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万延元年），为了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的批准书，就在日本大使乘坐美国军舰赴美之时，胜海舟等人乘坐250吨级的咸临丸 成功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人首次驾驶轮船中途没有经停地横渡太平洋。日本人在早些时候还没有见过轮船，从开始学习航海术到横渡太平洋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但是，日本为了提高国人的士气，决定勇敢地尝试横渡太平洋。并在同船的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完成了此次尝试。

这次横渡的成功，拉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序幕。换句话说，虽然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打开了国门，不过一旦决定了开国，便要在西欧诸国的冲击面前，显示出自身敢于冒险的气魄和力量。

1853年（嘉永六年）6月，在佩里船队自浦贺登陆以前，日本一直都停滞在封建社会。严格遵守着“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连各个阶级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都有明确的区分，儒家的上下尊卑、绝对服从和对领主效忠等道德思想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制度长期束缚了日本人的生活。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安定的封建秩序，将任何改变都拒之门外。1856年，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在日本，所有的事情都恪守着“静止之物勿动”这一格言。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只是个与世隔绝、安于和平的国家。1636年日本发布了“锁国令” ，阻断了与世界的交流。除了荷兰和中国的船只外，一律不允许停靠。即便是这两个国家的船只，在交易港口和居住地等方面也被严格地限制。海外的事情只能通过长崎进行有限的接触，传至日本腹地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大概也是日本能享受近三个世纪和平的主要原因。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国的200年中，除了国外漂流过来的个别渔民，日本没有人去过国外。

这种停滞、和平和孤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佩里率美国舰队到来。佩里船队的到来不仅显示了其军事实力，还使日本被迫打破了锁国的状态。1854年，佩里再次率舰队来到日本，一直深入到江户湾内，要求日本对前一年收到的美国总统的国书做出答复，下面这篇文章充分描述出当时的日本人对美国轮船的惊恐之情。

美国军舰于正月二十八从浦贺出发，停泊在神奈川港。美国军舰如绕过羽田滩而进入品川， 一旦谈判破裂，则江户将在彼等大炮之下，化为烟海。自神奈川至江户之间，哨所林立，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于将军所居城堡，忽报夷船驶向江户，则惊恐失措，忽报夷船驶往浦贺，则又暂安一时。如此忽惊忽安者，日达数次。后经详查其转舵原委，据称，由于潮汐涨落，风向变化 ，军舰在其停泊原地即能改变方向，而哨所据此上报，从而引起一场虚惊云云。（引自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0—51页，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1》第19页）

日本幕府不得不在美国舰队的胁迫下让步，打破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两年后的1856年（安政三年），又在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下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参与谈判的幕府官员得知清朝在鸦片战争和亚罗号事件中败北，生怕日本重蹈清政府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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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号事件

1853年，英美等国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这是中国近代时期，英国所做的一系列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管辖权事件的其中之一。

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黄埔。“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是香港华人叶亚明。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该船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10月8日早晨，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混乱中扯下了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包令的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书。两广总督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桩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及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船作为赔偿要挟。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并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然而，日本国内围绕《通商条约》却有两种论调：其一是“开国论”者，他们认为日本如若坚持闭关锁国，势必引发与西洋诸国的战争，且日本有战败的危险，因此只能打开国门；与之相对的是“攘夷论”者，他们拒绝外国的开国要求，主张击退外国船只。这些“攘夷论”者中有一部分纯粹是因为反感外国而反对开国，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单纯排外的狂热信徒。“攘夷论”者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西方各国的军事胁迫下开国有损国家独立，应先通过“攘夷”解除来自于西方各国的压力，再根据自身意愿开国。他们认为，被迫开国是失败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能保卫日本的独立。在这种意见对立的背景下，还存在这样一种对立：一些人认为以幕府的政治体制无法对抗外国施加的压力，主张天皇亲政；另一些人则主张坚持传统的幕府政治体制。当时的政治局面十分动荡。

可是，萨摩和长州的“攘夷论”者们在尝试“攘夷”后，被西方各国的军舰用大炮击溃，人们这才明白“攘夷”是行不通的。同时，积极的“开国论”者认为只有打开国门让日本变得更加富足，才能使日本与西方各国抗衡，这种论点被多数人所接受。例如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在1863年暗中到英国留学，在游历伦敦等地之后，认识到“攘夷”是鲁莽的。他认为“攘夷”会毁了日本，“即便吾等学业有成，若国家灭亡则万事休矣”，于是火速回国致力于劝阻“攘夷”者。

然而，在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军事优越性之后，人们对幕府的不信任感增强，寻求替代幕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以在德川时代不过是虚权的天皇为中心，形成了一元的新政治势力。虽然，从幕藩体制到天皇亲政的变化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斗争，但好在日本的领导人十分睿智，最终以幕府将军和平还政于天皇的形式 实现了明治维新。

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基本政策就此形成——在认可打开国门与各国交流的同时，通过富国强兵政策保卫国家独立。实行该政策的人们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力的，这可谓日本一大幸事。他们的进取态度体现在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声明书中：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他们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强盛，在预想到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之后，依旧断然实行新政。他们在“倒幕运动”中磨炼出了敏锐的政治直觉，并从“攘夷”失败和之后的外国游历中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坚决认为应当引进并采用。

如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 一直致力于实业发展，然而在明治维新4年后，在他43岁前往欧洲旅行时，对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运河等赞叹不已，痛感日本与英国的差距，感慨道：“像我这般年纪的人，今后已经力不能继，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能引退了。”他之所以不惜一切努力发展实业，正是由于正确把握了形势的缘故。

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4年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 ，由中央任命知事治理各县，使得德川时代的藩主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与此同时，废除身份等级制，不久后，又取消了武士俸禄，身份不再是生活的保障，人们必须通过从事政府工作、教师、实业家等职业才能谋生。政府还建立了能给予国民平等教育机会的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明白，维新大业不仅需要他们，还需要更多受教育的国民共同推动。此外，在吸收西方各国兵制制度优点和吸取德川末期兵制改革经验后，他们认为不能仅靠武士保卫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支全民卫国的现代军队。同时，解除农民和土地的隶属关系，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当然有人反对这种彻底的改革，尤其是武士们发动了数次暴乱，甚至导致了小规模内战，不过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都渡过了这些难关。

在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开始谋求工业发展。首先从相当于工业动脉和神经的铁路、通信、邮政制度入手。政府通过建立示范工厂推动民间企业的兴起，并以贷款等方式对创业者进行大力扶植。政府还重视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工作，鼓励大众阅读报刊，大力降低报刊邮费或对寄给报社的投稿实行免费，这些推动了报业的发展。虽然这些政策使人们从轻利的儒家道德观转向了金钱至上的道德观，但这些变化对现代化而言是不可或缺并及其有效的。 e3Ad3bTGZf2+9JYYwl7CE/z8dop1eXAzEcmtfQAzZ1zxT6nqsiTq1UgYWKOA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