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来自本宁顿学院1943年的演讲，德鲁克于1942年在此担任教职
在西方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留给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却又让我们意识不到其悲剧性。历史练就我们对悲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否认它的存在。
大约200年前，准确来说是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造成了15 000多人的死亡，因而动摇了欧洲对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当时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无法把地震带来的恐惧和全能仁慈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对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找不到答案。今天，我们每天举目皆是种族屠杀、挨饿受冻的穷苦百姓，以及一夜之间被炸成废墟的城市。18世纪人类无法用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里斯本大地震，而以19世纪的人类智慧和理性也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些由人类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然而，即使是现在这样的大灾难也没能动摇人们对社会制度乐观的信念，他们认为战争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当然，他们深谙战争的残酷，也会为这样的事实出离愤怒，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看作灾难。
为了证明生命只存在于时间中的合理性，19世纪选择了掩盖悲剧真相，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回避抹杀的，一个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事实：死亡。死亡是独特的，无法将其一般化；死亡是个人的，也无法被社会化。19世纪的人类，竭尽所能地想剥离死亡所具有的个体性、独特性和定性的属性。死亡沦为了统计数据中的事件，是可以根据概率法则量化和预测的。人们刻意淡化死亡的结果以回避死亡这个议题。这便是人寿保险的含义，即承诺承担死亡的后果。人寿保险也许是19世纪形而上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因为人寿保险“分摊风险”的承诺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企图的本质是要将死亡看作人生中的一件事，而不是人生的终点。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唯灵主义旨在通过机械方式控制死后的生活。然而，死亡依然存在。社会上把死亡视为禁忌，把谈论死亡视为失礼的行为，最好用“卫生的”火化取代那些恐怖的公开葬礼，把挖掘坟墓的人称为“殡葬师”。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曾明确指出，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将会让人类长生不老。不过预言成空。只要死亡存在，人类就会超脱社会和时间而存在。
只要死亡存在，人生乐观的概念、可以通过时间到达永恒的信仰以及个人可以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等，这些就只能有一个结果：绝望。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死亡。而在这样的时刻，他完全是孤独、孤立无援的。如果他感到迷惘，人生就突然失去了意义。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早已洞察了这种现象，并且预言这将导致“不想成为自身的绝望”。表面上，这个个体或个人或许可以从与永恒存在这种问题的遭遇中恢复过来，甚至有一阵子他会忘掉这个问题，但是他永远不会重拾个人在社会存在的信心，基本上他还是会处于绝望中。
如果要让人类以为只能依附社会生存，就必须向其灌输人难免一死的观念。而要达成这个目的，社会上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个人的生命本身无意义。如果个人的人生只是茂盛大树上的一片叶子、社会躯体的一个细胞，那么个人的死亡就不是真正的死亡，只是整体生命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不能再称为死亡，应该叫作集体重生的一个过程。当然，到时候人的生命也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只是整体生命中的一个功能性过程，除非是对整体而言，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你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在100年前就已经清晰地洞察到：如果乐观地认为个人只能依附社会而存在，必然会导致绝望，而绝望必定带来集权主义。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集权主义教义的本质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死。要让人们不在乎生死，视死如归，就必须把个人的生命贬低到一文不值、毫无意义。这种人生在世要有意义的乐观主义信念，直接导致了纳粹的自我牺牲的光荣是一个人可以活得有意义的唯一方式。绝望成了生命的本质。
19世纪仿佛又回到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时代或罗马帝国晚期的异教徒世界，并且师从古人，把崇高的道德伦理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来寻找生命的出口。那个时代道德文化和自由清教主义推崇的是耶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19世纪的黄金法则和康德的“绝对命令”却最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正如2000多年前一样，这些同样没有为人类的存在提供根基。崇尚道德之士，追求清心寡欲的生活，这种信仰虽然为生命或死亡带来了勇气或坚毅，却仍然没有为生和死赋予意义。这种信念依然无效，以自杀作为最终的救赎就是证明，尽管对斯多葛学派来说，死亡是一切和所有存在的终结。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样的绝望更甚于乐观主义的绝望，他把它称为“想要成为个体的绝望”。
然而一般而言，伦理道德很少会导致崇高或者与斯多葛主义相一致的教义，而通常沦为包装在集权主义外面的糖衣；或者伦理道德又成为纯粹的情感主义——追随者坚信通过传播美好、理性和善良，必将建立和谐，消除邪恶。
无论如何，伦理道德一定会退化到纯粹的道德相对主义中。因为如果从人身上可以找到美德，则所有被人类接受的事物必须有美德。那么，175年以前卢梭（Rousseau）和康德所建立的、人为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被约翰·杜威（John Dewey）伦理道德的可能性所彻底推翻。因此，伦理道德无法带领人类脱离绝望。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否就是人类的存在不可能摆脱绝望和悲剧？果真如此的话，东方世界的圣贤先哲才是真理，他们所看到的自我毁灭、进入涅槃和虚无才是唯一的答案。
克尔凯郭尔的真知灼见提供了最终的回答。人类的存在不在于悲剧，不在于绝望，而是存在于信仰中。罪恶（完全沿用社会惯用说法）的反义词不是美德，而是信仰。
信仰就是相信上帝无所不能，认为上帝永垂不朽，而且生和死都是有意义的。在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克尔凯郭尔的小书《恐惧与颤栗》（1843年出版）中，克尔凯郭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亚伯拉罕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撒，这和一般的谋杀又有什么不同？
如果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亚伯拉罕并没有真心想牺牲自己的儿子，只不过是想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卑从，那么亚伯拉罕确实不是一个谋杀犯，而是有着更为可耻的行为：一个卑鄙的骗子。如果他不爱以撒，对以撒的生死漠然，那么他则更愿意成为一个谋杀犯。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圣人，必须全心付出去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且他爱以撒远胜过爱自己。但是，亚伯拉罕有信仰，他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执行上帝的旨意，也可以保住以撒。
如果你读《恐惧与颤栗》这本书，你就可以从译者的引言中发现，克尔凯郭尔以象征性的手法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伟大的和悲剧式的爱。他先谈及自己，然后又谈及亚伯拉罕。但是这个象征性自传体的含义只不过是书中的一个小插曲，书中主要传达的是：信仰是人类存在的真实和普遍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只要拥有了信仰，个人就是整体，不再孤立，就变得有意义并且拥有了绝对的价值，因此信仰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了信仰，就与从事慈善事业一样，存在于社会才变得有意义。
这种信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神秘体验”，那些我们显然可以通过正确的呼吸练习、禁食、食用迷幻药品，或是长时间沉浸在巴赫的音乐中就拥有的体验。信仰只有通过经历绝望、悲剧、长时间的痛苦和不停的挣扎才能够获得。信仰不是非理性、情绪化、感性或自发的，信仰是经过深思和学习、严苛的纪律、完全的清醒和坚定的意志才能获得。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真正的信仰，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努力寻找。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浅显见地，如果大家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经验的本质、追寻的方法或者是信仰本身，你就必须去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即便如此，你可能会说我试图把你带上一条我自己还不甚了解的道路。你可能会指责我想把克尔凯郭尔的理想社会当成真实的且有意义的，而他本人对这一点却是拒绝的；你甚至还可能会说我没有能把信仰和社会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指责和抱怨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会为此困扰，至少我已经达到了这次讲话的目的。我想展示给大家的是，有一套哲学可以帮助人类愿意面对死亡，存在这种哲学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要低估了这样一套哲学的力量。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灾祸横行的年代，死亡是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还不够，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允许人类死亡，但是他的信仰也使得人类可以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