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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六人忙了个马不停蹄。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将一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出来。石越因为过份耗费心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后世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整部书虽然杂取二家释义为主，却也颇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同时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因此公平的说，这部书同时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体现。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这部《论语正义》因为以钱、程二家学说为本，所以自然也网罗了朱熹以降许多学者的卓见，在当时来说，完全称得上是极具创见的学术著作。
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说越熟，五人几乎已经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了。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余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然后阐叙论语大义。其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石越又与桑充国一起撰写了两个前言，一篇介绍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而且也有简单的标点符号——但是应用并不广泛，甚至还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抵制。所以断句不一引发的歧义，始终存在，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甚至引发了士林大辩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钱穆的断法，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话的意义顿时截然相反！凭借着《论语正义》巨大的学术声誉，以及类似辩论带来的震撼性影响，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风行于世。
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下士子必读之书。”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份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
的意义。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的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以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要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力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像也说不定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印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