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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裁军会议
在明治天皇驾崩后的第二年夏天，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在1918年（大正七年）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却遗留了许多问题。此外，大战的巨大负担使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国家的政府陷入崩溃，特别是俄国，还成立了共产主义政权。俄国据此尊循一种不同的正义原则，变成了一个否认此前的国家正当性的攻击型国家。苏联的诞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如何重建已经丧失的国际社会秩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为避免再次引发带来巨大破坏的战争，各国成立了国际联盟。1921年（大正十年）召开了华盛顿裁军会议
，对各国的海军力量进行了制约。而且，帝国主义遭到各国的否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拥有的殖民地也被移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这样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仍然没有超越转型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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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总部设在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其存在的26年中，国联曾协助调解某些国际争端和处理某些国际问题。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并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其中最主要的机构是理事会。国际联盟虽然是各国为防止武装冲突、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建立国际机构的第一次尝试，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国际联盟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的境地。1946年4月18日国联正式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联合国。
比如说，虽然在原则上否定了帝国主义，但除德国以外的殖民地仍然存在，托管的方式也并未改变殖民地的实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另外，国际联盟条约文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没有将日本代表提出的“人种平等原则”的意见写入条约，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政治和一战前相比已经有所变化，但能否完全按国际联盟条约行事还是令人怀疑的。
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之下，日本从大正时期到昭和时期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尝试和困惑的历史。国内要求实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运动在蓬勃发展。一方面，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设立的国会力量有所增强。虽然起初国会并未掌握实权，但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民对政治的关心有所增强，已经无法拒绝国民参与政治了。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认为，与其无视议会、与之为敌，不如与之合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亲自组建政党。1918年（大正七年）多数党领袖原敬
被任命为首相。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有三个帝国分崩离析，民主主义的威信进一步高涨。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因此备受鼓舞。1919年日本政府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从45万人增加到300万人，1925年（大正十四年）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
国际联盟 开会现场
原敬首相
同时，国际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美国总统威尔逊
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唤起了日本人的思想共鸣，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特别是后者向国民展示了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日本遵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沿海撤兵，不久后又主动采取措施，把陆军兵力削减了四个师。以和英美合作、不介入中国内战为中心的币原外相
的“和平外交”受到重大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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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使币原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在币原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一起，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签订《五国海军裁军条约》《四国条约》《九国公约》。与田中义一扩军备战的自主外交路线不同，币原在担任外相的五年多时间里，坚持协调外交，特别强调维护日英美之间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和影响。基于上述思想，币原在任外相期间，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再次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努力缓和日本与英美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采取不介入的中立立场等。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席卷长江流域时，他虽然坚持对英美协调高于日中友好的调子，但还是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币原推行这一外交路线，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相吻合的。但随着第一次业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发展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相对稳定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在日本，军部开始把打破现状，改造国家的口号付诸行动。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宣告了和平外交的破产。
上述新政策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给陷入困境的日本开启了一种可以替换的国家体制。这些新尝试尤其符合那些由现代化衍生出的新阶级，即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和白领等的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不被家族主义所束缚，崇尚个人主义。主张抑制欲望的儒家道德观被摒弃，人们开始公然追求欲望。运动、舞蹈、旅游、登山等开始流行。
然而这些新政策的影响绝非稳固全面，且不完全适合日本国内外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出现使政治家之间丧失了统一性。此时的日本统治阶层由天皇和元老组成的最高领导层基本消失殆尽。继任的第二代领导人们，有的是官僚，有的是军官，有的来自经济界，还有的是政党出身，他们不像第一代领导者们那样，通过共同的经验和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结果，在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上，政党政治无法发挥必要的领导能力，实际上官僚制度在政治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就政党政治而言，在未成熟的时期容易滋生腐败，导致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对政治的现状抱有强烈不满情绪。另外，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尚未波及到农村，农村的人们对城市里的新事物十分反感，担心会丧失日本人的优良传统。
此外，和平外交也存在问题。虽然各国都认可国际协调的原则，但并未达到完全改变其行动的程度。贸易并不自由，殖民地是国家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土狭窄、资源贫瘠是日本的短板，许多人对此十分忧虑。尤其是与日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中国，在漫长内战的过程中经历着民族主义革命，这给日本外交带来很大的问题。当时主持日本外交的币原外相遵循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原则，避免干涉中国内政，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针。这种政策只是看似明智。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本源自以前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所反省的痛苦经验就是，对华“二十一条”
的要求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并激起了中国的反日运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是，也有人认为华盛顿会议后的日本外交是在英美的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退让。的确，英国似乎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不断增强，渐渐变成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国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将想要统治中国的企图表现得极为露骨。进一步讲，日英之间虽有同盟义务，但日本选择了英国未必赞成的时期和方法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范围。这让英国和其他列强感觉，日本利用他们在欧洲打得你死我活的时机，趁火打劫。
通过大战迅速提升了实力的美国也对日本的对华态度持有怀疑。因此以华盛顿裁军会议为契机，强调对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着手牵制日本。诚然，对当时激烈的世界列强建舰竞赛而言，《海军裁军条约》是一个有效且恰当的制动器和镇静剂。对华的《九国公约》
等明显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美国之所以说服英国废除多年的日英同盟，无疑出于这种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日本有少部分人提出与德国结盟来对抗英国。另外，还有人相信，必须以对华“二十一条”的形式入侵中国。这种人大多来自军部，他们认为华盛顿会议和废除日英同盟等一些列措施都是英美对日本的封锁政策，这些国家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向大陆的发展。这种想法也是必然的趋势。
即便不至于到这种地步，认为中日之间存在特殊利害关系的想法也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对于曾作为与俄国作战地的满洲，日本人怀有特殊的感情。然而，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反日运动，使生活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日本人受到了影响。他们认为，日本政府未能在满洲地方军阀对日本人施行高压政策的时候保护日本国民的利益，导致日本人不得不撤离满洲。也就是说，对于像中国那样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而言，是无法采取法律行动的。这在居住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政府在维护国民利益方面远不如英国等国灵活。
这个时期日本的外交策略方面，中央政府的外交策略和地方外交策略多少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宣称以国际联盟条约等所代表的新外交政策为原则。而地方仍然强调实力维护其利益。对于了解地方玩弄权术而达到目的的人们而言，始终坚持原则的币原外相的做法便显得不尽如人意了。而币原外相出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自信，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言论，也没有为博得国民理解而做出努力。由于没能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和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特别是对满洲的特殊感情，币原外相的外交被许多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