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们只把注意力局限在明治时期的话，就无法理解明治时期快速施行日本现代化的秘密。正如上文所述，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只有立足于日本的历史遗产之上才成为可能。例如，辛勤工作而不乱花钱的道德观，就是儒家的遗产。日本自德川时代国家统一之后有了通用的语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遗产。

更准确地说，德川时代和平、自给自足和孤立的260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欧洲各国当时也是如此，封建制度为近代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首先，德川时代的统治制度已经成为对近代国家筑基有益的资本。作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积累了经验，造就了适用于官僚制度的有组织能力的大批人才。如同前文提及的，在发展实业时旧武士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的长处就是具有利用自身所在的组织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在幕府和各藩国的政治训练中获得的。

另外，日本武士的社会地位高，社会责任也重，然而经济却不富裕，这就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领导者。尤其是在19世纪初，在感受到外国的威胁之后，各藩国兴办起来的学校功不可没。在这些学校里，不施行以往的古典的儒家教育，而是教授西方军事学和培养人才的各种“实学”，让人才具备济危扶困的智慧和意志，并能够从事实际工作。各藩国不仅培养这样的人才，还计划在19世纪上半期使用这些人才。这使下级武士得以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而像涩泽荣一那样半农半商的子弟也成为了明治时期的实业领袖。

此外，明治维新也并非都在外国的压力之下进行。在德川时代和平的260年间，平静之中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市场的发达和商人的兴起。在这段和平时期里，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城市里的消费生活日益活跃，商人大发其财，虽然他们的身份处于最底层，但武士在他们面前却抬不起头来。随着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陆路和水路的畅通，全国形成了以大米为首的流通经济。商业技术也以账簿和“隐名合伙”的形式发展起来了。

这一切都在明治时期扶植产业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商人得势动摇了以往的社会体制，因此到了19世纪初期，武士们就开始认真考虑社会改革。考虑该如何处理外忧内患的问题，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确信有必要讨伐幕府。再加上普通农民农业技术的提高，纺织品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刚开始的教育普及等等，都构成了明治时期现代化的基础。

而且，日本的现代化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其一，刚进入19世纪下半期的时候，虽说发达国家大体都经历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水平来看，正处于从积累熟练度和经验的技术阶段向被科学证实的技术阶段转变的时代。近代钢铁业刚刚开始发展，化学工业几乎不存在。铁路建设刚刚步入热潮，轮船还没完全取代帆船。因此，日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尚不明显，日本人可以一边活学活用传统技术，一边通过加倍努力追赶先进国家。日本能够毫不犹豫地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以铁路和轮船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与此同时衍生的国民普及教育和依靠国家的保护扶植产业等先进措施。此外，日本还拥有丝绸这种绝佳的出口商品。这为日本产业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这样，明治时代的人们通过惊人的努力，依靠德川时代的遗产，以及幸运的成分，使日本的现代化获得了成功。 BBkiS8tAdj7CFeHMMh/pC8UsNKMo1MJtwhBZo2mw9oY+9wPwNuqkDHF5oE8AWR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