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缺乏成熟的民主文化

对政治家来说，民主应该不只是选举与选票，其实也是一种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方式。所以，华盛顿会在连任总统一次后毅然告老还乡，即使当时的制度甚至舆论都允许甚至要求他续任总统。一种民主制度的维持，其实靠的并非只是制度层面的约束力，而必须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支撑，其中一点就是政治家的道德感与责任感。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民主党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的获胜是有争议的，在计票问题上僵持不下，但最后尊重了法院的判决。设想如果民主党及其候选人戈尔选择诉讼纠缠或是街头抗争（就像许多国家的败选候选人那样），那么美国社会当时可能陷入撕裂境地。所以，一种理性、妥协而且讲究道德感、责任感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家文化是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这种文化在菲律宾可能是不存在的。菲律宾政客尊重的只是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往往将政治生涯作为牟利的手段。在菲律宾，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政治本身就是一桩最大的生意。所以，政客一方面大把投钱去竞选，一旦成功即理所当然地利用权力去捞回“成本”或是还金主的“人情”，其中看不到多少对整个国家的责任感与道德感。

民众的政治认识与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比政治家文化更加重要。前面之所以说普通民众缺乏政治理性，是指他们虽然掌握着选票，却很少严肃对待这些选票。菲律宾民众在评价政治家时，可能强调个性、品行等，但能力似乎最不重要。例如，我问过一些人，在对前总统的评价中，或许科丽·阿基诺最好，甚至公认为能力不行、贪腐缠身的埃斯特拉达也有一定人缘（他被迫下台后还经选举担任了多年的马尼拉市的市长）。相比之下，比较有能力的如拉莫斯、阿罗约则普遍评价不高，如有人认为埃斯特拉达是真小人，而拉莫斯则是伪君子。另外，前面所说的家族政治之所以能够在选举政治下出现，一方面是家族力量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菲律宾人的一种“移情”意识：对一个政治家的认同会转移到其亲属特别是其后代身上。在笔者看来，这种“移情”认同也是一种政治非理性的表现，因为他用来评价候选人的标准不是个人能力，而是其家庭背景甚至遗传因素。

许多菲律宾民众缺少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以选票换钞票。凡是在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地方搞选举的，似乎总摆脱不了贿选的阴影，菲律宾也不例外。在大马尼拉地区，情况可能稍好，但在外省地区，正如一个当地选举监督组织所说的那样，购买选票仍然异常活跃，选举依旧是有钱人的游戏。2019年我访问达沃时，曾跟当地一位学者讨论过正在进行的中期选举。她说，在偏远的农村，花500比索就可以换一张选票。为了限制花钱买选票，菲律宾有时不得不出台一些比较奇怪的措施。例如，2013年菲律宾中期选举时，选举委员会为限制投票日前政客的贿选行为，竟然颁布“禁钱令”，即把单日提款额度限制在10万比索以下。但菲律宾政客贪污可能与中国官员贪污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用在收买政治支持上面了。而普通民众，实际上也通过出卖自己的选票，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集体的分赃。对个体来说，这样或许是很理性的。选举过后，民众可能会发现很难兑付自己的政治权利。选举之前政客的承诺层出不穷，但选举过后则可能烟消云散。与其这样，在投票期间将自己的政治权利兑现成几百比索，可能是更为切实的收益。因此，越是贫穷的地方贿选情况就越普遍，这一点并非菲律宾所独有。但这些投票人没有想到的是，或即使想到了也觉得无能为力的是，当他们接过政客代理人送上的比索时，实际上送出的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民主及其未来。

所以，菲律宾民主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层面的，而是深层次的物质、文化层面的。在制度设计层面，虽然也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要把总统制改成议会制，总统任期是否要改成可连任一次，等等。但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并非根本，即使改了也不一定更好。主要是物质层面和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决定了菲律宾民主的未来。从物质层面看，当前菲律宾尽管经济发展速度不错，但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人均GDP不到3 000美元）。从文化层面看，菲律宾人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去看看吉普尼车上的五彩装饰就知道了），但缺乏哲学家的思维，老百姓更喜欢以看明星的眼光去看待政治家（事实上许多明星在菲律宾选举中当选，如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原来是演员，而现参议员曼尼·帕奎奥则是拳王，甚至现在还参加拳击比赛）。在这种情况下，有政党制度但缺乏真正的政党，有民主制度但没有实现高素质民主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并不一定是菲律宾的独有现象。

对文化因素的追寻还促使我们去关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遗留影响。有人可能将菲律宾民主缺陷与移植美式民主相联系，但笔者以为其政治文化缺陷主要还是与历史上西班牙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有关。西班牙统治时期在传播西方民主文化方面努力极少，但推广其中世纪封建遗留的一些做法却“功不可没”，如从上到下的庇护制、公开的卖官鬻爵以及利用当地家族充当殖民主义代理人等。美国致力于将现代政治植入菲律宾，但它统治时间事实上很有限，前后不过几十年的时间（1898—1946），中间还被日本侵略所打断。所以，菲律宾继承的虽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却保留了西班牙时期的政治文化，这可能才是菲律宾民主发展不成熟的历史根源。美国人的问题或许是太过普世主义，从而忽视了菲律宾的本土国情。例如，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了一个美式的繁杂冗长的法律制度，但可能很少想过它能否在菲律宾行之有效的问题。笔者在菲律宾曾亲眼看到也听过不少案件积压迟迟得不到处理的情况，菲律宾为什么一度治安案件高发、选举时政治暗杀层出不穷，就与这种尽管有着发达的法律制度但只有薄弱的法治文化有着根本的关联。

总的来说，建立一种理性、健康、成熟的政治文化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幸的是，菲律宾的民主已在路上，既不可能重新回到马科斯式的独裁统治，也不太可能像南越那样在内战中被另一个政体所推翻。南部的穆斯林叛乱势力虽然长期存在，但无力撼动以天主教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政权。而且，通过2019年2月穆斯林摩洛自治区的成立，长期存在的穆斯林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矛盾、央地矛盾有望得到缓解，从而为菲律宾政治的自我调适提供了较充足的时间。而这一过程中积累下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民主建设提供借鉴。 7aTze0Y9wPlTtmoEieRYpRiBnzcOrlb3RnipJFMKymxUZ6hnevChb3Rn2eSaoL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