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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每当有人劝我撰写自传、回忆录,我总是想,所谓自传、回忆录大抵不过是自卖自夸、自我宣传或者是一种申辩。我不认为我的自传、回忆录会有益于世,也不具备成为后世史家修史资料的价值,因此我不想写自传、回忆录这类东西的态度很坚决,也一直这样回复劝我的人。

而且我驻外期间从来不写日记。也许会意外被盗,也许会遗失到哪里。绝不可以因日记引发问题,累及到他人甚至国家。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前例。当然,如此说法既是我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是一种借口。说到底还是我疏懒成性。

对写自传、回忆录顽固抗拒的我,前年夏天却不得已自毁前言。因为在战后十年即将到来之际,有人对我说,应该谈谈感想,以供他人参考、世人评说,这让我无法回绝。加之我的谈话经国内各报社、广播电台发布,均毫不客气地被打上“回忆录”“回忆”的标签,终于让我多年坚持的想法土崩瓦解。

自此,劝我写回忆录的人更加多起来。报纸登载时内容多有节略,有人要求我正式地写些东西。而且日本国内报纸登载的文章,部分内容会被翻译为外文向海外媒体发布。甚至有两三家国外报纸、杂志社托人向我求稿。

由此,我的老友——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内阁同仁,组成了回忆录编写委员会和出版发行委员会,多方面收集整理资料,并有在报社多年历练精于此道的练达之士加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每周聚首,他们宛如召开审讯会般对我进行盘诘。

开始时,我依然心有抵触,经常以“那些事我忘记了”“没有记忆”之类的回答敷衍了事。但渐渐为上述各位的热情和耐心所感动,后来我内心也涌起倾诉的冲动。我的陈述与各方面收集来的资料相对照后形成文章的草稿送至我的手中,我也只得以其为参考资料,认真执笔撰写。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过开始着手之后,我深切感到人的记忆力是多么无法依靠。本以为有相当大把握的事情,为保险起见与当时的官方记录进行核对,结果发现自己完全记错了,这种情况不止两三起。

如今已经完稿。然而依然有很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感到滑稽的是,有些地方,对别人大加贬损,对自己却赞誉有加。事到如今我也痛悔自己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内容,但是基于战后八年多来执掌国政的责任,且大部分时间处于“占领下”这一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关系,我认为本书多少会为世人了解这段历史有所裨益,遂决定出版发行。

在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士建议下,正文中随处插入“回想补余”,以弥补我意犹未尽之处或对我所述当时情形加以旁证。“回想补余”的执笔者无一不是当局者、权威人士,所以我认为这些“回想补余”和正文相比反而更有益于读者。

容我赘言,本书能够面世,多方仰仗同仁、友人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不逐一列名,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1957年春 NYAABT6PndH46MzobbViLn1u3P1w7ZqOx7Yhj3nFEI19S5iWWK6lKH1xTYIBfw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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