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瞩目的是，明治政府大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起来，必须要提高普通大众的知识水平，要想发展现代工业，也必须得有能推动其发展的人才。此外，还要求现代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都具备较高知识水平。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全国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想要彻底改变日本。

然而，以政府的财力连给各地建小学提供补助都不够，所以小学的建设资金主要由国民负担。苦于生计的民众并不想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为提高就学率可谓不遗余力，地方的地主们也意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捐出巨额资金来协助建立学校。正是自德川时代以来积累的财富和知识，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另外，从德川时代起，普通百姓就有去私塾求学的习惯，以及尊重教育的风气。就这样，国民教育飞速普及，到了明治末年，就学率超过了95%。如今到乡下去旅游，也能看到每个村落的小学校舍基本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重视通过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或送日本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培养学者。知识分子也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私立学校发展教育。为发展现代化而重视教育正是日本现代化的一大特征。

大隈重信

涩泽荣一

推动改革的不仅有这些明治维新的践行者，之后登场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没参与明治维新的政治活动，但他们从德川时代末期就开始在幕府的翻译部门或各藩国从事对西洋各国的研究。他们当中有的像大隈重信 那样担任官职，有的像涩泽荣一 那样创办实业，还有的像福泽谕吉 那样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人才。这些人都主张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他们都是武士出身，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然而这对从事新型经济活动反而有益。因为新型经济活动所需的才能是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只有那些未被旧传统束缚自我的昔日武士们才能大胆地尝试新事物。咸临丸号横渡太平洋时的那种冒险精神成为了他们的动力。

但是，仅靠有冒险心的先觉者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继先觉者之后的大众力量不可或缺，尤其需要那些为现代化建设吃苦耐劳的人们。这意味着日本国民要在“文明开化”的名义下，逐渐接受西方事物，辛勤劳动，积极储蓄，积累现代化所需的资本，这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国民消费观受到儒家伦理的强烈影响，一方面，认为获利是不道德的观点影响了实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推崇勤俭节约、鄙视浪费的观点又有益于资本积累和实业发展。从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来看，领导者们决定打开国门，引进西方文明之后，国民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欣然接受，有一段时间甚至轻视日本原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事物什么都好。有一篇讽刺当时情况的文章这样写道：

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然而真正理解其含义的人却很少。常听人说，“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最近总打着阳伞走路，简直太文明了”“穿着鞋进屋，真是文明得不得了”。这些说法都未理解文明的原意，只是把听到看到的新鲜事物当作文明开化而已，真是大错特错。

所有“舶来品”都被疯狂购买，森有礼 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使用罗马文字。还有人主张改善日本人的传统性格，他们认为“日本人天生聪明但缺乏毅力，就是因为不吃肉的缘故”。因此，如果给儿童喂牛奶，再让他们吃牛肉长大，日本人就一定可以变成有毅力的人。因为“牛是一种迟钝的动物，吃牛肉长大就一定会形成牛一样的耐力”。还有人提倡和外国女性通婚以改良人种。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急切地想改变一切。这样就难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也让日本更容易吸纳西方文明。

这种情况似乎与德川末期时的“攘夷运动”大相径庭，然而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行为正是日本人传统性格的一种体现。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对其他民族、他国文明十分包容，可以说他们沉迷于模仿外国文明。日本人很早就醉心于中国文化，有很多名人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引入日本。圣德太子 用汉字书写了日本最早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还引进汉服，收集中国的物品，意欲将日本人的生活整体汉化。同样，当西欧各国在16世纪初次访日的时候，日本人也积极地吸收西方的文化。据文献记载，当时访日的传教士们对火枪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十分惊讶，因此在东方各国中对日本刮目相看。

日本人之所以对外国抱有这种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日本附近没有大国威胁，只有一个遥远的，能带来文明的中国。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极为先进的文明，向中国学习对日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然而，出于古代交通手段的限制，日本虽然与中国相隔不远，中国却无法统治日本。日本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了对外国文明毫无戒心、主动吸纳的性格。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欧各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之时，日本人才开始有了反抗之心。因为他们怕日本失去独立。但他们明白，想要保护国家独立就得吸取外国文明，于是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吸收西洋文明。随着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不断理解，人们开始对西洋文明大加赞美。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既希望独立，又认可外国文明的优越性，对大津事件 的反应正是他们这种对外态度的典型表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时，被一个国粹主义警察刺伤。日本举国上下深表遗憾，各地纷纷向皇太子送上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发了许多表示遗憾之意的电报给俄罗斯皇帝。针对这种对外国贵客无礼的行为国民们心底表示歉意。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件与审理此事件的法官有关的逸事。日本政府担心因此事而被借机寻衅，主张以加害皇室之罪对犯人处以死刑。但大审院 院长儿岛惟谦 并未屈服于政治压力，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公正原则的行动。他力陈判处死刑是不合法的，将被告判为无期徒刑。审判的参与者们怀着满腔“日本是法治国家”的强烈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做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判决。这在表现出普通民众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治时期日本司法部门积极进步的一面。

另外，日本的领导者们担心日本经济会被外国资本控制而并未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引进外国技术是安全的，因此高薪聘请了外籍人员。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从国外聘请的人员，他们为日本踏实工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还起到了参谋的作用。

他们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像费诺罗萨 那样，在从事教育的同时将日本美术介绍到欧洲的人。也有像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那样，对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外交都提出了重要建议的人。丹尼森参加了朴茨茅斯会议 ，其行为举止与日本人无异，以至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嘲弄道“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这种“聘用外籍人员”热潮的背后，隐含着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友善态度，以及外国人忠于职守的西方道德观。这给了日本人重要的启迪。此外，日本和欧洲都没有排他的民族主义，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大幸事。明治时期日本的飞速发展，正是上述各因素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