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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位爱好京剧的同志说：“你对某些流派有偏见。”他回答我说：“不是对某些流派有偏见，而是对另一些流派有偏爱。”他的话引起我的深思，觉得很有道理。
又有一次，听说有一些京剧爱好者在那里争论某些派别的长短，大家从自己的“偏爱”出发，纷纷挑他所不喜欢的流派的短处，这个说某派有“局限性”，那个说某派在表现某种风格上不够有力等等，结果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这也使我考虑，在对待艺术流派问题上，“偏爱”和“偏见”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
所谓“偏见”，用科学的概念来说，大概是属于“艺术批评”的范围，而“偏爱”应该是属于“艺术欣赏”的范围。于是，上述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对待京剧流派的“艺术批评”态度和“艺术欣赏”态度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为什么在“艺术批评”中不能容许“偏见”，而在“艺术欣赏”中却可以容许，而且必然有“偏爱”现象？
我们知道，有些资产阶级美学家是把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赏完全割裂开来的，像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就是认为艺术欣赏（美感经验）完全是直觉的，如果掺杂了逻辑（名理）活动就成了艺术批评——科学活动了。克罗齐这种绝对割裂感性和理性，割裂艺术和科学的论调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不能割裂的，思维中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总是紧密相连的，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赏（美感经验）是不能分离的。对艺术品能作极高水平的鉴赏，往往就能作极科学和深刻的评价。
然而，这样是否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赏就一点区别也没有了呢？显然不是。如果艺术批评的态度和艺术欣赏的态度完全没有区别，那末就无法解释人们对某些艺术流派的偏爱，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许多艺术流派存在，因为艺术风格上的百花齐放，正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不同的爱好和趣味。有人爱听余（叔岩）派的含蓄、韵厚，有人爱听汪（桂芬）派的豪壮悲苍，也有人爱看马（连良）派的潇洒华丽；甚至有人爱看京剧，有人爱看话剧，这完全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喜欢了余派，就一定不喜欢汪派，喜欢了汪派，就一定不喜欢余派，一个人的趣味也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总的说来，人的趣味，总是有它的差异性、特殊性的。
那末，一般地说，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赏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知道，艺术批评是对艺术作品作客观的评价，要根据艺术品的客观价值，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不能以主观的、个人的兴趣爱好为标准。因此艺术批评一般是偏重于理性的，是一种科学活动，“偏见”在这里原则上是要不得的。
艺术欣赏自然离不开作品的客观价值，作品本身的价值是艺术欣赏的根据，所以艺术欣赏离不开艺术批评的指导作用；但是艺术欣赏又不止于艺术批评，艺术欣赏的形象是把作品的客观形象转化为欣赏者主观的形象，这种转化过程，是经过欣赏者主观想象作用的，好的艺术品都为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因此艺术欣赏的形象和艺术品的客观形象之间，基本上一致，但又有所不同，所谓“大同小异”是也。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艺术欣赏是艺术品客观形象和欣赏者主观思想感情的统一，欣赏过程，离不开理性的指导，但是基本上是属于感情领域的，是一种艺术活动，而不是科学活动。
艺术欣赏的趣味，是和欣赏者的个人生活经验、艺术欣赏经验分不开的。有的人多看了言派戏，对它有所了解，比较熟悉，自然就比较喜欢言派；有的人本人性格比较开朗，他就比较爱看汪派、麒派的戏，看余派戏就觉得不过瘾；但也有一些人喜欢仔细品味，那末他们就会觉得孙（菊仙）派的戏失之粗犷。有时，在艺术欣赏中，甚至一些个人生活偶然的因素，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趣味。
这样看来，艺术欣赏的选择性是较强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品和艺术流派。
外国有句俗话，“谈到趣味无争论”，这句话常常遭到资产阶级美学家的歪曲、夸大，好像欣赏范围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把这句话绝对化了，自然要走到相对主义，但在一定的范围内，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任何艺术流派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并不是这些流派的错误、缺点，而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现象。不要说艺术流派，就是各种艺术形式，也都有自己的局限。绘画不能像小说那样直接表示作者的态度，不能发表议论，人们并不因此而贬低绘画；同样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没有直接的视觉形象（只有想象中的视觉形象），也并没有受到人的指责。京剧表演的技术要求很强，有的流派往往只善于表现某一种或某几种风格的剧目，如汪派、孙派善于豪壮的戏，言派善于情调婉约的戏，这都不是它们的缺点，相反，正是它们的优点。如果责备汪派为什么不像言派那样曲折委婉，或者反过来责备言派为什么不那样刚烈豪壮，这都是不实事求是的。只有在讨论某个相同剧目的风格时，我们才可以评判汪派和言派的得失优劣，如就《文昭关》这出戏来说，汪派要比言派风格高一些，但就整个表演风格来说，它们同是美的一种形态（一为豪放，一为婉约；一为壮美，一为优美）。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自己对某一流派的偏爱来进行争论，是得不出什么结果的，这时最好的办法是各人保持自己的爱好，互相尊重，互相谅解。
但是，我们方才说过，这种个人偏爱、趣味的特殊性应该有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合理的。那末这个条件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些艺术流派必须都是美的一种形态，而不能是丑的。我们知道，美的形态是丰富的：华丽是美，朴实也是美；优美是美，壮美也是美。在美的各种形态的范围内，欣赏者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但如果有人把丑当成美来欣赏，那就是一个是非问题了，那就可以而且必须进行争论。
譬如说，每个表演流派，不仅有它们的突出的不同点，也有它们的共同点。没有突出一点，就会失去独特风格，因而也就没有艺术流派；没有共同点，也就没有美的规律，没有艺术的基本训练。华丽和朴实应该结合，但也应该有所偏重，正因为有所偏重，人们可以有所选择；正因为有结合，才有分寸，不会走入极端，把美转化为丑，把华丽变成浮滑，把朴实变成平淡。高庆奎和余叔岩的演唱风格是不同的，高派继承刘（鸿昇）派的特点，以“气势”胜，而余派则以“韵味”胜，但是，高派并不是没有含蓄的一面，在腔调转折、咬字收韵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余派的共同点——含蓄；余派虽重在“韵味”，但也很重视用气有力，外秀而内有骨气。所以京剧演唱，应该“气”和“韵”相结合，可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无侧重则无特点，亦无流派，但无结合则不美，或曰化美为丑。总之，美有它的个性，也有它的共性，个性是可以各有特点，但失去了共性，也就没有美。把一些没有根基的油腔滑调也当成美的表演流派来欣赏，那就是一种错误。
这里仍然是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的关系问题，艺术欣赏必须在艺术批评的指导下进行，艺术欣赏的特殊差异性，不能离开艺术品的基本的客观价值，它是受艺术品的客观价值所制约的。如果某一流派本身客观上是不美的，那末就不应该有偏爱存在。
明确了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白了它们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明确对京剧各流派的欣赏和批评态度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发现，对待京剧流派的正确态度往往是既在感情上保留自己对某些流派的偏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殊趣味，但也在理性上承认一切有成就的流派的风格，都有它们的优点，都是美的一种形态，在京剧表演上都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艺术批评必须指导艺术欣赏，虽然艺术批评不能代替艺术欣赏，但也不能以艺术欣赏来代替对艺术品的客观评价，不能以个人的趣味来代替客观的艺术评价，不能因为你不喜欢汪派，因而就否认它的艺术上的客观价值。卢那察尔斯基说过：“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从不把个人审美上的爱憎作为领导思想。”
这就是说，不能用自己对某些艺术品（或流派）的爱好，来代替对整个艺术品的科学评价。
你不必因为在理性上必须承认其他流派的优点而放弃自己的特殊的趣味，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特殊爱好而在理论上否定其他一切流派。
当然，事实上我们在艺术批评时很难完全避免偏见，但我们却努力避免偏见，这就是说，在艺术批评中，原则上是不容许偏见存在的；但在艺术欣赏中则在原则上容许偏爱的存在。
我们看到，提倡各艺术流派的自由竞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在欣赏兴趣上的多样性，同时在科学上又肯定各艺术流派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一花独放”是错误的，这实质上是用个人的特殊的趣味来代替对其他艺术流派的科学的、客观的评价。
于是，我们看到，京剧之所以有各种艺术流派，在人的欣赏要求上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