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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哲学思想（前苏格拉底时期）涉及到欧洲哲学思想的最远古的起源，涉及到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中孕育着这些思想，涉及到这些思想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和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一样，深入地研究古代希腊哲学产生、发展的社会根源是饶有兴趣而又十分困难的。我们所能掌握的古代社会历史材料还不足以清楚地揭示它们与古代各哲学派别之间的直接的联系，古代社会历史材料和古代思想材料同样都比较零碎，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如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早期希腊哲学学派的发源地都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联盟中的某些城邦（如米利都、萨摩斯、科罗丰等），可是关于这些城邦的早期社会状况，我们只有极少的知识，这样，当我们研究早期这些地区哲学学派的社会基础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些城邦的母邦——雅典的社会作为一个范例来研究，以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特点；至于更细致的研究，只能留待以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了。
我们都知道，哲学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因而，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哲学是对世界的本质的把握，它要在大量的经验的基础上，掌握最普遍、最本质的规律，因而需要思考；而在古代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哲学又需要有闲阶级的出现，即有一部分人脱离当时是十分艰苦的生产劳动，以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才有可能产生哲学学派，而这部分人则必定要靠大多数人的劳动来养活，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奴隶社会的产生，第一次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
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
不仅如此，哲学是世界观，是思想体系，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它要在纷繁变化的现象中找出最普遍必然的规律，找出世界发展的第一性的决定因素，因而它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此它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一种社会条件，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并鼓励自由辩论，保护与传统的和流行的思想不同甚至对立的新思想表现和传播的权利。没有这一条，哲学不但不可能繁荣，甚至不能产生。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哲学要从原始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需要社会的和政治的保护。米利都学派物质始基的科学精神要从奥尔弗斯神秘主义、荷马与赫西俄的神话宇宙观下挣脱出来，需要一个保护这种学说的制度，以免被传统吞噬。
当我们研究这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材料和思想材料、沉浸于构想当时社会状况的具体画面时，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哲学学派的发展是与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分不开的。我们所深切地感觉到的是：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在这个制度下，在某个特定时期固然也有哲学家被判放逐（如阿那克萨哥拉）甚至被判处死（如智者普罗底柯斯），但总的来说，各个学派在思想上都还是找到了相对的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
于是我们看到，古代希腊成为欧洲哲学的摇篮、人类文化的骄傲，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的。而雅典及其影响下的小亚细亚各城邦成为早期希腊哲学的中心，也不是偶然的。同样是奴隶制，在军事上、社会组织及爱国观念
上强于（至少不弱于）雅典的斯巴达，却在思想文化上黯然失色，当然也是与具体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
于是，以雅典社会作为范例，对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发展作一些科学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个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和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其意义就不仅是交待本书所涉及的时代背景问题了。
1.古代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梭伦改革
古代希腊（雅典）如何由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如何由荷马的英雄时代过渡到雅典奴隶制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利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材料线索，作了精辟的、科学的分析。
古代希腊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北方的亚该亚——爱奥利斯（Achaea——Aeolian）集团组成（包括帖撤利亚、比奥细亚、亚加狄亚、列斯堡及小亚细亚爱奥利斯区）；一部分是东方的伊奥尼亚（Ionian）集团组成（包括阿提刻、爱琴海大部分岛和小亚细亚中部地区）；一部分是南方的多利亚（Dorian）集团（包括科林斯、斯巴达、阿果斯、麦加拉）。而其中主要是东方的雅典、北方的梯比斯、南方的斯巴达和阿果斯四个城邦。这些城邦的出现，氏族贵族已经逐渐转化为奴隶主，军事民主时期的王（βασιλԑύς）和民众会、长老会已经逐渐变成奴隶主国家机器。
希腊各城邦在形成自己的城邦奴隶国家时，都经历着各自的道路，有着各自的特点。我们看到，在这方面，雅典与斯巴达一开始就有着历史性的区别。斯巴达城邦是由于多利亚人入侵拉哥尼亚（Laconia）平原而形成，入侵者把原居民——希洛人（Helots）制伏为奴隶，而雅典城邦的奴隶的来源则是靠战争或海盗抢劫来的外国人。在雅典的土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远古传说中提秀斯（Theseus）时期的伊奥尼亚人。雅典的海上优势，便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外来的奴隶；而斯巴达则处于一种封闭的状况下，在榨取、奴役希洛人的同时，内部亦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许能够说明在雅典便于实行奴隶主民主制的历史原因。
所谓“民主”，本来是原始氏族公社内部的一种令人神往的普遍的传统，但是在那种生产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所以那种“民主”又远非理想的。恩格斯曾经指出：
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即原始的王——引者）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我们在研究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和发展时，处处都感觉到雅典人要力图维护、发展这种公民内部的“自然的民主制”，而要做到这一点，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外部的奴隶的劳动则是绝对不可少的。
如果提秀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那末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确立的关键则在于梭伦（Solon）改革，而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哲学创始人泰利士（Thales）正是梭伦的同时代人，二人同时都被归于古代希腊的“七贤”之列。
梭伦改革的内容很多，其主要精神在于确立奴隶主私有制和调整公民内部的关系，不使两极过于分化，而在奴隶主私有制的许可下维护本部族表面的公民内部的“民主”。
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集中和贫富的分化不仅是氏族公民与奴隶之间的问题，由于在起初奴隶本是一无所有，所以所谓分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公民内部。这种分化在当时固然是不可避免的，是私有制确立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要作一定的调整。梭伦的改革也就是要适应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梭伦于公元前594年执政后，推行各种改革，以进一步摧毁氏族公社的经济制度。他的主要措施是在立法上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并承认私有财产的继承自由。我们知道，在氏族公社内部，财产完全归氏族公有，个人的用具（包括劳动工具）在本人死后不是随着殉葬，就是由公社重新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财富增多，出现了长子继承权，但在无子续的情况下，仍然归公。到了梭伦的时代，彻底取消了个人财产死后归氏族所有的传统，而以死者生前遗嘱决定个人财产的归宿。正如摩尔根说的：“当梭伦许可财产的所有者，如果在没有子女时，得依据他的遗嘱处分其财产时，这可以说，梭伦对于氏族的财产权给予了第一次的侵犯。”
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斯巴达，为了使财产不流入外族，对未婚女继承人的财产，只有王才有权指定继承人
。对比之下，雅典梭伦的制度更加进一步保证了私有财产的权利，从而更多地破坏了氏族的权利。
与此同时，梭伦还把公民以财产收入划分四个等级，赋予各等级不同的权利。第一等为收入在500麦斗（每麦斗合52.3公升）者，第二等为300麦斗者，第三等为200麦斗，第四等为200麦斗以下的“雇工”。第一、二等可以担任高级官吏，第三等可作低级官吏，第四等则无权作官。从此以后，贵族门第只有传统意义的“光荣”，而这种“光荣”只有在与财产收入结合起来时才具有政治意义；贵族后裔的政治特权被取消，而代之以财产多寡决定等级。
财产的继承自由，保证了贵族大户不致因家长死亡而家道衰落，财产的等级制又保障了在行商航海中发财的新兴富户的政治权利，这在当时对贵族的特权是一种有力的抑制，而对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则是一种鼓励。
抑制贵族特权的另一个办法是取消债务，限制土地过于集中。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见梭伦当年宣布废除债务令（所谓“解负令”，Seisacktheia，σԑισάχθԑια）时引起的欢呼雀跃，因为放高利贷是贵族剥削一般公民、使某些公民沦为奴隶的主要办法。
研究一下这种用行政命令取消债务的办法竟然得以实行是很有意义的。这一办法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解脱相当的债户，扩大公民人数，取得多数公民的拥护。同时，它也还带有维护本族公民“自然民主制”的传统的力量，因而具备了实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与取消债务相应的还有两条措施，一条是由城邦出钱赎回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隶的雅典人，一条是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债务抵押。这些措施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护原有公民的自由权力，不使本族人沦为奴隶。不仅如此，梭伦的改革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人数，其办法是奖励外邦的有技术的工匠定居雅典，不仅给予保护，而且给予公民权。这一切，当然是适应当时发展生产所需要的。
恩格斯在谈到梭伦取消债务令时把它与法国大革命时的措施相比，他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
其意义是：“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
，而奴隶的来源是外部的，因而剥削奴隶和外邦是一致的。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其目的是“必须防止”“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
限制公民（自由民）内部的分化，保持、维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公民内部的“自然民主制”，这就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具体历史特点，也是它与包括斯巴达在内的一切贵族寡头制的区别所在。
2.希腊（雅典）民主制的建成、发展和巩固——克利斯提尼革命
梭伦改革体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基本精神，但它还需要在政治体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当然，梭伦在体制方面也有相应措施，如设立四百人的公民议事会，以四个部落作为选区，一、二、三等公民都可参加，设立全体公民都可参加的陪审法庭等，但有待于完善。标志着雅典民主制最终建成的是克利斯提尼（Clisthenes）的革命。
在雅典，从梭伦到克利斯提尼中间还有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僭主政治。这可以看作雅典民主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一段插曲。早期的所谓僭主，实际上大都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尤其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他对雅典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的。他给山区贫民发放贷款，鼓励农民耕作，颁行全国所得税，用经济办法增加国家收入，但却蠲免了一些最贫苦农民的赋税；他加强海军，发展黑海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文化教育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据说荷马史诗就是经他主持审定后成为当时的课本。他之所以被称为僭主，因为他不是通过公民大会的推举，而是用暴力夺取了权力。传说他把公民召集到市场上，扣留了各部族公民的武器，叫大家各守本分，国家的事信托给他
。用这种手段夺得的政权，使他建立了私人的卫队，为以后僭主专权开了先例。果然，他的儿子希庇阿斯日益骄横，终于被克利斯提尼赶走。
我们看到，最初只有在与民主制对比下才有僭主政制，这种政制在政治上是与民主政制的精神相对立的，而僭主具有“暴君”的意义，则是后来的事。
克利斯提尼执政时期，标志着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最终建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509年）才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
而这个时期，也正是萨诺芬尼（Xenophanes，公元前538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31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03年）的全盛时期。
克利斯提尼革命的重点，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进一步破坏氏族公社的残余，确立奴隶主民主制的传统。普罗塔克（Plutarchus）说，他“赶走了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结束了僭主的篡权，制定法律，建立一种政府的典范，使人民和谐而安全”
。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取消四个部落选区，把全国分为一百个村社（δῆμος）
，十个选区，以地籍代替了族籍。
克利斯提尼这一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最后摧毁了原始部落的存在，打破了原有部落的界限，一方面促进了全体公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传统的门阀力量
。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总结的，克利斯提尼“既成为大众领袖，第一步便把所有的居民划为十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来；有一句本是对那些想查问人民氏族的人说的成语，‘部落无分彼此’，便是由此而来的”
。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人数的增加，克利斯提尼把议事会由四百人扩大到五百人，而当时雅典有公民权的人数大概是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这样的比例，当然是能代表公民普遍意志的了。
雅典的“执政官九人团”本来是由原始的“王”衍变而来的比较分散的权力机构，分首席执政官（因以其名为年号，故一曰名年执政官），祭仪执政官（王），军事执政官以及六个司法官。为了进一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以扩大民主，限制、杜绝僭主政制，克利斯提尼还另设十将军（司令官）制，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任期一年，轮流统率军队。执政官不得连任，军事长官则可以连任。
这样，本来已经分散的权力，就更进一步掌握在较多的人手里了。
雅典的一切官员，或抽签任用，或举手表决，或鼓噪通过，都不得以暴力独揽大权。以暴力专权者，是为僭主，是与雅典的民主精神不符合的，亦即与雅典极力想在奴隶制许可下保存的一点点“自然民主制”传统精神不符合的。为了防止僭主篡权，克利斯提尼建立了“贝壳放逐法”
，每年春季召开公民大会，决定有无该放逐之人，如有，在牡蛎壳或陶片上写下名字，超过六千票，则放逐十年后才能回来。这样，雅典就在一个小范围内，维护了公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恩格斯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历史时指出：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
3.维护奴隶主民主制的第一战——波希战争
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接受了各个方面的挑战，不仅有内部的贵族派的斗争，而且受到外部侵略的威胁。就在毕达哥拉斯死时（公元前497年）已经酝酿着希腊与波斯的对立，五年后爆发了波斯对希腊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四十三年，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争的实质，从经济上说，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第一阶段波斯是侵略者，而第二阶段（从公元前479年开始）希腊则逐渐转化为侵略者。然而从政治原则上说，则是两种奴隶制的斗争，是奴隶制内部两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的民主制经受了考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黑格尔曾经这样概括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
东方的专制政体——联合在一个元首下的世界——为一方，分立的各个邦国——幅员和物力渺乎其小，但是受了自由个性所鼓舞——为另一方，面对面地在战场上相见。
黑格尔这个评价与当时古人的总结是完全一致的，希罗多德还在谈到波希战争之前就指出，雅典之所以选择民主制，就是看到专制并不使人在战争中勇敢，而个人的自由却鼓舞着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
战争的直接导因，往往是并不十分重要的；但波希战争的导因却颇有研究的价值。首先卷入战火的，正是这个时期大多数哲学家的故乡——小亚细亚沿海一带伊奥尼亚地区，而且说来很巧，第一个发难者竟是泰利士的故乡米利都。
伊奥尼亚联盟区本来是希腊的移民地区，由于交通等条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富庶程度，在一个时期内远远超过希腊本土，所以早期希腊哲学家大都出生在这个地带，也不是偶然的；但是随着波斯帝国势力的扩张，这些地区为波斯所统治，实行的是僭主政制，因此，在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就有两种政治力量进行争夺。波希战争由此导发，就非偶然的了。
波希战争最初的肇事者米利都的阿里斯泰哥拉（Aristagoras）是原米利都僭主希斯底阿斯（Histaeus）的内弟，希斯底阿斯因遭到波斯王的猜疑而反叛波斯，被伊奥尼亚总督处死；阿里斯泰哥拉也因没有完成波斯王的任务决定铤而走险，最初游说斯巴达，希望得到支持，遭到拒绝，后来到雅典当众演说，说服了与会的3万公民，支持他反对波斯统治，从而引起了希罗多德的一番感慨
。究竟阿里斯泰哥拉用什么理由说服雅典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反对波斯最初得不到斯巴达的支持而能得到雅典的支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意料中事。斯巴达闭关自守，与伊奥尼亚地区无利害关系，而雅典则靠海外通商，甚至粮食也要从国外海运，因而伊奥尼亚地区对雅典的安全是举足轻重的。不仅如此，雅典的支持不容忽视地还有其政治性质，而当公元前492年波斯入侵希腊本土时，战争就更带有保卫民主制的政治意义了。
当希腊本土面临着侵略的威胁时，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全体希腊民族表现的英雄抗战的气概是历史的纪念碑。这场战争以希腊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战争的第一阶段以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湾三大战役体现了希腊人民的英勇和机智，创立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正是在这场战争的烈火中，雅典的民主制不仅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得到了发展壮大，波斯被迫承认小亚细亚各邦的独立，放弃争夺爱琴海的霸权；提洛同盟的建立，使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得到经济上的保证，促进了雅典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的昌盛，迎接了雅典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4.早期希腊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
从梭伦改革到波希战争结束这个阶段，几乎出现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大部分主要学派，当阿那克萨哥拉50岁离开雅典时，距离波希战争最后结束还有一年。雅典派遣贵族派领袖客蒙（Cimon）的妹婿、雅典富豪卡里阿斯（Callias）到波斯缔结和约是公元前449年，而在此前一年阿那克萨哥拉离开雅典；甚至早期智者主要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Gorgias）的全盛期也是在这个时期，而伯利克里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公元前469年）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与早期希腊经济从原始氏族公社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相适应，早期希腊思想主要的任务也是要从原始宗教迷信的束得下解脱出来，哲学要从宗教意识中摆脱出来，提倡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以促进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在这个总的思想趋势下，我们看到，早期希腊哲学是和自然科学、宇宙论问题分不开的，所以被称作“自然哲学”。
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物质始基”说，正是与宗教迷信对立的产物。这样一种现在看来过于幼稚的理论，在当时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异端邪说”。
产生这种学说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当人们的生活资料极其微薄，生活在飘摇不定的自然威胁中时，自然力量只能是一种异己的宗教的力量，原始人类的各种自然崇拜（如“水崇拜”、“巨石崇拜”等）就反映了这个阶段的生产水平；只有在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小部分有闲阶级，这部分人可以不直接去改造自然，而生活却靠直接改造自然的人——奴隶来维持的时候，自然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而哲学才能从宗教意识中脱颖而出。这样，在古代希腊，最初的哲学学派出现在比较富庶的小亚细亚移民区，不是偶然的。希腊的东部移民区发展得较早，西部移民区发展得稍晚。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与米利都对立的一个学派，就是在西部南意大利建立起来的，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毕达哥拉斯原本也是伊奥尼亚萨摩斯（Samos）岛人，后来在南意大利的富埠克罗敦（Croton）建立了一个学术团体，成为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
这两个学派的具体产生过程，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够说清楚，特别是泰利士和毕达哥拉斯本人竟然没有一点直接的原始材料，更增加了我们研究的困难。
在对比地研究这两个学派时，我们感到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应该承认，总的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受东方和埃及宗教思想影响较多，政治上较保守，甚至还组织秘密宗教社团，据说连克罗敦的一般老百姓都反对他们；而米利都学派固然也有“物活论”自然宗教的影响，但在哲学上科学精神较多，希腊本身的思想较多，受外来宗教迷信思想影响较少，政治上更加倾向于民主等，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自从第欧根尼 · 拉修斯（Diogenes Laërtius）提出古代哲学的两大派别的系统
以来，虽然对这种区别有各种解释，但这种区别的存在是公认的。
但是我们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与米利都学派的区别基本上还是奴隶主思想内部之间的区别，是奴隶主哲学学派内部之间的区别，正如当时奴隶主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奴隶主内部、公民内部的矛盾一样，是在不同的政治倾向上同样代表了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斯巴达的贵族寡头与雅典的民主是对立的，但面临着同样都要由自由民沦为波斯的奴隶时，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联合起来战斗，共同保卫自己的自由独立的决心也曾经是坚定的。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南意大利学派对“物质始基”说的态度如何。南意大利学派是不同意米利都学派“物质始基”的具体说法，自己另搞一套，还是从根本上完全否定“物质始基”，提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来对立？
我们感到，精神与物质这样一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的，但人们对这对矛盾的认识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古代的自然崇拜、神话传说，已经孕育着精神与物质分裂的萌芽，但自然是被精神化了的，精神同时也被想象有物质的某些特性（如极细小的微粒等等），在这样的阶段，要设想南意大利派已经提出一个与物质完全对立的“精神实体”，是要费一番论证的工夫的。毕达哥拉斯强调“数”是人所共知的，但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数”究竟是“始基”本身，还是只是“始基”的特性？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数”究竟是神秘的精神实体，还是物质世界的朴素的数量关系？由于缺乏毕达哥拉斯本人的材料，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只能是一种推测。但我们感到，如果联系到当时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材料短缺的情况下，作一些推测也还是允许的。
我们认为，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者毕达哥拉斯很可能并不否认“物质始基”的学说，而是对具体的始基物质有与米利都学派不同的看法。他的所谓“数”，并不一定是独立的实体，而是“始基”的本质属性。这个对立的始基物质，很可能就是后来希帕索斯（Hippasus）和赫拉克利特的“火”。
这样，在早期希腊哲学的最初形态中，我们就有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是主张“水”为万物始基、强调“始基”为“无定形性”的米利都学派；一是主张“火”为万物始基、强调“始基”的数量关系（“有定形性”、“逻各斯”）的南意大利学派。“水”“火”的对立，“无定形性”与“逻各斯”、“数”的对立，构成了这两大哲学学派对立的基本内容。属于米利都这个系统的有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曼尼（Anaximenes）、阿那克萨哥拉等；属于南意大利学派的有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Parmenides）、芝诺（Zeno of Elea）、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等。
两派之间当然有互相渗透、互相吸收的地方，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这样一些大哲学家，具有承前启后的综合的作用，但只有经过智者学派的充分发展，古代希腊哲学才在古代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出现了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以及以后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样划时代的哲学家。
尽管这些哲学家中有些人在政治主张上倾向于贵族寡头制，但这些学派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却只有民主制给它提供社会条件。民主制既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鼓励了戏剧文学、工艺等文化的发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鼓励哲学派自由辩论。
雅典在发展奴隶主民主制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终于显示了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优越性。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雅典在波希战争后期和结束后，迅速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在人类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为历代史家缅怀追忆的时代。伯利克里统治时期的雅典，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学术文化昌盛，可谓百川汇流，万紫千红，为希腊精英荟萃之地。哲学上继阿那克萨哥拉之后，出现了智者们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个时代是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代，它为哲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利克里时代，诡辩学派（又译为“智者学派”——引者）、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既否认“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当代各种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1.伯利克里时代的政治革新
波希战争后期，雅典内部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已经十分尖锐，但是在雅典，民主派始终占据传统的优势。虽然与伯利克里同时的民主派领袖厄庇尔特（Ephialtes）被寡头派暗杀，但民主派在伯利克里领导下反倒得到更进一步的壮大发展。当时与伯利克里对立的寡头派领袖客蒙，虽然具有政治家的爱国品德和军事家的勇敢果断，但仍不免于失败，说明了民主制是深受雅典人民欢迎的政治制度。
与梭伦以来的民主制一样，伯利克里的政治理想仍然是极力维护并发展公民内部的自由和平等，使传统的氏族“自然的民主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内容。
在政治上，政府各级官吏向一切公民开放，为了使贫苦的公民同样可以担任公职，伯利克里实行了公职津贴，虽然事实上贫苦的公民不太可能因为一点点津贴
而放弃多日的工作，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一种鼓励。这个措施本身，对贵族豪门的特权就是一种抑制。
按照梭伦的法律，执政官在任满之后，经过审查，认为在职期间为官清正，则终身进入阿雷奥帕格斯（Areopagus）法庭
。这个法庭原是处理公民之间刑事诉讼的地方，因梭伦使任满的执政官进入该处，以致这个法庭的权力日益扩大。特别是波希战争期间，原来由克利斯提尼设立旨在抑制执政官权力的司令官（将军）征战在外，阿雷奥帕格斯事实上几乎成了像斯巴达元老院那种性质的政权机关
。这个机关，遭到了以厄庇尔特为首的民主派的猛力攻击，最后终于在伯利克里领导下，另立公民陪审法庭，削弱阿雷奥帕格斯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曾经这样描述这个过程：“自波斯战争后十七年来，宪法一直受到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即阿雷奥帕格斯议会）的控制，虽则它也逐渐经过修改。但是，随着大众力量的增强，索缚尼得斯之子厄斐阿尔忒斯（即厄庇尔特）既当了人民领袖，且在政治上享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便来攻击这个议会了。”
这个元老院式的议会，果然被削弱了，它又恢复到它最初拥有的基本权力：审理谋杀等少数案件，而制定法律、解释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则归于公民陪审法庭。
为了尽可能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伯利克里进一步把政府各种权力分散，因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政府机构。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它却无权制定法律条文，它颁布的命令是否合法，因而是否有效，要由陪审法庭来判定；每天公开聚会的五百人的议事会（当然不一定到齐）只不过是把公民大会的决定、命令初步地合法化，并处理全部的财政问题。这样，伯利克里事实上把各种权力进一步分散化，形成分权的制度
，这当然是民主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正如黑格尔说的，“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
，伯利克里正是这个时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伯利克里以自己的公正、廉洁和民主的作风在雅典公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他的威望又是建立在为当时雅典公民谋福利的现实基础上的。我们看到，他的政治家的品格，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氏族公社王者的大公无私的优良传统，这和雅典民主制的整个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雅典从梭伦开始的政治特点就是一方面在经济上破坏氏族公有制、发展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却努力保持氏族公社的优秀传统，维护公民内部的自由平等，发扬古代王者遗风。我们记得，即使被称作“僭主”的庇西特拉图，居然有人敢控告他犯有谋杀罪，而他竟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
。伯利克里为了对付政敌的攻击，也常常应付诉讼方面的问题。他的朋友雕塑家费底亚斯（Phidias）、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都因政治原因受到控告，甚至他的情妇也难免寡头派的诬陷，迫使伯利克里亲自出庭为她辩护，居然声泪俱下，以致法官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
。
伯利克里执政后对自己财产的处理也是很典型的。根据普罗塔克的记载，他执政以后下令对他自己祖传的庄园既不要完全不管，也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
。在执政期间，伯利克里始终恪守雅典执政者廉洁奉公的优秀传统，使其政敌在这方面没有空子可钻。修昔底斯（Thucydides）在分析伯利克里之所以能说服雅典人坚持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时说道：
其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伯利克里的地位，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
这段话，在古代曾经引起普罗塔克的议论，认为修昔底斯的意思是指伯利克里的政府表面上民主事实上仍是贵族政府，是一个伟人拥有最高权力，而普罗塔克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恰恰相反，认为伯利克里过于迁就雅典公民，把他们惯坏了
。我们看到，事实上修昔底斯这里对伯利克里的评价还是比较全面的。伟人与民主并不矛盾。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保持了领袖与群众的传统的、朴素的一致性，在伯利克里执政的十五年期间，只有一年隐退，足见他威信之高。伯利克里借以维持权力的并不是暴力，而是“说理”，凭借着公民意志。这一点，修昔底斯为我们保存的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足以证明他是如何运用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寡头派曾经千方百计地置伯利克里于法律制裁，他们曾借以同盟经费装饰雅典一事要求实行放逐法，并于公元前444年正式举行表决，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遭到放逐的却是当时寡头派领袖米里西阿的儿子修西德斯（与历史家修昔底斯同名）
。
2.伯利克里时代的文化建设
民主制对科学文化繁荣的优越性在伯利克里时期得到充分的显示，由梭伦开创、庇西特拉图促进的雅典文化传统，被伯利克里发扬光大。
伯利克里自己热爱科学文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根据历史记载，他曾经拜各式各样的学者为师，广交各种人才。其中，有著名的爱利亚哲学学派的中坚人物芝诺作他的老师，有阿那克萨哥拉这样的大哲学家作他的老师和亲密的朋友，早期智者学派创始人普罗塔哥拉斯曾与他彻夜讨论法律问题，负责雅典城市建设的雕塑家费底亚斯是他的至友，在这个雕塑家的领导下，雅典城被装饰得如花似锦。从如今保存下来的雅典卫城帕赛翁（Pantheon）（雅典娜）庙的废墟，我们依稀可见当时的雄伟庄严的气派。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不久以前，雅典城遭到波希战争的洗劫，曾经是一片废墟，伯利克里以15年时间把雅典城建设为欧洲文化中心，自然会得到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当时希腊的自然科学已经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家，而古代自然哲学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则直接教育了伯利克里本人。普罗塔克记载了一段轶事，说有一次伯利克里即将出征时遇到了日蚀，将士们惊慌失措，而他却十分冷静。他令大家用袖子挡住眼睛，问看到什么没有，从而说明日蚀只不过遮住的部分比衣袖大而已
。这个轶事，放在阿那克萨哥拉的学生身上，是很合适的。
在谈到伯利克里时代的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道著名的“观剧津贴”令。为了鼓励公民（特别是贫苦公民）观看一年两度的戏剧节，伯利克里发令补贴因观剧耽误工作的部分损失。参加戏剧节日，是古代氏族公社节日联欢的遗风，在当时可能还有一定的宗教传统的意味（特别是喜剧），因而公民参加戏剧节日被认为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利。
在这样的鼓励、提倡下，我们知道，雅典的三大悲剧家，有两个是活跃在伯利克里时期的舞台上。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雅典的喜剧作家利用舞台评论时政，嬉笑怒骂，百无禁忌
。不错，梭伦曾经禁止过在喜剧舞台上点名讽刺雅典的公民，无非是风气太盛，稍加纠偏而已。伯利克里时期，当雅典与萨摩斯开战时，也曾禁演过喜剧，但不到两年就开禁了。说来也怪，喜剧家似乎天生就要挑时政的毛病，甚至点名批评当时的领导人，伯利克里本人当然是讽刺的主要目标之一。据说老喜剧家克拉提诺（Cratinus）在《色雷斯妇女》一剧中就丑化了伯利克里——因头部比例失调而总是戴着头盔
，甚至在伯利克里死后，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es）还咬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是伯利克里的情妇和费底亚斯的贪污
。
我们看到，伯利克里不仅没有被骂怕、骂倒，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还要津贴公民去观看骂自己的戏。希腊雅典的公民有着自由发表意见的传统，他们听惯了各种正反的意见，善于分辨是非，并不因戏剧的鼓动就离心离德。伯利克里的威望只有因容许反面意见发表而得到提高。据记载，伯利克里在病魔缠身、生命垂危时，曾因他并未迫害任何政敌而自豪，这个自白无疑是真实的。他与客蒙的分歧是政治理想的分歧，并无个人恩怨，当客蒙为表白自己出色地与斯巴达人战斗后，伯利克里立即撤消了对他的放逐令，并歌颂他的英勇事迹。我们应该感谢这位颇具古风（具有古代氏族公社的优秀传统）的王者，由于他的民主政策和个人的民主精神，使各种文化艺术得以保存发扬。试想如果当时采取行政暴力手段，禁演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也许我们现在就不知阿里斯多芬为何许人了。
3.伯利克里时代的哲学——智者学派的兴起
智者学派是伯利克里时代的哲学上的镜子。古代自然哲学家以科学精神武装了从梭伦以来的雅典民主制整个时代，到伯利克里时期，除了这种科学精神以外，还有智者学派所鼓吹的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从科学精神到这种政治上、道德上独立精神的过渡环节，则是留基波（Leucippus）、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独立的、物质的原子，运用到社会中，也就是人格的、个人的独立。雅典民主制下的公民，就像一个个原子一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以独立、自由的身份参加到这个社会中来，从而永远保持自己的个人的独立性。这就是早期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所鼓吹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社会实质。
随着古代民主政制的发展，无论米利都学派或南意大利学派都经历了一个由一元论到多元论的发展过程。南意大利学派是被认为最富有多元论精神的，因为毕达哥拉斯的“数”是“多”，但“一”与“多”的问题他们仍然要想统一起来，而巴门尼德就常常被人理解为完全否定“多”而坚持一元本体论的哲学家。早期米利都学派总想找出一个最原始的物质来生化万物，到后来也发展成为阿那克萨哥拉的多元的“种子”。
多元论常常因为哲学的彻底性、体系性不够而缺乏理论的吸引力，所以后来竟有人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一元论者。这种议论当然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也许与人们想象的（那种意见只能是从想象出发的）恰恰相反，人类思想史上启蒙的思想家往往都带有多元论或二元论倾向，特别是这种启蒙思想带有较多的不彻底性时，更是如此。启蒙思想在最初与传统思想对比起来，力量上是比较弱小的，因此它往往不能一下子与传统完全决裂，这样，在它的思想体系中，常常就会掺杂着多种因素，以一种新的、变革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看到现实事物的复杂性。这样的思想，承前启后，很富有启发性。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从意大利人文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我们也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在哲学上的特点。在英国有主张“双重真理”的培根，在法国有主张心物二元论的笛卡儿，在德国有主张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系列的康德，当然，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上堪称伟大的哲学家。
智者学派被称作古代希腊哲学的启蒙主义，与一切启蒙主义一样，它们有着明显的思想解放作用。智者学派鼓吹感觉主义，宣称“人为万物的尺度”，这种哲理的背景，正是在公民大会上、陪审法庭上人们慷慨陈词、唇枪舌剑场面的理论写照。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就看你如何把你自己的意见组织得令人信服，这就是修辞学、辩论学的技巧。这种学问，不问论辩内容，只注意逻辑、语言形式，注意推理的力量，经过修辞学、辩论学加工，可以使弱道理变强，使人信服，而在雅典，只有让人信服，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不能靠暴力或命令强制执行。修昔底斯为我们保留的伯利克里的几次演说辞，是早期智者精神的具体应用，是那个时代思想方式的范例。我们看到，伯利克里在说服雅典公民坚持作战时，是很有技巧的。当然，他的演说辞仍然是对客观实际的认真的分析，把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作了细致入微的客观分析，与后来的诡辩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会与以后克里翁（Cleon）蛊惑性的叫嚣有原则的区别。但他强调如不击败斯巴达，雅典人就会沦为奴隶，未免夸大其辞，事实上雅典败后，雅典人民并未成为奴隶
。也许，这就是所谓使弱道理变强道理的表现吧。
智者学派在当时是一个新的学派，它是古代希腊民主制的产儿，他们还是当时第一批职业的教育家，这和近代启蒙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很有相似之处。联系到当时雅典的各种“津贴”，联系到当时货币经济的发展
，那末智者们收费教学，也就无甚奇怪了。
同样，智者学派的发展、衰落和雅典民主制的发展、衰落也是完全相应的。“人民领袖”发展成“人民的煽动者”、“蛊惑者”，会议上的雄辩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诡辩，个人的自由、独立成为各行其是，最终为莫衷一是；早期智者的健全理智成了文字游戏甚至装腔作势、强词夺理，这一切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里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在雅典民主制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强盛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帝国，在智者学派的“混乱”中，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极盛时期。这一段历史发展的经验，是应该认真加以总结的。
4.保卫民主制的第二次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
波希战争以雅典的胜利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告终，偏爱古代民主制的学者们在惋惜之余只能找出造成失败的外在的某些理由，而不能透过这些原因看出这场战争的必然趋势正在于雅典政制本身。
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雅典和斯巴达双方争夺希腊霸权引起，从政治上说，双方都要把自己的政制推行于全希腊，因此也可以说，是奴隶主两种政制之争，是民主制与寡头制之争。正如伯利克里在回答斯巴达求和使节公民辩论会上所说的：“我们愿意允许我们的同盟国独立，只要它们在订立和约的时候已经是独立了的，同时斯巴达人也要允许它们自己的同盟国独立，允许他们各自有它自己所愿意有的那种政府，而不是那种服从斯巴达利益的政府。”
然而，这场战争，对希腊的普通人民来说，包括雅典人民来说，简直是一场浩劫，其情况与波希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
波希战争后，雅典的海上霸权大大扩展，波斯的威胁已经消除，为了维持和发展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其主要任务就是要争夺自己在希腊的霸权，而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主要的障碍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伯利克里清醒地估计到了雅典及其提洛同盟的力量，他的野心是有限的，他曾经制止了人们想入侵埃及、波斯的打算
，但当萨摩斯反叛雅典时，我们的英雄亲率大军与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梅里索斯（Melissus）决战。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却给雅典人民带来了灾难。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伯利克里企图利用雅典的海上优势，撤出城郊，固守城市，以海军供养城市居民，以海上的优势来消灭斯巴达的有生力量。然而就在这一年，雅典发生了大瘟疫，由于人口从郊区密集于城市，助长了瘟疫的传染，人们把责任归于伯利克里身上，以致他第二年未能当选将军。但是雅典要坚持它的民主制，那末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指挥这个战争的最合适的人正是伯利克里，因此不久他又重新执政，但执政不久，他本人也因瘟疫而死于公元前429年。
伯利克里死后，这场战争并未结束，因为打这场战争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派的既定方针，是他们的利害所在，因此这场战争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为止。
伯罗奔尼撒战争说明了雅典民主制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这场战争是雅典民主制衰落的必然结果，而又反过来加速了雅典民主制的衰亡。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人们可以歌颂古代雅典民主制曾经出现过的一度的繁荣昌盛，但是古代奴隶主的民主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同样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战争则是加速这个矛盾发展的催化剂。战争的失败，固然有其军事上、民族感情上
等等原因，但这些外在的原因，总不能满意地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曾经如此繁荣昌盛的雅典，这个称霸海上的雅典，这个曾经充满了创造的活力、意气风发的雅典，会败在那样死气沉沉、专制独裁、“落后保守”的斯巴达手里。
也许我们从雅典民主制本身的演变能找到比较更进一步的答案。
自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曾经是雅典繁荣昌盛的原因，但曾使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学者神往的这种古代民主制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而是变化着的人类历史某个阶段的现实。
即使在我们缅怀雅典昔日的昌盛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雅典的民主制是从古代氏族制度演化出来的奴隶制。雅典民主制的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奴隶制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维持、发展氏族内部的自由、平等，从而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使这个社会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
。这就是说，雅典公民的自由权是用奴隶的劳动来维持的，一旦奴隶的反抗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雅典政权又松懈到不能镇压这种反抗以强迫奴隶从事生产的时候，雅典的奴隶制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1.雅典自由民作为一个特权阶层
我们已经说过，雅典的民主制是从氏族公社脱颖而来，它一方面在经济上破坏氏族公有制，建立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私有制，另一方面还要在政治上维持氏族公社内部的“自然民主权利”，这是雅典政制之所以成为奴隶主民主制的一个历史特点。但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私有制的出现，必然使一部分财产占有者不劳而获，亦即必然使一部分人成为剥削者，大部分人沦为被剥削者。这在古代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分化。这样，雅典自由民努力维持氏族成员内部的公民平等、自由，想方设法来调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抑制豪门大族，照顾贫苦公民，甚至取消债务、减免租税，竭力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但却抛弃了古代氏族社会人人劳动的最重要的传统；雅典民主制想方设法维持公民的权利，多设官职、分散权力、还政于民，使人人得以参与政治生活，但却剥夺了自由民的劳动权利；雅典民主制想方设法使公民克尽义务，课富豪以重税，国家困难时动员富人捐赠财产，特别是公民作为一个战士，无论贵贱在战时都要奋勇作战，但却免除了公民从事生产劳动的根本义务。雅典公民可以保持并发展氏族公社这样、那样的特点，但“参加生产劳动”这一基本特点，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则一去不复返了。
自由民脱离了在当时是十分艰苦的生产劳动，以便有“闲暇”来从事科学、文化事业，这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从此开创了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但这个时代是以阶级对立为前提的，即这一部分人的生活，是依赖于剥削多数人的艰苦劳动来维持的。
于是，雅典公民的自由，包括他们从事科学文化的自由在内，在古代是一种特权。雅典的公民在当时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
雅典的公民人数，从梭伦以来，逐渐有所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是梭伦曾经鼓励外邦有技术的工匠定居雅典，给以公民权。雅典奴隶的数目，历来学者们没有定论，大体的倾向认为雅典奴隶的数目偏少，因为雅典奴隶大部分用于工矿、手工业及家庭，而用于农业的很少，这是因为这部分的供养主要靠剥削外邦的缘故，但即使如此，却丝毫也不影响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基本事实。
这样，雅典的公民既然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就不可能占大多数，这就是为什么伯利克里那样富有民主精神的领袖，却下令削减、控制公民人数的原因。据记载，公元前451年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这样于公元前441年进行甄别，雅典有近五千户被剥夺了公民权
。对公民人数的削减和限制，充分说明了这个特权阶层是不能过分庞大的，当时的微弱的生产力养不活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如此美好的公民自由、权利平等，已经由古代全体人民的“自然民主”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民主”，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高唱民主自由，当然是难以持久的。
2.提洛同盟与雅典海上霸权
自由民既然靠奴隶养活，那末奴隶又从何而来？我们知道，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不同，斯巴达的奴隶是“推出去”的，而雅典的奴隶则是“拉进来”的，即斯巴达人是外来户，把本地土著希洛人化为奴隶，人数则较多，而雅典人靠战争俘虏和海盗掠劫，则人数较少，加之雅典农业薄弱，当时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则依靠外邦支援，这样，要养活雅典的这一帮“自由分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客观的、迫切的需要，也使雅典人在历史上发展了自己的特长。
首先是移民。当公民人数多得成为负担，而又没有理由剥夺其公民权时，就向外移民，这就是在古代欧洲，希腊雅典是最大宗主国的原因。直到伯利克里时代，在公元前453至前444年之间，雅典送出的移民不下五千人
。
其次是航海通商，利用海上的优势，展开商业剥削，这也是雅典商业、航海业发达的原因。
这样，我们看到，雅典自由民的生活来源就不仅是居于雅典境内的奴隶，还有地区广大的移民地区和在战争中形成的盟邦。
我们知道，为了抵御波斯的侵略，希腊成立了两个同盟，一个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一个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是在共同反对波斯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雅典人民协助当地人民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随着波希战争的结束，雅典海上的霸权野心受到了内部的经济要求的煽动，就加紧了对盟邦的剥削。为了平息盟邦的反抗，耗费了雅典的大量的精力，有些盟邦陆续退出同盟
，有的则公开反叛雅典。反叛者被伯利克里征服，沦为臣国。盟邦提供船只，而臣国则要贡税，但事实上后来盟邦与臣国亦无多大差别。盟邦内政方面的一切重大事务，如公民的处决、国内大宗开支等，都要由雅典政府来决定
。
更严重的压榨还是在经济方面。公元前454年，伯利克里把原来为共同对付波斯而设立在提洛岛的同盟金库移至雅典，这样，雅典就把这笔公共财产逐渐地据为己有。据说伯利克里就是挪用了这笔款项来资助雅典城的建设，虽然遭到反对，亦行之若素。
这样，雅典与各盟邦的关系就由过去一般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转变为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雅典在实质上就和波斯一样，成为一个海上帝国。很明显，要维持这种关系，要维持一个帝国，光靠商业经济的剥削已经不够，维持一个海上帝国的最根本的手段就只能指望暴力。这一点伯利克里看得一清二楚，他也要向雅典公民尽量灌输这种认识。他在向雅典人民的演说中把这个问题讲得很透：
虽然也许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伯利克里从自己执政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要维持雅典的民主制，也就是说，要维持雅典公民的特权，就必须掠夺殖民地和盟邦；雅典大帝国是雅典民主政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和理想，因此对待外邦和盟邦的政策，是雅典内部政制所决定了的，当时已无可选择。
然而外邦、盟邦自然是要反抗的。据记载，到公元前446年，雅典从盟邦、臣邦所得到的贡税已相当地减少了，大量的城邦或者退出同盟，或者不纳贡税。
在公元前450至前447年，雅典的贡税城邦约为190——200个，而在公元前446至前440年，则减为170个
。于是，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就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存在的唯一出路，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3.雅典自由民的贫困化
我们已经说过，雅典人没有当地土著以供驱使，雅典奴隶的来源主要靠战虏和掠劫，奴隶的人数相对地就比较少，再加上奴隶又不断大量逃跑，给雅典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许多学者都说雅典人对待奴隶比别处宽大，这并不是因为雅典的奴隶主一开始就比别处的奴隶主仁慈，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既然奴隶人数相对地较少，就不宜于执行绝对的高压政策，再加上雅典奴隶大都用于工矿、手工业甚至家庭，而少用于农业，这样，有技术的奴隶当然就能得到较好保护，因此雅典法律规定主人不得剥夺奴隶的生命，如果主人杀死奴隶也要负非谋杀罪的责任等等。这样一种政策，在雅典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雅典的奴隶主反倒真的带有先天的软弱性。
随着雅典社会的发展，雅典民主制既要维护全体自由民不事生产劳动的空头的民主、自由，就不免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一般自由民日益贫困，商业财富集中在外邦人手里，甚至某些奴隶特别是技术工匠的生活水平却高于自由民。
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一现象，把它提到了雅典民主制灭亡原因的高度，恩格斯说：
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为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象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
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公民的民主、自由，就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一种空洞的政治形式。他们平日无所事事，养成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而他们的胃里经常空空如也，这样一些公民，居然还要去打仗，称霸希腊，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由于这种致命的弱点，雅典昔日引以为豪的一切优点，到头来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金碧辉煌的雅典娜神庙、热闹的戏剧会演成为一种奢侈浪费，滔滔不绝的雄辩成为点缀自由民主、哗众取宠的空文，这一切，都加速了雅典政制的崩溃
。
雅典自由公民的困穷化，说明了雅典的奴隶主已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民主制徒具虚壳，难以为继了。
4.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伯利克里在他执政期间致力于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雅典的科学文化和建筑，在人类古代历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灿烂的纪念碑；但是在经济方面，相对地说，他的建树就比较少。
伯利克里既然只能在政治上维护这个雅典公民特权阶层，而无法制止财富的集中、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于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利就越来越缺乏实际的经济基础。长此以往，政治的民主也就成为空话。陪审法庭原本是体现雅典民主、抑制贵族的重要措施，但当公民忙于填饱肚子时，国家的这一点点津贴当然不起什么吸引作用，于是法官的重责落到了无事可做的老弱病残手里
，其威信可想而知。
雅典的民主制，从梭伦以来是靠各种办法（主要是行政的办法和传统的力量）来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公民内部不致两极分化得过于激烈，而将公民划成各种等级，以求各安其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分化是不可控制的。这样，雅典的民主制既不允许公民沦为奴隶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那末大批的自由公民就由原来的社会的主宰地位实际上转化为社会的累赘。社会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奴隶制要得到进一步巩固，必须消灭这个累赘，使政治的权利与经济的富裕一致起来；但消灭这个社会的累赘也就意味着消灭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本身。果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奴隶制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奴隶制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以来，经过整个罗马帝国延续、发展了很长一个时期。
雅典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奴隶制却继续存在。雅典黄金时代如此之短暂，也许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雅典的极盛时代也许并非奴隶制的极盛时代；雅典的民主制的要求与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毕竟有不适应的地方，雅典政制的灭亡才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要牺牲雅典的民主制，连同它的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内。
正是在雅典民主制面临这样的深刻矛盾的时候，古代希腊哲学结束了它的早期繁荣阶段，孕育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来临。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区分前后苏格拉底哲学的社会意义的。