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治时期的日本飞速实现了现代化，但其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这是一段与接踵而至的难题不断斗争的历史。

首先，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必须坚决完成清算封建制度这件大事。如前所述，明治时期曾经发生过内战，但由于领导者们态度坚决，局面最终得到了控制。然而更难的是之后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日本应该采取何种国家体制这一问题曾经有过很多种意见。

一方面，激进派的人主张设立议会并赋予议会巨大的权力，他们在约翰 ·斯图尔特·穆勒 的《论自由》和卢梭 的《民约论》中寻找能支持他们主张的论据。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们，则立足旧道德观，主张赋予天皇巨大的权力，用天皇的权威谋求国民精神的统一。而政府人员则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他们中间有主张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人，有像伊藤博文 那样虽反对英国形式但认为有必要实行立宪政治的人，还有像山县有朋 那样反对立宪政治的人。

这些意见彼此对立，反映出明治时期的日本所面临的多种多样的问题。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家之所以强力主张开设议会，正是因为明治政府基础薄弱的缘故。明治维新是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个藩为中心进行的，其中萨摩和长州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明治政府的人员主要来自这四个藩，在高级官员中，出身于这四个藩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虽然他们没有受藩国的狭隘立场限制，而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但没能加入明治政府的人们则怀有巨大的不满。自由民权运动家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起来的。

其次，主张由天皇实现精神统一的人们也并不是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只是试图解决急速现代化给明治时期的日本带来的道德观混乱的社会问题而已。而这是引入外国文明不可避免的代价。引进外国文明常常隐含着破坏本国社会、文化、精神方面统一的危险。德川末期的思想家们曾考虑通过“东洋道德、西方艺术”或“日本精神、西方才能”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危险。

然而，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会发现，这种方式是很难施行的。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只采用其中的某种文明。例如，要想引进西方先进的军舰和兵器，就必须建造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功能，就必须让构建其存在基础的经济活动活跃起来。这样就与认为追求利润是不道德的儒家思想发生了矛盾。说到底，要拥有军舰等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就不可能不给本国文化带来深刻影响。

可是，就算能引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也很难引入其政治背景、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这些被称作价值体系的事物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发产生，否则就无法构成人们真实的道德基础。所以，不得不引进外国文明的国家就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明治时期的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如此。

当时有位学者曾说：“孔孟之道既衰，西方理学未入，宛如日已没而月犹未升时之状焉。”这句话概括出当时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人员从如何让国家迅速发展，从而建设一个富强日本的实际问题出发，研究了国家制度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国家必须是个强大的主体，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把重点放在了设立议会的议论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不能把政府局限于少数人的专制之中，必须吸收国民参政的活力才行。另外，虽然他们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混乱十分担忧，但还是相信应将现代化置于首位。

基于这种考虑，在设立议会的同时，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宪法，赋予天皇超越君主立宪制国家惯有的巨大权力，并于翌年以天皇诏书形式发布了教育基本原则。如此构成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基本结构。虽然与西方现代国家有所不同，日本还存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力寡头政治，但总体来说日本承认国民参政的概念。而且，这一举措加强了支撑家庭、社会共同体及普通国民生活感情的传统社会支柱。这大体符合国民的意愿。比起基于个人主义建设国家，国民更希望保留传统的家族主义。《教育敕语》公布之后，最高兴的要数工作在教育最前线的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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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为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其宗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的主轴。教育敕语由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于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颁布，1948年被废除。

教育敕语后来成为小学在固定庆典时必须朗读的文件；但是自从颁布之后，就受到西园寺公望等人的批评，教育敕语的内容过度侧重于国家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内村鉴三拒绝向教育敕语行礼的“不敬事件”。而到昭和年间，教育敕语逐渐演变为绝对化与神圣化，并且强制学生背诵，学校也必须兴建特别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语。在日本于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后，教育敕语就成为军国主义的教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占领军主导之下，教育敕语于1946年起从日本教育体系中被排除，1948年6月19日被正式废除。但是，教育敕语中提倡道德教育的内容在之后《教育基本法》中仍被保存。

译文: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此外，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领导者们，虽出于重大责任感保持了决定权，但仍极其热衷于汲取并活用国民活力。他们热衷于培养人才，在培养领导人的大学中，不问出身如何、富裕与否，只要有能力，就算寒门子弟也可以入学。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平等制度。而且有明治天皇这样出色的君主也是日本振兴的一大幸事。政治上的重要决定由天皇和元老共同作出，天皇还参与所有军事磋商，甚至了解所有高级将领的性格和能力。因此，明治天皇掌握着领导者们的操行品格，并能因材施用。

另外，对普通国民来说，天皇并非一个遥远的存在。天皇经常对国民的状态表示深切关心，尤其是他的和歌强烈震撼了国民的心灵。比如日俄战争时期所作的这首和歌就充分表达了明治天皇的心情。

男儿壮汉从军去，唯留老翁守山田。

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是现代法治国家，其政府是汲取国民活力的巨大国家组织；另一方面，政府的中枢部门由从明治初期开始就共同工作、紧密团结的少数领导人组成。由此，日本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时期所处的严峻国际环境。很不幸，日本不得不参与了日清战争 和日俄战争，但好在明治天皇充分发挥了其领导能力，并集中了与之相应的国民力量，日本才得以出乎世界的预料而取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

然而，明治时期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度过非常时期的特殊体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正是由于杰出的天皇和由共同经历挫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元老们的存在，该体制才能在发挥功效的同时未带来弊病。因此，明治天皇驾崩是件划时代的大事。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 曾这样写道：“在盛夏时节，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似乎觉得明治的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冒险精神和激发国民活力为特征的明治奠基事业也画上了句号，艰苦的转型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