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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1815年10月初，大约日落前一个小时，有个行客走进小小的迪涅城。在这种时分，只有寥寥无几的居民还站在窗口或门口，他们望见这个行客，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很难遇见一个比他衣衫更褴褛的行人了。此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粗壮，正当壮年，看样子年纪在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之间。头戴一顶皮檐鸭舌帽，遮去他那流汗的、因风吹日晒而黝黑的半张脸。他身穿黄色粗布衫，领口搭了一个小银锚扣，露出毛茸茸的胸膛，领带皱巴巴的像根绳子；蓝色棉布裤已经很旧，一个膝头被磨白了，另一个膝头被磨出了窟窿；外罩灰色外套也十分破旧，一个袖肘上用粗线补了一块绿呢布；背上背着一个崭新的军用袋，装得满满的，袋口紧紧扎住；他手里拿着一根多节的粗棍，脚下没有袜子，直接穿一双打了铁掌的鞋；他的头发短短的，胡须长得很长。
破烂不堪一身，再加上汗水、热气、风尘仆仆，给他增添了一种说不出来的肮脏。
虽然他推了平头，但是现在头发又开始长了，都竖起来，仿佛有一段时间没打理过了。
谁也不认识他，显然他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南边来的，也可能是从海边来的。因为他进入迪涅城所走的街道，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往巴黎的路线。这个人肯定走了一整天，样子十分疲惫。城南老镇的一些妇女，看见他停在加桑迪大街的树下，并在林荫道尽头的水泉边喝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追在他后边的那些孩子看见他走了二百步远后，到了集市广场又停了下来，对着水泉喝水。
他走到普瓦什维街口，便朝左手拐去，径直走向市政厅，进去之后，过了一刻钟又出来了。一名宪警坐在门旁的石凳上——3月4日，德鲁奥将军正是站在那条石凳上向惊惶失措的迪涅居民宣读瑞安海湾宣言
的。那汉子摘下帽子，冲那宪警恭恭敬敬施了一礼。那宪警没有回礼，只是定睛注视着他，目送了一程，便走进市政厅。
当时，迪涅城有一家华丽的旅馆，叫作“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名叫雅甘·拉巴尔，因为与另一个拉巴尔是亲戚，所以在本城很受尊敬。另外的那个拉巴尔，当年曾在精锐骑兵队服过役，后来就在格勒诺布尔开了“三太子”旅馆。在皇帝登陆期间，关于那家“三太子”旅馆有许多传闻。据说在一月份，贝尔特朗将军装扮成赶车老板，在那一带频繁来往，向一些士兵颁发十字勋章，大把大把向市民散发拿破仑金币。其实，皇帝进入格勒诺布尔城时，曾拒绝在市府公馆下榻，他谢绝市长时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一个好汉那里去。”于是他去了“三太子”旅馆。就这样，“三太子”旅馆的老板拉巴尔的荣名，传到了方圆二十五法里之外，一直光耀到“柯耳巴十字架”的这个拉巴尔。本城人提起他就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个拉巴尔的堂兄弟。”
且说那汉子走向了这家当地最好的旅馆，走进临街的厨房，只见所有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的火很旺。旅馆的老板同时也是掌勺的厨师，他正在炉灶和炒锅之间忙碌，给车老板准备丰盛的晚餐，隔壁传来的就是那些车老板谈笑的喧哗声。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车老板吃得好。一根长铁扦上插着几只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插着一只肥肥的土拨鼠，正在火上转动烧烤：炉子上则炖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到门开了，走进一位新客，眼睛没有从炉灶旁离开就问道：“先生要什么？”
“吃饭睡觉。”那人答道。
“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又说道。这时，他回过头来，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旅客，便补充一句：“……交现钱。”
那人从外套兜里掏出一个大皮钱包，答道：“我有钱。”
“那好，这就伺候您。”
那人把钱包放回兜里，卸下行囊，撂在靠门的地上，手里还拿着棍子，走到炉火旁，坐到一张矮凳上。迪涅城位于山区，十月的夜晚很冷。
这工夫，店主来回走动，总是在打量这个旅客。
“很快就能吃上吗？”那人问道。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这时，新来的客人背过身去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则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又从靠窗放的小桌上的旧报纸上撕下一角，在白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再折起来，但是没有封上，交给了一个看样子给他又当厨役又当小厮的孩子，还对着他的耳朵吩咐了一句，于是，那孩子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场面。
他又问了一声：“很快就能吃上吗？”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那孩子回来了，又带回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好像是在等候回音似的。他仿佛仔细看了一遍，接着摇了摇头，沉吟了片刻。那旅客心神不宁，似乎在想事儿。店主终于向前跨了一步，说道：“先生，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在座位上猛然一挺身子。
“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跟您说，我有钱。”
“不是这个缘故。”
“那是为什么？”
“您有钱……”
“不错。”那人答道。
“可是我，”店主却说，“我没有客房了。”
那人又平静地说道：“那就把我安顿在马棚里吧。”
“不行。”
“为什么？”
“地方全让马匹占了。”
“好吧，”那人又说，“在阁楼上有个角落也行，放上一捆草。这事儿吃了饭再说吧。”
“我也不能提供晚饭给您吃。”
这种表示，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语气很坚定，那旅客感到事情严重了，立刻站起身。
“哼，算啦！我可饿得要死。太阳一出来我就开始赶路，走了十二法里
。我付钱嘛。我要吃饭。”
“什么吃的也没有。”店主说道。
那人放声大笑，身子转向壁炉和炉灶。
“什么也没有！那这些食物呢？”
“这些全是订做的。”
“谁订的？”
“那些车老板先生。”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人。”
“这里的食物够二十人吃的。”
“他们全定下了，预先付了钱。”
那人重又坐下，还以原来的声调说：“我到了旅店，肚子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下身，对着他的耳朵，用一种令他惊讶的口吻说：“走开。”
那旅客正弯下腰，用他棍子的包铁头在火里拨弄着几块炭，他听见这话，猛地转过身，正要开口反驳，店主却盯着他看，用不变的低声又说道：“喂，别废话了。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要我出说您是什么人吗？我看见您进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派人去市政厅问了一问，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回答。您识字吗？”
店主说着，就把打开的字条递给旅客：那张字条刚从旅馆传到市政厅，现在又从市政厅传回旅馆了。那人朝字条上瞥了一眼。
店主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道：“我一向对所有人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走吧。”
那人低下头，拾起撂在地上的行囊，便离开了。
他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而且紧挨着墙根儿，如同一个因丢了面子而伤心的人。他没有回过一次头。他若是回头，就会看见“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站在门口，他被所有旅客和街上的行人围着，正用手指着他高声谈话，而且，从众人那惊疑的眼神里，他就能猜出他刚一到达，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整个场面，他根本没有瞧见。失魂落魄的人从不朝身后看，他们十分清楚，追随他们的是厄运。
他就这样走了一阵儿，一直信步朝前走，穿过一条条他不认识的街道，忘记了疲劳，正像人在伤心时常有的那样。突然，他感到饥肠辘辘。天快黑了。他四下张望，看看能否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拒不接待他，那么，他就去找一家大众酒馆，或者找一家下等酒吧。
正巧街那端亮着一盏灯，悬挂在直角形铁架上的一根松枝，映现在暮晚的白色天空上。于是，他朝那里走去。
那的确是一家酒馆，在沙佛街开的一家酒馆。
那旅客停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窗朝里望望，只见顶棚低矮的餐厅被桌上的一盏小灯和壁炉里的旺火照亮。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在烤火。一口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上烧得哗哗作响。
这家酒馆也兼客店，有两扇门可以出入。一扇门临街，另一扇门对着满是粪土的小院。
那旅客不敢从临街的前门进去，便溜到院子里，又停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拉起门闩，将门推开。
“谁在那儿？”老板问道。
“一个要吃饭和过夜的人。”
“好哇，这里可以吃饭过夜。”
于是，他走进来。喝酒的人全都扭过头看，他一侧有灯光照着，另一侧有火光照着。在他卸行囊的工夫，大家打量了他好一会儿。
老板对他说：“这儿有火。锅里煮着晚饭。过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过去，坐到炉灶旁边，将因走远路而磨破的双脚伸到火前，闻到锅里飘出的香味。他的帽檐仍然压得低低的，只露出半张脸，但隐约能从脸上看出一种舒适的表情，但是掺杂着由于饱受苦难而具有的凄然神态。
不过，他的侧影显得坚强有力，也显得忧伤。他这相貌的组合非常奇特：乍看上去低下谦卑，最后又呈现出一副凛然正色。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亮，犹如荆棘丛里的火堆。
且说围着餐桌喝酒的人中间，有一个马贩子，他先去将马拴到拉巴尔的马棚里，然后才走进沙佛街这家酒馆。也是碰巧，当天早晨，他在从布拉一达斯村到……（地名我忘了，想必是埃库布龙）的路上，遇见了这个一副狼狈相的旅客。在路上遇见时，这人看起来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还求过让他坐到马后臀上，捎他一段路。马贩子的回答，就是催马加快脚步。半小时之前，这个马贩子也在围着雅甘·拉巴尔的那堆人中间，他还对“柯耳巴十字架”旅馆的那帮顾客，亲口叙述了他早上的那次不愉快的相遇。现在，他从座位上偷偷向店主使了个眼色。店主走了过去，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刚来的旅客重又陷入沉思。
老板回到壁炉前，一只手突然按在那人肩上，对他说道：“你给我从这儿走开。”
那生客转过身来，口气温和地回答：“啊！您知道啦？”
“是的。”
“另一家旅馆把我赶出来了。”
“我也同样要把你从这里赶走。”
“您要我去哪儿呢？”
“到别的地方去。”
那人拾起他的棍子和行囊，便离去了。
几个孩童从“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跟来，好像在这儿守着他似的，见他出了酒馆，就朝他扔石块。他气愤地回身走了几步，举起棍子相威胁，吓得孩子们像群小鸟一样逃散了。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看见门上垂着一条铁链，便上前拉响门铃。
一个小窗口打开了。
“看守先生，”他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说道，“您能打开门，留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监狱不是客店。您得设法让人抓起来，这门才能给您打开。”
小窗口又关上了。
他走上一条小街，只见两侧有许多花园，其中几座只用篱笆围着，给街道增添了欢快的气氛。只见花园和篱笆之间有一所小平房，窗口有灯光，他像也到那家酒馆时那样，先隔着玻璃窗朝里面张望，房间很大，墙壁刷了白灰，一张床上铺着印花布床单，角落里放着摇篮，屋地还摆了几张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支双管猎枪。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摆了饭食；一盏铜碗灯照着粗麻布白色台布，上面盛满酒的锡壶像银器一样闪亮，棕褐色汤盆热气腾腾。餐桌旁边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喜笑颜开，在膝盖上颠着一个小孩。他身边坐着一位很年轻的女子，正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欢笑着，孩子欢笑着，母亲也在微笑。
面对这温馨宁静的家庭场景，那个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唯独他本人才可能说清楚。也许他想到，这个愉快的家庭很有可能是好客的吧，他在洋溢着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怜悯之心。
他极轻地敲了一下窗玻璃。
里边的人没有听见。
他又敲了第二下。
他听见那个女人说：“当家的，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丈夫答道。
他再敲第三下。
这回，丈夫站起来，端上油灯，走过去开门。
这人身材高大，样子看上去半是农民半是工匠。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一直搭到左肩上，腹部鼓起来，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件，像装在口袋里一样，由一条腰带兜住。他朝后仰着头，衬衣大敞着口，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他长着两道浓眉、一脸很重的黑髯须、一对金鱼眼睛，下颏儿尖尖的，整个相貌上，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
“先生，”那旅客说道，“打扰了。我付钱，您能给我喝点菜汤，让我在园中那个棚子角落里睡一夜吗？请告诉我，可以吗？我付钱行吗？”
“您是什么人？”房舍主人问道。
那人答道：“我从皮-穆瓦松村来，走了一整天，走了十二法里。您能接待我吗？我付钱行吗？”
“我不会拒绝一个正经人花钱投宿的，”农夫说道，“不过，为什么您不去旅馆呢？”
“旅馆没地方了。”
“哎！不可能。又不是庙会赶集的日子。拉巴尔那儿您去过了吗？”
“去过了。”
“怎么样？”
那旅客有点尴尬地回答：“我不清楚，他没有接待我。”
“沙佛街的那家叫什么来着，您去过了吗？”
那外乡人更加尴尬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夫脸上换了一副怀疑的表情，他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位不速之客，突然提高嗓门儿，声音有些颤抖地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瞥了外乡人一眼，倒退三步，将油灯撂在桌上，从墙上摘下猎枪。
就在农夫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的工夫，那女人已经站起身，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慌忙躲到丈夫的身后，还敞着胸口，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那外乡人，嘴里咕哝着：“错马罗德
。”
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眨眼的工夫里。房主就像观察毒蛇一样打量了那人一阵儿之后，又来到门口，说了一声：“滚！”
“行行好吧，”那人又说，“给碗水喝。”
“给你一枪！”农夫答道。
他“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求宿人听见插了两道门闩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上窗板和别铁杠的声音。
天色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冷风飕飕地刮了起来。那外乡人借着苍茫暮色，望见临街一个园子里有一个草棚，仿佛是用草皮垒起来的。他把心一横，跨过一道木栅栏，溜进园子里，走近草棚，看到它的门就是一个又窄又矮的洞口：这类草棚，很像养路工在路边搭的窝棚。他一定认为这的确是一名养路工的窝棚，而且他饥寒交迫，饥饿只能忍了，但这至少是个避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类窝棚夜晚没有人住。于是他趴下来，匍匐着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暖和，地上还铺了厚厚一层麦秸。他实在太累了，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继而，他觉得背上压着行囊不舒服，卸下来就是现成的枕头，于是他动手解皮背带。正在这时，旁边响起吓人的吼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黑暗中草棚洞口映现出一条大狗的脑袋。
原来这是个狗窝。
他本人身强力壮，样子又凶猛，还有棍子当家伙，拿行囊当盾牌，挣扎着退出狗窝，只是破衣烂衫的口子撕得更大了。
同时，他挥舞棍子，且战且退，不得不用剑术师所说的“玫瑰护身剑法”，逼使恶犬不敢近前，终于退出园子。
他费了好大劲儿才重又跨过栅栏，回到大街上，孤苦伶仃，无家可归，连个躲风避寒的地方都找不到，甚至钻进破烂狗窝里，躺在铺地的麦秸上也被赶出来。他看见一块石头，不是坐下，而是一屁股跌落在上面。一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恨恨说道：“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往前走，出了城，希望能在田野上找到树木或者草堆，也好避避风寒。
他始终低着头，走了一段时间，直到觉得远离了所有住户人家，他才举目四望。他来到了一片田地中间，前面有一个矮丘，覆盖着收割后的麦茬儿，就像剃光头发的脑袋。
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不仅仅是夜色带来的黑暗，还有低沉沉的乌云：乌云仿佛压着山丘，随后又渐渐升起，要布满整个天空。然而，月亮要升起来了，苍穹还飘浮着暮色的余光，而云彩在高空形成淡白色的穹顶，上面的微光落到大地上。
因此，大地比天空还要亮一些，这就显得格外阴森可怕。荒凉的矮丘光秃秃的，黑黝黝的天边衬出灰色模糊的轮廓。整个形象又丑陋又卑琐，又凄惨又狭小。无论是田野上还是矮丘上，都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歪七扭八的树，在离这旅客几步远的地方瑟瑟发抖。
显而易见，在智慧和精神方面，这个人远没有养成细腻敏锐的习惯，对事物的神秘现象麻木不仁。然而，在这片天空中，在这座丘冈上，在这片平野里，在这棵树木的枝叶中，有一种无限凄惶的意味，他呆立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之后，就猛然沿原路折回去了。有些时刻，大自然也会显出敌意。
他按原路返回。迪涅城门已经关闭。在宗教战争中，迪涅城屡遭围困，直到1815年，老城墙两侧还有不少方形堡垒，后来才拆毁。他从城墙豁口处回到城里。
约莫晚上八点钟了。他不熟悉街道，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走着走着，他又来到市政厅，继而又到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朝天主教堂挥起拳头。
广场一角有一家印刷所。在厄尔巴岛由拿破仑口授的皇帝诏书以及羽林军告全军书，在带回大陆时，头一版就是这家印刷所印制的。
他精疲力竭，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所门前的石椅上。
恰好这时，一位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发现黑暗中躺着一个人，便问道：“您在那儿干什么呢，朋友？”
他粗暴而气愤地回答：“您瞧见了，老太婆，我在睡觉。”
“老太婆”就是R侯爵夫人，她的确当得起这种称呼。
“睡在这石椅上？”她又问道。
“我拿木板当褥子，已经睡了十九年，”那人答道，“今天，我又拿石头当褥子。”
“您当过兵吧？”
“不错，老太婆，当过兵。”
“为什么您不去住旅店呢？”
“因为我没钱。”
“唉！”R侯爵夫人说，“我的钱袋里只有四个苏了。”
“给我就是了。”
那人接过四个苏的铜钱。R夫人继续说道：“您拿这点钱不够住旅店。您就没有去试一试吗？您这样过夜怎么行呢？您一定又冷又饿。总有人发善心，留您住一夜。”
“每扇门我都敲过了。”
“怎么样呢？”
“到处都赶我走。”
“老太婆”捅了捅那汉子的胳膊，指了指广场对面挨着主教府的一所矮小的房子。
“每扇门您都敲过了吗？”她重复说道。
“不错。”
“敲过那扇门了吗？”
“没有。”
“去敲敲那扇门吧。”
这天傍晚，迪涅的主教先生上街散步回来，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待到很晚。他正潜心著述，写一本大部头的《论义务》，可惜后来没有完稿。他细心查阅神甫和神学博士就这一重大问题所发表的各种言论。他的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体的义务，第二部分是从属各个阶级的个人义务。大众义务为大义务，共有四种。圣马太指明了四种义务：对上帝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和三十节）、对他人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对众生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五节）。对于其他各种义务，主教在别处也找到了指示和规定。在《罗马人书》中，有君主和臣民的义务；圣彼得则规定了法官、妻子、母亲和青年男子各自的义务；《以弗所书》中有丈夫、父亲、子女和仆人各自的义务；《希伯来书》中规定了信徒的义务；而《哥林多书》中有处女的义务。主教勤奋地编辑，要把所有这些规定汇成和谐的一部分，以供世人学习。
八点钟时他还在工作。他将一大厚本书摊放在双膝上，往小方块纸上摘录，姿势很别扭。这时，马格洛太太照习惯进来，从床边的壁橱里取出银餐具。过了一会儿，主教觉得餐桌应该摆好了，妹妹也许在等他，他这才合上书，离开书案，走进餐室。
餐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有壁炉，房门临街（我们已经说过），窗户对着园子。
马格洛太太果然摆好餐具了。
她一边忙碌，一边还在跟巴蒂丝汀小姐聊天。
靠近壁炉的餐桌上放了一盏灯。壁炉里的火燃得挺旺。
不难想象出那两位都已年过六旬的妇人：马格洛太太又矮又胖，性情活泼；巴蒂丝汀细弱瘦长，性情温和，比她哥哥稍高一点儿，穿一件棕褐色绸袍，那还是1806年的流行色，是当年她在巴黎买的，一直穿到现在。有时写上一页也不足以表达的一种想法，而用一句俗话就能说清楚。我们这里也借用一下粗俗的字眼：马格洛太太的样子像个“村妇”，而巴蒂丝汀小姐的神态像个“贵妇”。马格洛太太头戴卷管边的白色软帽，颈上挂着小小的金十字架，这是全家唯一的女人的饰物了。她穿一条黑色粗呢袍，袖子又肥又短，领口露出雪白的围巾，腰上用绿带子系着红绿方格布围裙，还有同样布料的胸巾，上面两角用别针别住，脚上像马赛妇女那样穿着粗大的鞋和黄袜子。巴蒂丝汀小姐的衣袍是1806年的式样，半短紧身式的，加了垫肩，镶了暗扣。她戴一顶“孩童式”卷曲假发，扣住自己的花白头发。马格洛太太看起来聪明伶俐，心地善良，两边嘴角一高一低，上嘴唇比下嘴唇厚实，这就给她添了一两分暴躁专横的神气。只要主教大人沉默不语，她就喋喋不休，态度既恭敬又有点放任。可是，主教一开口说话，她就跟老小姐一样服服帖帖，唯命是从了，这情景大家都见过。巴蒂丝汀小姐甚至连话都不讲，只是一味地服从和迎合。即使在年轻时候，她的相貌也不漂亮，一对蓝色大眼睛鼓出来，鼻子长而弯曲；不过，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她的整个脸庞、整个人，透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和善，她生性宽厚仁慈，而且，温暖心灵的三德——信仰、慈悲和热望，又渐渐使这种宽厚升华为圣德了。大自然只是把她造就成为羔羊，而宗教却使她成为天使，可怜的圣女！甜美的记忆风流云散啦！这天晚上主教住宅里发生的情况，巴蒂丝汀小姐后来不厌其烦地讲述，有好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连细节都能回忆起来。
主教先生进来的时候，马格洛太太正说得起劲儿呢。她在跟小姐谈一个熟悉的而主教也听惯了的话题，就是临街房门的门闩问题。
好像马格洛太太听说了什么情况，她去为晚餐买食品时，在好几处都听到人说，城里来了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样子很凶，到处转悠，这天晚上打算在深夜回家的人都很可能遭劫。再说，警察局办事不力，局长先生和市长先生又合不来，都巴不得出些事端好能嫁祸于对方。因此，明智的人就会自己担起警察的职责，小心提防，仔细关门闭户，上好门闩，并且插得牢牢的，总之，要关紧自己的房门。
马格洛太太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句话。可是，主教从他待着发冷的房间过来后，就坐到壁炉前取暖，接着另有所思，并没有注意马格洛太太重点抛出来的这句话。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巴蒂丝汀小姐既要让马格洛太太满意，又不想惹兄长不快，就硬着头皮胆怯地说：“哥，您听见马格洛太太说的话了吗？”
“恍恍惚惚听到一点儿。”主教答道。接着，他半转过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被炉火照亮下颏儿的那张诚恳而喜气洋洋的脸，望着老女仆，问道：“说说看，出什么事儿啦？出什么事儿啦？我们面临了什么巨大的危险吗？”
于是，马格洛太太又把整件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无意中未免夸大了几分。据说有一个流浪汉，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危险的乞丐，这时候正在城里。他到雅甘·拉巴尔那里要住店，可是人家不肯接待。有人看见他从加桑迪大街进城，在模糊不清的街道里游荡。那个人背着行囊，领带像绳子，一副凶恶的面孔。
“真的吗？”主教问道。
他肯发问，就给马格洛太太鼓了劲儿，这似乎表明，主教快要警觉起来了。于是，她得意扬扬地继续说道：“是真的，大人。事情就是这样。今天夜晚，城里要出事儿。大家都这么说。再加上，警察又不管事（重复这点不会没有作用）。生活在山区，夜晚街上连路灯都没有！出了门，哼！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跟您说，大人，喏，小姐也在那儿，也是这么说的……”
“我嘛，”妹妹插言道，“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哥哥怎么做怎么好。”
马格洛太太继续往下说，就好像没有人反驳似的：“我们说，这所房子一点也不保险，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我这就去找锁匠保兰·穆斯布瓦，请他来把原来的铁门闩重新安上。铁闩还在，说话的工夫就能安上了。我还要说，大人，哪怕只为了这一夜，也应当安上门闩；要知道，只有撞锁的一扇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推开进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此外，平常日子，大人总是让人随便出入，甚至夜里也一样，噢，上帝啊！要进就进，连问都不用问一声……”
恰好这时，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门。
“请进。”主教应了一声。
房门被推开了。
房门猛地敞开了，就好像有人决心用力推门似的。
一个汉子走了进来。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了，正是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到处投宿的旅客。
他走进屋，朝前跨了一步，又站住了，还让身后的门敞着。他肩上扛着行囊，手中拿根棍子，眼睛里透出一种粗鲁、放肆、疲惫而狂暴的表情。在壁炉的火光中，他那样子十分丑恶，就好像魔鬼显形。
马格洛太太连惊叫一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她浑身一抖，在原地目瞪口呆。
巴蒂丝汀小姐转过头，瞧见进屋的汉子，吓得半欠起身，继而，头又慢慢转向壁炉，瞧瞧她哥哥，于是，她的脸色又恢复沉静安详了。
主教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来客。
那人双手扶住棍子，眼睛来回打量老人和两位妇人，未待主教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他就高声说道：“是这样。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我在苦役场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刑满释放，要去蓬塔利埃。我从土伦动身，走了四天路。今天我走了十二法里，傍晚到达这地方。我持黄纸通行证，去市政厅验过了，这是规定的，结果再去旅店，就被人赶出来了。我又去投另一家旅店，人家对我说：‘滚开！’无论到哪家，也没人肯接待我。我到监狱去，看守不给我开门。我钻进一个狗窝里，那条狗咬了我，也把我赶走了，就好像它是人似的，就好像它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又跑到田野里，打算睡在星光下，可是天空没有星星。我以为要下雨了，又没有仁慈的上帝阻止天下雨，只好回城来，找个门洞避一避。在那边广场上，我躺到石椅上准备睡觉，一位老太婆指着您的房子对我说：‘去敲敲那扇门吧。’于是我敲了门。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总共一百零九法郎零十五苏，是我在苦役场干了十九年活挣的。我付钱。这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累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能让我留下吗？”
“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再加一副餐具。”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放在桌子上的那盏灯。“听我说，”他好像没怎么听明白，又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吗？我是个苦役犯。罚做苦役的罪犯。我刚从苦役场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大张黄纸，打开来，说道，“这是我的通行证。您瞧，是黄色的。拿着这东西，我走到哪儿都被人赶开。您要念念吗？我也识字，是在苦役场里学的。那里有一所学校，愿意学的人都能进去学。喏，通行证上就是这样写的：‘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这对您来说无所谓，‘在苦役场关了十九年。因破坏性盗窃判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加判十四年。此人非常危险。’就是这样。人人都把我赶到外面。您呢，您愿意接待我吗？这是旅店吗？您愿意给我吃的，给我住处吗？您有马棚吗？”
“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去里间铺上白床单。”
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两位妇人的服从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马格洛太太照吩咐出去办了。
主教转向那汉子，说道：“先生，您请坐，烤烤火。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在您吃饭的时候，会给您收拾好床铺的。”
至此，那人才恍然大悟，他脸上表情变了：刚才一直阴沉冷峻，现在显出惊愕、怀疑、快乐，变得异乎寻常了。他就像发了疯，说话结巴起来：“真的吗？什么？您留下我？您不赶我走！一个苦役犯！您称我‘先生’！您不用‘你’称呼我！‘你给我滚，狗东西！’别人总是这么对我说，我原以为您也一定会赶我走。因此，我先前就说明了我是什么人。啊！那位好婆婆，指点我来这儿！我有晚饭吃啦！还有床铺！有褥子和床单的床铺！跟别人一样！我有十九年没有睡在床铺上啦！您当真不让我走啊！你们真是大好人。再说，我有钱，会付账的。对不起，店主先生，您怎么称呼？您要多少钱我都照付。您是大好人。您是旅店老板，对吧？”
“我是住在这儿的神甫。”主教答道。
“一位神甫！”那人又说道，“啊！大好人的神甫！这么说，您不要我的钱啦？是本堂神甫，对吧？这座大教堂的本堂神甫？对呀！真的，我真蠢，我没有瞧见您这顶圆帽！”
他边说边把行囊和棍子放到角落里，又把通行证揣进兜里，这才坐下。巴蒂丝汀小姐和蔼地看着他。他接着又说道：“您有人性，本堂神甫先生。您不嫌弃人。做一个善良的神甫真好。这么说，您不要我付账吗？”
“不用付账，”主教答道，“钱您留着吧。您有多少啦？您对我说过有一百零九法郎吧？”
“零十五苏。”那人补充说。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您用了多少年挣了这些钱？”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道：“这笔钱我还一点儿没花呢。这四天我只用了二十五苏，还是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的。既然您是神甫，我就要告诉您，我们苦役场那儿有个宣教神甫。还有一天，我见到一位主教。别人管他叫大人。那是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他是一般本堂神甫头上的本堂神甫。请原谅，我不会说话，要知道，这对我来说，离得太远啦！——您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他做过弥撒，站在苦役犯监狱的祭台上，头顶戴着一个金子做的尖尖的东西，被中午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我们都排成队列，占了三面。在我们对面的是一排大炮，火绳都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原来主教就是那样子。”
在他说话的工夫，主教过去把还敞着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太太拿了一套餐具回来，摆到餐桌上。
“马格洛太太，”主教吩咐道，“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火最近的座位上。”然后转过身，又对客人说：“阿尔卑斯山区的晚风很厉害。您一定冷了吧，先生？”
他每次说“先生”这个词，声音总是又和蔼又严肃，就像好伙伴之间在说话，那人听了总是喜形于色。称一名苦役犯为“先生”，就等于给梅杜萨之筏
的遇难者一杯水。蒙受耻辱的人渴望得到尊重。
“这盏灯照明太差了。”主教又说道。
马格洛太太会意，便去主教的卧室，从壁炉台上取来两只银烛台，点着放到餐桌上。
“本堂神甫先生，”那人又说，“您真好。您没有瞧不起我，让我住在您家里，还为我点上蜡烛。我并没有向您隐瞒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在他身边坐下，轻轻地按住他的手。
“您不必对我说您是谁。这里也不是我的家，而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并不问进来的人有没有姓名，而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现在正在受苦，又饥又寒，这里欢迎您。不要感谢我，也不要对我说我让您住在我家里。除了需要栖身之所的人，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家。我要告诉您这位过路人，这里是我的家，倒不如说是您的家。这里的东西全是您的。我有什么必要知道您的姓名呢？况且，在您向我道出姓名之前，您有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了。”
那人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真的吗？您早就知道我叫什么？”
“对，”主教答道，“您就叫‘我的兄弟’。”
“啊，本堂神甫先生！”那人提高声音说，“我进来时很饿，可是您对我这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我不饿了。”
主教注视他，说道：“您受了不少苦吧？”
“啊！穿上红色囚衣，脚上拖着铁球，睡在一块木板上，忍受酷暑、严寒，要干活，做苦役，挨棍子！动不动就加镣铐，说句话就下地牢。甚至病倒了，还戴着锁链。不如狗，狗的生活要好得多！十九年啊！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又拿着黄纸通行证。就是这样。”
“是啊，”主教接口说，“您从一个悲惨的地方出来。请听我说，比起一百个善人所穿的白袍来，一个忏悔的罪人流泪的脸，在上天能赢得更多的快乐。您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如果对人怀着仇恨和激愤的念头，那么您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怀着慈善、温良与平和的念头，那么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人。”
这工夫，马格洛太太已经摆好了晚餐。有一盆汤，是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的，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一些无花果、鲜奶酪和一个大黑面包。除了主教日常食物之外，她还主动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
主教的脸豁然开朗，换上热情好客者所特有的快活神情，爽快地说：“入座！”他像往常晚餐有外客那样，让来客坐在他右首。巴蒂丝汀小姐坐在他左首，她的神态完全平静而自然。
主教按照习惯先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主教突然说道：“咦，桌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
的确，马格洛太太只摆上三套必要的餐具，然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留客吃饭时，要把六套银餐具全摆在台布上。这是一种天真的陈列。在这个温馨而严肃的家庭里，这种类似奢华的雅致，显得有几分幼稚，但极富情趣，将清贫提到尊严的高度。
一点就明白，马格洛太太一声不响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主教要的那三套餐具，就与三位进餐的人对应整齐地摆出来，在台布上闪闪发亮。
现在，要概述一下这顿饭的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巴蒂丝汀小姐的一封信中抄录一段。在写给布瓦舍夫隆夫人的这封信中，她以细腻而天真的笔调，叙述了苦役犯和主教的对话：
……那人根本不注意别人。他贪婪地吃着，跟饿鬼似的。然而，喝完汤之后，他却说：“仁慈上帝的本堂神甫先生，对我来说，这些食品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得说一句，那些不肯让我跟他们一道吃饭的赶大车的人，吃得比您讲究。”
说句私房话，他这种指责我听着有点刺耳。我哥哥答道：“他们比我累呀。”
“不对，”那人又说道，“他们比您有钱。看得出来，您够穷的。也许您连本堂神甫都不是。您总归是个普通神甫吧？哼！不像话，如果仁慈的上帝是公正的，您就应该当上本堂神甫。”
“仁慈的上帝岂止公正。”我哥哥说道。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去蓬塔利埃吧？”
“那是规定的路线。”
我想那人是这样讲的。然后他继续说道：“明天天一亮，我就得上路。路实在难走啊。如果说夜晚很冷，白天却挺暖和。”
“您去的那地儿是个好地方。”我哥哥又说道，“大革命时期，我的家破产了，我先逃往弗朗什-孔泰地区，靠两条胳膊干活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为人诚恳，总能找到活干，有的挑选呢。那里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少说有二十家，其中四家分别建在洛德、夏蒂拥、欧丹库尔和勃尔，规模都很大。”
我想我没有记错，这正是我哥哥说的地名，接着他中断谈话，又对我说：“亲爱的妹妹，我们有些亲戚不就住在那地方吗？”
我答道：“从前有些亲戚住在那儿，其中有德·吕司内先生，他在旧朝担任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不错，”我哥哥接过话说，“可是到了1793年，我们在那儿就没有亲戚，只有靠自己的两只手了。我做过工。冉阿让先生，您要去的蓬塔利埃那地方，有一种实业历史悠久，而且很有意思。妹妹，他们那里的奶酪厂叫果品厂。”
我哥哥一边劝那人吃喝，一边详细向他介绍蓬塔利埃果品厂的情况。果品厂分两种：“大仓”是有钱人的，养了四五十头奶牛，每年夏季能产七八千奶酪饼；“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主要是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合伙养牛，共分产品。他们雇用一名制奶酪工匠，称作“格吕兰”；那个格吕兰每三天向会员收一次奶，并将数量记在双合木板上：将近四月末奶酪厂开工，到六月中旬，制奶酪工就把牛赶进山里了。
那人吃着饭，精神也振作起来。我哥哥让他喝那瓶莫福好酒，而自己却不喝，说是那酒太贵。我哥哥向他介绍这些情况时，那种开心的神情您是了解的，谈话中间，还忘不了殷勤照顾我。他一再强调格吕兰那种好行业，就好像希望不用他直截了当地建议，那人就能明白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有件事令我吃惊。我对您讲了那是个什么人。然而，在用晚餐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整个晚上，除了那人刚进门时，我哥哥提了提耶稣，后来就再没有讲一句话让那人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人，也没有讲一句话向那人表明我哥哥是什么人。在这种场合，似乎应当劝诫几句，拿主教压一压苦役犯，给他留下不会忘记的印象。换作别人，接待了这个不幸者，让他吃饱肚子的同时，很可能要充实他的灵魂，责备他几句，教训开导一番，或者讲几句怜悯的话，勉励他将来好好做人。我哥哥连他的籍贯和身世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经历中有过错，我哥哥似乎回避一切能唤起他回忆的字眼。有一阵，我哥哥正谈论蓬塔利埃的山民，说他们“接近上天，快活地劳动”，还说“他们清清白白，所以生活很幸福”。正是说到这一点，他戛然住口，好像怕他无心讲出的话含有可能会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我洞察到了我哥哥的内心活动。他一定想到这个叫冉阿让的人受苦太多，思想负担太重，最好能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相信自己跟别人一样，对他来说一切都再平常不过，哪怕只是片刻时间也好。实际上，这不正是深刻领会了慈善吗？仁慈的夫人，这种不用说教和规劝的体贴人心的态度，不是真正符合福音精神吗？一个人有了痛处，对他最好的怜悯，不就是绝不触碰吗？我觉得我哥哥心中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可以这么说吧，他即使不折不扣有这类想法，也丝毫没有向我流露。他像每天晚上那样，从头至尾一直是老样子。他同这个冉阿让一起吃晚饭，神态举止就跟他同杰德翁·勒普雷沃先生，或者同本堂神甫先生一起吃晚饭一样。
晚饭快结束，大家吃无花果的时候，有人敲门。是杰搏大妈抱着孩子来了。我哥哥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向我借了我身上的十五苏，给了杰搏大妈。在这工夫，那人没有怎么留意，他不再讲话，好像十分疲倦。等可怜的老杰搏家的走后，我哥哥就念了饭后经，随后又转身对那人说：“您一定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太太急忙收拾好桌子。我明白我们必须离开，好让这旅客睡觉，于是我们二人上楼去了。不过，待了一会儿，我又派马格洛太太把我房里那张黑森林狍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晚很冷，这东西可以御寒，只可惜年头太久，毛都脱落了。那狍子皮还是我哥哥在德国时，从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托特林根买的，同时还买了我吃饭时用的象牙柄小餐刀。
马格洛太太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床单的屋里祈祷，然后什么也没有讲，就各自回房安歇了。
卞福汝主教向妹妹道过晚安，从桌上拿起一只银烛台，并把另一只银烛台交给客人，对他说：“先生，我来带您去睡觉的房间。”
那人跟随他走了。
从上文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所房子的布局，要出入凹室所在的祈祷室，必须穿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主教房间时，马格洛太太正在往床头壁橱里放银器。这是她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将客人安顿在凹室里。床上新铺了白床单。那人将烛台放在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道，“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晨动身前，您再喝一杯我们这儿的热牛奶。”
“谢谢，神甫先生。”那人说道。
这句平静的话刚一出口，他没有过渡，就突然来了个奇异的举动，如果让两位圣女瞧见，她们准会吓得魂不附体。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楚，当时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难道他要给个警告，或者发出个威胁吗？难道他只是顺从连他自己都懵然无知的本能的冲动吗？他猛然转向老人，叉起胳膊，用野蛮的目光注视着房主，粗声粗气地说：“哼，就这样！说话算数！您让我睡在离您这么近的地方！”
他顿了一顿，“嘿嘿”狞笑了一下，又补充说道：“您完全想好了吗？您怎么知道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举目望着天花板，回答说：“这是仁慈的上帝的事。”
接着，他敛容正色，蠕动着嘴唇，那好像在祈祷或者自言自语。他举起右手，用两根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接受祝福时连头也不低一低。然后，他没有回头看一眼，就回到自己的屋里了。
凹室里有人住的时候，祈祷室就拉起一大块哔叽布帘，完全把神位遮住。主教从帘布前经过时，跪下做了一次简短的祈祷。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园中散步，沉思遐想，凝视观望，心神完全投入伟大的神秘事物中。这些伟大神秘的事物，是夜晚上帝指给那些仍然睁着的眼睛看的。
至于那人，他实在太困倦了，连舒适的洁白床单都没有享用，他依照苦役犯的做法，用鼻孔吹灭了蜡烛，往床上一倒，和衣而眠，立刻呼呼大睡。
钟敲过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主教从园子回屋。
过了几分钟，这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就全都入睡了。
睡到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地区的贫苦农家里。童年时没有上过学。成年之后，他在法夫罗勒当树枝剪修工。他的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叫冉阿让，或者吾阿让，大概是外号，也就是“我是阿让”的简化。
冉阿让生性沉静，但并不忧郁，这是天生富于情感的人的特点。但是，冉阿让整个人显得昏头昏脑，碌碌无能，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幼年就父母双亡。母亲害了乳腺炎，因诊治不当而死。父亲和他一样，也是树枝剪修工，不幸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冉阿让只剩下一个带着七个子女孀居的姐姐。正是这个姐姐把冉阿让抚养成人。她的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弟弟的食宿。丈夫死的时候，家里最大的孩子才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协助支撑家庭，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这事做起来自然而然，就跟天职一样，即使冉阿让有时显得有点粗暴。他的整个青春，就消耗在收入微薄的重活当中。当地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他傍晚回家时，总是累得要命，往往一声不吭，闷着头喝菜汤。就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姐姐让娜“妈妈”时常从他那汤盘里取出最好的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一块菜心，给她的一个孩子吃。冉阿让呢，却总是伏在桌上，脑袋差点浸在汤里，长头发垂落在盘边，遮住他眼睛，任凭姐姐怎么做，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法夫罗勒，住着一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离冉阿让家茅屋不远，就在小街的斜对面。冉阿让家的孩子饿肚子是常事，有时他们假冒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那儿借一品脱
牛奶，躲到篱笆后面或者小道的角落里喝起来，可是你争我抢，小女孩又喝得急，往往把牛奶洒到罩衣上，流进脖子里。母亲若是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肯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冉阿让好发火又好嘟囔，但是他却背着孩子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几个孩子才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在修剪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能挣二十五苏。过后他就打短工，给人收割小麦，做粗活，放牛，给人卖苦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全干，他姐姐也干活，然而有七个小孩拖累，又能干些什么呢？这是一家愁苦的人，被穷困紧紧包围。有一年的冬天特别难熬，冉阿让找不到活儿干。家中没有面包，一点儿面包渣儿都没有，却有七个孩子！
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一家面包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准备睡觉，忽听店前安了铁条的玻璃橱窗“咔嚓”响了一声。他及时出来察看，只见一条胳膊探进铁条，从用拳头打破的玻璃橱窗里抓起一个面包。伊扎博急忙赶出来，那小偷撒腿就逃。他追了上去，把那人抓住。小偷已经把面包丢下了，但是胳膊还在流血。那人正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1795年。冉阿让被指控冠以“夜闯民宅行窃”罪，被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而且比世界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准，不过，他有点好偷猎，这对他相当不利。大家早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成见，即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跟走私者一样，都和盗匪相去不远。然而，我们顺便要指出一点，这类人和城里那些凶恶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腐化人，因而使人变得凶残。山林和海洋使人变得粗野，激发野性而一般不摧毁人性。
冉阿让被判有罪。法典上有明文规定。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冉阿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1796年4月22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军团的总指挥在蒙特诺特所获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
二日，督政府呈给五百人院的咨文中，称那位总指挥为布奥拿巴
。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押解的罪犯被扣上了长锁链，冉阿让就是这长锁链上的一名罪犯。当年的一名监狱看守，如今年近九旬，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那个不幸的人在院子北角，锁在第四条铁链的末端。他和其余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仿佛糊里糊涂，只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怕。在这个蒙昧无知可怜人的模糊的思想里，也许看出了过火的成分。有人在他脑后用大锤往他的锁链上打铆钉，他忽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夫罗勒的树枝剪修工。”接着，他边哭边抬起右手，逐渐往下比划了七下，仿佛依次摸到七个不同高度的头，让人从这动作上猜出，他无论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供七个孩子穿衣吃饭。
他被押解去土伦，脖子上锁着铁链，乘坐大板车，颠簸了二十七天才到达。到了土伦，他就换上红色囚衣。他从前的生活，以至他的名字，全都被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他姐姐怎么样了？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照顾那一大家人？一棵年轻的树被齐根锯断，上面的树叶怎么样了呢？
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那些活在世上的可怜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往后无依无靠，无人指引，也无栖身之所，到处漂泊，谁说得准呢？也许四分五散，各奔西东，逐渐隐没在凄冷的迷雾中，那正是孤独命运的葬身之地，有多少不幸的人，加入了人类的悲惨行列，陆续消失在那幽冥之中。他们背井离乡。村庄里的钟楼把他们忘却；他们田地的界石也把他们忘却；冉阿让在监狱关了几年，也同样把钟楼和界石忘记了。他这颗心上有过一条伤口，便因此留下一道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的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听人说起他的姐姐。大约是在他服刑快满第四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音信。有个认识他们的当地人，在巴黎遇见过他姐姐。他姐姐到了巴黎，住在揉面工街，那是圣绪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晚生的小男孩。另外六个孩子在哪儿？也许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了。她当了装订工，每天清晨去木鞋街三号一家印刷厂上班。早晨六点钟必须赶到，如果在冬季，那时候离天亮还早呢。印刷厂里有一所小学校，她每天早晨领着七岁的孩子上学。只是她六点钟要到厂而学校七点钟才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里待一个小时，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季，就要露天在黑暗中待一个小时。印刷厂不准孩子进去，说是妨碍干活。一清早，工人经过院子时，就看见可怜的小家伙坐在石头地上打瞌睡，往往看见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伏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的时候，看门的一位老婆婆可怜他，让他进屋。那破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架纺线车和两张木椅；孩子就在角落里睡一觉，怀里搂着猫，好暖和一点儿。到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跑进去了。这就是有人告诉给冉阿让的情况。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一时间，就像一道闪电，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显现出他从前爱过的那些人的命运，随即又完全关闭了。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音信永远断绝。他再也没有得到一点儿关于他们的消息，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再也没有碰见他们，而在这悲惨故事的接续部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快满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轮到冉阿让越狱了。狱友帮他越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大家都那么做。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说被追捕也算自由的话：他时时要回头看，听见一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什么都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过路的行人，怕汪汪叫的狗，怕奔跑的马，怕报时的钟鸣，怕看得见东西的白天，怕看不见东西的黑夜，怕上大路，怕走小道，怕钻树丛，还怕打瞌睡。越狱的第二天晚上，他被抓回去了。三十六小时他没吃没睡。由于这次越狱行为，海港法庭判处延长他三年刑期，一共八年。到第六个年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可是未能逃脱。点名时发现他不见了，就放了警炮；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发现他躲在一只正建造的船的龙骨里。他拒捕，但还是被监狱看守抓回去了。越狱又拒捕，根据特别法典的条文，就加判五年刑期，要戴两年双脚镣。总共十三年。到第十个年头，再次轮到他越狱。他又抓住机会，但是同样没有成功。由于这次新的企图，他又加判三年苦役。到末了，我想是第十三个年头上，他最后一次试图越狱，只逃出四个钟头就被抓回去了。逃出去四小时，加刑三年。总共十九年。1815年10月，他刑满释放。他是1796年入狱的，只为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在此不妨讲一句题外话。本书作者在研究刑法和依法判罪的问题时，这是第二次遇见因偷一个面包而毁了一生的惨案。克洛德·格
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一项英国统计表明，在伦敦五件盗窃案中，有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入狱时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出狱时却神情冷漠。他入狱时艰苦绝望，出狱时神色黯然。
这颗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让我们试着说明一下。
这类事情，社会既已做出，就应当正视。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是个无知的人，但并不是愚蠢的人。性灵之光在他心中点亮。不幸的遭遇也有其亮光，能增强他思想中的微光。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地牢里，在劳累中，在苦役场的烈日下，在苦役犯的木板床上，他反视良心，反躬自省。
他为自己组成法庭。
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被判罪并不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邪恶之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唯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儿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
他还想道，人类社会对其成员是否有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也缺乏预见，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冷酷无情而富于预见，从而把一个可怜的人永远置于缺少和过分的境地，即缺少工作和过分惩罚。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因此，最穷的人最应该受到照顾，而社会又偏偏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他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审判了社会并判了它的罪。
他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
他认为社会应为他的遭遇负责，心想有朝一日，也许他毫不犹豫地要同社会算账。他向自己申明，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给他造成的损失，两者并不平衡。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对他的惩罚并非不正义，而肯定是极不公道。
发怒可能是失常和荒唐的，恼火也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一个人只有当内心有某种理由，才会感到愤慨。冉阿让就感到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对待他唯有残害。他所见到的社会，总是一副自称为正义的怒容，怒视它所要打击的人。别人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别人接触，对他也是一次次打击。他从童年起，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时起，就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友好的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善意的目光。从痛苦到痛苦，他逐渐确信这一点：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战败者。他只有仇恨这一件武器了。他决心在狱中把这件武器磨锋利，并携带出狱。
在土伦，无知兄弟会
办了一所囚犯学校，向有诚意学习的那些不幸者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冉阿让就是一个有诚意学习的人。他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他感到强化他的智力，就是强化他的仇恨。有时候，教育和智慧能助恶为虐。
说起来令人伤心，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
他也判了天主的罪。
在饱受酷刑和奴役的十九年过程中，他的灵魂就这样同时升华和堕落。他一方面进入光明，另一方面又进入黑暗。
我们已经看出，冉阿让并不是生性顽劣的人。他入狱时还是善良的。他在狱中判了社会的罪，就感到自己的心变狠了；他在狱中判了天主的罪，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不信教的人。
这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
人性真能这样完全彻底地改变吗？由上帝创造的性善的人，能因人而使之变恶吗？只因交上厄运，灵魂就能整个由命运重新塑造，转而变恶吗？难道人心像久住矮屋的脊背那样，在巨大痛苦的垂压下也要蜷曲变形而丑陋，造成无法医治的残疾吗？在每个人的灵魂里尤其在冉阿让的灵魂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原始的火花，没有一点神性的素质吗？这种原始的火花、神性的素质，在世间不朽，在上天永生，能由善发展、激扬、点燃并燃烧，放射奇光异彩，而永远也不会被恶完全扑灭。
这是严肃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如果在土伦看见冉阿让将拖曳的锁链装在口袋里，叉着双臂，坐在绞盘的铁杆上面休息，并利用休息的时间遐想，如果看见这名苦役犯神情沉郁、严肃，默默地思索，看见这个被法律惩罚的人愤怒地注视别人，这个被文明判处的人严厉地注视天空，那么，他对上面问题的最后一个很可能回答是：“没有。”
我们并不想隐讳，善于观察的生理学家在那种场合，当然会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绝境，他也许会可怜这个法律上的病人，然而，他甚至不肯试着给予治疗；他会移开目光，不看这颗灵魂中的空洞；他也会像但丁避而不看地狱之门那样，从这个生灵上抹掉上帝写在每人前额上的两个字：希望！
我们试着分析了他的这种心态，对冉阿让本人来说，他是否像我们为读者试作的分析这样对自己的心态一目了然呢？使他精神失落的各种因素形成之后，乃至在形成过程中，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清楚楚呢？这个不识字的粗鄙的人是否明确地掌握，这一系列的思想带着他逐渐上升，并且下降到多少年来在他头脑的空间形成的惨景呢？他是否完全意识到自己思想的起伏变化呢？这一点我们不敢讲，甚至也不相信。冉阿让实在愚昧无知，即使饱受苦难之后，是不是仍然糊里糊涂呢？有时候，他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感觉。冉阿让陷入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受罪，在黑暗中仇恨，真可以说他无往而不仇视。他已经习惯于在这暗无天日中生活，像瞎子或梦游者一样摸索。不过，由于内因或者外因，他时而会突然产生一股怒火，感到一阵难忍的痛苦，仿佛一道苍白而迅疾的闪光，照亮他整个灵魂，而他命运之途上可怕的深渊和黯淡的远景，在凄惨恐怖的光里，突然在他前后左右一齐显现出来。
闪光熄灭了，还是沉沉黑夜，他身在何处？连他自己也茫然不知了。
这种性质的惩罚，其核心是残酷无情和愚化，旨在通过愚化逐渐把人变成野兽，有时还变成猛兽。冉阿让顽固地屡次企图越狱，就足以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古怪作用。尽管企图越狱是完全徒劳而愚蠢的，但是冉阿让一旦有机会就要试一试，根本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前车之鉴。他像一条狼，看见笼子门打开就必然要逃出去。本能对他说：“快逃啊！”理智对他说：“留下！”然而，面对强烈的诱惑，理智便会销声匿迹，只剩下本能了，唯有野兽的行动。当他被抓回去之后，新的严厉惩罚，只能使人更加惊恐万状。
有一个细节我们不应当漏掉，这就是他体魄强悍，监狱里没人可比。论体力，放缆绳，推绞盘，冉阿让一个人能顶四个人。他能抬起或用后背扛极大的重物，有时就代替千斤顶——那种工具从前叫“骄子”，顺便说一句，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骄子山街，就是由此得名的。狱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冉千斤”。有一次，土伦市政厅正在整修阳台，阳台下有几根精美的普杰
雕的女像柱，其中一根脱了榫，险些倾倒。正巧冉阿让在场，他用肩膀扛住那根柱子，直到其他工人赶来。
他不但力气大，而且尤为敏捷。有些苦役犯终日梦想越狱，最终巧妙地把力量和技巧结合起来，掌握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即运用肌肉的科学。囚徒们无时不羡慕飞蝇和飞鸟，天天练习，想掌握一整套神秘的飞行姿态。攀登陡壁，在不易发现的凸出的地方找到支撑点，这对冉阿让来说如同儿戏。假如在墙角，他用脊背和膝弯的张力，同时用臂肘和脚跟卡住石头的凹凸处，就能像变魔术似地登上四楼，甚至爬上监狱的房顶。
他寡言少语，也不爱笑。他一年难得有一两回特别激动的时候，这时他才会笑一笑。不过，苦役犯的笑是阴惨的，好似魔鬼笑的影像。他笑的时候，仿佛在久久凝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确实在凝神专注。
他的禀赋不健全，智力又受到摧残，感知能力不健全，他总隐约有一种怪物附体的感觉。他匍匐在惨白幽暗的地方，每次扭转脖颈，想抬眼望一望，就感到一阵恐怖和愤怒，只见头顶层层叠叠，如山一样堆积着各种事物、法律、偏见、人和事件，危乎高悬，一眼望不到顶端，看不到周边，庞大得令人恐怖，这种巨大的金字塔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他在这麇集蠕动、时远时近的怪形体中，在高不可攀的高原上，时而看出一群东西，看出强烈光线照见的一个部位，这儿是拿着棍棒的苦役犯看守、手持战刀的警察，那儿是戴着峨冠的大主教，在最高处的则是头戴皇冠的皇帝，仿佛罩着阳光，令人目眩。在他看来，那远处的光辉，非但不能驱除他的黑夜，反而使他的黑夜更加阴惨幽暗了。法律、偏见、事件、人、事物，这一切在他头上来来往往，遵循着上帝给人类文明指定的复杂而神秘的运动，在他头上行走践踏，残酷中显示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漠然中显示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狠毒。堕入不幸深渊的灵魂、掉进无人敢窥探的地狱底层的不幸者、被法律摒弃的人，无不感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重量压在他们头上；这个社会对于在它之外的人来说是无比巨大的，对于在它底层的人来说是无比可怕的。
冉阿让就是在这种境地里思考，他的遐想能属于什么性质呢？
如果磨盘下面的黍粒有思想的话，那么它所想的无疑就是冉阿让所想的。
所有这些事物，充满鬼影的现实和充满现实的鬼蜮，终于给他造成一种难以描摹的心态。他在苦役场干活时，有时会忽然停下，开始走神儿了，他的理智比从前更成熟也更混乱，现在起而抗争了。他觉得自己的全部遭遇都是荒唐的，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常常想：这是一场梦！他看着站在几步远的看守，仿佛那是个鬼魂，可是，那鬼魂突然给了他一棍子。
可见的自然界，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说，对于冉阿让来说，根本没有太阳，根本没有美好的夏天，根本没有明媚的天空，也根本没有四月清爽的早晨。真不知道平时，是什么光透过气孔照亮他的灵魂。
最后，就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尽量总括一下，用明确的结论表述，就可以这样讲：冉阿让，法夫罗勒安分守己的树枝剪修工，土伦的凶悍的苦役犯，十九年间，由于苦役监牢的逆塑造，已经具备做出两种坏行为的能力：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的、冒冒失失的、完全出于本能的，是对他所受痛苦的一种报复；第二种坏行为是严肃认真的、经过反复思考的，而思考时还带着这样不幸遭遇所能产生的错误念头。他的预谋连续经过三个阶段：推理，决心，执著：要有一定毅力的人，才可能走这种过程。他的动机是日常的愤慨，是心灵的苦痛，是遭受不公的深切感受、反击，甚至反击善良、无辜和公正的人，如果世上还有这几种人的话。他的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天制止，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进而仇恨人类，进而仇恨天地万物，最后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持续不断的和凶残的欲望：不管什么人，逢人便要危害——正如我们所见，通行证上称冉阿让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复一年，这颗心灵逐渐干涸，缓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心灵干涸了，眼睛也干涸了。直到出狱，十九年间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一个人掉进大海！
有什么要紧！航船不会停下。风继续刮着，这条可悲的船沿着规定的航线继续行驶。它驶过去了。
那人沉下去，又浮起来，他沉没不见，又浮上水面，他伸出双臂呼救，但是人们听不见。船在大风浪里摇荡，正在全力行驶，水手和乘客们甚至没有再看一眼落水的人，那人可怜的头，在无边无际的波涛中不过是一个小点。
在茫茫的大海中，他绝望地呼救。那远去的帆船，简直是游魂鬼影！他望着那条船，疯狂地望着它。它驶远了，帆影渐淡，越来越小了。刚才他还在船上，还是一名船员，他和其他人在甲板上往来忙碌，他有自己那份呼吸和阳光，他是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脚下一滑，落水了，也就完蛋了。
他陷入惊涛骇浪中。脚下空陷，只有分开流走的海水。被狂风撕裂的浪涛凶狠地围住他，深渊的激流裹挟他，所有浪花在他的头周围飞溅，一排恶浪扑向他，模糊的大口吞下他半个身子；每次下沉，他都隐约看见黑夜笼罩的深渊：陌生的可怕植物抓住他，缠住他的双脚，要把他拉过去；他感到自身正在变成苦海，变成浪花飞沫，波涛将他抛来抛去，他喝着苦汁，卑鄙的海洋极力要把他淹没，浩瀚的大海在拿他的垂死取乐。全部海水似乎都怀着仇恨。
然而，他还在挣扎，奋力自卫，极力坚持，拼力游泳。他这可怜的力量很快就要耗尽了，他在与无穷的力量搏斗。
船驶到哪里去了？在那边。影影绰绰的，在幽暗的水天之间。
狂风阵阵，浪涛向他猛扑。他举目张望，只见乌云惨淡。他在垂死中，领略了浩瀚大海的疯狂。他受到这疯狂的无情折磨。他听见闻所未闻的喧嚣，仿佛来自世外，来自什么未知的恐怖的国度。
云中有飞鸟，同样，人类苦难之上有天使，可是这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它们只是飞舞、呜叫并盘旋，而他却声嘶力竭。
他感到自身同时被两种无限埋葬：大海和天空，一个是墓穴，一个是殓衣。
黑夜降临，他已经游了几个小时，气力已尽；那条船，那个载人的东西在远方消失了；在暮色苍茫的无底深渊里，他孤立无援，他往下沉，全身绷紧，扭动挣扎，感到身下隐隐约约有无数看不见的怪物；他呼叫。
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上帝何在？
他呼叫！有人吗？有人吗？他一直呼叫。
水上什么也没有。天上什么也没有。
他哀求大海、波涛、海藻、礁石：天聋地哑。他哀求风暴：坚定不移的风暴只服从于无限。
他周围是夜色、雾气、孤寂、没有意识的暴风狂浪的喧嚣、无边无际起伏的惊涛骇浪。他身上唯有恐惧和疲惫。他身下唯有沉沦。没有支撑点。他联想到尸体在无边的幽冥里飘荡。极度的寒冷把他冻僵。他的双手痉挛，握紧，抓住的却是虚无。风、云、旋涡、气流、无用的星辰！怎么办啊！绝望的人气馁了，气馁的人只有等死，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他放弃了，他就这样沉沦，永生卷入阴惨惨的深渊里。
啊，人类社会恒久不变的行程！途中要丧失多少人和灵魂！法律任凭多少人跌进葬身的海洋！阴森可怖而不予救助！噢，精神的死亡！
大海，就是无情社会抛弃刑法的牺牲者的黑夜深渊。大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灵魂，在这深渊里漂流，可能变成一具僵尸。谁能使灵魂复活呢？
要出狱的时候，冉阿让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讲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你自由啦！”那一刻不像是真的，而且闻所未闻，一道强烈的光线，一道人世的真正的光线，突然射入他的心田。然而不久，这道光线就暗淡了。起初想到自由，冉阿让不禁目眩神摇，他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一张黄纸通行证，让他通向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围绕这一点，许多事有苦难言。他算过自己的积蓄，根据服苦役的时日，应当达到一百七十一法郎。不过要指出，他忘记了十九年间每个礼拜天和节日要强迫休息，而他全算进去了，大约应该刨除二十四法郎。不管怎么说，这笔积蓄经过七折八扣，最后只剩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他出狱时领到的就是这个数目。
他根本弄不明白，认为自己受了克扣，说穿了，就是被人掠夺了。
出狱的第二天，他走到格拉斯，看见一家橙花香精提炼厂门前有人正在卸货，就上前找活干。正巧要赶活儿，他们就雇用了他。于是，他干了起来。他身体强壮，人又聪明伶俐，干活又卖力，看来老板对他很满意。就在他干活的时候，一名警察经过，注意到他，要他出示证件。他只好拿出黄纸通行证。检查完之后，冉阿让又接着干活。之前他问过一个工友，干这种活儿一天能挣多少钱，那人回答说：“三十苏。”第二天早晨他还要赶路，于是当天晚上去见老板，请求支付工钱。老板一句话没讲，给了他二十五苏。他要求如数付给，老板就回答说：”给你这些就够意思了。”他坚持要补足。老板一瞪眼，盯着他说：“小心进局子
。”
这次，他又感到自己被人掠夺了。
社会、政府克扣他的积蓄，已经是在大笔掠夺他。现在，又轮到这家伙小笔掠夺他。
释放并不等于解放。他脱离监狱，却没有摆脱罪名。
这就是他在格拉斯的遭遇。至于到了迪涅，别人是如何接待他的，我们已经看到了。
大教堂的钟敲过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冉阿让醒来了。
他早早醒来，是因为床铺太舒服了。将近二十年，他没有在床上睡过觉，这次虽然是和衣而卧，但是感觉太新奇，反而打扰了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小时，已经歇过乏来。他早已习惯了不在睡眠上多花时间。
他睁开眼睛，在黑暗中向四周望了一阵，又合上眼睛，想重新入睡。
如果白天感触太多，思虑重重，那么可以入睡，但是醒来后就再难入睡了。睡意初来容易，再来就难了。冉阿让就是这种情况。他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开始想事儿。
他正处于思想混乱的时候，头脑里的思绪乱纷纷的。往事和刚刚经历的事一齐涌上心头，混杂交错，乱作一团，丧失各自的形状，又无限膨胀起来，继而又倏忽消失，仿佛沉入汹涌的浊流中。他想到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反复出现，驱逐了所有其他的念头。这个念头，我们这就点明：他注意到了马格洛太太摆到餐桌上的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
这六副银餐具缠住了他的思想——那些东西就放在那儿，只有几步远——他经过隔壁房间来这屋睡觉的时候，就瞧见老女仆将餐具放进靠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看了那个壁橱——从餐厅进来，靠右首——餐具很粗大——都是旧银器——再加上大汤勺，少说能卖二百法郎——这是他十九年来所挣的钱的两倍——当然，官府如果没有掠夺他，他本可以再多挣一些。
他的思想起伏动荡，犹豫不决，足足斗争了一个小时。钟敲过三点了。他又睁开眼睛，一屁股坐起来，伸手摸了摸他放在屋角的旅行袋，然后，他垂下双腿，两脚沾地，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坐在床上了。
他保持这种姿势，发了一阵儿呆。整所房子都处在沉睡之中，独有他醒着，坐在黑暗里，有人若是看见，肯定会毛骨悚然。忽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子，轻轻放到床前的席子上，继而又恢复了原来发呆的姿态，一动不动了。
在这种邪恶的思考中，我们所指出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折腾，进进出出，给他造成一种压力。继而，不知为什么，他还想起一个人，而且这个念头像梦想那样不由自主而又固执：他想到一个叫布列卫的苦役犯，是在苦役场认识的；那人穿的裤子只有一根用线绳编织的背带。那根背带上的棋盘图案，不断地出现在冉阿让的脑海里。
他保持这种姿势，一直待下去，如果不是挂钟敲了一下——是报一刻或者半点，他也许会待到天亮。那声钟响仿佛在对他说：“走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片刻，侧耳听了听，房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径直走向隐约可见的窗户。夜色不算太暗，正是望月，但风驱赶着大片大片的乌云飞驰，时时遮掩月光。月亮时隐时现，因此窗外时暗时明，而屋内也有点微光，足够给屋里人照亮走动；不过，由于云影的关系，屋里的微光也断断续续的，就好像凭气窗透光的地下室，因过往行人而室内忽明忽暗。冉阿让走到窗前，开始察看窗户。窗户对着园子，没有安铁栏，只按当地习惯，用一个小插销关着。他打开窗户，但是一股冷空气突然涌进屋，他又赶紧关上。他观察园子的眼神那么专注，简直不像是在观察而像在研究了。园子有一道白色围墙，墙头相当低，容易翻越。园子尽头那边，均匀排列的树冠依稀可辨，表明墙外是一条林荫路或者栽有树木的小街。
他观察一番之后，便做出一个决心已定的动作，返身回来，拿起并打开旅行袋，伸手进去摸索，掏出一样东西撂到床上，又将自己的鞋装进袋中一个隔兜里，再把整个口袋扎好，放到肩上，齐眉戴上鸭舌帽，摸到他的棍子，拿过去放到窗户一角，回到床边，毅然决然地抓起刚才撂在床上的东西。那好像是一根短铁棍，一端磨尖，就跟标枪一样。
黑暗中看不清楚，难说铁棍磨成那样是干什么用的。也许是一根撬杠吧，也或许是一根打孔用的冲子。
如果在白天，就能认出那不过是一支矿工用的烛扦。当时常派苦役犯去土伦周围的山上采石头，因此，他们有矿工的器械也是常见的。矿工烛扦是用粗铁条做的，下端呈尖锥状，可以插进岩石缝里。
他右手操起烛扦，屏住呼吸，放轻脚步，朝隔壁的房门走去，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房间。到了门口，他发现房门虚掩着。主教根本就没有把门插上。
冉阿让侧耳倾听。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
于是他推了推门。
他用手指尖推门，轻轻地，就像要进屋的猫那样，悄悄地而又胆怯地推门。
门被推动了，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不易觉察地开大了一点缝儿。
他等了一下，接着第二次推门，这次胆子大些了。
房门无声地继续开启，现在足能容人通过了。然而，门旁有一张小桌子，和门形成碍事的角度，挡住去路。
冉阿让看出难以通过，无论如何还要把门再开大些。
他打定主意，再第三次推门，比前两次用的劲儿更大了。这回，一个润油干了的门合页，在黑暗中突然发出“吱扭”一声嘶哑的长音。
冉阿让浑身一抖。门合页的响声传到他耳中，仿佛特别响亮，犹如最后审判的号角。
开始，由于幻觉的扩大，他几乎想象到这门合页活了起来，突然有了巨大的生命力，像狗一样狂吠，要向大家报警，要把睡觉的人叫醒。
他住了手，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踮起来走路的脚跟也落了地。他听见太阳穴的脉搏怦怦作响，就像在打铁的两只大锤，只觉得胸中呼出的气息像空穴的风声。愤怒的门合页的这声断喝，好似地震一般，他认为不可能不震动整所房子；他推开的门发出了警报，发出了呼号；那老人会起来，那两个老太婆会喊叫，邻人要来救助；用不了一刻钟，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警察也要出动。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完蛋了。
他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房门完全敞开了。他壮着胆子朝房间里望了一眼，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他侧耳细听，这所房子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上锈的门合页的响声没有惊醒任何人。
初遇的危险过去了，但他内心仍然惊恐万状。然而，他并不退却。甚至在他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他也没有往后退。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了结。他朝前跨了一步，走进隔壁房间。
房间里寂静无声，只看见散乱的有些模糊不清的形状，如果在白天就能看出，那是放在桌上的零散纸张、展开的对开本书、摞在凳子上的书籍、搭着衣服的一把安乐椅、一张祈祷凳，而在此刻，这些东西都成为黑乎乎的角落和白蒙蒙的场所。冉阿让小心翼翼地朝前走，避免碰着家具，他听见主教在房间里面睡觉，发出均匀平静的呼吸声。
他猛地站住，已经到了床前，没料到这么早就走到了。
大自然有时以其姿态和景象参与我们的行为，显示出一种深沉而聪明的契合，就好像要促使我们思考似的。大约半个钟头以来，一大片乌云遮住天空，就当冉阿让站到床前的时候，乌云忽然散开，好像特意要让一束月光射进长窗，忽然照亮主教那张苍白的脸。他睡得十分安稳，在床上几乎和衣而眠，因为下阿尔卑斯地区夜晚很冷。他穿着一件长袖棕褐色毛衣，头仰在枕头上，是一种完全放松休息的姿势；戴着主教指环的手垂在床外，而这只手完成了多少善事和圣事。他脸上表情隐隐显示着满足、期望和至福至乐。那种表情不仅是一种笑容，还几乎神采奕奕；那额头难以描摹，反射着肉眼看不见的灵光。正义者的灵魂在睡眠中，正瞻仰神秘的天空。
这天空的一束反光射在主教身上。
这额头同时也是通明透亮的，因为这天空也在他心中。这天空就是他的良心。
可以这么说，月光射来，与主教内心的明光重合的时候，他的睡容就好像罩在灵光中。不过，这灵光始终非常柔和，而周围半明半暗，形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氛围。这天空的月亮、这沉睡的自然、这纹丝不动的园子、这十分宁静的房舍，此时此刻，万籁俱寂，给这圣贤可敬的睡容增添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并以一种崇高安详的光环，罩住这头白发和闭着的眼睛，罩住这张唯有期望唯有信赖的面孔，罩住这老人的头和这孩子般的睡眠。
在这如此圣洁而不自知的人身上，可以说有一种神性。
冉阿让站在暗处，手里拿着铁烛扦，一动不动，畏惧地看着这光明的老人。他从未见过这种情景。这种信赖令他惊慌失措。道德世界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场面了：一个心神不宁、濒于作恶的人，瞻仰一个正义者的睡眠。
这种睡眠，在这种孤独中，旁边站着他这样一个人，确实有某种崇高的意味，他隐约地但是强烈地感觉到了。
谁也说不清他内心的活动，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要想领会，就必须想象最狂暴的东西面对最温和的东西的场景。即使他那张脸，也根本分辨不出是什么神色。这是一种惶恐的惊奇。他看着眼前的情景。仅此而已。但是他在想什么呢？这是无从猜测的。有一点显而易见，就是他很激动，又惊惶不安。然而，他为什么这样激动呢？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人。他那姿态和面部表情唯一明显的流露，是一种古怪的犹豫不决，就好像徘徊在两个深渊之间，即自绝和自救。他仿佛准备好击碎这个头颅，或者亲吻这只手。
过了半晌，他缓缓地把左手举到额头，摘下帽子，又同样缓慢地放下手臂。冉阿让重又陷入冥思，他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铁扦，粗野的头上毛发倒竖。
在这可怕目光的注视下，主教继续安然酣睡。
一缕月光依稀照见壁炉上的耶稣受难像：耶稣似乎向他们二人张开双臂，为一个赐福，对另一个赦罪。
突然，冉阿让又戴上帽子，不再看主教，顺着床快步走去，径直走到挨着床头隐约可见的壁橱。他举起铁扦，仿佛要撬锁，可是钥匙挂在上面，他打开橱门，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盛银器的篮子。他抓起篮子，大步流星穿过房间，不再小心翼翼，也不怕弄出声响了。他走到房门，又回到祈祷室，打开窗户，操起棍子，跨过窗台，将银器倒进旅行袋里，扔掉篮子，穿过园子，像只猛虎似的跳过围墙，逃之夭夭了。
第二天迎着日出，卞福汝主教在园中散步。马格洛太太慌慌张张地朝他跑来。
“大人，大人，”她嚷道，“您可知道盛银器的篮子在哪儿吗？”
“知道。”主教回答。
“谢天谢地！”她又说道，“我不知道篮子去哪儿了。”
主教从花坛中拾起篮子，递给马格洛太太。
“给您。”
“啊？”她说道，“里面空啦！银器呢？”
“噢！”主教又说道，“原来您是在找银器呀？我也不知道它们哪儿去了。”
他抢了那孩子的钱，干了一件他已经干不出来的事情，这种怪现象，只有处于他这种思想状态里，才有可能发生。
无论怎样，这最后一次恶劣的行为，对他却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这次行为突然穿越心智，澄清混乱的思想，将晦暗浑浊排到一边，将光明清亮排到另一边，而且作用于他那种状态的心灵，就像催化剂作用于一种浑浊液体那样，使一种物质沉淀，使另一种物质变清了。
事情一发生，他还没有自省和思考，就先像要逃命的人那样惊慌失措起来，他企图找到那孩子，把钱还给人家，等他明白这是徒劳而不可能的，他才停了下来，悲恸欲绝。当他喊出“我是个无赖”的时候，他开始看清他的样子了，而在相当程度上，他同自身分离了，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鬼魂，面对着一个血肉之躯，那正是凶相毕露的苦役犯冉阿让：手里拿着木棍，身上穿着破罩衫，身后背着装满偷来的东西的行囊，脸上一副毅然决然的阴沉相，头脑里装满了各种为非作歹的方案。
我们已经注意到，过分深重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产生了幻觉。他眼前恰似一种幻景。他确确实实看见了这个冉阿让，面对着这副狰狞的面孔。他几乎产生疑问：此人是谁，而且他非常憎恶这个人。
他的头脑正处于纷扰不安又极度平静的时刻，幻想深不可测，吞噬了现实。他再也看不见周围的实物，却恍若能看见心中的影像在体外活动。
可以说，他同自身面面相觑，与此同时，他穿过这种幻觉，望见一种神秘的幽深之处的光亮，起初以为是火炬，再仔细观察在他心中出现的亮光，便认出那火炬具有人形，而且正是主教。
他的良心轮番打量立在面前的两个人：主教和冉阿让。少了前一个，是不可能消除第二个的。这种凝望往往产生特别的效果，他幻想的时间越久，在他眼里，主教的形象就越发高大，越具光彩；而冉阿让却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模糊了。到了某一时刻，冉阿让便成为一个影子，继而倏然消失了，只剩下主教一个人。
他使这个无赖的整个灵魂充满灿烂的光辉。
冉阿让哭了很久，热泪满面，泣不成声，哭得比女人还脆弱，比孩子还惊慌。
就在他哭泣的时候，他的头脑渐渐敞亮了，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光，一种既迷人又可怕的光。他以往的生活，第一个过失，长期的赎罪，以及他的外表如何变得粗野，内心如何变得残忍，打算出狱后如何大肆报复，他在主教家里干了什么事，而他最后干的这件事，抢了一个孩子的四十苏钱，还是在得到主教宽恕之后干的，罪行就尤为卑鄙，尤为可恶，这一切都重新浮现在脑海，显得十分清晰，而且笼罩在他从未见过的光明里。他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觉得十分可恶；他看到了自己的灵魂，觉得十分丑恶。然而，在这种生活和这颗灵魂上面，却有一片柔和的光。他仿佛借着天堂的光看到了撒旦。
他究竟哭了多久呢？哭过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去了哪里？从来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情况似乎得到证实，就在那天夜晚，格勒诺布尔的驿车大约凌晨三点到达迪涅城，在穿过主教府街时，黑暗中车夫看见有个人跪在马路上，好像对着卞福汝主教家的门在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