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停滞的文明

第一节 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

文明与游牧民族文明我们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一直努力解决的文明起源问题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被认为过于简单而不值得加以研究了。这一问题指的是，一个文明一旦诞生，而且没有遭到我们称之为“流产的文明”那样的命运，也就是说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那么，这个文明的成长不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吗？要圆满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即使不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标准，我们也能发现连续不断地战胜诞生和幼年的种种危险而成长到“壮年”的文明吗？——换句话说，这些文明能够一直在预定的过程中顺利成长直至主宰它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吗？能把它们纳入我们在本书第二章里所列举的文明名单中吗？有些恐怕是不能的。因此，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文明，我们称之为停滞的文明。这是一种仍然存在但不再成长的文明，它迫使我们必须研究文明的成长问题。我们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和研究可以获得的有关这类文明的样本。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收集到五六个停滞文明的样本。由于对大自然的挑战所展开的应战而产生的文明中有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由于对人类的挑战所进行的应战而诞生的文明中间，具有确定的特殊共同体，如东正教世界的奥斯曼文明和希腊世界的斯巴达文明，它们的诞生源自当时普遍存在的人类挑战在当地独特的环境中增强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程度。这些都是停滞文明的例子，接下来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它们都展示了一种处在普遍困境的同样前景。

所有这些停滞的文明之所以停止下来不再成长是由于它们获得了某种“绝技”(tour de force)的结果。这些“绝技”指的就是对于挑战的过度反应，其强度恰好越过了能够刺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被击败两者之间强度的临界点。拿我们前面虚构的攀登者的比喻来说（见第49—50页），它们就像那些突然被拽到半山腰的攀登者， 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完全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无法动弹的危险境地。我们上面提到的五个文明中的四个最后都被迫接受了失败，仅有一种文明即爱斯基摩文明仍然勉强维持着生命。

历史研究第三部文明的成长举例来说，波利尼西亚人过去就是凭借他们的大胆的海洋航行技术这一“绝技”到处冒险。他们的“绝技”就是驾驶脆弱无帆的独木小舟完成令人惊奇的海上航行。然而他们为这一应战过于用强的“绝技”所受到的惩罚就是在无人知晓但无疑是漫长的岁月里，竭力维持与太平洋的一种恰当的均衡——仅仅能在浩渺无边的海洋上航行，但生命安全始终无法保证——直到他们无法忍受的高度紧张状态自行松弛下来。结果这些曾经堪与米诺斯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媲美的先驱者逐渐退化，慢慢变成了贪图安逸和享乐生活的“肉体凡胎”，失去了对于海洋的控制能力，进而把自己放逐在孤零零的小岛上，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海岛天堂里，直到西方的水手突然“拜访”了他们为止。既然我们已经知晓了复活节岛上的人类文明，就不必再进一步追问这些波利尼西亚人后来的结局了（见第87页）。

至于爱斯基摩人，他们的文化本来就是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发展，这种生活方式专门适应北冰洋沿岸的生活环境。爱斯基摩人反应过度的“绝技”是冬天里居住在冰上猎获海豹。无论历史动机是什么，显而易见，在爱斯基摩人历史的某个时期，他们的祖先曾经勇敢地与北冰洋的严寒进行过殊死搏斗，并且逐渐能够利用他们近乎完美的技术应付突发事件。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举出爱斯基摩人精心发明的器具就足够了：“皮船、木架蒙皮船（妇女用的小船）、渔叉、带有投掷木板的鸟枪、三叉头的蛙鱼枪、装有动力装置的复合弓箭、狗橇、雪鞋、过冬的房子和点着鲸油灯的雪屋，还有平台、夏天的帐篷以及皮衣。”

这些器具都表现出爱斯基摩人的睿智和坚强意志，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技艺外在可见的表征。然而，“在某些确切的方面，譬如社会组织，爱斯基摩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低等的发展，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这种低等的社会发展上的差别应该归因于他们的原始性，还是归因于爱斯基摩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自然条件的结果呢？无须深入了解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就会明白：这种文化已经被迫把几乎全部能量用在发展维持生计的方法上了”。

爱斯基摩人勇敢地与北冰洋的严寒进行搏斗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的生活必须严格地适应这种寒冷气候年复一年的更迭。这个部落能够维持生计的幸存者被迫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里从事不同的职业，北冰洋的暴虐强加给爱斯基摩人的严格时间表就像人类冷酷无情的“科学式管理”强加给任何一个工厂工人一样。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反问自己：爱斯基摩人究竟是北冰洋的主人还是它的奴隶？当我们考察斯巴达人和奥斯曼人的生活时，我们将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同样难以回答。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思考的是另一个停滞的文明，如同爱斯基摩人的文明一样，它同样是由大自然的挑战而产生的。

当爱斯基摩人与冰天雪地进行搏斗，波利尼西亚人与波涛汹涌的海洋搏斗的时候，那些受到西伯利亚大草原挑战的游牧民族也曾经勇敢地与同样难以驾驭的恶劣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事实上，就与人类的关系来说，表面是草地和砂砾的草原与“未曾开垦的海洋”（荷马常常这样称呼它）要比可以耕种的陆地(terra firma)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草原的表面和海洋的表面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只可作为人类的朝圣地和短暂的旅居地。除了岛屿和绿洲，它们的表面再也不能为人类提供任何长久居住之所，与人类共同体所习惯永久定居的地球表面相比，它们更便利于旅游和运输，然而，这也正是它们对于非法入侵者的惩罚，迫使这些非法入侵者不停地迁徙，否则，就彻底从它们的表面搬离到他们周围的大陆沿岸。这样，在每年都要遵循冬夏牧场不断变换的固定轨道的游牧民族和随季节变换不停地从在海洋上搜寻鱼群的渔民之间；在大海两岸进行贸易的商船和相连的两个草原的边界上进行贸易的骆驼商队之间；在海盗和沙漠劫匪之间；在那些迫使米诺斯人和挪威人冲上船去如巨浪一般涌向欧洲和黎凡特海岸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以及迫使阿拉伯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等游牧民族如虎狼般突袭了埃及、伊拉克、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定居地的那些其他运动之间，就有了一种真正的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像波利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一样，对于大自然的挑战进行应战同样是一种过于用强的“绝技”，在这点上，不像其他的文明，他们的历史动机不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测。我们有理由推测游牧民族文明受到了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相同性质挑战的刺激，这种挑战同样曾逼迫丁卡人和希鲁克人 丁卡(Dingka)是苏丹南部的部族之一。希鲁克人也是苏丹南部的部族，居住在尼罗河西岸，约50万人左右。——译者注的祖先迁徙到干旱的赤道地区。庞佩里 拉斐尔·庞佩里(Raphael Pumpelly，1837—1923) ，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与探险家。——译者注 探险队对外高加索的安纳乌绿洲进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游牧民族起源的最为确凿的证据。

在这里，我们发现干旱对于游牧民族的第一次挑战就是刺激原本以狩猎为生的一些共同体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求助于未曾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方式竭力维持他们的生存。这个证据表明农耕阶段的确早于游牧阶段。

农业同样对这些以前的狩猎共同体的历史造成另一种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的影响。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野生动物建立一种崭新关系的机会。狩猎者受他们的职业所限，无法超越他们狭隘的局限性，因而不能掌握驯化野生动物的技术，而农业生产者掌握这门技术则具有巨大的可能性。狩猎者可能想象过要把与他竞争和分享猎物的豺狼等野兽驯化成他的同伴，可是他真的要这么做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上完成了牧羊人和牧羊犬这一转变过程的不是牵着猎犬的狩猎者而是领着看门犬的农业生产者。正是农业生产者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才吸引了牛羊这样的反刍动物，使它们不会像狗一样再被猎人的食肉所吸引了。

安纳乌的考古证据表明当大自然强加给这一地区第二次干旱挑战的时候，这一地区的人类社会又一步进化就完成了。通过成功地驯化反刍动物，这些欧亚大陆人潜在地发现他们已经丧失了原始的活动能力，由狩猎者转变成了农耕者，为了再次应对干旱的挑战，他们利用了两种新发现的与前迥异的活动方式。一些外高加索绿洲的耕种者开始迁徙，远离日益加剧的干旱气候，从而保持着与客观环境的一致性，使他们能够继续实践他们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改变居住地是为了不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为了用一种更为大胆的方式应对干旱的挑战，其他人和同伴分手了。这部分人同样放弃了现在无法生存的绿洲，把自己、家庭、羊群和牧群安置在冷酷无情的大草原表面。然而，这些人没有像一个逃亡者那样寻找较远的海岸，而是犹如他们的祖先抛弃先前主要的狩猎活动一样，他们抛弃了从前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把他们的生存牢牢维系在最新获得的技术上，如同专门以股票为生的炒股者一样。他们冲向草原但没有冲出草原而是在草原上安居下来。于是，他们便成了游牧民族。

当我们比较那些放弃农业而在草原上定居的游牧民族和那些通过改变居住地从而得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其同胞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游牧文明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了优越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驯化动物比种植植物显而易见是一门更为高超的技术，因之，它是人类智慧的一个胜利并将超越难以控制的物质世界。牧羊人是比农夫更为伟大的艺术品鉴赏家，这个真理已被一段著名的古叙利亚神话表达出来。

有一次，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孕了，生下了该隐……又一次怀孕生下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成了一个牧羊人，该隐成了一个农夫。有一次，该隐把收获的农作物贡献给上帝——耶和华。亚伯也贡献出了初产的羔羊和其中的肥肉。耶和华称赞了亚伯和他的贡品，却没有称赞该隐和他的贡品。

游牧民族的生活确是人类在技能上的一个胜利。他们成功地设法依靠自身不能食用的粗草为生，把这些粗草变成驯服动物的乳品和肉类。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光秃秃的、吝啬的大草原的植物中间找到他们的牧牛生栖地，他们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随着精确的季节时间表不断迁徙。事实上，游牧民族的“绝技”要求他们的性格和行为遵循一种非常严格的标准。游牧人付出的代价在本质上是和爱斯基摩人一样的。虽然游牧人成功地战胜了可怕的自然环境，可是自然环境却阴险地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像爱斯基摩人一样，游牧人成了每年气候和植物生长周期的囚徒。为了获得对大草原的主动权，他们丧失了对大部分世界的主动权。事实上，在游牧民族穿越的人类文明史的任何阶段上他们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他们不时地会越过他们的领地进入邻近的定居文明的领地，偶尔他们会立刻把眼前的一切洗劫一空，但是，这些突发的事件从来不是自发的。当游牧人离开大草原侵入到农耕者的花园，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离开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圈，只是对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作出的机械反应。

游牧民族遭遇到的外部力量有两种：一种是推力，另一种是拉力。有时，游牧民族被日益严重的干旱所推动离开草原，因为这种干旱已经使他们的居住地超出了他们的力量所能忍耐的限度。他们偶尔也会被一个社会真空形成的吸力拉出草原，这种社会真空出现在一些毗邻的定居社会的领地，是由于历史进程中的诸如定居文明的衰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这些原因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相当陌生的。研究一下游牧民族对于定居社会历史的重大侵扰事件似乎就可以说明所有这些侵扰都能追溯到这些原因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

这样，尽管游牧民族偶尔也参与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然而游牧民族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一旦踏上每年的固定轨道，就会随之受到严格束缚，并且有可能永远无法摆脱，除非有一种它无法抗拒的外部力量最终使它停止下来或者终止它的生命。这种外部力量就是周围定居文明的压力；因为，尽管耶和华有可能称赞亚伯和他的贡品，不称赞该隐和他的贡品，但是耶和华没有力量阻止亚伯被该隐杀害。

最近气象学的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可能存在一种相对干旱和相对潮湿气候有规律性地交替出现的现象，导致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轮流侵入彼此的领地。当干旱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草原不能再为游牧民族饲养的家畜提供足够牧场的时候，这些牧人就会抛弃已被打破的每年固定的迁徙轨道，侵入到周围农耕地区为他们自己和家畜寻找食物。另一方面，当气候转到另一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使得草原变成能够种植块根植物和谷物的地方时，农耕民族就向游牧民族的牧场发起了反攻。他们各自的侵犯方式是很不相同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如同骑兵突袭迅雷不及掩耳，农耕民族的侵袭却像步兵一样缓缓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他们就用鹤嘴锄或锅驼机犁为自己构筑工事，并通过修建道路或铁路来保障交通畅达。历史上游牧民族侵扰最为突出的例证可能是发生在倒数第二个干旱时期的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侵扰，农耕民族侵犯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人其后向东部的大规模扩张。这两种类型的侵入活动都是非正常的，对于双方都是极端痛苦的，并且彼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它们发生的原因是相同的，都应该归因于一种无法控制的大自然的力量。

农耕民族施加的无情压力终究要比游牧民族的突袭施加的压力更为痛苦，假如某个游牧民族碰巧成为这种无情压力牺牲品的话。蒙古人的奇袭在两三代人以后就停止了，但是俄罗斯报复性的殖民活动却持续了四百多年——第一次是沿哥萨克一线，从北面包围缩小牧地，然后沿着外高加索铁路，把触角一直延伸到南部边界。从游牧民族的视角来看，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农业强国类似于西方工业社会中的靠压力铸炼熟钢的旋转不停的轧钢机，在它们严酷的压榨下，游牧民族或者被碾碎或者被压制成定居文明的模型。这个渗透过程并不总是和平的。为了修建外高加索铁路，大批土库曼人在哥提比被屠杀就是明证。但是，游牧民族死亡的呻吟声是很少听得到的。在欧洲战争期间，当英国人重提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游牧祖先杀害600000亚美尼亚人的时候，吉尔斯坦哈萨克联盟中500000讲土耳其语的中亚游牧人正在被“最公正的人类”——俄罗斯农夫遵照上级的命令予以消灭。

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命运从17世纪两个定居文明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和清帝国伸出两个相对的触角把欧亚大陆的草原包围起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今天，我们西方文明的触角已经遍及地球的各个表面，正在彻底根除其他所有古老领地的游牧生活。在肯尼亚，马塞人的牧地已经被践碎、减少以便给欧洲的农民让路。在撒哈拉沙漠，伊摩沙人正在亲眼目睹飞机和八轮汽车迅速侵入他们迄今为止从未进入过的沙漠地带。甚至在阿拉伯半岛，这个亚非游牧民族的古老家乡，巴都人也正在被迫转变成“法拉辛” 意为农耕者。——译者注。 这个转变过程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由一个阿拉伯族人阿卜杜·阿齐兹·萨特的政策有意识地推动的，他是内志(Najd)和汉志(Hijāz)的国王，同时还是穆斯林的狂热信徒瓦哈比社会的世俗首领。当阿拉伯半岛腹地的一个瓦哈比统治者利用装甲车巩固其统治的时候，当他利用输油管道和油井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时候，当他向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让步的时候，很显然，游牧民族的最后时刻就已经到来了。

这样，亚伯就被该隐杀害了，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进一步追问亚伯受到的惩罚是否再一次降临到该隐身上 。

现在你将受到大地的诅咒，它已经张开大口从你双手里接过你兄弟的鲜血；当你耕种的时候，它将不再为你效力；你必将成为大地上一个逃亡者，一个流浪汉。

该隐受到的第一条诅咒显然没有应验，因为绿洲农耕者发现他们虽然再也不能从干旱的草地收获作物了，但是他们迁徙到了那些气候条件更为适宜的地区；随后借助于工业文明的推动力，他们就回来了，也同时把亚伯的草地据为己有了。该隐究竟是工业文明的主人还是牺牲品还有待于将来予以证明。1933年，世界经济新秩序受到了崩溃瓦解的威胁，并非不可能是亚伯的第一次报复行为，似乎是要那些牧人在弥留之际(inticulo moris)还能够看到杀害他的那些工匠们慢慢倒下、发狂、最后堕入地狱的一幕。

第二节 奥斯曼文明

由于对大自然的挑战反应过于猛烈受到了惩罚，从而导致文明停滞的探讨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开始研究那些受到最高层次的挑战而停滞的文明，即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于大自然而是人类本身。

奥斯曼帝国体制对于最高层次的挑战作出的应战就是游牧社会地理上的大转移，即离开天然的草原到达一个新环境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他们要统治那些异族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看到 ，当阿瓦尔游牧人发现他们被逐出草原牧场，置身于农耕地区时，是如何打算把他们征服的定居人口变成“人类畜群”，进而把自己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一个放牧人类的牧人的。阿瓦尔人 阿瓦尔人，曾在公元4—5世纪活跃于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译者注 不再依靠草原上的野生植物来喂养驯化动物为生了，他们（就像其他许多游牧民族所做的一样）转而企图改变人类活动而不是动物的消化能力来依赖在耕地上收获的谷物为生了。这个类比运用起来是很诱人的，而且在实践中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运用到奥斯曼帝国身上，结果却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几乎致命的缺陷。

在草原上，这个由游牧人和非人类畜群共同构建的复合性社会是为对付那种大自然环境而设想出的最为适合的工具。严格地说，游牧人并不是他们非人类同伴的寄生虫，因为这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利益交换：如果这些非人类畜群不仅为游牧人供应乳品，而且供应肉类的话，游牧人就必须首先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开了对方的帮助，彼此都不能生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乡村和城市中间，这个由被放逐的游牧人和土著的“人类畜群”组成的复合性社会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放牧人类的牧人”在经济上总是——尽管在政治上并不总是——多余的，因此，他们就成了寄生虫。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已经不再放牧了，而是看守着他们的人类畜群，已经变成了剥削工蜂的雄蜂，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依靠生产人口的劳动维持生活，而这些生产人口如果离开了他们在经济上反而可能更好。

因此游牧民族征服者建立的帝国一般都迅速衰落下去，没有生长成熟就灭亡了。伟大的马格里布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1332—1406)就游牧民族帝国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估计这类帝国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三代人或者120年。一旦完成了征服，游牧民族就会颓废，因为他们离开了适合自身的自然环境，在经济上成为多余的了，然而，他们的“人类畜群”因为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停止经济活动，就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这些“人类畜群”通过驱逐和同化他们的牧主而长到了成年。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大概持续了不到五十五年，其结果就是斯拉夫人的成长和阿瓦尔人的毁灭。西匈奴帝国的生命期没有超过一个阿提拉的寿命。统治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可汗帝国持续了不到八十年的时间，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南部建立的帝国的寿命也不比他的寿命更长。喜克索斯人（牧人王）  入侵古埃及的亚洲游牧民族，给埃及带去了马匹。——译者注 在埃及建立的帝国仅仅勉强维持了一个世纪。蒙古人和它当地的前辈女真族人对中国北部的连续统治超过了两个世纪（约1142—1368年）以及帕提亚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超过了三个半世纪（约公元前140—公元226和232年之间），显而易见是个特例。

按照这些标准衡量，奥斯曼帝国对于东正教世界的统治时期就显得太长了。如果我们把奥斯曼人1372年征服马其顿作为帝国的开始，把1774年俄土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作为帝国结束，那么它的统治时期就达到了四个世纪，这还没有把它的兴起和其后的衰亡时期计算在内。这样相对较长的持续时期该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部分解释很容易找到——“奥斯曼人，尽管经济上是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它完成了一个积极的政治目标，为东正教世界提供了一个它自己无法建立的统一国家。”但是我们还可以提出更为深刻全面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阿瓦尔人和他们的同类人离开荒原侵入到农耕地区的时候，曾试图——当然最后失败了——以“放牧人类的牧人”的身份处理他们遇到的新情况。当我们注意到这些置身于农耕地区未曾成功的游牧帝国建立者们，根本没有打算在定居人类中间寻找他们的同伴——这些同伴在草原的复合型社会里是至关重要的——的时候，他们的失败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草原社会不仅仅是由牧羊人和他们的畜群构成的，除了那些他们饲养的靠其提供产品为生的动物外，他们还豢养着其他的动物——狗、骆驼、马——它们的作用就是在工作中协助他们。这些辅助性动物是游牧民族文明的杰作，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牛羊只有加以驯化才能服务于人类，尽管这是相当困难的。狗、骆驼、马不仅仅要被驯服而且要加以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更为复杂的工作，对这些非人类的辅助性动物的专门训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奥斯曼帝国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之处正是把游牧民族这种高超的技艺加以改造，运用到定居文明的环境中，并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存能力。奥斯曼帝国的巴迪沙们（即统治者）的做法就是把一部分奴隶训练成人类助手，维护着“人类畜群”的秩序，从而维持了帝国的统治。

这种从奴隶中挑选士兵和管理者的非同寻常的体制——这种观念对于游牧民族的天才来说是很自然的，对于我们来说却相当陌生——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发明。我们在其他的统治定居人群的游牧民族帝国中也可以找到，正是这种体制使他们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在帕提亚帝国中，看到了军事奴隶制的踪迹。据说在那支挫败马克·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公元前83—前30年）是罗马共和末期的军事统帅，起初在恺撒麾下服务，恺撒被暗杀后，成为统治罗马的后三巨头之一。与另一巨头屋大维的同盟破裂并爆发激烈内战后，失败自杀。——译者注 妄想超越亚历山大大帝的企图的军队中，有一支军队只有四百名自由人，但他们的战斗力却胜过50000名普通士兵。一千年以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阿拔斯王朝自750年起统治阿拉伯帝国约两个世纪之久，首都巴格达。后因土耳其人组成的军队（马穆鲁克）势力的崛起而衰落。——译者注 利用了同样的方式统治其帝国，他从草原上购买土耳其奴隶，把他们训练成为士兵和管理者。科尔多瓦帝国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维持着一支由他们的近邻法兰克人招募来的奴隶卫队。法兰克人在他们的边境上不断袭击，抓获奴隶，为科尔多瓦帝国提供了一个奴隶市场。被抓获的野蛮人就成了斯拉夫人，英语里“奴隶”一词的来源就在于此。

但是，最为突出的例子是“马穆鲁克”在埃及的统治。“马穆鲁克”在阿拉伯语中是拥有或占有某种东西之意，马穆鲁克来源于阿尤布王国萨拉丁王朝的奴隶武士。然而，1250年，这些奴隶驱逐了他们的主人，独自接管了阿尤布王国的奴隶体制，不过他们并不是从他们的后代中招募军队而是从国外购买他们的接替者。在1250年到1517年间，帝国哈里发就像傀儡，这些自我管理的奴隶集团实际上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一带抵抗着可怕的蒙古人，直到他们遭遇到人数更多的奥斯曼帝国奴隶集团。即使这样，这也不是他们的末日，因为统治埃及的奥斯曼统治者允许他们采用同样的方式招募和训练军队，可以继续像从前一样统治下去。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马穆鲁克帝国重新振作起来，到18世纪，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巴沙事实上最后变成了马穆鲁克的国家囚徒，就像过去在土耳其人的征服面前开罗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命运一样。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继承人究竟是屈服于马穆鲁克还是匍匐在一些欧洲强国——拿破仑帝国或英国的脚下似乎是有很大疑问的。实际上，尽管这两种结局最后都被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的天才所终结，可是他却发现，与马穆鲁克和解远比抵抗英国和法国的入侵更为困难。

然而，在纪律性和组织性上，马穆鲁克奴隶集团远远比不上统治东正教世界的奥斯曼帝国创建的尚显年轻但更具活力的奴隶集团。控制一个异族文明的全部社会躯体无疑是游牧民族为自己设定的最困难的事情。这项艰苦而勇敢的事业在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苏里曼大帝身上达到了顶峰，显示了一个游牧社会所拥有的最大能力。

下面这段话摘自一个美国学者的深入研究，它概括了奥斯曼帝国奴隶集团的一般特征：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构包括苏丹和他的家庭、他的家族官吏、政府的行政官员、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常备军以及其后在常备军、法庭和政府中服务的接受教育的一大群青年。这些人控制着武器、文化权力和王权。除了宗教法规对轻微的司法诉讼案件的处理权以及非穆斯林的臣民和外国集团所掌握的有限的权利之外，他们操纵着整个政府权力。这个官僚机构至关重要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一，除少数例外，全部成员都由基督徒和他们的子孙组成；其二，几乎每一个成员都是作为苏丹的奴隶进入统治集团的，而且终生就是苏丹的奴隶——不管他获得多少财富，多大权力，多高成就……

王室成员正确地说可能就是属于奴隶家庭，因为苏丹子女的母亲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奴隶的儿子……在苏里曼时代很久以前，苏丹事实上已经不能从王室阶层中迎娶新娘，也不能把妻子的名号赠与孩子的母亲……奥斯曼帝国体制就是有意地吸收奴隶，让他们成为国家的重臣。它从牧羊和耕地的人群中间挑选男孩子，让他们成为朝臣，和公主们结婚；挑选那些祖先是基督徒的青年男子，让他们担任最伟大的穆罕默德国家的统治者，充当无敌军队的士兵和将军，把击碎“十字架”举起“新月”当作他们主要的乐趣……完全不考虑被称为“人性”的最基本的习俗，那些被灌输的宗教和社会偏见几乎像生活本身一样根深蒂固，奥斯曼帝国体制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永远分开，不鼓励在孩子们最活跃的年龄段给予家庭关怀，禁止孩子继承财产，不向父母做任何承诺——比如他们的子女将会由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而得到奖赏等，提升和罢黜根本不考虑其血统和以前的声望，灌输他们一种奇怪的法律、道德和宗教观念，时刻提醒他们在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在他们追求无与伦比的人类荣耀的道路上，这把利剑随时都可能结束他们辉煌的生涯。

生而自由的奥斯曼贵族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这个体制最为奇怪的地方，但是结果证明它是正确的，因为当自由的穆斯林教徒在苏里曼统治末期最终完全进入统治集团时，这个体制就开始崩溃了，奥斯曼帝国也就进入到它的衰退期了。

只要帝国体系完好无损，兵源就能从各种异教徒中不断得到补充：在越境战争中俘获，在奴隶市场上购买，或者通过国外自愿应征；在帝国境内定期征召儿童等等，然后这些被征募者通过层层筛选并加以专门训练，接受一种精心设计的教育。虽然有严格的纪律和野蛮的惩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也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永远充满诱惑的美好前途。每一个进入到奥斯曼巴迪沙奴隶集团的男孩子都意识到他是一个潜在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  近似于古代中国的宰相。——译者注 他的光明未来依赖于他在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

有一位佛兰德学者和外交家布斯贝克 (他当时是哈布斯堡宫廷驻苏里曼帝国的大使）亲眼目睹了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教育体制，并对此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他的结论好像是要恭维奥斯曼人，批评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方式。

他写道：

我很羡慕土耳其人的体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土耳其人发现了一个天才，他们都是兴奋异常，惊喜不止，好像找到一串价值不菲的珍珠。为了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土耳其人几乎耗尽了他们的体力和脑力——特别是发现一个军事天才的时候。我们西方社会的确与此大不相同。在西方，如果我们发现一条好狗、一只鹰或一匹好马，我们也非常欢喜，不遗余力地训练它们，把这些宠物训练得近乎完美。然而对于人——即使我们发现他极具天赋——我们也丝毫不心疼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教育他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西方人从宠爱有加的马、狗和鹰当中得到了许多乐趣和服务，然而土耳其人却从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独具特色的人类中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得自于动物王国的其他动物无可比拟的人性。 [10]

但是，奥斯曼帝国体制最终还是瓦解了，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求分享它的特权的缘故。到16世纪末期，除了黑人以外，所有自由的穆斯林教徒都被允许加入禁卫军，尽管禁卫军人数增加了，它的纪律却松散了，战斗力也削弱了。到17世纪中叶，这些人类的看门犬恢复了本性，变成了一群饿狼，开始折磨巴迪沙的“人类畜群”而不是看护他们，维持帝国秩序。东正教世界的臣民现在感觉受到了被奉为和平之神的奥斯曼人的欺骗，而他们原本以为套上了奥斯曼人的枷锁就可以换来和平的。在1682—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列强的大战中——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割让土地而结束，从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一系列割让领土的历史，直到1922年止——纪律性和效率性的优势无疑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了西方阵营。

奥斯曼帝国奴隶集团的最后衰败表明它本身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僵化性，这是它的致命缺陷。一旦运转发生了脱节，既不能修复，也不能重新加以改造。不仅如此，这个体制反而变成了一种累赘，使得后来的土耳其统治者被迫仿效他们的西方敌人的方法，可是这种模仿行为长期也都是半信半疑的，缺乏足够的热情，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直到今天才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最后彻底完成。这一转变如同早期奥斯曼政治家创建奴隶集团一样，也是一项了不起的“绝技”。然而如果把这两种成就的结果比较一下，第二个成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奥斯曼奴隶集团的创建者建立的体制，不仅使极小一部分被逐出祖居草原的游牧人牢牢占据着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且给一个趋向瓦解的伟大的基督教社会带来了和平和秩序，同时威胁着一个曾使全人类黯淡无光的更伟大的基督教社会的生存。我们现在的土耳其政治家仅仅是填补了随着旧的奥斯曼帝国无可替代的体制的消失而在近东留下的真空，他们只不过是在荒凉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严格按照遗传下来的西方模式定做的土耳其国家的模型而已。不过在这个普通的“乡村居住地”，这些停滞的奥斯曼文明的土耳其继承者们现在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就像近邻已消亡的西徐亚文明的复国主义后继者和已经流产的远西方文明的爱尔兰后继者一样——因为自此以后，他们将会愉快地摆脱作为“一个特殊的人”难以忍受的困境，过上一种舒适安逸的平凡生活。

至于奴隶集团本身，它已经在1826年希土战争中期被马赫穆德二世残酷地消灭了——这是一个已经变得凶残开始撕咬羊群的看门犬应得的下场——而在15年之后，类似的组织马穆鲁克同样被马赫穆德名义上的臣民——有时作为一个同盟者有时作为一个对手——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摧毁了。

第三节 斯巴达文明

奥斯曼人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更接近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但是可以肯定，当柏拉图设想他的乌托邦时，他自己头脑中已经有了斯巴达 古希腊城邦，位于南希腊即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了维持对被征服的多数居民的统治，斯巴达实行军国主义国策，整个公民社会形同一座军营，因此一度成为希腊的霸主。但现代也有人（如英国当代史家霍德金森）对古代的记载，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人的记载表示怀疑，认为斯巴达并非军国主义国家。译者认为此论不足为凭。——译者注 制度的真实模型。尽管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在实现柏拉图的理想的程度有所不同，在这两个特殊的制度中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利用这种“特殊制度”，他们的国民都获得了一项“绝技”，从而把自己很好地装备起来。

我们在本书第一个例子中（见本书第6页）已经注意到公元前8世纪，所有的希腊城邦都遭遇到了人口增长速度超过食物供应速度的困难，而且面对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斯巴达人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应战方式。解决这个普遍问题的常规方法就是殖民：到海外寻找新的土地，征服占领当地“蛮族人”的领土以此来拓宽希腊的版图，当然这是以牺牲“蛮族人”利益为代价的。由于蛮族人没有抵抗力，所以这种办法很奏效。然而，在希腊所有重要的城邦中唯一不生活在海边的斯巴达人，却选择了征服他们的近邻美塞尼亚人来应对这一挑战。他们的行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第一次斯巴达—美塞尼亚战争（大约公元前736—前720年）还算顺利，在第二次战争中，经过逆境锤炼的美塞尼亚人，就开始拿起武器，奋力反击斯巴达人了。尽管没有赢得自由，但是美塞尼亚人却成功地改变了斯巴达正常的发展方向。美塞尼亚人的反抗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使得斯巴达社会“迅速被套上痛苦的枷锁”。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再也不能有丝毫松懈，始终无法摆脱战后的可怕后果。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的奴隶，就像爱斯基摩人征服了北冰洋的严寒却被北冰洋变成了奴隶一样。爱斯基摩人被束缚在每年严格的生活周期中，同样，斯巴达人的任务就是时刻不停地监管他们的美塞尼亚希洛人。 因征服而形成的斯巴达耕奴，是斯巴达国家的奴隶，学界亦有不少人为之定性为农奴。——译者注

斯巴达人装备自己的“绝技”像奥斯曼人一样，都是把现行的体制加以改造以应付新的需要。但是，奥斯曼人可以继承游牧民族丰富的社会遗产，斯巴达人却只能对米诺斯人大移民后期侵入希腊的多利安蛮族人非常原始的社会制度加以调整。希腊人传统上把这一成就归因于来库古，但是来库古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神灵，因此这一制度的真正原创者可能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系列政治家。

与奥斯曼帝国体制一样——既有较高的效率又有致命的僵化性——最终崩溃的斯巴达人的体制显著的特征也是不考虑人性。但是斯巴达的教育在不考虑出身和遗传性方面不及奥斯曼奴隶集团走得那么远，斯巴达占有土地的自由民所处的境地正好和奥斯曼帝国自由的穆斯林土地贵族相反。事实上，斯巴达人统治美塞尼亚人的全部责任是由斯巴达人独自承担的。同时，在斯巴达公民社会内部，是严格遵守平等原则的。每一个斯巴达公民都从城邦分配面积相等或产量相等的土地，然后交给美塞尼亚农奴耕种，每一份土地足够维持斯巴达人和他的家庭生活了，这样就使他能够以全部精力来谋划战争的艺术了。每一个斯巴达孩子，除非被认定是“孱弱者”抛到荒郊野外任其死掉外，其余的孩子从七岁起就要强迫灌输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课程。无一例外，女孩子也必须与男孩子一样接受体育训练。女孩子像男孩子一样，在男性观众面前裸体进行竞争，在这些事情上，斯巴达人似乎与现代的日本人类似，对性欲能够自我克制或淡漠。斯巴达人孩子的生育严格按照优生学原理，鼓励体质较差的丈夫选择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男子做孩子的父亲。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斯巴达人认为“其他人类的两性传统是庸俗的无益的，因为他们只是关心他们的母狗和母马，为它们借来或租来最好的种狗和种马，却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家里，严密看管起来，以确保她们只能为她们的丈夫生儿育女——好像这是一个丈夫的神圣权力，即使他碰巧身体虚弱，衰老或者有疾病。” 读者们也许会注意到，在普鲁塔克对于斯巴达制度的评论与前面引述的布斯贝克对于奥斯曼奴隶集团的评述中有一些奇特的相似性。

斯巴达体制和奥斯曼帝国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一样的：监控、筛选、专业化分工以及竞争精神等等，而且它们并不是局限于教育阶段。斯巴达人要服役53年。在某些方面，对斯巴达人的要求比对土耳其禁卫军的要求更为苛刻。土耳其禁卫军不鼓励结婚，但是，如果他们结婚了，就允许他们居住在已婚地区；斯巴达人不是这样，尽管强制他们结婚，但是不引导他们过家庭生活，甚至在结婚以后，都要在军营里吃住。这个后果就是培养了一种难以相信的、无坚不摧的公众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即使在战争的压力下，也是感到很困难、令人厌恶的，在其他时候，则更是难以忍受，简言之，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斯巴达”这个词。“温泉关三百壮士” 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中希腊温泉关阻击波斯入侵军，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斯率300名斯巴达士兵死守阵地，全部战死，成为英雄主义的楷模。——译者注 的故事和男孩与狐狸的故事 史载斯巴达一男孩偷走一只狐狸藏在怀里，狐狸在公共场合野性大发，撕咬男孩的皮肉。男孩不愿暴露偷窃的劣行，强忍痛苦，直至内脏被狐狸抓出而倒地身亡。——译者注 都阐释了这种公众精神。从另一个侧面看，我们也应该知道斯巴达孩子接受军事教育的最后两年通常是从事一种“秘密”工作，即官方的暗杀帮凶，每到夜间，就在乡间巡逻，杀死那些有不忠倾向的希洛人，可是实际上杀死的是一些外表令人厌恶和不安分守己的人。 史载斯巴达人自儿童时代便开始军训，军训内容包括每年定期参与杀害潜在的威胁斯巴达人统治的耕奴希洛人。——译者注

一走进现在的斯巴达博物馆，任何参观者立刻就会感受到斯巴达体制“单线”发展的僵化特征，因为这个博物馆完全不像其他的收藏希腊艺术品的博物馆。在那些博物馆里，参观者可以发现大概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的艺术珍品，并深深被它们所吸引并产生无限遐思，然而，在斯巴达博物馆里，古典时代的艺术品是很难找到的。前古典时代的作品明显预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可是进一步寻找它们的发展结果时，却是徒劳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所有后来的艺术品是一大堆统一定制的毫无生气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作品。早期斯巴达艺术中断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基伦当政时期，因此这位政治家通常被认为是斯巴达体制的创建者之一。到公元前189—前188年的晚些时候，斯巴达体制被一位外来的征服者强制废止之后，斯巴达的艺术创作经过一段低迷突然又焕发了活力。这是极其严格的斯巴达体制丧失了其生存理由——彻底失去了对于美塞尼亚人的统治之后——仍然延续了两个世纪的令人惊奇的明证。在此之前，亚里士多德就概括性地写下了斯巴达的墓志铭：

人们不应该指望着通过征服那些不值得征服的近邻（这里指希腊人的同伴，即那些希腊人称之为蛮族人的没有法律但并非低等的民族）的战争来训练自身……任何社会体制的终极目标都应当是建立一种军事制度，像其他的制度一样，目的都是在士兵不能尽职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和平环境。

第四节 一般特征

所有这些停滞的文明社会共同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这两个特征都可以浓缩成一个单一的公式：这些社会包含的个体不完全是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被分割成具有明显差别的两类或三类。爱斯基摩社会有两个等级：猎人和猎犬。游牧社会有三个：牧羊人，辅助动物和牧牛。在奥斯曼社会，我们可以找到与游牧社会对等的三个等级，只不过人类代替了动物。游牧民族复杂的社会躯体是由离开其同伴就无法在草原生存的人类和动物构成的单一社会聚合而成的，而奥斯曼帝国复杂社会躯体的构建正好与之相反，它把本性相同的人类划分成许多等级，似乎把他们视为不同种类的动物（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些“动物”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忽略的）。爱斯基摩人的猎犬和游牧民族的马、骆驼是半人性化的，可以视为人类的同伴。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莱亚(Raiyeh，意指“畜群”）和拉哥尼亚的希洛人 拉哥尼亚为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兴起之地，与后来占领的美塞尼亚构成全盛时期斯巴达的基本领土。希洛人是被斯巴达人征服并沦为耕奴的地方居民。——译者注 却是半动物性的，被当作牲畜看待。在这样的社会里，其他的人类同伴则转变成了独特的“怪物”。完美的斯巴达人是一个火星人，完美的土耳其禁卫兵是一个教徒，完美的游牧人是一个人首马身的怪物，完美的爱斯基摩人则是一个人鱼。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辞》中，对雅典人和它的敌人作了对照，其要点就是雅典人是一个按神的模样造出来的人，斯巴达人却是一架战争机器。至于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所有的观察者都一致认为这些“专家们”已经把他们的技术完善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他们是把人和船以及把人和马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进行活动的。

这样，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斯巴达人都通过尽可能地抛弃无限多样化的人性而坚持一种僵硬的动物性完成了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由此他们就走上了倒退的道路。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使自身严格适应高度特殊环境的那类动物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在进化过程中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恰好是这些停滞文明的命运。

人类虚构的所谓“乌托邦”社会和现实中的昆虫社会都呈现出与这样的命运极为相似的命运。如果对它们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在蚁群、蜂群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尔多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20世纪著名的科幻小说和讽刺小说之一，其主题是讽刺工业化社会中的过度标准化，等级化、机械化和科学化现象，呼唤人的天性和主观能动性。——译者注 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在所有停滞的文明中已经确认的相同的显著特征——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

在智人 学名Homo Sopiens，生物学分类中的一个概念，指完全形成的现代人，意即智慧之人。在生物学分类中系属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人科、人属、智人种。其形成年代根据化石材料大概在5万年前。近年来古人类学界依据新发现的化石也有把智人出现时间推前的趋向，如划分出早期和晚期智人两个阶段，早期智人出现在大约15万年前，但同我们现代人还有一些体质形态上的差异。——译者注 脱离低等的脊椎动物界几百万年之前，这些社会昆虫就进化到了它们现在的社会形态，并且在这样的形态上永远停止下来。至于乌托邦社会，根据假说，它们同样是不能再发展的，因为这些假说都是一些行动纲要，只不过带上了善于进行虚构性描写的社会学面具伪装起来罢了，它们想要激起的行为几乎总是瞄准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趋向衰败的、除非这种衰败过程被人为地停止下来，否则终将消亡的现实社会。拯救这个衰败过程是大多数乌托邦的最高期望，因为在其社会成员已经失去进一步前进的希望之后，乌托邦的幻想是很少被任何社会虚构出来的。因此，在几乎所有的乌托邦著作中——给这种文学体裁冠之以“乌托邦”名称的英国人的天才著作显然可以排除在外——一种不可更改的超稳定平衡状态就成为一个社会所有其他目标必须屈从的目标，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其他的目标也可以牺牲掉。

希腊的乌托邦正是这样。希波战争爆发不久产生的各个哲学派别构思出了雅典的乌托邦社会。这些构想的消极方面对雅典的民主充满着很深的敌意，因为，在伯里克利死后，民主就和它曾经辉煌过的同伴——雅典文化分道扬镳了，民主发展成为一种疯狂的军国主义，几乎摧毁了曾经孕育出无比灿烂的雅典文化的整个世界，直到最后以苏格拉底的被审判谋杀结束了这场战争。

战后雅典的哲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批判过去两个多世纪曾经使雅典无比繁荣伟大的一切事物。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把雅典的哲学和斯巴达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希腊。为了使斯巴达的体制适合他们自己的观念，他们在两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把他们观念的逻辑性发展到极致，其次把一个拥有至上权力的类似于雅典哲学家的知识分子等级（柏拉图的保护人）强加到斯巴达军人等级之上，在此过程中斯巴达的军人被训练成在乌托邦这个“管弦乐合奏队”中只能充当演奏小提琴的次要角色。

在他们极力补救等级制的过程方面，在他们对专业化分工的偏爱方面以及在他们不惜一切要建立一种平衡状态的热情方面，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哲学家只是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政治家温顺的学生。在等级制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到了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这种种族主义到近代已经成为我们西方社会无法摆脱的罪恶之一。柏拉图“高贵谎言”的幻想是一种精细的设想，因为它暗示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以至于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就像一类动物和另一类动物之间一样。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的辩护也是顺着相同的思路。他坚持认为一些人本性上就是奴隶，尽管他承认在现实中许多应该是自由的人却成为了奴隶，而一些应该成为奴隶的人却是自由的。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和亚里士多德的类似幻想中（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后两章），他们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共同体的稳定。柏拉图声称禁止吟诗，其口吻好像出于一个斯巴达统治者之口，他主张对“危险思想”进行普遍审查，这种类似的审查制度后来在共产党的俄罗斯、国社党的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及神道的日本的规章制度中同样可以找到。

乌托邦计划对于拯救希腊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幻想，这一点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在希腊历史未走完它的路程之前，出现了众多的人为造就的共和国，在这些共和国中，乌托邦的主要设想都适时地付诸实践了。根据柏拉图《法律篇》的构想，在克里特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单一的共和国，事实上在随后四个世纪中，在亚历山大和塞琉古建立的东方城邦和罗马人建立的蛮族城邦中，发展到上千个。在这些“乌托邦的真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有幸成为殖民者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被解放了出来，他们文化上的任务就是把希腊主义的阳光普降给外部的黑暗世界，而把既累又脏的工作留给那些分配给他们的足够的“土著”劳动力去做，比如高卢地区的一个罗马殖民地就可以管辖一个蛮族部落的全部土地和人口。

公元2世纪，希腊世界享受的是小阳春(Indian Summer) 源于印第安人的说法，指秋天气候转凉后突然出现短暂的温暖天气。——译者注 般的和平宁静生活，当时的人，甚至后来的人长时间内误认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仿佛柏拉图最大胆的理想已经实现而且被超越了。从公元96年至180年间，一系列哲学权威统治着整个希腊世界，在这些哲学权威的庇护下，上千个城邦相安无事，享受着一种和平和谐的日子。但是邪恶的中止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在表层下面，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一种由社会环境引发的、远比国王强制的法令更为有效的不易察觉的审查制度正在报复性地消灭智慧和艺术的活力。如果柏拉图再次看到他天才的设想就这样被实践了，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公元2世纪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但那是受人尊崇而毫无灵感的时代，公元3世纪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混乱时代，当时法拉辛翻了身，并和它们的主人脱离了。到公元4世纪整个局面彻底扭转了，因为一度拥有特权的罗马统治阶级，只要活下来，就被套上了锁链。陷入绝望的罗马帝国各行政区的元老们都被锁在了狗窝里，夹紧了尾巴，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柏拉图设想的出色的“人类看门犬”在意识形态上的继承者了。

总之，如果我们浏览大量的现代乌托邦著作的一部分，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柏拉图式的特征。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的《美丽新世界》一书，是用一种讽刺的语气写的，他宁愿采用批判的方式也不愿迎合人们的兴趣。他首先假定现代工业制度只有按照“自然等级”的严格划分才能勉强建立起来，而它的最后完成有赖于生物科学的巨大发展再加上心理学的多种技术，这样就产生了α、 β、 γ、 δ、 ε五个等级的分层社会。分层社会只不过是柏拉图的发明，奥斯曼人曾把它发展到了极致，赫胥黎提出的字母等级制分层社会与之有所不同。事实上在赫胥黎那里，这种字母等级制变成了许多不同的“动物”种类，就像游牧社会里的分工合作的人、犬以及反刍动物一样。在这种等级制中，ε等级，即第五等级，做着脏乱差的工作，并且他们是真正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没有其他要求，他们是在实验室里被预先制造出来的。威尔斯 赫伯特·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1901年发表科幻小说《月亮上的第一批人》。——译者注 先生的《月亮上的第一批人》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清楚自己的岗位。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干这个的，他所受到的复杂的训练、教育和手术最后使他彻底适合了这个岗位，以至于他既没有产生其他想法的思想，也没有这样的器官了。”

同样典型、同样有趣的是塞缪尔·巴特勒在《埃瑞璜》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著名小说家。《埃瑞璜》(Erewhon)是一个虚构国家的名字，书名也有“越界”或“超限”的意思。——译者注一书中表达的稍有不同的观点。在这位叙述者访问埃瑞璜四百年之前，埃瑞璜人就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成为他们发明的机器的奴隶。这种人机结合体正在变成像爱斯基摩人的人船结合体和游牧民族的人马结合体一样的低等人类实体，因此，他们打碎了他们的机器，把他们的社会固定在工业时代开始之前的发展水平上。

注：作为语言传播载体的海洋和草原

在我们开始描述游牧民族文明的时候，我们提到草原像“未曾开垦的海洋”一样，不能为定居人类提供任何居住之所，然而却比耕地更能为旅游和交通运输提供更大的便利。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性也可以通过它们作为语言传播载体的功能得以阐释。我们清楚地知道从事航海的人们非常易于把他们自己的语言传播到已经在沿岸建立了家园的海洋四周。古代希腊的航海家一度把希腊语变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通行语言。勇敢的马来亚水手已经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尽管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许多小岛隔离开的浩瀚海洋上定期穿梭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代了，可是在太平洋上，从斐济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至今仍然无一例外地讲着波利尼西亚语。再有，正是由于“大不列颠人统治了海洋”才使英语后来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语言了。

在草原四周的农耕地带，由于游牧民族“草原水手”的不停巡游，语言也在广泛传播，这种现象可以通过现存的四种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在地理上的分布得以证实。

柏柏尔语今天仍在撒哈拉的游牧民族以及撒哈拉北部和南部边缘的定居人们中间流行。人们自然会认定这种语言的北部分支和南部分支是经由讲伯伯尔语的游牧民族在过去的时代里从草原侵入到这两个农耕地区传播而来的。

阿拉伯语今天也呈现出类似的现象，它不仅通行在阿拉伯草原的北部一带、叙利亚、伊朗，而且通行在阿拉伯草原的南部一带、哈德拉毛地区、也门以及尼罗河流域西岸。它继续向西传播从尼罗河流域继续进入到伯伯尔地区，今天在大西洋的北非沿岸和乍得湖的北岸同样在讲阿拉伯语。

土耳其语被传播到欧亚大草原的四周地带，今天，它以多种方言的形式，遍及中亚地区这一心脏地带，从里海的东岸延伸到罗布泊，从伊朗高原的北面陡坡延伸到阿尔泰山脉的西麓。

土耳其语现在的分布为了解印欧语系现在的分布提供了线索，今天印欧语系（像它名称暗示的那样）被奇怪地分离成地理上互相隔绝的两支，一支进入了欧洲，另一支进入了伊朗和印度。如果我们假定土耳其语的传播者在欧亚大草原安家之前，印欧语系最初是由这个草原上的过客游牧民族传播开来的话，那么现在的印欧语谱系就很好理解了。欧洲和伊朗都是欧亚大草原的“海岸”，这个巨大的无水海洋就是两者之间交流的天然媒介。这种情景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种情景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在这种情景中，这种语言已经失去它曾经传播过的居于其间的草原地区的控制力。

［10］ Busbecq, O.G., Exclamatio, sive de Re Militari contra Turcam inslituenda Consilium(Leyden, 1633), p.439. QBtbXlWBXMLsPPYrRksO0vb8gD5LuLM0uuPGjM8+TsPLGpTq5vOWE0Z1zVqb+F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