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特征与演变

一、宏观尺度基本特征

1.空间格局：城镇化水平东高、中西低，空间发展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巿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城巿化水平迅猛发展，但从全国整体城镇化格局来看，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不均衡的特点（表4-2）。

从整体差异来看，一是省际城市化水平差距明显，2010年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高达65.4个百分点。二是我国四大区域间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无论是在城巿化水平还是城巿规模、城市数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东部、东北部城巿化水平较高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巿数量多且规模大，中、西部地区的城巿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多以中小城巿为主，大城巿数量较少。城巿化水平东高西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巿化水平高于50％，并且三个直辖巿的城巿化水平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远高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城巿化水平，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城巿化水平明显偏低。进入90年代后期以后，大部分省份进入城巿化快速发展阶段，中、西部城巿化水平明显提高，但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依然存在。

2.城市群：城市群初步形成，发展水平差异大、区域协调问题突出

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成长，以国际性大都市或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地级市为骨干的城市群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中坚力量。在全球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交通快速化环境下发育起来的中国城市群，呈现出高密度集聚、高速度成长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各种产业向城市及城市群地区集聚，城市群成为中国最高密度人口集聚区、经济集聚区和城镇集聚区，是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中国城市群已占全国21.13％的面积，集中了全国48.99％的总人口、51.4％的城镇人口、46.7％的城镇数、68.54％的固定资产投资、78.78％的经济总量、76.09％的工业总产值、81.94％的第二产业增加值、83.5％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尤其以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强度最大，其经济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17.86倍和17.24倍，人口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3.78倍和5.63倍，城镇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2.91倍和4.81倍 ^[1]。

但同时，全国范围内各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目前从国家层面已确认规划23个城市群，但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差异大，发展水平和规模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均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发展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主要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省（区）级城市群，发育水平一般；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很高，城市群少，发育水平低，目前对周边地区发展带动能力有限（表4-3）。

同时，中国城市群发展严重缺乏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城市群内各城市竞争大于城市协作，存在各城市资源争夺、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区域产业布局低效、城市产业同构、徒有虚名的高度一体化等问题。城市群内出现了各城市不顾条件盲目跟风争相纳入国家战略、争建国家试验区，不顾红线争相扩权强势、引发了大规模的变相圈地造城运动，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布局、职能分工、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布局等方面缺乏有效协作，盲目争抢大项目、跟风重复规划布局产业造成了区域资源的低效配置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难等问题。

二、中观尺度基本特征

1.城市空间：城市空间急剧扩张，呈现蔓延式发展

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的无序扩张、蔓延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表现，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大城市发展中表现尤其突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城市一直处于集聚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从城市中心区逐步向外连片式扩展，其空间结构的演替显示出以功能分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基本特征，即形成了中心商业区、工业区、文教区、行政区、休闲娱乐区等地域空间组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圈层式布局”的大城市空间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的变革以及大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城市开始急剧向外扩张、呈无序蔓延式发展趋势。早在1980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后来，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化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尽管国家对大城市的发展实行严格的空间管控措施，中国大城市的成长还是呈现出无序蔓延的发展态势。

从城市实际建成规模来看，2000到2010年的11年期间，我国大部分大城市建成区增长了1倍以上，深圳、广州、宁波、重庆、南京、厦门等城市建成区急剧膨胀了2倍以上，大部分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年增长率在2％到10％之间，显示出我国大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张、急剧蔓延的态势。特别是在东部沿海或沿交通干线的重要城市，城市用地的扩张尤其迅速（表4-4，表4-5）。

从城市空间扩张机制来看，中国大城市的增长和空间扩张一般都是在城市发展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下，依托一些重要基础设施，以独立、半独立卫星城或规模较大的新城方式向外扩展，以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发展与功能压力为目标，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区和城镇组团引导和促进大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体量的城市住宅、商业等项目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快速蔓延。

2.城市用地：土地利用效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低

在大城市空间无序蔓延、用地不断扩张的同时，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更是呈现出低密度、缺乏连续性、占用大量耕地等特征，城市空间管理的能力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集约化程度低，土地浪费严重。近年来，各大、中、小城市积极以城市规划为手段，规划建设大量与实际人口规模、需求规模不相符合的新城等，其实际使用效率、人口密度低，形成了大量的无人居住“鬼城”，造成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极大浪费。

人均建设用地是衡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我国大部分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增长迅速，直接反应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期间，全国人均建设用地增长了0.31倍，2009年底我国人均建设用地为101.58m ² ，远高于83.3m ² 的发展中国家和82.4m ² 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增长更为迅速，在10年间增长了0.5～1倍。同时，从城市人口密度来看，全国及部分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密度在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期间也不断下降，城市人口集聚性降低（表4-6，表4-7）。这都表明，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却处于较低水平，集约化程度低，并呈连年降低的发展趋势。

3.城市结构：大城市单中心结构明显，中心压力大疏解难

20世纪初期，在汽车出现之前，单中心城市曾是主要的城市形态，直到今天，大部分城市仍是单中心城市。这可以从增长极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来解释，每一个城市有区位优势的地方总会形成一个人口和工商业集聚中心。由于规模效应，这个中心会越来越大，当规模达到产生集聚不经济的时候，就会基本保持这一规模。但对于大城市，中心所具有的强大的设施和服务条件还具有相当的集聚效应，大量的人口、产业还是不断向中心集中，从而导致城市交通堵塞、地价上升、住房紧张、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是国际公认的大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东京、巴黎、伦敦等许多城市都经历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过渡发展。

由于我国特殊的大城市发展背景，我国大城市一般具有“圈层式布局”的“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也有极少数城市因自身特殊的山体、水体等地理因素限制，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表4-8）。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表现出强中心与蔓延并行，在城市不断向郊区蔓延的同时，大城市的中心性也不断增强，人口、资本、产业等要素不断向中心集中，现有的“单中心”结构已愈加不能承载人口、城市活动高度集中带来的压力。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质量下降、住房紧张等城市问题。

在此情况下，为了疏解“单中心”城市结构下的中心压力，我国很多城市也开始效仿西方城市，规划和建设其“多中心”。有些城市通过新产业空间的引导构筑多中心，如上海、苏州；有些通过行政区划，如南京、杭州；有些通过行政中心的转移，如青岛，无锡。总体而言，受到经济实力、政治决策、城市资源等多种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都处于探索期和生长期，并未成熟。

三、微观尺度基本特征

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就地城镇化的基地，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在城乡统筹的发展过程中，小城镇面向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是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就地、就近城镇化是指城镇化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在原居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就地就近市民化。

而目前来看，中国小城镇的规模较小，目前只有东部的少数发达地区镇平均人口超过3万人，西部镇的规模普遍较小。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建制镇规模较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限制了小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和乡镇产业的吸纳能力，基础设施的投入也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背景下，农民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中处于缺位状态，与旧城更新改造的征收标准相比，小城镇土地的征收在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小城镇的土地被大规模征收，小城镇建设盲目扩张的趋势明显。而这些扩张的土地“两低两高”，绿地和公共建筑占比偏低，住宅和工业用地的占比较高。用地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房地产和工业用地供过于求，厂房和商品房的闲置状况严重，不利于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在城乡结合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政府很难掌握这一隐性土地市场的信息，使得小城镇的土地供应和土地利用结构很难得到控制，阻碍了城乡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加剧了小城镇的盲目发展和土地浪费现象。

同时，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实现城镇化的引擎。中国乡镇企业“村村冒烟、遍地开花”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很多乡镇企业生产规模小，“离土不离乡”，造成乡镇企业的分布过于分散，阻碍城乡统筹发展。国家统计局对2001年江苏省乡镇企业的分布调查显示，70％的乡镇企业分布在各个村落，只有30％的乡镇企业集中在建制镇，这种分散式的乡镇企业分布格局很难形成小城镇经济的集聚效应，以及空间的优化布局。

我国小城镇规模小、发展水平低、空间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水平低等发展特点，使得小城镇难以形成较强的经济集聚效应，对周边农业转移人口和乡镇产业的吸引力低，导致了我国小城镇对农业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带动能力弱，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依然流入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

四、我国城镇化格局的未来走向

1.城镇空间格局网络化发展，由东向西渐进式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出了效率优先的主导思想，促进国家在短短的3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暴露出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发展行为，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地区发展机会不均等，高度发达地区和极端落后地区并存，直接威胁着国家与地区经济社会安全和城镇化安全。一是在宏观尺度上，过去更多地强调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效益提升，忽视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合理性，拉大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城镇化的差距；二是在空间尺度上过多地关注发展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未能把县域城镇化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导致县域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率不断降低，出现了空间城镇化的不公平性。

因此，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是：按照一定的步骤和次序逐步推进的中国未来城镇化空间联系的网络化发展。首先是东部超大城市完成工业化，然后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依次完成工业化，发展高端服务业，转移到中西部、内地交通优势突出的城市实现工业化，然后再转移到中小城市、小城镇。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点正在渐进式地由东向西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镇）转移，城镇网络的发展格局正在进一步改变。

从规模体系看，中国将形成城市带、城市群、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农村居民点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中国未来的城市体系将形成由多个增长极牵引，由众多城市群扛鼎，多条城市带联动的，全球一体、网络化的城市群体系。

我国高铁网络的建设，将加速推动我国城镇空间网络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以高铁网络为重要依托的城镇网络格局发展，也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形成5万km以上的快速铁路网，连接所有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的中国主要的经济和人口密集区，形成“五纵六横八连线”的全国高铁网络结构（图4-3）。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将迅速缩短沿线城市的时间距离，增强要素流动，沿线地区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中国经济要素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重新进行空间配置，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趋势或将变化，重构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市网络化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高速铁路建设将缩短城市群内部的时间距离，“同城效应”逐渐显现，推动相邻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和同城化发展。

2.城市群发展带动区域城镇化，区域由竞争走向协作发展

城市的集群化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未来发展“两横三纵”的城市发展战略格局，优化和提升东部城市群的质量和水平；引导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成长和发展，使哈长、成渝、关中等城市群成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要摆脱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市独立发展的现状，要通过建立城市之间的分工协调机制促进城市之间的协作，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充分发挥城市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城市群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是城市之间空间扩展的有序化过程，是城市之间产业协作优化组织的过程，也是产业不断重组和优化的过程。因此，在城市群的大区域内建立产业合作分工机制，强调通过明确的职能分工，在各自优势产业部门和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彼此间关联、协同、均衡地发展，从而形成了城市群巨大的整体规模效应。这样的协调合作，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能避免产业的低效同构、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协调等。这要求区域、城市群内多个中心城市依据产业优势进行功能分工，协调发展，表4-9列举了国外城市群内多个中心城市职能分工合作情况，这也是我国城市群未来协作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则需要强有力的区域协作管理制度。目前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城市、大都市区等实行了一系列不同的区域协调机制和组织，而我国的区域、城市群协作制度尚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国外区域协作有两种典型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即单中心体制和多中心体制，都值得我国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建立协作机制时进行经验借鉴（表4-10，表4-11）。

3.城市紧凑化、用地集约化发展，由“粗放式增长”转变为“精明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在土地利用、交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问题，城市土地的无序化扩张在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表现，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紧凑城市理论和香港、东京等城市的紧凑城市建设实践，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由“粗放式发展”走向“精明增长”是我国城市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城市“紧凑化”发展就是要求城市从无序膨胀蔓延式发展转为集约用地、边界控制式的高效发展，主要从集约化用地和城市建设发展边界控制两方面来提高城市“紧凑度”。集约化用地要求从提高城市密度、混合度等，在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发挥土地价值；控制城市发展边界则是明确城市的建设空间界限和拓展方向，限制城市的无序蔓延。

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是最早由“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 Growth America）”提出的一种严格控制用地无序蔓延并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增长的规划途径，用来确定城市明确的建设发展边界。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无序蔓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暴露，城市增长边界的类似概念也开始逐渐被重视，逐步被引入国家法定规划中来明确城市建设边界。200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总体规划和中心城区规划应“提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范围，研究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范围”。禁建区和限建区因而成为城镇建设用地边界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主要起到控制城市增长的作用。

同时，国土资源部在近年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用地规模实施总量控制和减量供应，加大存量建设用地供应，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这也是我国未来土地使用管理的基本趋势。在严控土地增量、促进集约土地使用的背景下，城市紧凑化发展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城市建设发展由“增量建设”走向“存量建设”是重要趋势。由以往的无序扩张、建设新城，转变为对现有建成土地的改造提升、优化重建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棚户区改造等城市旧城区改造建设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表4-12）。2012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布署有效解决棚户区改造中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扎实推进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这些宏观政策的变化，都表示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的对象将由“增量”转为“存量”，土地集约化背景下的城市“紧凑化”发展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蔓延式发展，由“粗放式发展”走向“精明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已有不少城市作出了相关的规划和措施。上海明确提出2020年以后将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零增长”。到2020年，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3226km ² 内；远期规划目标中，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海将改变原来粗放的土地利用模式，对土地利用进行挖潜，走内涵式发展和生态优先路径，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结构，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

4.大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

事实证明，“单中心”集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已带来了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仅仅通过对“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内部改造所能解决的，从国内外城市实践来看，超级大城市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变是必然趋势。

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主张。北京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提出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城市空间格局。天津在《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中提出构建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为双中心、11个新城为骨架、30个中心镇为基础的市域城镇体系。广州在《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年）》中提出，通过拓展空间结构使城市由单中心向沿珠江水系的多中心组团式结构转型。

从国外实践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及城市规划专家提出了多核心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引导大都市区向多中心城市演进，形成了具有与中央核心区互补和竞争的郊区次中心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网络结构模式。主要的做法是：随着郊区城市化的进展，逐渐将大城市的发展重点放到郊区，在大都市区周围建设若干卫星城镇，作为疏散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后方基地，同时采取多种战略和措施，利用地价、税收、福利等经济杠杆手段，鼓励人口和工业外移，从而大大推进了郊区城市化的步伐。这样，不仅使大城市拥有地域宽广、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郊区，而且推动郊区及城市吸引范围内中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总体归纳下来，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多中心”发展模式（表4-13），都值得我国大城市“多中心”结构发展借鉴。

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由“城市偏向”走向“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导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布局不均等，城乡收入、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农民工归属感丧失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城乡健康发展的现实瓶颈。长期依赖单方面剥削农村的城市化模式已不再可行，以城乡统筹一体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逐渐成为共识。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内涵式”的发展取代“外延式”增长，以不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内涵的新型城镇化，为解决我国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提出新要求。

城乡统筹的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趋于均等的城乡一体化管理制度，联动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问题，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城乡统筹的核心内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并非指乡村与城市无差异，而是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和谐发展。

具体来讲，新型城镇化在城乡统筹层面具备三方面理论特征，即城乡发展低碳化、农民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4-14）。城乡发展低碳化是指城乡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和建设的集约、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农民市民化是指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身份的转变、市民福利的享有，更重要的是原有生活方式和综合素质的市民化过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指城乡居民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平等地满足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以上三方面，是我国走向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所要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点，也是未来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乡统筹是我国在实施长期“城市偏向”发展政策之后，在新的发展背景和形势下作出的战略选择，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6.城乡统筹背景下，以小城镇、新农村建设为依托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寻求小城镇、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模式，以其为依托吸引农村转移人口进行就地、就近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

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业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全面提升农业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重点。这需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衔接带动作用，通过加快县域城镇的工业化进程，改善小城镇的生活条件，来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强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实现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发挥聚集效应，全面提升农村工业化整体水平。以小城镇为重点展开农业地区的整体产业、经济、基础设施、福利等发展也是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新农村建设，则是改变原有农村低水平的物质和精神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农业人口的就地城镇化。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其建设内容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硬建设，包括产业、村庄、基础设施、环境、生产发展、村容整洁；二是软建设，包括制度、文化、文明、乡风和管理民主。其最终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一体化，这也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发展，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已有一定影响的城乡统筹实践或特色的农村社区组织发展模式，这包括集聚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带动模式、三农发展模式、土地流转模式和旅游开发模式五种模式（表4-15），其核心动力、内部机制有其自身特点，并从不同程度上达到生态低碳发展、农民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我国地域差异明显，不同模式因地域城乡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不同具有不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