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是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史（史学史）中的断代史，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程与相关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者、发展阶段、研究机构、学术争鸣等一些关键内容。目前，这样的研究成果鲜见，算是为中国法制史研究大厦添砖加瓦了。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一书是我主持的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课题“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2017BHB013）的结项成果。2017年，我和团队成员敢于申报这一课题，是因为已有一定学术积累，有一些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是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撰写并以著作形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以历史古籍为中心》《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等。第二类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主要是我本人发表的论文，包括：《中国租界法制研究的检视与思考》《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和《中国法制史学史三十五年》等。第三类是硕士学位论文。由我指导的一些硕士研究生把中国法制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与反思——以大陆地区论文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以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以大陆地区论文为中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制史学探究——以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晚清中国法制史学探究（1840—1900）——以中国大陆地区研究为中心》《上海法制史学研究——以中国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中国法制史学研究（1949—1978）——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等。有这三大类研究成果为基础，再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课题，就心中有底，充满信心了。事实也是如此。本课题的研究比较顺利，能够按时完成，离不开这些前期成果的积累，也离不开以往打下的研究基础。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为核心，重点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研究资料以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为主，可信度比较高，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结论也会比较可靠。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就是中国法制史学70年，也是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史70年。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刻领会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法制史有其积极的意义。第一，有利于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状况。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目前还缺乏系统、全面的总结，鲜有这样的成果面世，以致大家对这一家底不是十分清楚。通过本课题研究，可以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反映其成果与成就，以便后人的研究有的放矢，进一步推进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二，有利于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学演进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道路曲折，改革开放40年来，这一研究才突飞猛进，其中存在自身的演进规律。从大量史料与现象中，可以去伪存真，探索其演进规律，以便今后遵循这一规律，大力推进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三，有利于推动与海外的中国法制史学术交流。中国法制历史博大精深，同样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的研究成果可以显示出国内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海外学者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四，有利于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有过挫折，但各条战线从总体上来说，都在进步，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步更大。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从一个学术史的角度来凸显新中国在法学、社会科学中取得的成就，从而印证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不凡的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进步。可见，研究70年中国法制史学具有多重意义，这一研究十分有必要。

本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时间为序，集中反映了这70年中，纵向的中国法制研究产生、发展情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板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板块。在这30年中，法律虚无主义占据主要地位，法学研究遭到抑制，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那时的研究队伍弱、研究成果少、学术含量低。第二板块是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板块。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法学研究的春天来了，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此时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含量大增。此时的研究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中最好的，也是全世界中国法制史研究状况最好的时期。可以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世界中心又回到了中国大陆，令人振奋。下编则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专题研究部分。其中的内容由7个专题构成，时间跨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但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下编是对上编的补充和细化。如果说，上编的内容是一种横向、宏观的表达，那么下编的内容则是纵向、微观的表现。横向与纵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能系统、全面地重现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的面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大家一起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其中包括收集资料、进行调研、咨询研讨、梳理归纳、理论研究等。这些工作都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大家都不辞辛劳，认真完成，为本书的最终出版，创造了条件。在此，对每位成员表示最为衷心的感谢！

文稿虽然完成，著作也已草成，但其中仍会有不足，特别是资料的收集，难免挂一漏万，出现疏漏；另外，理论的提升还欠火候，功力还有不足。这些都有待于日后弥补与提高。

王立民于华东政法大学
2019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