系和英国在世界外交中的地位，对美关系的重要性有时意味着对英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在贸易等经济关系方面，英国本国以及英镑圈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关系亦是日本外交领域绝不能忽视的部分。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毫无疑问必须通过海外贸易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如此，自然难免会将重心放到经济上最为富裕、技术上最为先进且历史上关系最为密切的英美两国。这未必是主义、思想的问题，也不是经常有人说的“从属”之类的关系。只因为这么做，最为简便，同时最为有效。总之，不外乎是有利于日本国民的便宜之路而已。
无须再次赘述，与国家防卫相关的所谓中立主义，无论怎样进行概念上的包装，其内容都是空泛的。从最近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发生的事件可以充分看出，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一国的独立自主没有意义。如果拥有足以保守中立的武力且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日本并不是这样。以日美安保条约为主的集体防卫体制是保卫日本的唯一道路。
因此，我认为日本应该以亲英美为核心，广泛推进与自由世界各国特别是地理和经济方面均接近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当然，虽然这样说，却绝不意味着完全忽视与共产圈各国的关系。不过，日本国内存在一种言论，过于强调与共产圈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贬损对美英关系特别是亲美的外交方针。有鉴于此，特意着笔写下上述内容，明确日本外交应该坚持的道路。
但是，进入大正时期，有些人开始赤裸裸地反对明治以来坚持的亲英美的外交政策。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反英美情绪并不见得相同。有单纯嫉妒英美强大富裕的人；有憎恨英美在国际外交方面骄横的人；有基于各种主张和理由反对英美的人物，等等。其中，据我所见，对国家最为不利的是一些鼓动这种排外情绪用于扩大个人政治势力的。
最近的一个事例便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的行为。当时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的反英美态度如前所述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元老、重臣等领导阶层坚守明治以来的亲英美道路的反感，图谋与之对抗，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将反英美的主张用“打破现状、建立新秩序”等革命性口号进行包装。但他们所犯的一个最大过失是反英美达到极致，竟与德意结成同盟关系。最后导致日本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国国民陷入战争失败的痛苦境地。这些都是我国国民切身感受到的事情。
对照历史来看，将排外情绪利用在政治运动方面的行为体现的是政治落后性，发达国家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朝鲜东学党之乱，中国义和团事件无不如此。再比如去年以来，埃及纳赛尔总统的做法也可以充分显示出这种心理。他采取激进和过激手段故意向英法势力进行挑衅，口头呼吁和平，结果却是损害和平。其实不外乎意图通过对外强硬的态度煽动国民的排外心理，从而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事态发展到极点，竟然表示出与国际上英法的对抗势力苏联结成联盟的姿态，甚至更进一步达到接受苏联援助的程度。从上可以看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踏上了和日本军部当年完全相同的道路。
深刻反思这些国内外事例的发展轨迹，令我隐隐担忧的是，即使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国内部分革新分子逐渐显现出利用反美运动作为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工具的倾向。他们以打破对美一边倒、实现独立、坚持中立主义等名义，向国民渗透反美情感，意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实现个人野心。这种潮流如果止于今天的程度，也许不足以令人忧虑。但是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革新分子不会重蹈日本军部的覆辙，在反美运动达到高峰的时候，脱离自由主义国家阵营，渐渐倒向共产主义国家阵营。这一点我迫切希望日本国民做出慎重且智慧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